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在地化：全球与地方社会文化互动的一个理论视角
袁文坤
2021年07月14日 02:18
求索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又译“全球本土化”，作为与全球化研究紧密关联的学术用语，21世纪以来日益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关注，它直接指涉全球化、在地化的同时并存及相互影响特质，相关理论和研究关注全球化与在地化的互动以及地方对于全球的影响和建构作用，更新了地方的空间意涵，为全面研究全球化时代的全球与地方社会文化互动进而思考地方实践如何变革世界等问题提供了一种有益的理论视角。
一、背景与萌芽：全球化的推进及其理论反思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化在世界各地的推进，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在地化进程也日趋明显，由此萌生了有关全球在地化理论的探讨，同时引发了对全球化理论的进一步反思。
较之18世纪工业革命后的西方殖民扩张，以及20世纪60年代后石油业等跨国企业的正式登场和强力拓展等特征，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全球化更多呈现出“社会各关系扩张”“沟通交流强化”“经济、社会惯习相互渗透”“全球性基础设施出现”①等现代特征，置身连结世界的文化、经济、政治网络，得益于通信网络疾速普及后实时沟通的实现，借助全球性基础设施，许多地方事物不仅相互交流，而且对全球化的影响日益凸显。
这一时期学界对于全球化理论的反思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有关全球化是世界均质化进程的认识。一方面，麦当劳在各地推出迎合当地口味和喜好的商品，以及迪士尼乐园适应当地偏好、调整管理理念的举措，使主张消费均质化的麦当劳化论、强调文化均质化的迪士尼化论等亟待更新；另一方面，如同申遗热潮等反映的那样，在全球化均质化压力下，一些地域文化受到重新审视，呈现多元勃兴态势，恰好成为全球化并非仅均质化进程的现实例证。对此，美国社会学者罗兰·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从普遍性与个别性关系的角度，认为全球化是“个别事物普遍化”和“普遍事物个别化”的双重进程②。之后，日本社会学者町村敬志亦指出，全球化相互依存性增强的均质化，加之卷入相互关系过程的非均一性，共同构成了“充满张力”的整体③。
第二，有关全球化是市场原理主义一元化进程的观点。讨论的焦点在于：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视为全球化的驱动力，认为全球化首先体现为经济世界一体化等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是否仍然合理？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予以否定，认为全球化是复杂的进程，将其驱动力单纯还原为经济因素，是一种“单因世界观”，即“经济主义世界观”④。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强调在“社会各关系扩张”形成的网络中，文化等进程对全球化亦有影响⑤。
第三，有关全球化以美国为基准的观点。“全球化反映了普遍的西欧化”及“全球化即美国化”等观点⑥引发了争议，许多研究者一方面并不否认全球化具有以美国为基准的一面，另一方面也指出全球化进程中的众多现象并非美国所独有。而且，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化的中心有所转移，并非仅在美国一地。
上述理论反思，不仅为罗伯森等学者探讨全球化进程中全球化与在地化的双向互动关系奠定了基础，而且其他诸多观点——如将全球化视为全球化与在地化并行、同质化与异质化并存的进程，肯定社会、文化因素对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影响，以及关注包括美国在内的地方与全球的互动影响等——亦成为全球在地化理论的重要构成。
二、发轫与发展：从学术用语到研究领域
作为一种学术用语，一般认为，全球在地化概念最初由美国社会学者罗兰·罗伯森于20世纪90年代所创用。该词最初为日本经济领域所造用，将英语“global(全球的)”和“local(在地的)”联缀为“glocal”(全球在地的)，进而形成名词化表述“glocalization”(全球在地化)，用以表征其“生产某种具有标准意义产品的同时，迎合特定市场或个别爱好以打开产品销路”的基本理念⑦。罗伯森将全球在地化引为学术用语，用以强调全球化与地方反应具有交错、矛盾、融合的复杂关系：全球化是全球化与在地化并行的进程；其间同质化与异质化、普遍性与个别性并存，不可分割；普遍性与个别性的相互渗透以及个别性事物对于普遍性事物影响扩散的重要支撑作用仍将持续⑧。罗伯森有关全球在地化的学术用语及其研究，一方面既有别于当时重视全球化均质化作用的研究，也区别于主张全球化异质化作用即全球化压力具有催生地方文化多元化功效的研究，而更加强调同时关注全球化与在地化进程及其双向互动，进而揭示此前被遮蔽的地方事物对于全球进程的能动作用；另一方面，亦与当时主要从经济、物质方面展开的学术探讨相异，力主还应从社会、文化方面推进研究，这一思路受到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等全球化研究者的赞同和应用⑨，被称为全球化研究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近年来，基于对全球在地化研究文化向度的重视，学界甚至出现了质疑“全球在地化”词汇来自日本经济领域的观点，认为亦有可能源于德国，因为在1990年5月德国总理府举办的“全球变化展”中，“glocal”(全球在地)已被时任巡展策划负责人、塞浦路斯研究所教授曼弗雷德·兰格(Manfred Lange)用以形容三维正交立方体展品“生态魔方”(Rubik's Cube of Ecology)的深层维度，且其“联结全球地方、为生态而努力”的意涵，与全球在地化研究中的全球在地化概念亦成谱系⑩，反映了远离商业实践的理论探讨倾向。
对于上述全球在地化观点，肯定意见认为它“试图寻求使地方—全球情结问题化，而不是使先验的直觉问题化”，同时“避免先声夺人，或者先行认定两者谁是主导原因，或把它们看作是结构上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是对社会科学领域在“后结构主义”影响下，“从宏观社会分析到关注特定的、地方的和微观社会分析转变”的严肃回应(11)。在此基础上，希腊社会学者维克托·鲁多梅托夫(Victor Roudometof)将全球在地化视为全球与地方特质的组合，认为有必要对其审慎对待(12)，爱尔兰社会学者罗伯特·霍尔顿(Robert J.Holton)则在肯定全球和地方“相互依存”“相互渗透”且“不同社会层面之间”存在“不必相互侵占或不可兼容”关系的基础上，主张从全球在地的角度推进研究，谓之“作为方法的全球在地主义”(Methodological Glocalism)(13)。
与上述意见相异，美国学者乔治·里茨尔(George Ritzer)以学术回应提出质疑，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全球在地化理论关于“全球化、在地化相互影响力度不均”观点的生发。一方面，里茨尔认同全球化过程中全球在地化进程的存在。另一方面，与罗伯森的“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相对，里茨尔创用“增长全球化”(Grobalization)术语，认为全球化进程包括“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增长全球化”(Grobalization)两个次级进程，而“增长全球化”的强势会导致“全球在地化”的式微乃至消弭。具体而言，里茨尔以“增长全球化”标识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组织机构等通过日益增强的势力和影响，借助全球化的同质化压力，将野心欲望和利益需求加诸世界各地理地区，从中攫取巨额利润的状况，同时构筑了两个概念：以“虚无之物”(nothing)形容“集中创立、控制并且比较而言缺少有特色的实质性内容”的社会形式，以“实在之物”(something)形容“本地创立、控制并比较而言富有独特的实质性内容”的社会形式。在此基础上，指出“增长全球化”的强势存在，不断推动众多“实在之物”向“虚无之物”蜕变，从而使立基于“实在之物”的“全球在地化”进程及其文化多元化结果最终不过是无本之木(14)。
对此，全球在地化研究者一方面从中注意到全球化与在地化相互影响的力度不均，另一方面提出诸多异议。其一，关于全球在地化与文化混生。里茨尔将全球在地化视为文化全球化的三种主要类型的关键概念之一，是一种文化混生现象，全球在地化研究者认为：首先，文化混生观点的提出，是文化差异(文化异质性)、文化融合(文化同质性)概念的有益补充，但全球在地化更强调本地过程与外部过程的混合和适应，不能与文化混生等同视之(15)。其次，里茨尔理解与使用的全球在地化(文化混生)概念和事例，侧重消费现象描述，缺乏深刻理解和原因探讨，更因忽视了政治(历史)的深层维度，从而容易将全球在地化/混生过程中的冲突简化为消费主义类型的偏好或利益之间的简单对立，成为一种全球性消费理论。再次，从里茨尔的全球在地化理解所蕴含的文化、哲学思想看，受到文化混合的后现代类型的影响，个体被理解为理性的代言人，而对现代个体力量的过于强调，使其对于全球在地化的理解因缺乏社会维度而具有局限性。其二，关于全球在地化与克里奥尔化(16)。里茨尔引入克里奥尔化解释全球在地化，全球在地化研究者认为，全球在地化更强调本土创造，与地方发生的那些服务于西方需求、带有“选择性挪用”倾向的克里奥尔化过程并不相同。其三，关于全球在地化—增长全球化二项式。全球在地化研究者认为，里茨尔的增长全球化和全球在地化源于现代和后现代社会理论的对立基础，但却“可以共同构成一个(单一)现实，甚至是一个不同类型的(或新型)现实”，但全球在地化仅仅是让特殊的差异化服从于(增长)全球化的同质化趋势，与增长全球化并非对立或平行关系，因而与增长全球化不构成二项式。并且，总体而言，增长全球化与全球化的整体特征趋同，新术语“增长全球化”的造用并非必要(17)。因而，全球在地化研究者认为里茨尔的观点侧重强调自上而下的全球化(增长全球化)，而忽视了自下而上的全球化(特别是全球在地化)，过于消极看待地方能动性，不仅忽视了全球在地化进程的异质化作用，也忽视了全球化(增长全球化)的同质化压力对于地方文化反省的促发作用。
由此，全球在地化进程中全球化与在地化的交织联动，特别是地方反应对于全球化的复杂作用，日益成为21世纪以来全球在地化研究的重心所在。爱尔兰社会学者罗伯特·霍尔顿(Robert J.Holton)基于地方对全球事物具有形塑作用的基本认识，将著作命名为《形塑全球化》(Making Globalization)。希腊社会学者维克托·鲁多梅托夫(Victor Roudometof)研究了各类文献中全球在地化的使用，认为从学术产出涉及的广泛领域看，全球在地化研究在未来某时，可能成为另一跨学科领域，与全球研究(Global Studies)、跨境研究(Transnational Studies)和世界主义研究(Cosmopolitan Studies)形成有所重合但相对连贯的研究网络，共同构成一般意义上的全球化研究(Globalization Studies)(18)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理论和方法论的建构实践，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提出“折射理论”，即认为全球在地化是“投射至地方场域并经历折射(refracted)后的全球化”(19)。其次，认为当前的“地方”概念具有多重空间意涵。此前，“全球在地化”中的“地方”往往指特定的地理或物理场所以及该场所的特有事物或状态，与此相异，鲁多梅托夫通过“空间”阐释“地方”之意涵。具体而言，他将“地方”划分为可经物理测量的“绝对空间”(absolute space)以及难以物理测量的“相对空间”(relative space)、“社会空间”(social space)，并且，与戴维·哈维(David Harvey)、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强调须从社会实践理解空间的思想相融通(20)，根据社会实践的具体方式，将“社会空间”细分为虽跨越地理区域，但通过日常联络可以相互感知的“认知空间”(perceived space)，城市、组织等基于人们政治、文化活动设想的“想象空间”(conceived space)，以及由日常生活直接往来构成的“生活空间”(lived space)(21)，进而说明当前的“地方”早已不仅指地理场所构成的绝对空间，主张将其视为具有多重意涵的概念推进研究。再次，分析全球在地化研究与全球化研究的差异。鲁多梅托夫以全球化研究的“全球地方性转向”(glocal turn)，总体描述近年来全球在地化研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兴起及其引起的理论和方法论“变容”，具体而言：在全球化总体评价方面，与全球化研究侧重均质化、普遍化的“统合”问题不同，全球在地化研究将全球化视为均质化、普遍化作用有限的进程，着眼于全球化与在地化的“相互作用”(mutual interaction)；在全球化与在地化关系方面，与全球化研究侧重探讨“全球与地方的对抗、抵抗”相异，全球在地化研究思索“全球与地方如何互为补充、相互作用，进而缔造良性关系”的可行之法；在聚焦文化现象方面，与全球化研究关注“增长全球化”“美国化”“文化帝国主义”等问题不同，全球在地化研究聚焦“全球在地化”“各地方空间出现的文化克里奥尔化现象”“如何有效活用全球地方文化缔造新文化”等课题；在“地方”特性方面，全球化研究往往聚焦“流动空间”与“疆界空间”(spaces of places)的对立，即“由人、信息、金融等跨越地域、国家、地区流动构成的空间”与“绝对空间或地理空间”之间的对立，而全球在地化研究则大多聚焦“流动空间与固定场所间对立的消解”，更关注“相对或社会空间”(22)。鲁多梅托夫的研究既肯定了全球在地化与全球化的紧密关联，又基于“地方”多重空间意涵分析。通过对比，明晰了全球在地化有别于全球化的研究课题。
三、反思与建构：概念补充、理论具象与研究构想
2010年以来，一些研究者意识到，全球在地化研究呈现地理差异，“较之北美或英国，欧洲大陆和亚洲更愿意接受全球在地化概念”，“意大利、日本等已建立明确解决全球在地化问题的机构和中心”(23)。对于西方研究者的全球在地化理论，日本学界的反思与研究起到了积极建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全球在地化概念的反思与补充。一方面，日本学者梳理了全球在地化用语意涵。比如，20世纪80年代后，该用语首先在经济领域出现，被用以表述“适应当地需求、拓展全球营销”“扎根本地、全球推广”“整合地方(国内)企业网络，对接全球(国外)市场营销”等营销战略。进入21世纪，继而被引入政治领域，用于叙述“以增强地方活力和影响力为目标，强化与国内外其他地方合作”的政治制度。2010年后，又被教育领域应用为表达“培育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具有国际视野的日本人才”，“培育具有全球视野的、可堪支撑地方社会的领袖型人才”，认同“立足本地思考、放眼全球行动”(Think locally，act gloially)或“思考全球化、行动地方化”(Think globally，act locally)理念的“全球地方性环境教育”等人才培养方针；以及受欧美研究启发，21世纪后在社会文化研究领域出现了“全球化(普遍化)与在地化(特殊化)同时并存的现象或进程”、“全球化与在地化相互影响”等倾向。基于理论梳理，社会人类学者上杉富之指出，从实际运用看，全球在地化在意涵方面存在“侧重经济(地方振兴)、政治(地方分权)”“漠视全球化与在地化的相互影响”以及“忽视地方对全球的影响力”等倾向，与罗伯森将全球在地化引为学术用语的初衷产生背离，从而导致全球在地化“作为分析概念，丧失了当初的有效性”，因而亟待概念重整(24)。另一方面，日本学者反思了西方关于全球在地化的释义。研究者认为，21世纪后西方社会学辞典中的“全球在地化”释义各有补充空间，无论2006年版《企鹅版社会学辞典》(The Penguin Dictionary of Sociology)中的说明——“在社会学中，用以形容全球文化与地方文化的张力关系。意指地方事物全球化，全球事物地方化的过程”，还是2009年版《牛津社会学辞典》(Oxford Dictionary of Sociology)中的解释——“跨国企业等全球拓展为地方带来的特殊事物或服务，同时这些特殊事物或服务被还原为全球拓展战略的过程”，均未言明“全球化对地方施加影响的同时，地方也给予全球化影响”，因而主张将全球化与在地化进程的“同时进行”和“相互作用”特性补入释义(25)。
第二，关于全球在地化理论的具象建构。首先，研究者肯定全球化与在地化进程的“同时进行”和“相互作用”特性，在此基础上，将“相互作用”细分为“全球在地化的下行作用”和“全球在地化的上行作用”，将其视为全球在地化进程的两个向量，谓之“全球在地化的两面性”(26)。继而，研究者认为，对全球在地化的上行作用应予以重视，因为地方不仅是全球化、在地化进程的基础所在(27)，而且在全球化进程中，社会已非“仅封闭于一国之内”或“仅由单一国民组成”的“国家内社会”(28)。地方作为多元空间，对全球的影响日益明显。进一步，研究者基于地方具有多重空间意涵的观点，致力于当前“空间”的具象阐释。如社会学家西原和久将全球化时代由日常生活者的相互行为构成的多元社会空间细分为：个体层面(personal level)，由各行为者构成；地方层面(local level)，包含家人、亲戚以及企业、学校、公共机构等地区组织或团体；国境区隔内的国家政府层面(national level)；西欧、东亚等由诸国依据一定法则构成的、较之国家更为广域的地区层面(regional level)；作为上述各层面集合的全球层面(global level)。在此基础上，认为全球在地化的下行作用与上行作用并行其间，即全球性事物时而裹挟广域地区性事物，突破国家层面，对地方事物及个体事物都有影响，而个体、地方实践，亦突破国家层面，对广域地区乃至全球产生影响，指出由于各层面均有可能成为下行或上行作用的起止点，全球在地化的上行、下行作用具有循环往复、错综复杂的特质，因而有必要从个体、地方、国家、地区、全球五个层面予以综合研究(29)。
第三，关于全球在地化研究的构想。研究者认为，全球在地化是全球化、在地化并行且相互影响的进程，应从现象过程(glocalization)、状态特性(glocality)、观点信念(glocalism)等方面推进理论及实证研究。当前，全球在地化研究旨在通过地方视角的持续研究，力图将“全球化的中心(欧美发达诸国)”与“边缘(非欧美的发展中国家)”在“社会、文化影响力”等方面的“极不均衡”关系导向“对称”，因而蕴含探明“处于全球化终点或边缘的非欧美发展中国家”对“处于全球化的起点或中心的欧美发达诸国”的影响的可能，从而有别于全球化研究中被视为“例外事例”或“附带事物”的“逆向全球化”(reverse globalization)、全球化的“飞去来器效应”(boomerang effect)(30)。因此，充分关注地方及其多元空间的意涵，通过“个体、地方等层面的实践，建构广域地区联合乃至变革世界”，乃是当前全球在地化研究的努力方向和现实意义所在(31)。
四、结语：理论的建构与再建构
随着对全球化认识的深入，全球在地化理论于20世纪90年代出现后屡经建构和再建构。从最初被引为观察全球化、地方化双向互动的学术用语，至1990年代中期以来强调社会文化向度并力主在社会、文化影响力方面建立中心—边缘均衡关系的理论建构，再至2010年代中期以来研究领域构想的提出及其理论再建构，既是全球化理论自身发展危机的反映，也是社会文化和学术变迁的结果，主要受到以下三方面动力的促动：全球化纵深发展进程中，得益于通信网络疾速普及后实时沟通的实现，借助全球性基础设施，地方事物相互交流并对全球化的影响日益凸显的现实，令以往的全球化理论陷入难以全面解释现实的窘境；学界对于以往全球化研究过于强调自上而下、自中心向边缘的同质化作用，过于关注经济向度等问题的反思与矫正；作为全球在地化进程在学界的某种反应，非西方国家的学界对于重建中心—边缘均衡关系的积极作为。
全球在地化理论主张：全球化是全球化和在地化并行的进程，其间同质化与异质化、普遍性与个别性同时并存，并相互渗透；全球化与在地化的相互作用包括上行作用与下行作用，其中有关上行作用的课题，如受制于全球化、在地化相互影响力度不均，某种程度受到遮蔽的地方社会文化多元图景、地方事物对于全球的影响，以及地方实践对于变革世界的能动作用等课题，尤其值得关注；当前的“地方”已非单纯的绝对地理空间，还包括社会空间等多重意涵，有必要从个体、地方、国家、地区、全球等多层面展开综合研究。
此外，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与发展，全球在地化的作用范围由现实空间拓展至虚拟空间，全球在地化的上行、下行作用不仅突破时空阻隔纵向地体现于个体、地方、国家、地区、全球层面，而且也更为频繁、迅疾地反映于各个体、地方、国家、地区之间的横向联结之中。当前为数不多的相关理论研究中，较之回音室效应影响下不同社会网群间的相对隔离，全球在地化理论研究者更强调虚拟空间的联结重整及其对现实世界的影响。
近年，国外学界关于全球在地化理论的应用，一方面出现了从全球在地化的视角深思家庭、劳动、灾害、歧视、贫困、环境等问题的倾向。如日本社会学家西原和久以日本农村的外国人劳动者、东日本大震灾中的受灾外国人、夏威夷的冲绳移民等为例，从跨境的角度指出，家庭成员幸福、改善劳动环境、防灾与减灾、消除歧视、改善贫困、保全地球环境、擅用赛博(虚拟)空间等应成为当前全球在地化研究的目标所向(32)。另一方面，国外学界关于全球在地化理论的应用，还反映于商业管理、体育组织、文化交流、教育教学、网络运作等研究中。如加拿大管理学者马克罗姆·沃罗诺夫(Maxim Voronov)等将全球在地化理论引入组织研究，通过对安大略省葡萄酒产业的实地调查，研究了特定领域的当地行为者如何将全球机构的本地版本理论化问题，指出当地行为者在兼顾地方实况与全球文化理解方面颇具优势，因而在将全球机构的本地版本理论化时更易成功(33)；英国体育社会学者理查德·吉廉诺蒂(Richard Giulianotti)、美国社会学者罗兰·罗伯森研究了如何将全球在地化理论应用于亚洲体育研究，认为亚洲特别是东亚对于“全球在地化”的起源与应用起到关键作用，全球在地化理论可以从局部与全球、特殊与普遍、趋同与异构等角度，对探讨亚洲体育项目、体育商业、体育赛事、相关性别与身份认同等问题发挥作用(34)。近年来，一些华人学者则对海外移民现象做了诸多经验性探讨，移民的跨境流动开始被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获得了新的关注(35)。
在我国，学术界已开始将该理论应用于全球化时代的商品服务流通、文化传播、文学叙事传统与革新、话语翻译、教育教学等研究，如吴晓云、张欣妍认为跨国企业适应东道国当地文化时，整合本土元素的全球产品或服务更易成功(36)；王宁认为全球在地化包括全球与地方事物的同时并存和相互依赖，是全球化在中国成功登陆的路径(37)；刘述先指出面对当前流行全球在地化思想，并基于全球化与在地化相辅相成的观点，对话西方学者，思索全球化时代多元话语共存格局中新儒学的发展之道(38)；何成洲围绕北欧生态文学批评，探讨了全球化和在地化双向影响下地域文学叙事的传统继承和破旧立新课题(39)；侯宣杰则认为可将全球在地化的本质内涵理解为“思维全球化，行为地方化”，全球和地方的双重视角对近现代史教学至关重要(40)，等等。
从上述研究看，全球化与在地化同时并存及相互渗透的特质已然受到关注，并且如同“Glocalization”在我国亦可被译为“全球本土化”所表征的那样，全球在地化理论常被用于研究全球性事物对本土事物的影响。不囿限于“全球本土化”研究，而在纵向研究全球在地化进程中上行、下行作用的同时，关注个体、地方、国家、地区各层面的横向联结互动及其对全球产生的能动作用十分必要。这对于全球在地化理论的丰富发展，对于深入研究全球化时代的社会文化互动，思考全球危机的地方能动应对，以及增进共识、构建区域统合、共谋发展等实践亦有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