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国家的“三域分离”
袁文坤
2025年11月21日 02:29
唐亚林
北京日报从政治制度体系内蕴的重大缺陷来看，现代西方政治制度体系的运行困境表现为现代西方国家无论是政府治理体系、市场治理体系或是社会治理体系及其各自领域都是互相独立运行且彼此分离的状态，我们可以将此称为政府、市场与社会“三域分离”现象。
现代西方国家政府、市场与社会“三域分离”现象形成的原因
一是现代西方政治制度体系是在反对君主专制主义基础之上，为防止公共权力作恶、积极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与自由等目标而建立起来的以有限政府为核心、消极行使公共权力的政治制度体系。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西方各国进入了“大政府”时代，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政府只是法律和秩序的“守夜人”相距甚远，但民众对政府不信任、政府只能在有限领域施政却是一以贯之的。
二是亚当·斯密提出的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主导市场资源配置的法则成为自由资本主义黄金时代推进经济发展的“圭臬”，即便后来遭遇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凯恩斯主义的巨大冲击，但这种政府与市场各有分工、相互分离的理念一直占据上风。
三是国家强制性力量与社会自治性力量构成了现代西方社会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的“契约关系”以及私域与公域“二分法”的基础。在这种国家—社会或公域—私域“二分法”框架中，形成了社会对国家或私域对公域进行制约的单向度“契约关系”，出现国家与社会、公域与私域“二分法”的对立状态时，只能奉行社会或私域对国家或公域进行干预的模式，而不是倒过来由国家或公域对社会或私域进行干预的模式。这种二元对立划分模式，将由私人资本成长起来的私人企业乃至私人企业集团与联盟同样划归为私域事务或者私人权利范畴，其后果是私人企业为追求私利，往往通过结盟的方式，一方面壮大自身，成为“大而不倒”的力量，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方式与公共机构及其执掌者结盟，对地方与国家公共政策进行干预，形成资本政治、权贵政治、官商政治的恶果。
社会也好，私域也好，其内部事务均由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私人企业或社会组织（或称为非政府组织）自我运行处置。而作为社会领域或者私域领域的社会价值体系，则由权力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等联手塑造，并随着公共传媒的兴起，产生了独立于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力”——代表新闻自由与舆论自由的“媒体”。在现代西方国家，媒体一方面发挥监督公共权力的独立作用，另一方面也被资本与利益集团乃至政党深度绑架，并被划分为不同意识形态取向且服务于现实政治机构或政党的媒体阵营，导致媒体远离公正报道与独立监督功能、陷入意识形态对抗的泥淖而不能自拔，引发社会舆论、价值观撕裂以及严重对抗的后果。
现代西方国家政府、市场与社会“三域分离”格局的加剧与影响
回顾现代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体系的成长过程，它是在维护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利益、反对君主专制主义、确立人民主权原则的思潮中，适应社会大工业生产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现代政治制度体系。彼时，现代西方国家还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无论是人员流动性还是传媒消费量都不如今天这般快速与巨大，整个社会主要是由具有专业技术能力、政治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的精英群体所主导。
这种由社会精英群体主导的现代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体系设计的出发点、主要框架和运行法则，是建立在农业社会事务不复杂、信息不过载、政府作用范围有限、公共政策少受利益集团绑架、社会分化不严重、社会价值观可以通过媒体以审慎辨明方式得到自我澄清、公共人物社会责任感强等众多叠加条件基础之上的，且将政府的作用局限于狭隘的公共领域范围，将市场的作用运用于资源配置领域，将社会的作用应用于社会自治领域，其结果就形成了公共事务—政府作用领域、资源配置—市场运作领域、私人事务—社会自治领域的“三域分离”格局。
在“三域分离”格局下，我们既看不到拥有高度自主性的国家或者政府实行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统一性整合和引领，又看不到诸如政党组织、政府组织、市场组织或社会组织等政治主体有效统合和引领国家和社会的可能。“三域分离”在如今以金融资本为核心的资本统治时代，既导致极少部分人占有整个社会财富的绝大部分份额，加剧社会贫富分化的程度，又造成整个社会价值观四分五裂，社会人群分裂与对抗的“极化”效应日益加剧，进而造成整个国家和社会没有一种核心政治主体力量可以通过自身的使命引领、责任担当与科学作为来有效统合并引领社会大众，以及通过对话达成共识、通过行动达成共荣、通过共享达成共同进步等目标，其结果必然是国家、社会和民众都失去了方向感，进入到无力感和看不到未来的黑暗状态。
与此相对的是，社会主义国家比如中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以国家发展和人类解放为使命，以领导人民、国家（政府）和社会为职责，以政府—市场—社会“三域一体”为载体，以集体理性和自我革命为手段，超越西方国家作为部分团体利益的代表、以选举为根本诉求的政党组织的一般功能，成为以人民整体利益和人类社会总体命运关怀为根本价值、以政党高度自主性和能动性为主要动力、以国家现代化和人类社会现代化为根本路径，综合行使代表与表达、分配与整合、服务与引领等复合功能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这既是创建新型政党理论、新型政党文明形态的着眼点所在，又是创建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创造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