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 理论研究

生态价值核算回顾与评价

胡小文

2017年09月29日 12:00

周宏春
《生态环境与保护》2017年06期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要求以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和用途管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离任审计、生态补偿等制度为突破口,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法制化、制度化轨道。开展生态价值核算,是资源环境高效利用和保护的基础,也是促进资源、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

  一、生态价值核算的对象如何界定

  世界各国的核算对象不尽相同:发展中国家偏重于自然资源核算,发达国家则在环境核算方面的研究更为深入。

  自然资源,广义的是指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的一切要素的总和;狭义的是指取自自然界而且尚未经过加工的自然资源。《中国自然资源手册》将自然资源资产分为九大类,包括土地、森林、草地、水、气候、矿产、海洋、能源和其他资源。国内资源领域的专家,一般将生态环境统称为自然资源,而环境领域的专家则将自然资源看成是环境;水、土地、矿产和森林等资源,事实上也是当前各国资源核算的生态环境要素。

  联合国环境署(UNEP)对自然资源的定义是,在一定时间和一定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效益,从而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利水平的自然因素和条件。联合国统计署等五大机构发布的SEEA-20127个账户组成:矿产和能源资源、土地资产、土壤资源、木材资源资产、水生资源资产、其他生物资源和水资源资产。

  世界银行发布的《国民财富变化:衡量新千年可持续发展》(2011),把自然资本定义为一个国家的全部环境遗产,通过对资源在使用年限内的“经济租金”贴现和加总来估算自然资本价值;资源损耗核算包括能源、矿产资源和森林资源的净损耗。

  资源核算,指对一定时间和空间内的自然资源,在合理估价的基础上从实物、价值等方面进行统计,测算其总量与结构变化,并反映其动态平衡情况。自然资源的核算对象是,具有稀缺性、有用性和明确产权的自然资源,又被称之为自然资源资产。由于环境与资源的密不可分性,将环境看成是资源有其合理性:不合理的开发利用会造成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问题。因此,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另一方面,自然资源价值核算可以为市场交易奠定基础,而环境成本核算则侧重于发展代价的评价。在我国统计年鉴上,可以获得的实物量数据覆盖矿产与能源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和土地等。

  总之,现有自然资源核算,包括能源和矿产、森林、土地和水等资源。选择这些要素核算的主要考虑有两点:一是城市化建设需要大量资源,资源的合理利用对社会经济发展贡献极大;或者说,没有自然资源的消费就不能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历史任务。二是由数据的可得性及价格核算的难易程度所决定,一般研究均遵从先易后难原则。

  二、环境成本有哪些类型

  国内外对环境成本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1971年,比蒙斯出版了《控制污染的社会成本转换研究》一书。1993年,联合国统计署(UNSO)发布的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SEEA),对环境成本的界定包括环境降级与资源耗损的经济损失。1998年,联合国环境署对环境成本的定义是:以环境友好为原则而采取的一系列环境保护措施成本以及实现环境保护目的而发生的其他成本。

  FavaHenn(1993)基于可测度性,将环境成本分为三类:污染成本、间接成本和直接成本。Jasch(2003)将环境成本分为外部成本和内部成本两类。Russel等人按照功能将环境成本分为预防、损害和鉴定成本。美国环保局(EPA)(1995)从负债角度将环境成本分为潜在成本、传统成本、形象及关系等成本(包括社会成本)。德国环境局从流通平衡的角度出发,将环境成本分为:事后成本、残余物成本、产品成本、环境治理费用等四类。

  环境成本与分类,国内学者的研究与此类似。从管理角度出发,分为控制成本(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支出)及损害成本(其他相关性支出)。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分为内部成本和外部成本。从污染治理角度出发,分为追加治理成本、污染治理费用和重大环境责任事故的罚款、环境恶化成本及未经环评就投资建设项目的罚款、投资损失及环境治理无效的浪费等等。环境成本,还可从不同的角度分类,如被认为是生态要素耗费价值和恢复性支出,并分为预防性、维护性、治理支出和人为破坏带来的损失;还可以分为减少排放成本、绿色采购成本、回收及再利用成本、管理成本、社会活动支出及损害成本等。

  三、环境成本核算方法有哪些

  由于自然资源的稀缺性,有人用供求关系来评价自然资源的价值。现代自然资源经济学家提出了边际效用论,认为自然资源产品价格包括资源开发利用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机会成本(又称稀缺性地租)。大致地,自然资源价值评价方法,主要分为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

  市场法,又称市场比较法,通过相近情形下自然资源的交易价格确定核算区的自然资源价格,可进一步分为直接比较法和间接比较法。市场法简单有效,但要有较为发育、活跃的资源市场和可比较的参照物及评估指标。于是,替代市场法形成了,即针对不参与市场交易的自然资源,用替代的物品和劳务来确定其价值,如旅行费用法、意愿调查评价法等。

  收益法,包括收益倍数法和收益还原法。较为常用的方法是荷兰经济学家詹恩·丁伯根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影子价格;影子价格以边际效用价值为基础,运用线性规划确定自然资源资本的最优配置价格。影子价格法,只能反映静态自然资源的最优配置价格,但无法表现资源本身的价值。其中的收益还原法的公式是:

  

  式中:V表示自然资源价值,ar分别代表净收益和折现率,x代表剩余收益年限。

  成本法,分为生产成本法、净价法和机会成本法等。生产成本法,是根据自然资源价格构成因素及表现形式,通过直接或间接计价,确定矿产、土地、水资源、森林、海洋生物资源和野生生物资源价格。美国经济学家R.雷佩托在机会成本基础上,提出了用净价法计算可交易的自然资源价格。在没有市场价格的前提下,通过估算自然资源的投入成本所牺牲的替代用途收入来确定其价值。上述三种核算方法的适应性和局限性。

  一些学者还根据自然资源禀赋,采用收益还原法计算耕地价格、用费用价格法计算森林资源价值、用净价法计算矿产资源价格等;在影子价格模型、边际机会成本模型和供求价格模型的基础上,水资源价值模糊数学模型也被提了出来。

  环境经济综合核算(SEEA)是国民经济账户(SNA)的附属账户。SNA-1993建议,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选择市场价格法进行资产估价。如果资产不能在市场交易,可选用净现值法、生产成本法估算;此外,还提出了资源租金估算的建议。资源租金的核算方法主要包括拨付法和间接推算法。

  四、典型国家和国际组织对生态环境核算的贡献

  挪威、芬兰、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较早地开展了资源环境核算,研究成果众多。1978年,挪威开始资源环境核算,以国民经济为模型建立了环境账户,可以用作为决策者评估能源需求增长的工具。1987年,挪威国家统计局和能源委员会提交了《挪威自然资源核算》报告。芬兰的自然资源核算体系框架,涵盖森林资源核算、环境保护支出费用统计和向大气排放的调查,并开展了大范围的环境价值核算研究。在总结挪威、芬兰两国实践的基础上,欧盟提出了含环境账户的国民经济核算矩阵(NAMEA)

  1985年,荷兰统计局开始土地、能源、森林等的核算;是最早开展温室气体排放核算的国家,水资源核算则借鉴了联合国SEEA的框架体系和范围。1987年,法国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发表《法国的自然遗产核算》,1989年发布有较大国际影响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如《环境核算体系——法国的方法》。1990年,墨西哥把石油、土地、水、空气、森林纳入环境经济核算,率先进行了绿色GDP核算。1993年,美国建立了反映环境信息的资源环境经济综合账户体系。日本构建本国SEEA,形成较完整的SEEA实例,给出了19851990年绿色GDP核算的初步成果;设计了环境核算账户(EMA),以利生产和消费的可持续发展。澳大利亚在SEEA-2012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扩展,核算并编制了土地账户。

  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了自然资源核算研究。1989年,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对森林、石油储量和土壤的资产进行了折旧日评估;1996年完成了1990-1993年的自然资源环境账户核算。菲律宾建立了环境与自然资源核算工程(ENRAP)1990年,菲律宾建立了包括非市场商品和服务等一切经济投入/产出的环境账户。印度从木材生产、碳储量、薪材使用和非林产品收益等方面研究了森林资源价值核算。博茨瓦纳将自然资源核算作为自然资源管理的工具,在矿产资源和水资源等领域展开了研究。哥斯达黎加则是联合国推荐的自然资源核算和可持续发展典型案例国家。

  2001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CSD)专家工作组首次发布《环境管理核算的规程与原则》。在总结各国实践的基础上,联合国统计署发布SEEA-2003核算手册,讨论了核算方法,汇总了环境经济核算领域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明确了核算中涉及的核算对象和核算方法。2014年,联合国统计署等国际机构又发布了《2012年环境经济核算体系:中心框架》(SEEA-2012),成为环境经济核算体系的国际标准和指南。

  五、我国的资源环境核算实践探索

  我国开展生态环境经济核算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政府推动为特色,形成以环境保护部(原国家环保总局)、国家统计局和国家林业局等部门指导的核算工作三条线,高等院校的教授或研究人员成为这三条线上的主力,也有未进入这些团队的独立研究人员。

  20世纪80年代,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建立环境保护统计制度,成为环境核算的数据支撑。1988年,在福特基金会支持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资源研究所联合开展“自然资源核算及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研究。同年,国家环保局按世界银行“扩展的财富”理论和方法,对1978年来的国民储蓄率进行核算,将自然资源核算纳入国民资产负债核算研究。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后,我国于1994年批准《中国21世纪议程》,其中要求建立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本人有幸参加了《中国21世纪议程》的相关编制工作。《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中列入了自然资源核算项目。自然资源核算的优先项目启动后,有关专家组团考察了意大利环境核算的相关研究。

  2001年,国家统计局以重庆为试点开展资源环境核算。2003年,试编了《全国自然资源实物量表》,涵盖土地、矿产、森林、水等四种资源。2004年,国家统计局、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开展中国环境与经济绿色GDP核算研究。20053月,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启动10个省市绿色GDP核算试点。20069月,国家环保总局和统计局联合发布《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组织开展了一系列课题研究:①完成了“中国典型生态区生态破坏经济损失及其计算方法”研究,应用了生态站的长期观测数据和一些实地调查资料。②与世界银行合作,采用世界银行“真实储蓄率”概念,开展了真实储蓄率的核算,并在山东烟台和福建三明两市进行了试点;与世界银行合作,2000年开始开展了中国环境污染损失评估方法研究;2003年开始,与国家信息中心合作,开展了建立国家中长期环境经济模拟系统研究以及环境经济投入产出核算表;2004年,开展了国家“十五”科技攻关课题《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研究》的研究;同年,与国家统计局联合主持召开了“建立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国际研讨会”,出版了论文集;2015年,环保部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启动“绿色GDP核算2.0”研究。

  国家统计局组织开展的研究有:①提出《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年文本),新设了附属账户——自然资源实物量核算表,制定了核算方案,试编了2000年全国土地、森林、矿产、水资源实物量表;②与国土资源部、水利部、国家林业局、国家环保总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共同承担国家社科基金“中国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课题;③与挪威统计局合作,编制了198719951997年中国能源生产与使用账户,测算了中国八种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利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预测未来20年中国能源使用、二氧化碳排放趋势;④在黑龙江、重庆、海南分别进行水、工业污染、森林、环境保护支出等的核算试点;⑤组织翻译出版了联合国《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手册—2003》;⑥与国家林业局联合进行森林资源核算及纳入绿色GDP核算的研究。

  20135月,国家林业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启动了中国森林资源核算及绿色经济评价体系研究,利用全国森林资源清查和全国生态定位站网络观测数据,对全国林地林木资源价值和森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进行了核算。201410月,国家林业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了中国森林资源核算研究成果。20167月,国家林业局和国家统计局在竹藤大厦启动中国森林生态资产核算。本人作为专家先后参加了环保部、国家林业局的项目启动会。

  我国的资源环境核算,大致经历三次热潮。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以李金昌、徐嵩龄、过孝民、郑易生等专家为代表,许多年轻人参与其中;自然资源估价的理论基础是功效论、财富论和地租论等,出版了一系列的文章和著作。李金昌先生牵头的“自然资源及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研究成果出版了英文版。

  第二次热潮是21世纪初期,我国政府开展绿色GDP研究工作后。以高敏雪、雷鸣、王金南等为代表,对国内开展环境经济核算的方法和思路进行不断完善,总结了资源核算的实物量指标,确定了核算标准;本人参加了课题的一些研讨会。其中,环境保护规划院、林业科学院等单位进行了持续研究,发表了大量文章和内部研究成果。

  第三次热潮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各级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开展了大量研究。中国科学院地理与资源所、环境规划院、国土经济研究院、林业科学研究院等在自然资源核算方法上,国内的研究大多是总结归纳国外自然资源估价方法,并根据我国的资源状况选择了不同的模型,甚至还提出了独创的理论模型。

  我国出版的环境经济综合核算著作有《可持续发展下的绿色核算-资源-经济-环境综合核算》、《绿色投入产出核算——理论与应用》、《环境经济与环境经济核算》、《绿色GDP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大趋势》、《环境核算体系研究》、《环境经济综合核算的理论与实践》、《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方法研究》、《绿色核算》、《绿色GDP核算的理论与方法》等。

  六、生态价值核算评价及其展望

  开展自然资源核算研究,是编制我国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对自然资源资产的合理评估,可以准确了解资源利用现状,科学制定资源开发利用政策;通过生态价值核算,将资源环境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可以用于考核,促进各级地方领导重视经济发展中的资源浪费、环境破坏问题,确保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推行。

  1.主要结论:进展、问题与挑战

  总结国内外的资源环境核算或绿色GDP核算,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生态价值核算并进入交易的要素已有很多,气、水、土地、森林等均有进入的案例。负氧离子是旅游宣传中常用的要素;水以多种形式进入市场:矿泉水、冰川水、饮用水等。植树造林则以碳汇形式交易,国家林业局成立了碳汇基金。绿色基金、绿色金融等,也在做生态要素的交易。生态要素价格核算是难题,需要认真研究。我国是国际市场上矿产品的大买家,但没有定价权。土地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市场拍卖是定价方式;调水要付补偿费。脏水、雾霾、垃圾治理等由政府埋单;而西方国家实行谁污染、谁付费制度。污染排放交易20世纪90年代从美国引入,到我国变成了政府给企业卖“排放权”。

  在核算对象上,西方许多经济学著作及我国资源科学文献中提到的资源是自然资源。其中,水、土地、能源与矿产、生物资源等是核算的重点。自然资源核算对象的确定原则基本统一,一般要求纳入核算的资源符合有用性原则,同时要可量化。环境也可以作为资源进行核算,环境污染后更显得好环境的稀缺性,因而也可以交易的价值基础。

  在核算对象上,统计哪些资源,各国国情不同选择并不一致。从经济学上看,应从投入和产出两方面进行资源核算,既包括资源的消耗、环境的破坏,又包括资源的自然增加和环境质量的改善。由于各国地理环境、资源储备、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尽管都认识到把自然资源核算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的必要性,但没有就何种途径实现对接达成共识。

  在核算方法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在经济学基础上,提出了自然资源核实方法和思路,如先实物量再价值量、先存量再流量、先分类再综合等。当然,自然资源核算方法并没有得到公认,资源定价、价值确定方法、价值模型也并不规范,建模方法较为单一,仅运用投入产出法、生命周期法及模糊评价法等方法建模,成为生态环境价值核算的难关。对环境污染因子的选取着眼于三方面: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固体废弃物污染。

  自然资源核算方法用于实践,是未来研究的重要任务。总体上看,资源实物量核算较为容易,数据获取较易,计量模型也多。在价值核算中,要考虑资源消耗、环境退化、稀缺性等因素,各国在资源环境的估价方法选取上并未达成一致。缺乏可操作的指标体系,是实践中的一大问题。即使是联合国推荐使用的SEEA,也没有共识的术语和分类,缺乏标准的核算方法,对各国自然资源核算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不足;各国亟须结合自己的实际构建出一套综合的、标准的自然资源核算体系。

  环境会计、专业统计与环境经济核算的协调统一也有待加强。在微观的环境会计、中观的环境统计与宏观的绿色GDP核算间存在不衔接问题:核算口径各异;会计核算不能满足专业统计要求,而专业统计覆盖面又不全,绿色GDP核算的资料来源存在不确定性。迫切需要加强环境会计、环境统计和绿色GDP核算的衔接,形成一体化的核算体系。

  地区核算成果的实用性有待提高。不少学者选择地区作为案例,进行生态环境经济的核算研究,由于所采用的理论、方法、口径相差很大,核算结果大相径庭:有些结果仅停留在理论和学术上,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式微;有些核算结果难以令人置信。因此,加强研究成果的实用性,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仍需进一步强化。

  2.未来的核算研究展望

  生态资本能不能核算,能不能进入市场交易,要解决什么问题等,需要认真研究。生态系统要素,不仅是水、土、气、植被,更应关注这些要素的结构。进入市场交易,需要公认的交易单位或等价交换物,否则生态资本核算、交易就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必须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确定核算对象。国家层面的资源普查时间不一,如林业普查时间与五年规划时间并不一致;地方尚没有完整的当地资源数据,更不用说有效利用普查数据了。因此,数据的可获得性,成为资源环境核算的重要前提。

  研究自然资源的定价方法与标准赋值。由于部分资源环境要素不能进入市场交易,无法通过市场价格确认其价值,选取什么估价方法进行自然资源价值量核算是个难题。已定价的自然资源如水、土地等资源,其定价机制是否合适,也是自然资源核算研究的难点。

  我国GDP核算作为统计指标历史悠久,理论基础、统计指标、核算方法较为完善,逻辑性、可行性较强,是一套较成熟的核算体系。自然资源核算是对GDP核算的补充和完善;核算体系的设计要充分利用现有基础并不断完善,以利推广应用。在充分利用现有统计数据前提下,确定自然资源核算的项目分类、统计口径、计算期限等指标。

  我国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可选择可控或拥有的、产权明晰的自然资源作为核算对象,充分考虑资源要素的经济、生态和社会价值选择估价方法,可以先建立单项资源的区域资源核算体系,进而推进自然资源核算与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衔接。自然资源核算与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既存在关联又有很大差别。将资源环境核算应用于实践,指导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为我国的政策制定和领导干部的业绩考核提供可靠依据。

  国家层面可设计一套自然资源核算体系标准,鼓励资源环境各级主管部门、地方政府和科研机构参与,共同推动资源环境核算。无论哪个部门或单位牵头资源环境核算,成果发布应与国家统计局沟通,确保发布数据的权威性。资源环境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参与,也有利于统计指标的选择和数据的收集,从而使资源环境核算成果的应用价值更大。

  要推动生态价值核算与市场交易的接轨。生态环境是公共产品,提供者应该得到相应的服务报酬。现在,环境保护成了一种很高尚的事业,是公益性事业;如果能使之成为一种可持续、可普及、大范围推广的活动,就应当是一种经济活动。近年来,全国政协委员刘世锦先生提出了“关于生态资本实物核算、市场交易的建议”,对核算试点地区的选择、数据获取和利用遥感飞机进行监测、确定产权、市场认可的交易单位“生态元”等,提出了具体的设计方案。当然,将这一设想转化为可操作的核算,尚需做大量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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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9月29日 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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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态空间研究进展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