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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维敏:古代巴蜀文学与文人的风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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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28日 01:40

《四川日报》2022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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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之地历来是文学家辈出之地,历来有“蜀多文士”“蜀人多能文”之谓,即使普通民众也有一定的文化与文学素养,文学,似乎已浸润在这片土地的血脉与基因里,虽然这个“文”,多指“辞章之学”,涵盖广泛,文学只是其中之一,但受巴蜀自然与人文环境所熏染,历代巴蜀文人学者皆擅诗词文赋,却是不争的事实,如汉赋大家司马相如、扬雄,唐代陈子昂、李白的诗歌,五代两蜀的花间词派,宋代三苏诗词文兼精,明代杨慎的著述宏富,清代张问陶的诗文、李调元的戏剧等,皆为各时代巴蜀文学的翘楚。论及巴蜀文学与文人的总体风貌和特色,可揆之以下三点:

神秘奇诡,迥异中原文化古代巴蜀僻处西南,山高水远、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使巴蜀文化具有一种“内生性”和“内源性”特点,迥异中原文化的温柔敦厚中正和平。蜀地是道教发源地,古蜀文化“好仙术”,古巴文化的显著特质是“尚巫鬼”,“重神仙”和“尚巫鬼”的民风民俗,使得巴蜀之地恍如“域外”之地,杜甫初入四川以中原人的文化眼光,看到四川的山川惊觉来到了异域世界,不由感叹“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巴蜀的民风习俗也让他感到怪诞神秘,“天路看殊俗,出入异中原”。

自然山川也成就了巴蜀文学的独特风貌,《华阳国志·蜀志》记:“(蜀)其卦值坤,故多斑采文章。”将巴蜀擅文学的特质与地理位置联系在一起,这一论点在历代文人笔下均有延伸表述,巴蜀山川赋予诗赋作品灵性、雄逸、瑰丽的色彩,巴蜀文人亦具有纵横恣肆、不拘礼法、自由洒脱的气质个性,追求一种与万物同体,自然同化的生命与文学境界。

巴蜀文学总体呈现出南北交融的特征清末巴蜀学人刘咸炘认为:“夫民生异俗,土气成风,扬州性轻则词丽,楚人音哀则骚工。徽、歙多商,故文士多密察于考据;常州临水,故经师亦摇荡其情衷,吾蜀介南北之间,折文质之中,抗三方而屹屹,独完气于鸿蒙。”四川在地理位置上介于南北之间,历史上南来北往的移民不断汇聚巴蜀,受地理区位和人文因素的影响,呈现出南北交融的文学审美特点,文风兼具北方的质与南方的文,文质彬彬,是文学审美的极高境界,巴蜀文人虽然论数量远不及江南、中原之地,但巴蜀却代有文宗出现,其创作水平总能达到时代的最高峰。

巴蜀文学的南北特征,在历代文人身上都有体现,如司马相如的赋,虽然极尽铺陈、言辞瑰丽,但曲中奏雅,难掩劝、讽之意;李白的诗歌,驰骋想象、浪漫飘逸,却掩饰不住抱负难以施展的苦闷与放浪;苏轼的诗文,既有佛、道的淡泊出尘、超迈洒脱,又无一刻不表露出对生命、百姓、家国的牵念与忧思;明代杨慎、赵贞吉的诗文,亦将巴蜀文人既自由洒脱又坚毅贞刚之气表露无遗。巴蜀文学中的南北特质,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

巴蜀文人以注重辞章且建树广泛著称历代巴蜀文人的创作,以诗文赋等传统文学样式为主流,司马相如、李白、苏轼分别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学赋、诗、词的最高成就。巴蜀文人专擅诗赋文的同时,也具有学问广博的特点,重视在实践和人情世事中体认和穷究天道性命之道。体现在学术和文学上,则追求用文字去描摹宇宙人生自然的无穷变化,在具体的文章、政治、道德中跟“道”融为一体。

巴蜀文人不喜用既定的道德规范、纲常伦理束缚思想行为,而是以率性自然、拙朴天真、当下即是的学问态度,通过日用寻常中的实践和博学审思,去与天地之道同声相应、同频共振,这种理念也将其诗文导向“自然”一途,学问导向“广博”一途。巴蜀历代均不乏百科全书式的文人,都是在文学之外,还专研经史、天文、地理、音乐、金石、律法、书法、绘画等学问。比如汉赋大家扬雄,于文学、经学、史学、训诂学等都研治精深;宋代文豪苏轼既在诗词文上独领风骚,同时也博综众学,在诸多领域均有杰出成就;自幼在蜀学中浸淫的元代文宗虞集,在文学、学术、水利、书画等领域均成就卓著;明代“三才子”之首的杨慎也以著述宏富、建树广泛名世。

(作者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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