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研究 理论研究

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

宋扬

2003年11月26日 09:45


    “文明”一词,在我国的古文献中最初见于《易经·文言》中“天下文明”。孔颖达疏:“有文章而光明也。”现今汉语中用它来翻译英语中的civilization一词,指人类社会进步的状态,与野蛮相对。摩尔根、恩格斯的社会发展史学说将“野蛮”分为“蒙昧”与“野蛮”两时期,和“文明”时期和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时期。人类从野蛮的高级阶段经过发明文字和利用文字记载语言创作而进入文明时期。文明的诞生是一种质变,一种飞跃。所以有人称它为在“新石器革命”之后的“都市革命”。
    现今学术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指人类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阶段。恩格斯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况”,在“这种社会中,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 (宫殿和官署)、经济(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 (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动的中心”。文字、城市、金属器和大型礼仪建筑的出现,是人类文明产生的基本要素。但是,在各个文明古国的早期文明起源中,往往这些文明要素是不可能同时产生的,从某一文明要素的出现到文明社会的形成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国是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国的古代文明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在各地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根据各地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内涵、分期年代,把这一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分为:1.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2.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3.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4.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5.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6.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等六大区系。并且认为“各大区系各有自己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而且区系间的关系也是相互影响。中原影响各地,各地也影响中原”。同时提出“中国文明的起源,恰似满天星斗,虽然,各地、各民族跨入文明门槛的步伐有先有后,同步或不同步,但都以自己特有的文明组成、丰富了中华文明,都是中华文明的缔造者”。参照文明的标志,从考古学的角度看,龙山文化时代的宝墩文化时期,成都平原已开始迈进了文明的门槛,殷商时期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已进入了文明的阶段,三星堆青铜文化即是古蜀文明的代表。
   
    二
    蜀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 《华阳国志·蜀志》云: “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汉代扬雄撰《蜀王本纪》说: “蜀之先称王者曰蚕丛、柏濩、鱼凫、开明,是时人萌椎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以上至蚕丛三万四千岁。”《史记·三代世表》索隐引《世本》也说:“蜀无姓,相承云黄帝后世子孙也。”这些材料虽有着浓郁的神话传说色彩,对蜀的世系也无法说清,但从这里也反映出蜀的历史是相当古老的。在已发现的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中,已有关于蜀和商王朝关系的记载。商末周初,古蜀国的武装参加了周武王伐纣的联军,立下了战功。后来因为同盟关系破裂,蜀与周交恶,以致被迫退回川西地区,长期闭关自守,和中原地区的联系中断。加之蜀地周围崇山峻岭,沟壑纵横,乃至造成后来在西周初期以后至春秋时期的长时间里,中原各国竟不知有蜀的局面,从而给早期的蜀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以至于后来唐代大诗人李白在其《蜀道难》诗中发出“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这样的感叹。
    但是,古蜀的历史也并非如《蜀王本纪》、《史记·三代世表》的记载和诗人《蜀道难》中所说的那样夸张和迷茫。早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石器时期,四川盆地就有了人类的足迹,这里的人们就和中原及各地有着经济文化的联系,这些历史事实,除了有文献的记载,同时也得到地下考古发掘材料的证明。
    自1929年在广汉县南兴镇三星村的月亮湾发现古蜀文化的大批玉石器以来,探索古代蜀文化的秘密就引起很多学者的极大兴趣。1933年冬到1934年春,华西大学博物馆的葛维汉和林名均教授对发现玉石器的月亮湾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出土包括石璧、石环、石斧、绿松石、料珠和大量的陶器残片计600余件。经过和中原出土的文物对比研究后认为,在广汉发现的玉石器的年代属“从铜石并用时代到周代初期”,并写信告诉了当时远在日本的郭沫若。郭沫若先生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回信祝贺并表示:“希望今后会有一系列的发掘以探索四川的史前史;包括民族、风俗以及他们与中国其它地区相接触的历史。……你们在汉州发现的器物,如玉壁、玉璋、玉圭均与华北、华中发现者相似。这是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的证明。‘蜀’这—名称曾先发现于商代的甲骨文,当周人克商时,蜀人曾经前往相助。此外,汉州的陶器也是属于早期的类型。你们认为汉州遗址的时代大约是西周初期的推测可能是正确的。如果将来四川其它的地方尚有发掘,它们将显示出此文化分布的区域,并提供更多的可靠的证据。”
    建国以后,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广汉月亮湾、三星堆进行了多次考古调查和发掘。1963年,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在月亮湾考古工地,指着鸭子河对岸的三星堆对参加发掘者说:“这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同时他和童恩正先生还对广汉出土玉石器窖藏的原因推测:月亮湾古遗址很可能是古蜀王杜宇氏的玉石器作坊。“根据我们解放后多次在广汉调查和试掘的情况来看,这里文化层的堆积很厚,范围也相当广泛。很可能此处原来是古代蜀国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而发现玉器的地点,即为其手工业作坊所在地,历年来出土的玉石成品、半成品和石坯,应该就是这个作坊的产物。但不知由于什么原因,这个作坊突然废弃,人们只能仓促将所有的产品埋藏起来,以后也就没有机会再来挖掘,所以保存至今”。后来的考古发现表明,冯汉骥、童恩正二位先生的预见是非常正确和极富有远见的。
    随着科学考古调查发掘工作的开展,文物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成都平原的成都及其附近的新都区(包括原新繁)、彭州市、广汉市以及平原周边的汉源、绵阳、阆中等地,发现了一批不同时期古蜀文化的遗址、窖藏、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玉石器、青铜器,对于古蜀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可靠的实物材料。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为探索古蜀文化的历史,四川省的文物考古工作者作出了艰辛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发现了许多位于成都平原的古蜀文化的重要遗迹和遗物,找到了三四千年前的众多文化遗存,发掘了广汉三星堆、十二桥、金沙村等一批重要古蜀文化遗址,揭示了“开国何茫然”的古代蜀国文化面貌。这些重要遗迹和遗物的发现和出土,对认识古蜀文化的形成,探索成都平原古蜀文明的起源,研究早期四川的历史情况,具有重要价值。
   
    三
    三星堆遗址位于成都平原北部,距成都北40公里、广汉市西8公里的南兴乡三星村、真武村一带。1980年代以来,四川省文管会等单位在此连续进行了八次正式发掘。广汉三星堆遗址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重要的一处古蜀文化遗址,分布面积达12平方公里以上,年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古蜀文化在此延续了近 2000年未曾间断,完整地反映了古蜀文化的发展过程,实为罕见。
    根据近年历次发掘的材料,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堆积情况大致可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的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绝对年代距今约4800~4000年,大约与中原龙山文化的年代相当;第二期的年代大致为夏代至商代早期,第三期的年代约相当于商代中期或略晚,二、三期的绝对年代约距今4000—3500年;第四期的年代约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延续时间较长,文化遗物完整地反映了古蜀文化的发展过程,从而弥补了古蜀文化研究的空白,为研究早期蜀文化找到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末周初的文化关系,使我们对古蜀文化的源流和发展过程有了较完整、清楚的认识和了解。 1986年,我省考古工作者在广汉三星堆的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重大收获。广汉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祀坑的发现,出土了青铜器、金器、玉石器、象牙、海贝等各类文物1700多件,其中仅青铜器就有913件。根据地层叠压、打破关系,出土文物的形制、时代特征分析,一号祭祀坑的时代为遗址年代的第三期偏晚,相当于商代中期;二号祭祀坑的年代为遗址年代的第四期早期,相当于商代晚期。
    三星堆遗址所代表的古蜀文明,按照城市的建立、青铜器的产生、大型礼仪建筑的设置、文字的出现是古代文明及早期国家产生的标志,它已经具备了人类社会从野蛮阶段进入文明阶段所需具备的诸多古代文明因素:已有城墙、民居、手工业作坊;已能铸造金属器和制造大批玉、石礼器;已有大型的礼仪中心(祭祀坑)等等。从总体上来看,至迟在殷商时期,三星堆遗址已进入具有高度发展水平的城市文明阶段,三星堆遗址发现的古城应该是这一时期古蜀王国的都城。三星堆遗址显然已成为当时中国西南部发展水平较高的一个文明中心。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时的以三星堆文明为代表的古蜀文明和同时期的中原殷商文明相比也毫不逊色。正如隗瀛涛先生在《三星堆文化》一书序中所说: “经过 60年来文物工作者持续不断的发掘清理,特别是1986年夏秋之际对两个‘祭祀坑’的发掘清理,三星堆‘古文化、古城、古国’面貌已揭示于天下,使人们眼界大开,过去关于古蜀文明的断代上限也因此被上推了一二千年。遗址内发现的三四千年前的一大堆令人叹为观止的具有强烈地方色彩的以青铜雕像群为代表的古蜀文物以及古城墙、古祭祀礼仪中心残迹等,亦证明了三四千年前的川西平原已具有了可以同中原殷商文明媲美的高度发达的奴隶制文明形态,并进而使人们再一次地确认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化特点。”
    金沙村遗址是继三星堆遗址后发现的又一古蜀文明中心。金沙村遗址位于成都市西郊的摸底河两岸,是一个面积约3平方公里的商周时期的古蜀文化遗址。出土的遗迹和遗物表明,该遗址是继三星堆遗址后,在成都平原上具有古蜀文明中心地位的古蜀国都城遗址。金沙村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其造型和风格与广汉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文物非常相似。金沙村遗址的时代晚于三星堆遗址,时代与三星堆遗址前后相连,,金沙村遗址出土的陶器尖底杯、尖底盏、圈足罐、高颈罐、瓮、高柄杯形器座、喇叭口罐等,都是十二桥文化的典型器,其时代应在商代晚期至春秋前期¨。
    根据调查资料显示,古蜀文化影响的范围相当广泛,东到原川东的峡江地区,西达大渡河汉源、石棉,北跨嘉陵江到陕南汉中等地。另外,与三星堆遗址属同一文化系统的遗址在成都平原还发现有:广汉金鱼乡石佛村、兴隆乡烟堆子、三星乡人民村,什邡市隐井、金马,彭州市竹瓦铺,成都市区的金沙村、十二桥、指挥街、方池街、抚琴小区,新都区的新繁水观音等遗址。这些遗址的年代,一般与三星堆二、三、四期相当,有些则延续更晚。经过正式发掘的主要有成都市的几个遗址,它们进一步延续了三星堆文化的发展序列。古蜀文明在长江上游成都平原的广汉三星堆形成了自成体系的文明中心,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虽然古蜀与中原、长江中下游之间隔着秦岭和长江三峡,但是这种地理环境造成的交通困难,并不能隔阻古蜀与中原和长江中下游之间的文化和经济交流。古蜀与中原和长江中下游之间一直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存在着文化上的交流和经济上的来往。苏秉琦先生在论及中原文化与各区系文化之间的关系和影响时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到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资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我们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上就可以看到殷商文化对古蜀文化的巨大影响。
   
    四
    广汉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祀坑和金沙村遗址的发现,充分表明殷商时期的古蜀有着高度灿烂的文明。广汉三星堆便是古蜀王国早期的都城所在,金沙村遗址是继三星堆后的又一古蜀国的文明中心。
    但是如果认为三星堆遗址便是古蜀文明的最早发端,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诚如夏鼐先生在论述中国文明的起源时所说:“自从1928年安阳小屯的考古发掘开始以后,经过了最初几年的田野工作,便取得了很大的收获。到了三十年代,已可确定商代文化实在是一个灿烂的文明。但是当时一般学者仍以为小屯殷墟文化便是中国最早的文明。有人以为这便是中国文明的诞生。我们知道小屯殷墟文化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如果这是中国文明的诞生,这未免有点像传说中老子,生下来便有了白胡子。”同样的道理,古蜀文明从一开始也不可能就会有像三星堆遗址发现的那样高度的文明,它必然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那么,广汉三星堆表现出来的高度文明又源于何处呢?成都平原史前古城遗址的发现,为我们找到了古蜀文明的源头。
    1995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成都平原上,找到了比广汉三星堆遗址更早的六座古蜀文化史前古城遗址——新津宝墩、温江鱼凫、郫县古城、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及紫竹遗址。从时代上看,这六座史前古城遗址与广汉三星堆遗址一期属同一文化,其年代均在4000年前。此种情况表明“在三星堆遗址——蜀的政治中心形成之前,成都平原即已出现了大的聚落中心,而且类似的聚落中心遗址可能不止一个”。成都平原以新津宝墩遗址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史前古城址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现象。同一时期在中华大地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先后发现了数十处4000年以前的城址。发掘者研究认为“这类城址明显区别于更早阶段的环壕聚落,而已发展成为一个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礼器的大量涌现,墓葬的等级分化以及与祭祀宗教有关遗迹的发现,构成了向文明迈进的重要基础。成都平原诸城址的出现,无疑是与这一伟大的变革时代同步和密切相关”。“城是聚落中心的标志,在成都平原面积约100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已发现六座早期城址,最近的相距仅约20公里”。而且早期的古蜀聚落都处于成都平原的西部和西南部,逐步向成都平原的中心区域成都靠拢,表明了古蜀人在治理成都平原水患的过程中,逐步从成都平原的西部和西北部山区向成都平原腹地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时也是古蜀文明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严文明先生在研究了成都平原的古城址后认为:“龙山时代的成都平原也已迈进了文明的门槛。换句话说,长江上游也是一个文明起源的中心。”成都平原史前古城遗址的发现表明,古蜀文明是源于川西地区、独立发展起来的、带有明显地方特征的长江上游古代文明,成都平原则是它的文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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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9月28日 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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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是中国武学及武术散打和文化的缔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