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问题是世界性难题,消除贫困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追求。长期以来,我国农村扶贫主要是区域瞄准,主要通过区域扶贫开发,推动贫困地区经济增长,带动贫困人口脱贫。[1]与此相适应,尽管我国早在 1991 年就提出了旅游扶贫,但在我国的旅游扶贫实践中,也一直偏重于贫困地区的旅游开发,对贫困人口关注不足,存在扶强不扶弱,贫困人口被排斥、旅游扶贫目标偏离,旅游漏损严重等问题。[2]当前,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国的扶贫工作进入了以 14 个连片特困地区为主战场,实行贫困村和贫困人口建档立卡的精准扶贫新阶段。连片特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脆弱而旅游资源富集,发展旅游业成为这类地区摆脱贫困的现实选择。[3]中央已把旅游扶贫确定为新时期扶贫开发的重点工作。由于旅游精准扶贫在我国尚属新生事物,其理论研究还较薄弱,实践经验还不足。我国的旅游扶贫机制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扶贫保障机制[4][5]、运行机制[6]、协同机制[7][8]、贫困人口受益机制[9]、参与机制[10]、长效机制[11]、动力机制[12]等方面,旅游精准扶贫机制亟待研究。
本文通过对四川藏区这一连片特困少数民族地区中的 3 种不同旅游发展模式的旅游社区: 生态景区带动型社区( 稻城亚丁景区及周边社区) 、民族文化村寨型社区( 汶川县雁门乡萝卜寨) 、灾后重建古镇型社区( 汶川县水磨古镇老人村) 的实地考察、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深入探析连片特困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中贫困人口受益的限制性因素,理清旅游精准扶贫的作用机理,构建旅游精准扶贫机制体系,明确四川藏区旅游精准扶贫机制的优化方向,以期为四川藏区及其他连片特困民族地区的旅游精准扶贫工作提供决策参考。
一、连片特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旅游受益的限制性因素
贫困人口是旅游精准扶贫工作的出发点和最终作用对象。制约连片特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旅游受益的因素是多维的,主要包括资本约束、权利约束和能力约束三个方面。
图 1 贫困人口旅游受益的制约因素
( 一) 资本约束
连片特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的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等旅游生计资本匮乏。四川藏区调研发现,其区位偏远,外部交通可进入性较差; 地广人稀,人口密度不高( 稻城县人口密度4. 2 人 / 平方公里,汶川县人口密度 24. 7 人 / 平方公里,远低于四川省的 185. 6 人/平方公里和全国的138. 8 人 / 平方公里) ; 农业人口占比大( 非农业人口37. 41 万人,仅占总人口的 16. 4% ,远低于四川省的26. 8% 和全国的 29. 1% ) ,非农产业( 第一产业人口比重稻城县和汶川县分别为 84. 44% 和 53. 37% ,均居当地三次产业比重排序的第一位) 不发达; 农业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传统产业发展的潜力有限( 在四川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四川藏区的主体功能为限制开发区域中的重点生态功能区) 。旅游开发发挥了贫困地区的资源环境比较优势,遏制了传统林牧业对资源环境的掠夺式开发,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机会,但能旅游受益的主要是住房距离景区和交通主干道较近的村寨中的村干部或能人大户等社区精英。贫困人口土地面积较少,土地生产力低下,住房条件较差,参与旅游接待条件不够,缺乏住房改造和购买旅游接待设施的资金,多没有亲戚在政府或事业单位就职进行担保,银行难提供小额贷款,也没亲朋可借款,主要从事传统农业,生计活动种类单一。因此,旅游正效应较多地被社区中有一定物质和社会资本的人所享有,贫困的村民仍旧难以从旅游发展中受益。四川藏区被调查社区中旅游未受益的家庭( 家庭总收入中旅游收入所占比重低于 20% ) 多为贫困家庭,收入相对较低。
( 二) 能力约束
连片特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低,以社区为基础的政治、经济组织缺乏,自我发展能力不足。四川藏区的调研发现,虽然其劳动力人 口 占 比 大 ( 四 川 藏 区 的 人 口 总 抚 养 比 为28. 6% ,四川省的人口总抚养比为 49. 8% ,全国的人口总抚养比为 42. 7% ) ,但受教育年限较低,初中及 以 下 教 育 程 度 的 样 本 比 例 较 大 ( 占73. 33% ) ,思想观念落后,人口素质不高,对旅游业不了解,旅游从业知识和技能等系统的培训和指导较少,缺乏参与旅游能力和自组织能力。所调研的稻城亚丁和汶川水磨古镇均吸引了不少有经验的民居客栈、宾馆饭店、特色购物等外来经营者,大多数社区居民受制于自身知识和经营能力,只能依靠出租店面获利,自我发展能力有待提升。而汶川萝卜寨村民的经营性旅游受益最多,但受制于自身受教育水平低、缺乏旅游经营管理能力,旅游经济效益和居民旅游收入在 3 组被调查社区中最差。同时,社区—景区联合管理委员会、旅游经营户协会等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 CBOs) 缺乏。旅游扶贫项目的市场竞争力和旅游经济效益还需进一步提升。四川藏区 3 组被调查社区的居民普遍反映除旅游旺季外,平时游客量少,且游客停留时间短、消费少,导致生意不好,经营不下去,水电、公路、停车场等旅游设施还需改造和养护,留得住客的旅游吸引物、参与性强的游乐项目和集聚人气的节事活动等还需增加。同时,旅游产业链发育不全,旅游漏损严重。稻城亚丁和汶川水磨古镇有经验的外来经营者大量涌入,当地居民在旅游竞争中处于弱势,降低了当地居民对生活的控制感。所销售旅游纪念品大多从云南、成都、湖南、义乌等地进货,与本地相关产业的融合不够,贫困人口介入旅游价值链不多。此外,四川藏区所调研的 3 组社区的旅游宣传主要是通过游客口碑、旅行社或蚂蜂窝等旅游网站游客攻略,尚未建立基于社区的旅游营销平台,电商扶贫还未全面开展。
( 三) 权利约束
有益于当地贫困人口的相关政策落实不理想。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制订了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若干规定》从少数民族群众就业、带动相关产业、财税政策、人才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文化传承和发展、社会支持、利益补偿等多个方面对资源开发和产业发展中的少数民族群众受益作了具体规定。调研发现,“对需要从税收上加以照顾和鼓励的,可以实行减税或者免税”等条文明确、可操作性强的条款落实较好,“鼓励金融机构积极支持民族自治地方精准扶贫711重点建设和农村发展; 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参与民族自治地方的扶贫开发”等带鼓励性质的模糊条款,由于非强制性,相关政策落实并不理想。调查结果表明,尽管当地居民大都认同“旅游发展主要依靠政府的规划和管理”( 赞成率均过半) 。对于“政府的政策能适应旅游发展需求”一项,稻城亚丁景区周边和汶川水磨古镇社区居民赞同率均低于 50% ,仅汶川萝卜寨居民赞成率高于 50% ,且大多认为没有渠道让当地居民发表关于旅游发展的意见( 56% 以上的人不赞同有渠道) 。
社会力量和国际组织参与程度低。社会力量( 旅游相关企业、科研院所、社会组织等) 和国际组织( 国际援助与发展机构等) 是政府进行旅游扶贫工作的重要力量。动员和组织他们参与旅游扶贫,能变旅游扶贫政府主导的单一主体为社会全员参与的多元主体,并积极与国际组织开展合作与交流,弥补政府主导的不足,吸取国际有益经验,提高旅游扶贫效率。四川藏区的调研发现,当前我国连片特困民族地区旅游发展过程中社会力量参与较少,仅旅游企业在解决当地贫困人口就业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与国外 PPT( 有益于贫困人口的旅游) 和 ST - EP( 消除贫困的可持续旅游) 项目对旅游企业在规划获准、资金资助、良好的邻里关系和营销等全方位的激励与规制,激发和促进企业与当地社区和贫困家庭的联系相比,我国旅游企业的社会责任还需进一步激励。2016年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上,国家旅游局李金早局长发布的 54 项“治旅方略”中明确提出了开展旅游行业“万企万村”结对帮扶活动,表明我国政府对旅游企业参与旅游扶贫的激励开始有所行动。科研院所、社会组织等多主体、系统参与旅游扶贫亦刚开始着手,引导旅游者参与的旅游扶贫公益产品亟待开发。未来,可进一步开展旅游扶贫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一方面吸取国际有益经验,另一方面扩大我国旅游扶贫的国际影响力。
二、连片特困民族地区旅游精准扶贫机制构建
要实现连片特困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中的贫困人口持续受益,需通过旅游精准扶贫机制的构建来突破贫困人口旅游受益的制约因素,从而形成旅游受益机会、自我发展能力、可持续生计的良性循环( 图 2) 。[13]( P. 45 - 73)基于前述突破连片特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旅游受益制约因素的机理分析,连片特困民族地区旅游精准扶贫机制是启动激励机制、目标导向机制、参与共享机制和监测调控机制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是外部多主体帮扶,内部自我脱贫的良性循环机制。其中,启动激励机制是前提,目标导向机制是核心,参与共享机制是灵魂,监测调控机制是保障( 图 3) 。
图 2 贫困人口旅游受益的作用机理
图 3 旅游精准扶贫机制体系
三、旅游精准扶贫启动激励机制
( 一) 旅游精准扶贫的启动主体
一直以来,政府在我国旅游扶贫工作中处于核心地位,并扮演着开拓倡导者、目标战略确定者、政策措施制定者、资金投入者、项目选择者、组织协调者、监督管理者、具体执行者等多重角色;旅游企业作为旅游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在旅游扶贫中扮演着旅游经济发展的引领者和社会责任履行者的双重角色; 旅游扶贫相关科研院所是连片特困地区旅游发展的智囊团,可通过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生态主体功能区划、遗产保护与利用规划的编制,旅游发展报告指南、社区参与旅游工作手册的出版,农业技术推广下乡和引导种植经济作物,旅游扶贫第三方评估等工作,为其旅游发展和扶贫工作出谋划策; 国内社会组织是旅游扶贫的有益补充。近年来,我国在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旅游扶贫方面已有所行动。如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与中国旅游协会妇女旅游委员会设立了“旅游教育基金”公益项目,中国旅游行业协会发布“旅游扶贫·行业协会在行动”倡议书,国家旅游局启动了旅游规划扶贫公益行动; 在全球反贫困斗争中,国际援助与发展组织的作用不容忽视,且已开始深入到我国旅游扶贫实践中; 贫困户是乡村旅游扶贫开发工作的出发点、最终作用对象和最重要的参与者。
( 二) 连片特困民族地区旅游精准扶贫启动激励机制的优化
1. 有利于当地人参与和受益的旅游产业开发模式
旅游产业开发模式特别是贫困人口的参与机会、旅游收入的分配等直接决定贫困人口能否在旅游开发中受益。按照开发模式分类且利于贫困人口参与的旅游发展模式主要有政府主导、景区帮扶、项目带动、公司与农户合作、农户自主经营 5类。[14]( P. 52 - 60)我国连片特困民族地区旅游开发时,应充分考虑区域的旅游资源禀赋及旅游发展现状,贫困人口特征及参与旅游活动的意向和能力,结合政府、村委、外来投资者和国内外发展与援助组织等不同开发主体,因地制宜地设计有利于当地贫困人口参与和受益的旅游产业开发模式。
2. 激励多主体参与旅游扶贫
未来,我国应进一步通过实施一系列针对不同旅游扶贫主体的激励行动和计划,如针对旅游企业的包容性商业计划、行业协会的旅游扶贫行动计划、旅游相关科研院所的旅游扶贫公益规划和旅游社区服务志愿者计划、旅游者的善事旅游计划、社区旅游精英的贫困户结对帮扶计划、贫困户的旅游参与共享计划等,推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连片特困地区的旅游发展和旅游扶贫。同时,建立责权明晰、沟通协调、冲突调解等利益保障与制衡机制,兼顾多主体的利益诉求,确保旅游扶贫的目标实现。进一步吸纳国际援助与发展等组织的旅游扶贫相关项目在连片特困地区落地,加强国际旅游扶贫交流与合作。
四、旅游精准扶贫目标导向机制
( 一) 旅游精准扶贫的目标瞄准
要对连片特困民族地区的旅游扶贫工作进行“到村到户”的精准识别,瞄准真贫困( 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或连片特困片区县内的行政村) 、优资源( 有旅游资源优势) 、好区位( 位于景区周边或旅游交通沿线) 和有基础( 基础设施和相关产业较好) 的村镇,确定其区域范围内的旅游扶贫重点村,推动旅游相关资源要素向其优先集聚,旅游扶贫优惠政策向其优先覆盖,旅游相关基础设施和重大项目向其优先布局。目前,四川藏区已有 145个行政村列入了国家旅游局的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其中红原县安曲镇下哈拉玛村、小金县四姑娘山镇长坪村和泸定县磨西镇柏秧坪村被列入了2015 年乡村旅游扶贫试点村。在扶持旅游扶贫重点村社区旅游精英先行示范发展的同时,开展贫困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旅游扶贫条件普查,即结合本村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参与意愿、能力、障碍等实际,甄别出有意愿且有能力的贫困人口作为可扶持参与对象,针对其旅游受益的资金、技术、设施等障碍,分类援助,因村因户施策。如家里的区位条件不好或接待设施条件不足,但有参与意愿和劳动力的,可以跟社区旅游精英户或旅游企业结对子,为其提供劳务或饮食( 大米、肉类、蔬菜和水果等) 和手工艺品生产原料( 棉花和丝绸等) ; 家里有接待设施条件但缺乏发展资金和经营管理能力的,可提供信贷等金融服务、减免税收、组织培训和市场营销; 家里因旅游开发或生态保护而占地或利益受损的,给予科学合理的生态或利益补偿;由企业租用独立经营,当地社区集体和居民以土地、旅游资源、现金、劳动等入股分红的,社区居民参加企业工作时对贫困户优先考虑; 政府、游客或相关组织捐赠的乡村旅游扶贫公益基金向公共服务设施和贫困户倾斜等,以帮助贫困人口融入旅游产业发展的饮食、住宿、交通、手工艺品和旅游团服务等价值链,成为餐饮、住宿、运输、零售、娱乐和导游等小微企业的经营主体,实现旅游扶贫措施到户精准。
( 二) 旅游精准扶贫的战略导向
2007 年以来,强调机会平等和成果共享的“包容性增长”作为缓解贫困的新模式,受到越来越多政府和学者的关注[15],取得了积极成效。我国连片特困民族地区新时期的旅游精准扶贫工作可以走包容性可持续旅游之路( 图 4) 。
图 4 包容性可持续旅游实现“双赢”
1. 包容性旅游
旅游经济包容性增长是机会平等的增长,包括旅游从业与发展机会、共享旅游收益权利、自我旅游发展能力和旅游社区安全网四方面属性( 图5) 。“旅游从业与发展机会”强调旅游经济的高效、持续增长,以发挥旅游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为当地社区民众创造从业与发展机会,实现其减贫增收; “共享旅游收益权利”强调通过适宜的政策制度赋权和合理的旅游利益分配,提高社区民众旅游发展的话语权和参与性,实现社区民精准扶贫911众共享旅游收益; “自我旅游发展能力”强调通过对连片特困民族地区旅游相关基础设施投资,对贫困社区民众的旅游教育培训和金融支持,创新旅游开发经营模式,提升连片特困民族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以及社区民众的自组织能力和参与旅游能力; “旅游社区安全网”强调发挥旅游经济增长的“益贫性”,通过旅游利益再分配和贫困人口精准帮扶等措施,实现包容性旅游发展政策、措施对参与旅游限制性因素较多的贫困人口的托底覆盖。
图 5 包容性旅游的属性
2. 可持续旅游
世界旅游组织将可持续旅游定义为: “引导所有资源管理朝着满足经济、社会、审美需求,保持文化完整、基本的生态过程、生物多样性和生活支持系统方向发展”。如果说,包容性旅游强调的是效率( 旅游正效应最大化) 和代内公平( 机会平等和成果共享) ,那么可持续旅游强调的则是代际公平( 旅游负效应最小化) 。
五、旅游精准扶贫参与共享机制
( 一) 旅游发展中贫困人口的参与引导
1. 引导贫困人口自主创业或参与旅游
连片特困民族地区旅游发展过程中,应引导贫困人口自主创业或多渠道参与旅游产业链,通过政府、社区、旅游相关企业、旅游相关科研院所、非政府组织在维护贫困村贫困人口权益方面的合作,实现小微企业长期稳定发展,并注重旅游扶贫工作与电商扶贫工程、扶贫小额信贷工程、职业教育培训工程、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工程、龙头企业带动工程、整村推进工程、特色产业增收工作、危房改造工作、百县万村行动、万企帮村行动等我国新时期农村扶贫重点工程、工作和行动的有机结合。
2. 开发有利于当地人参与和受益的旅游产品
国际旅游发展与消除贫困研究表明,可通过开发使当地人和环境受益的产品,使更多利益流
向他们。我国连片特困民族地区在旅游产品开发时,可通过策划开发基于当地人已有基础和传统知识,能使当地人受益,且提高游客参与性和公益性的旅游产品,并注重旅游产品的创意策划和相关消费点的设计。
( 二) 旅游发展中贫困人口的利益共享
1. 激励企业将贫困人口整合进旅游价值链
从地区层面来看,连片特困地区应充分发挥旅游业的产业关联效应和经济乘数效应,吸引食、住、行、游、购、娱等旅游相关投资,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旅游商品( 土特产品、民族工艺品) 深加工型产业等旅游相关产业,推行“包容性商业”( 推动大企业与小微企业之间的合作,整合贫困人口进入旅游产业链) 计划。从个人层面来看,可运用“价值链方法”分析旅游目的地旅游产业的所有参与者及其相互联系,识别利于贫困人口参与的现实和潜在机会,构建使当地生产者融入且有利于当地贫困人口参与的旅游供应链。
2. 实施有利于贫困人口的旅游营销
连片特困民族地区旅游局可与相关网站管理公司合作,建立基于社区的旅游产品和食宿提供者名录及在线预订平台,引导游客购买社区旅游产品和旅游纪念品,吸引游客参与社区贫困人口的援助等公益活动。研发类似于台湾“好事地图”的旅游扶贫重点村“善事旅游”App,引导有公益意愿的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参与旅游扶贫活动。组织当地土特产加工生产商和基于社区的手工艺品商参加旅游专业展会,帮助当地旅游商品建立市场联系。景区旅游解说系统设计时,应注意加强景区与周边贫困社区的联系,引导游客到周边社区停留。旅游扶贫重点村应学习陇南电商扶贫的有益经验,编制完成《旅游电商扶贫规划》,着力推动电商扶贫与旅游扶贫的深度融合。
六、旅游精准扶贫监测调控机制
2015 年 5 月,国家旅游局、国务院扶贫办提出建立旅游扶贫观测点制度,在 2015 年的 560 个乡村旅游扶贫试点中选择 100 个典型试点村建立观测点,对乡村旅游扶贫情况进行跟踪监测。由此可见,我国的旅游扶贫监测工作刚起步,亟需引入旅游扶贫监测调控的概念和分析技术,运用科学方法评价旅游扶贫工作目标的实现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和偏差并进行修正,从而形成一个有反馈机制的循环管理体系。
旅游扶贫监测评估内容主要包括: 动态监测评估旅游从业发展机会、共享旅游收益权利、自我发展能力和社区安全网等旅游的包容性; 监测评估旅游的经济、社会、环境和管理可持续性。可以通过建立旅游扶贫监测评估体系来对旅游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进行测度,并以此为依据,制定与实施调控措施( 表 1) 。
表 1 旅游精准扶贫监测评估体系
调研发现,旅游经济的高效持续增长是四川藏区 3 组被调查社区当前面临的首要问题。亟需改进现有不足,提升旅游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效益,在旅游已然成为当地社区居民新生计的基础上,促进旅游生计的可持续; 其次,连片特困民族地区和当地居民的自我发展能力亟待提升。应通过加大对连片特困民族地区旅游相关基础设施投资,提升连片特困民族地区的旅游可进入性和游客接待服务能力,发挥基础设施建设的永续益贫效应。增强对旅游社区居民的旅游经营、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等相关培训,强化本地居民在旅游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提供财税优惠政策和金融支持,提升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以及社区居民的自组织能力和参与旅游能力,提升居民对旅游扶贫的支持度和满意度; 第三,贫困人口共享旅游收益的权力缺乏保障。传统旅游发展扶强不扶弱,做锦上添花的事; 而旅游扶贫要做雪中送碳的事。在我国明确提出实施精准扶贫的新时期,在后续工作中应健全旅游精准扶贫管理体制,加强对旅游扶贫项目运行管理的监测评估,建立向贫困户倾斜的旅游利益二次分配机制,真正实现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旅游精准扶贫,实现旅游扶贫政策和措施对弱势贫困人口的精准帮扶; 第四,防控旅游生态和文化负面影响。基于连片特困地区特殊的生态地位和稀缺的生态资源,其旅游须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道路,在进一步强化旅游环境和文化影响监测评估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低碳旅游、清洁能源和循环经济。与此同时,注重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大力发展文化传人、手艺工匠、口传艺人等的传习馆、大师坊、工作室,培育龙头民族文化创意企业,推行整合、培训民族传统工艺贫困人口融入产业链的包容性商业模式,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作者简介: 李佳,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云南大学工商管理在站博士后; 田里,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磊,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宁夏大学副教授。
参考文献:
[1]汪三贵. 论中国的精准扶贫[J]. 贵州社会科学,2015( 5) .
[2]邓小海,曾亮,罗明义. 精准扶贫背景下旅游扶贫精准识别研究[J]. 生态经济,2015( 4) .
[3]李佳. 连片特困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差异分析———以四省藏区为例[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 3) .
[4]梁明珠. 生态旅游与“三农”利益保障机制探讨[J]. 旅游学刊,2004( 6) .
[5]覃建雄,张培,陈兴. 旅游产业扶贫开发模式与保障机制研究———以秦巴山区为例[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 7) .
[6]朱晶晶,陆林,朱桃杏. 基于运行机制的旅游扶贫支持系统和开发模式[J]. 资源开发与市场,2005( 4) .
[7]赵世钊,吕宛青. 民族地区旅 游扶贫机 制的协同 学 分析———以贵州省郎德苗寨为例[J]. 贵州民族研究,2005( 1) .
[8]李莉. 基于贫困人口受益的旅游开发与旅游扶贫协同机制构建[J]. 商业经济研究,2015( 19) .
[9]王永莉. 旅游扶贫中贫困人口的受益机制研究———以四川民族地区为例[J]. 经济体制改革,2007( 4) .
[10]曹务坤,辛纪元,吴大华. 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扶贫的法律机制完善[J]. 云南社会科学,2014( 6) .
[11]范俊,汪璐,周蓓蓓. 旅游扶贫长效机制的系统分析框架构建[J]. 中国商贸,2011(
6) .
[12]王丽. 基于系统论的旅游扶贫动力机制分析[J]. 商业经济,2008( 7) .
[13]Elster,Jon. 1998. “A Plea for Mechanism” in SocialMechanisms: An Analytical Approach to Social Theory.[M]Edited byPeter Hedstrom and Richard Swedberg. Cambridge,Mass. :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14]李佳. 扶贫旅游理论与实践[M]. 北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0.
[15]文雁兵. 制度性贫困催生的包容性增长: 找寻一种减贫新思路[J]. 改革,2014(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