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社科 理论研究

西方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评述

袁文坤

2022年05月20日 08:58

黄敏
国外社会科学 2022,(01)

城市政治生态学作为政治生态学和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理论分支,是在对西方世界资本主义城市化进程反思基础上应运而生的,并在欧美世界得到广泛关注,形成了具有启发性的学术著作和理论思想。本文试图梳理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的历史脉络,总体性地把握其核心议题及方法论,并阐释其作为一种“红绿”理论所具有的变革潜能及未来发展趋势,为中国语境下的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本土化”阐述与建构奠定基础。

一、城市政治生态学的两大历史阶段

英国学者埃里克·斯温格杜(Erik Swyngedouw)在1996年发表于《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杂志(Capitalism,Nature,Socialism)上的《作为杂合体的城市:论自然、社会和赛博格的城市化》(The City as a Hybrid: On Nature, Society and Cyborg Urbanization)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城市政治生态学”概念1,从而开启了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的形成和研究热潮,并推动政治生态学理论走向新的发展阶段。

历经20多年的发展历程,城市政治生态学如今已经成为政治生态学的重要分支,“政治生态学认为生态环境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环境作为一种自然存在,本身不存在任何问题。政治生态学不仅仅关注生态环境恶化本身,更关注塑造和产生特定环境系统演变的权力关系网络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人文地理过程”。2在这一根本立场之下,城市政治生态学将城市看作是人与自然关系展现得最为充分的场域和关键地带,城市的经济转型和社会生态转型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自发行为。政治生态学和生态人类学(ecological anthropology)作为文化生态学理论的两大分支,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态观。生态人类学把人类的生存环境看作是一个生态系统,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是自然内部关系;而政治生态学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倾向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社会历史的视角下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政治生态学理论的鼻祖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曾经称“政治生态学为文化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转向”。作为政治生态学理论的重要流派和当代表现,城市政治生态学并非直接起源于政治生态学内部的理论演变,而更多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及方法,4并开创性地发展了城市政治经济学、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社会—自然辩证法等思想。特别是亨利·列斐伏尔、曼纽尔·卡斯特和大卫·哈维这三位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的奠基者被安迪·梅里菲尔德称为“都市马克思主义三剑客”,5这一称呼进一步佐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对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性作用。从都市马克思主义向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转向的奠基性学术工作主要是由哈维的学生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埃里克·斯温格杜、尼克·海宁(Nik Heynen)和玛丽亚·凯卡(Maria Kaika)等学者完成的。他们跳出了都市马克思主义者在“阶级斗争—革命—解放”的模式下阐发都市革命、都市消费、都市社会和都市解放的传统路径,赋予了其生态维度,并开创性地利用了行动者网络、城市动员、文化建构等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资源。

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已经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可以被称为城市政治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传统阶段。首先,哈维基于地理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目标,将自然概念纳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中,开创性地提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使唯物史观从一种主要分析人类社会结构的理论视角拓展为剖析人类社会特别是都市社会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武器,也破除了唯物史观存在自然空场的诘难。6“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建立在社会生活和历史的广义的‘生产’的基础上,包括任何形式的人类活动和自然物理转化、物质循环、社会过程,也包括思想、观点等上层建筑的形成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生产了自己的生活、社会和物质环境。”7自然从人类历史诞生起就进入阶级关系、矛盾、生产系统等一系列过程中,这一基本认识成为城市政治生态学家的理论共识。其次,城市政治生态学致力于将“新陈代谢”的讨论城市化,8在城市新陈代谢的动态过程中,新的社会空间结构、社会—自然物质以及社会关系通过人类劳动作用于非人类物质而被创造出来。城市新陈代谢是辩证法的一种具体化,城市不再被看作是静止的地点和场所,而是物质循环、辩证运动过程的结果。城市新陈代谢表达出一种新的自然观,“在传统人文生态观之下,城市化是纯粹的社会过程,与作为背景而存在的自然环境无关;对于工业生态观而言,自然提供了城市所需的能源和降解排放物的场所,总之,这两种生态观都持有社会—自然对立的立场。对比之下,城市政治生态学将城市化看成是一个持续的社会—自然过程,既是新陈代谢的一个场所,也是其结果”。9再次,尼尔·史密斯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者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启发,提出了“自然的生产”概念,10并由此展示了塑造城市景观不均衡的、充满矛盾的社会—自然的生产过程及其与资本、阶级再生产的关系;并启发了其他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家通过资本积累、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社会—自然辩证过程等理论视角对塑造城市景观的物质流(material flows)的案例分析(如水资源11、清洁空气12、城市森林13、花园14、食品安全15等),揭示获取城市环境自然资源和环境服务上存在的巨大不平等,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商品化、现代性以及新自由主义的总体性批判。正如史密斯所言:“新陈代谢概念表达了一种创造力,城市自然的产生具有深刻的政治性。”16总体而言,城市政治生态学在发展的第一阶段,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理论中汲取了思想资源,通过理论和案例分析,阐述了城市的社会—自然动态过程,颠覆了城市被定义为与环境基本无关的传统认知,城市不再被描述和理解为与所谓的“自然世界”相隔绝的纯粹政治经济社会,打破了城市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城市政治生态学的第二阶段体现出更加鲜明的交叉性、复合性、多视角的特点,不仅超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的影响,而且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环境正义等理论相结合,凸显出更强的时代性和现实性,而衍生出废奴生态学(Abolition Ecology)、女性主义政治生态学(Feminist Political Ecology)、女性主义城市地理学(Feminist Urban Geography)、酷儿生态学(Queer Ecology)、酷儿城市主义(Queer Urbanism)等多种后现代主义理论,推动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研究进入新阶段。首先,在方法论层面进行了反思批判。如果说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发展的第一阶段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行动者网络理论、后人类主义理论持有肯定和接纳的态度,那么第二阶段则在理论内部对不同方法论的关系进行了深度思考,例如,瑞恩·霍利菲尔德(Ryan Holifield)认为,行动者网络方法与马克思主义方法不仅完全不同,甚至是相反的,“行动者网络方法旨在关注形成新精英团体并产生新社会秩序的可能性,在一种社会语境下定义行动者而不是停留于阐释不平等现象”。17霍利菲尔德的上述区分只看到了两种方法之间的区别,却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更深刻而伟大的共产主义解放的理想。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明确提到“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18关于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是社会动员的前奏,是武装群众头脑的理论武器。相对于揭示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巨大不平等,更为重要的是超越所有不平等的阶级社会,消灭剥削,实现共产主义。据此而言,行动者网络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群众史观亦有内在相通之处。其次,除了方法论层面的探索,有着强烈内在价值指向的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与环境正义问题产生了密切勾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与环境正义理论的结合何以可能?马里尼·兰加纳桑(Malini Ranganathan)和卡罗莱纳·巴拉兹(Carolina Balazs)阐述了城市政治生态学与环境正义研究之间的内在联系,19共同的现实关切使得缘起、发展不同的两种理论站在了同一战线上。第二,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和环境正义理论之间存在明显张力,为何仍然要进行融合?其原因在于虽然起源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环境正义与起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城市政治生态学的理论根源不同,20但超越各自的理论界限有利于更好地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始终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传统,而是对一切具有启发性的理论和思想智慧保持开放的态度,如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与后殖民主义地理学的融合,超越了北美生态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相互交错的权力关系塑造城市环境的研究案例,也展示出走出环境殖民主义困境的未来可能性。第三,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与环境正义理论具体在何种问题上进行了结合?(1)代表性学者雷切尔·布拉因斯基(Rachel Brahinsky)认为空间实践充当了自然和所有权的中介,无主自然因此在历史过程中成为私人财产,并产生了关于资源分配的环境正义问题;21(2)莎拉·A.摩尔(Sarah A. Moore)以墨西哥瓦哈卡为例讨论了城市中以塑料袋废弃物为代表的污染问题,22摩尔将城市污染视为一种非正义的破坏行为,实际上是持有一种自然是主体而非客体的双主体观点,并基于此批判了忽视自然、将自然视为客体的居高临下的非正义态度;(3)某些有着特殊历史背景的城市问题更为复杂,例如,在研究印度城市发展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时,并不能简单将城市自然概念化,而必须将其置于“殖民主义历史语境之下”,23讨论印度的后殖民主义与环境正义问题。再次,在研究议题上,城市中的“水”格外受到学者青睐,“水正义”是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以南非开普敦24、印度孟买25、厄瓜多尔瓜亚基尔26、秘鲁利马27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城市现代化普遍面临的挑战,甚至在当地水资源并不匮乏的情况下仍然出现了严重的水荒问题,中上阶层的利益始终凌驾于社会底层家庭和人群的利益之上。水资源在城市环境案例研究中如此受到重视的原因不言而喻,一方面,水是根本的物质生活生产资料,是生活质量和城市发展潜能的决定因素之一;另一方面,水资源的分配总是与社会权力、资本力量相挂钩,水资源问题的产生根源和解决路径依赖于政治经济要素。总而言之,城市中的“水循环产生了物理地理意义上的物质景观,同时也产生了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权力文化景观”,28是社会、自然力量的综合结果。

总体而言,城市政治生态学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英国学者埃里克·斯温格杜提出后,经历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阐述路径和与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环境正义运动等多种不同的理论范式相结合的阐释方法两个发展阶段,但两阶段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从诞生起就对其他理论范式保持开放态度,经过第一个十年的酝酿,在第二个十年集中涌现出大量学术作品,形成了发展的黄金时期。欧美涌现出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是城市政治生态学的主要研究阵地,以埃里克·斯温格杜、玛丽亚·凯卡、亨里克·恩斯特森(Henrik Ernstson)为代表,已成立三年的曼彻斯特大学城市研究中心关注于城市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城市与可持续性,全球城市的未来,空间政策等话题,在城市政治生态学领域以及政策智库等方面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在北美同样形成了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美国学者尼克·海宁、罗杰·凯尔(Roger Keil)、丽莎·本顿-肖特(Lisa Benton-Short)、尼尔·史密斯、瑞恩·霍利菲尔德,以及加拿大学者凯伦·贝克(Karen Bakker)都享有盛名,在墨西哥也成立了拉美研究中心。中国学术界在2020年出现了城市政治生态学的介绍性文献和译作,29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发展局面。

二、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的核心议题和两种阐释路径

早期的“政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和相关的“城市研究”要么忽视了城市与生态的相关性,将城市排除在人与自然关系之外,将城市看作人造的、非自然的产物,仅仅把乡村看作是自然的所在地;要么就是将人类社会与自然、城市与自然看作是二元对立的关系。城市政治生态学家在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空间方法之下提出了城市是一个动态变化的社会—自然杂合体的观点,总体性地把握作为社会—自然杂合体的城市及其特性,揭示了动态存在的自然的城市化和新陈代谢过程,形象地展示出城市足迹,实现了对社会—自然、城市—自然二元对立范式的批判及其超越性发展,提供了理解城市作为自然资本化这一动态过程的结果和其作为解放性的阶级斗争的空间作用的新视角。

1.城市:社会—自然杂合体

城市政治生态学家创造性地提出了“城市是自然、社会和赛博格的城市化的杂合体,城市化过程是人与自然、真实与虚幻、机械与有机的不均衡的互动过程”30的观点,打破了以芝加哥学派、洛杉矶学派为代表的学者将城市视为纯粹社会过程的传统认知。“城市”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辩证法之下得以重新定义,作为“社会—自然杂合体”的城市中不存在纯粹单一的“社会”或“自然”,两者在永久新陈代谢的历史地理生产过程中以一种高度矛盾而又不可分割的方式相结合。对于城市本质的再阐释一方面带来了城市生态观乃至社会历史观的彻底性颠覆,历史并非纯粹的人类史,无论是政治思想史还是经济史都始终与环境史不可分割;另一方面构成了对资本主义城市化道路的社会—自然关系批判性分析及其超越性发展的可能性的探索。

首先,“作为社会—自然杂合体的城市”概念体现了一种崭新的城市生态观和社会历史观。资本主义城市的持续变革在历史上形成了城市与自然的三种社会关系,分别对应早期工业时期、福特主义时代和后福特主义时代。在早期工业时代,城市“逐渐摆脱对自然新陈代谢的依赖”,31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向城市集中,城市作为社会概念与作为自然概念的乡村相分离。在福特主义时代,“城市化的破坏性轨迹使得城乡分离走向对立”,32乡村成为被城市榨取的原料产地和城市废弃物的降解空间。与早期工业时代相同,福特主义时代仍然是一种城市与自然二元对立的生态观。而在后福特主义时期,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认为城市不是一个纯粹的社会概念,而是社会、自然、物质、权力关系、资本等多因素通过机械和有机方式辩证运动的结果,从而超越了城市与自然无关抑或对立的认知,自然不再被驱逐出城市。基于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的城市生态观,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解决路径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环境问题,而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阶级等多维的结构性问题,从而也发展出一种蕴含生态思想的社会历史观。人类文明史从来都是社会力量和自然力量在相互博弈和建构的动态过程中演变而来,自然力量不能仅仅被当作是人类历史的背景色而被忽视或视为客体。特别是在生态危机时代和疫情时代,自然所具有的强大力量更加不容忽视。

其次,社会矛盾和生态危机交织的城市承载着新的革命意义和解放意义,一方面体现为对资本主义城市图景动态过程和“帝国式”生产生活方式全球扩张的批判性反思和危机克服,另一方面则是对能够有效规避资本主义城市化危机的其他可能性路径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就前者而言,资本主义城市化过程同时产生了资本主义城市、资产阶级和城市工人阶级,并形成高度集中和不稳定的阶级关系。这些不平等的阶级关系在地理自然不平衡的基础上形成,资产阶级塑造了城市生活的物质文化、人居环境和城市景观。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进一步加剧生态资源和空间资源获取的不平等,城市作为一个社会、自然、赛博格的城市化的杂合体空间,承载着经济危机、社会矛盾、生态危机、女权运动、殖民主义、阶级冲突等资本主义多重交错的动态矛盾。多重力量相互结合,也使城市成为“孕育反资本主义斗争和社会—生态矛盾的温床,为解放性的社会—生态转型理论及其实践提供了试验空间”。33城市成了在社会和生态双重维度上影响世界不同地方的联结核心,权力、资本、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在城市空间聚集,具有不可替代的物质力量和社会变革潜能。就后者而言,“社会—自然杂合体”的城市理念提供了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城市化模式,自然要素和社会政治经济要素在城市发展建构中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从根本上颠覆了资本主义城市作为资本积累的场所和结果的空间生成方式,而指向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相结合”的共产主义理念和在克服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基础上以人的解放、自然解放为目的的生态社会主义。就实践而言,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政治生态学理念不谋而合,社会主义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一方面是对首次将人与自然关系作为文明考量的生态文明必然趋势的自觉顺应,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探索了如何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生态文明,例如我国提出了“公园城市”的建设模式并在成都天府新区开展试点。社会主义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从侧面证明了“作为社会—自然杂合体的城市”理念所具有的建构意义,完全可能开辟不同于资本主义城市化道路的另一条道路。

2.城市新陈代谢:社会—自然辩证运动

“新陈代谢”最早是一个生物学概念,意指机体和环境之间的能量交换以及生物体内物质和能量的自我更新过程。之后,此概念被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加以改造,用以阐释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利用实践改造自然、创造人类历史的过程,新陈代谢概念从生物学领域拓展到哲学的认识论和实践论层面,成为阐述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内在关系的社会理论。早在1965年,阿贝尔·沃曼(Abel Wolman)已经试图将新陈代谢概念引入城市分析之中,他“将城市想象为一个以百万人口区域为单位的能量、水、物质和废弃物在其中流通的实体”,34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城市学者的重视。相反,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家约翰·贝拉米·福斯特35和岩佐茂36进一步阐发了新陈代谢概念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巨大反响。他们认为马克思在三种意义上使用新陈代谢概念:第一种是自然的新陈代谢,指的是化学意义上的能量和物质变化;第二种是社会的新陈代谢,即商品交换,特别是使用价值的交换;第三种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岩佐茂在此基础上梳理出《资本论》中大约有5处是在“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37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通过新陈代谢断裂揭示了资本主义反生态性的本质和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的双重批判,“新陈代谢”成为生态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

直到2006年,尼尔·史密斯明确提出了“城市新陈代谢”概念38。它成为城市政治生态学的核心概念。塞斯·古斯塔夫森(Seth Gustafson)高度评价了尼尔·史密斯通过“自然的生产”引入了马克思新陈代谢概念的重要意义,“新陈代谢概念的重要性在于它说明了新的社会空间结构、自然和社会的协同融合以及不平衡的社会关系是如何形成的”。39在这一概念明确化之前,城市政治生态学领域的学者实际上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新陈代谢理论进行城市叙事了,例如埃里克·斯温格杜、尼古拉斯·C.海宁(Nikolas C. Heynen)和尼尔·史密斯都认为新陈代谢概念是理解城市产生过程及其内在关系的关键,赋予了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更强的分析力,实质性地改变了对城市、城市化和城市性的思考。同时,新陈代谢概念与城市空间的结合展开了一个理解新陈代谢的崭新视角,即在空间尺度之下,新陈代谢是“在区域和全球尺度上同时进行的自然的城市化的社会空间过程”,城市新陈代谢则是不同空间尺度的新陈代谢过程的一部分。40另外,克雷顿·康诺利(Creighton Connolly)在城市新陈代谢提出后基于此概念反驳了希拉里·安吉洛(Hillary Angelo)和戴维·瓦克斯穆思(David Wachsmuth)批判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未能实现超越“城市主义方法论”的目标的观点,41并认为城市新陈代谢打破了城市社会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过程和多地点的网络中阐释城市化,而并非背离了列斐伏尔所开创的传统,成为西方学界为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辩护的经典之作。

此外,除了上述概念化阐述的方法论,克里斯托弗·肯尼迪(Christopher Kennedy)等学者对布鲁塞尔、东京、香港、悉尼、多伦多、维也纳、伦敦和开普敦等多个城市的水、能源等物质的流动进行了调查,研究了处于全球变化中的城市的新陈代谢,进一步丰富了城市新陈代谢的研究方法,使“社会—自然杂合体”“自然的城市化”“城市新陈代谢”等概念得到了更加普遍的认同和广泛应用。42田野调查和案例分析更加形象直观地展示出城市向来不是脱离自然的纯粹人造文明,无论是琳琅满目的商品、纵横交错的道路抑或是华丽的摩天大楼都是通过动态的城市化和新陈代谢过程被转化的自然。

3.城市足迹:城市生态影响量化的科学依据

城市政治生态学者将城市足迹归纳为三种类型——“生态足迹、碳足迹、水足迹”,43为城市社会生产生活所产生的生态影响的定量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首先,“生态足迹测量的是生产某处人口所消耗的资源并吸收其废物需要的陆地和水域”。44测量生态足迹的重要意义在于评估城市生态耗竭和不断变化的承载能力。在社会交往的发展过程中,城市公共商品和服务会整合不同的消费方式,使不同的城市足迹之间产生叠加或抵消效应,从而最大化或最小化共同足迹。例如,私家车较多的城市对能源的需求更多,城市足迹水平更高,公共交通发达的城市能够减少能源消耗,城市足迹水平更低。另外,城市足迹不仅局限于局部城市地区,甚至会拓展到全国或全球。城市足迹的计算方式比单纯计算单个家庭或全球人口的能源消耗的简单模式更加准确,也更接近于真实情况。值得肯定的是,丽莎·本顿-肖特(Lisa Benton-Short)和约翰·雷尼-肖特(John Rennie-Short)还将城市足迹的追踪置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之下进行考察,将生态与时空的历时变化联系起来,使定量分析与定性研究相结合。

其次,碳足迹指的是“一个城市所产生的温室气体的总量”。45本杰明·索瓦库尔(Benjamin Sovacool)和玛丽莲·布朗(Marilyn Brown)对北京、雅加达、伦敦、洛杉矶、马尼拉、墨西哥城、新德里、纽约、圣保罗、首尔、新加坡和东京这12个城市的碳足迹进行了测量,得到了一些具有借鉴性意义的结论:(1)就排放源而言,碳足迹主要有交通工具排放、建筑和工业能源排放、农业排放以及垃圾处理四大来源;就排放源与污染地的关系而言,碳排放并不完全是就地产生,主要有都市的直接排放、产生于都市在别处被消耗的异地排放、都市以外的排放源和途经的排放如货运交通四种途径。(2)地理位置、城市密度、经济类型和城市服务等因素都会影响碳足迹,都市区域的人均碳足迹可能会低于非都市区域的人均碳足迹,发展水平相同的城市碳足迹也会出现迥异状况。46但总体而言,密度较高的城市碳足迹较低。基于城市政治生态学家得出的上述重要结论,减碳减排的可行性方案在于增加城市密度、发展公共交通、推动产业结构转型,从而降低碳足迹的产生;同时,由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流动性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以及政治霸权、经济优势和技术垄断所产生的碳交易,中心国家将本国的碳足迹转移到了边缘国家和地区,从而产生了帝国主义的生态霸权行为。基于碳足迹的碳政治本旨在全球环境保护,“但是,国际‘碳政治’呈现出生态帝国主义的逻辑,成为少数西方国家在其国内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基础上,延续和拓展历史形成的国际等级化优势或排斥性霸权的表现,也成了创建更加公平、民主与有效的全球环境治理体制的内在性障碍”。47这种帝国主义行径不仅不利于城市发展和环境治理,而且还会加剧已经形成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的不平衡的空间结构的非正义性”。48

水足迹是城市足迹的第三种类型,指的是“商品和服务消费中所使用的淡水总量”。49城市政治生态学家根据淡水资源的不同来源分为“三色水足迹”——蓝、绿、灰,分别指的是“所消耗的来自于地表和地下的淡水量、雨水量和用来稀释城市中所有商品和服务生产过程中所产生污染物的淡水量”。50诸多学者通过对部分典型城市水足迹的测算评估从而对城市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进行了反思研究,并倡导采用节水措施,提高用水效率。51

近些年,基于城市足迹的“生态系统资本”“自然资源资本化”“生态现代化”等术语也出现在城市政治生态学领域的相关学术作品中,赋予生态系统和自然以经济价值,量化研究可以粗略估算出城市化的成本和城市发展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从而指向一种更高效更节约成本的城市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例如,菲利克斯·艾根布罗德(Felix Eigenbrod)从“农业生产、土壤中的碳储量以及城市防洪三个维度测算了城市增长对生态系统服务可能带来的影响,并认为高密度的城市化是最为有效的形态,因为这种类型对农业土地的占用相对较少,从而留有足够的绿色空间减少洪水威胁并带来生态福 利”。52不 可否认,自然环境的经济核算模式存在较大缺陷,城市足迹和自然资本背后动态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过程具有不可量化和测算不精确的特征。但即便如此,仍然能够得出人类对环境影响的趋势性结论,政治经济学视角使得城市政治生态学更具有批判性和活力,为城市政治经济转型和社会生态转型奠定科学理论基础。

4.城市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空间论的阐释路径

纵观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的历史发展轨迹,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和社会空间论是贯穿于不同阶段且一脉相承的研究方法。虽然马克思关于城市的直接论述较少,但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指出城市与分工的关系,奠定了城市根源和城乡关系的基本认知,“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53与马克思理论逻辑推演的研究方法不同,恩格斯对以曼彻斯特为代表的大都市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得出了四点重要结论:第一,大工业城市是研究作为社会系统的资本主义的最佳场所;第二,增长是中心数量的增加,随着城市发展,投资会从老的中心向外围进一步延伸;第三,传统社会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运行产生了诸如城市贫困等社会问题;第四,繁荣的曼彻斯特实际上是一个富裕者和贫穷者毗邻的隔离空间。54恩格斯因此被称为城市社会学和城市政治生态学的鼻祖。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工作启蒙了21世纪之交的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形成了城市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空间论两种方法论。

首先,城市政治生态学家将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作为批判资本主义和揭示城市本质最重要的理论武器,并创造性提出了城市发展的阶级冲突理论和城市增长机器等重要理论。第一,以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大卫·戈登(David Gordon)、迈克尔·施托普尔(Michael Storper)、大卫·沃克(David Walker)为代表的学者运用阶级冲突理论分析城市社会中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卡斯特以集体消费为逻辑起点,阐述了城市视阈下集体消费、国家、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的关系。资本主义国家难以持续承受集体消费的巨大压力,必然会在城市内部产生集体消费的供应危机,从而引发多种形式的城市抗议运动和阶级斗争,这些抗议活动与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联系起来,极有可能重新开启颠覆资本主义的解放之路。55不过,卡斯特所探讨的问题具有特殊的时代背景,其分析仅仅针对实行高福利政策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并非所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大卫·戈登、迈克尔·施托普尔、大卫·沃克“将劳动力考虑作为主要的选址变量”,56并提出“劳动力的区位理论”,任何国家都拥有不同劳动力质量的区域。施托普尔和沃克运用这一思想解释美国的产业向“阳光地带”的转移,并认为美国南部和西部的工人工会软弱无力使工人更加易于控制。第二,哈维·莫洛奇(Harvey L.Molotch)和约翰·洛根(John R.Logan)认为,城市不得不作为“增长机器”而存在,因为社区质量发展的要求从后面推动,城市食利者和寄生者从前面拉动,城市政府做出反应,使增长和发展成为其主要关注点。不过美国学者马克·戈特迪纳(Mark Gottdiener)并不赞同上述观点并从三方面对其进行了批判:“(1)‘增长机器’理论依赖于一个单独的食利者阶级的存在,成为引导城市发展的动力和根源,理论基础过于绝对;(2)他们只简单地关注了增长,却忽视了资本主义发展和萧条的周期性,以及增长所带来的冲突和变革的可能性;(3)洛根和莫洛奇借用了列斐伏尔空间理论的过分简单化的版本,因此阐释力大打折扣。”57戈特迪纳的评论启发思考但却是有待商榷的,莫洛奇和洛根是在资本主义语境下探讨城市增长的,而戈特迪纳事实上已经跳出了城市的资本主义前提,但他并没有做出说明。资本主义暂时性的周期性萧条并不影响城市总体上追逐发展和增长,不过他对危机和变革潜能的预测超越了莫洛奇和洛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的运用产生了许多审视城市的新视角,在思想争鸣和激荡中,深化了关于城市的认识。

其次,受到恩格斯空间思想的启蒙,哈维提出了“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城市格局和“空间区隔”“空间修复”等概念,列斐伏尔开创了“空间生产”理论,并直接影响了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58在此基础上,马克·戈特迪纳发现了社会空间方法,其突出特色是强调空间内多因素的整合,是一种不突出个别原因而强调整体性的方法论,认为发展是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相联系的结果。戈特迪纳总结了社会空间论的具体表现:“在大都市发展的分析中,诸如阶级剥削、种族主义、性别与空间因素,整合分析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对房地产投资和政府干预的拉动因素,以及向一个城市和郊区的多中心区域方法的转变等概念方法被称为‘社会空间方法’。”59城市政治生态学的社会空间方法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三点。(1)强调政治干预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传统的城市生态学和新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经济学忽视了政府在引导发展中的独立作用,仅仅将其看作是经济派生物,社会空间观点在此基础上阐发了政府作为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2)社会空间方法强调文化取向对理解都市生活的重要性,特别是作为一种增加价值手段的符号文化,这一观点深受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影响。(3)采取一种发展的全球观来看待都市发展及其生态转型。社会空间方法克服了城市化研究的“比较”观点,用一种宏观和整体性的视角将不同发展阶段、模式和水平的第一世界城市化和第三世界城市化联系起来,避免了阶段的断裂概念化,突出强调“都市重构模式之间日益增加的共同性和关联性”。60

这两种分析方法蕴含在上述核心议题之中。作为社会—自然杂合体的城市和新陈代谢揭示了城市的本质及其空间运动规律,城市绝不只是社会或自然的单一元素,而是在自然物质基础与交错的政治权力、社会文化、经济活动以机械和有机的方式运动的结果,既体现为辩证运动的主体,也以空间景观的形式表现为运动的结果。以人类劳动为中介,新的社会空间结构、社会—自然物质、政治经济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城市新陈代谢的动态过程得以创造。而城市足迹的形成和测算基于经济生产活动的空间轨迹的同时,超越了空间的政治区域和经济划分的比较视角,而将不同区域看作是一个内部不平衡的整体。没有政治经济学视角则无法深刻剖析资本主义城市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路径,若没有社会空间论则会丧失城市政治生态学的理论特性和空间解释力,二者相辅相成。

三、城市政治生态学的绿色潜能及后现代转向

作为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理论分支和当代理论表现的城市政治生态学自诞生起就产生了丰富的、具有影响力和启发性的理论成果,它们打破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将城市作为解放性的政治平等运动和社会生态转型的场域作用凸显了出来。与此同时,与同样重视城市解放作用的都市马克思主义不同,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批判了前者只强调都市而忽视乡村的城市主义方法论,认为城乡是不可分割的,从而提出了“场域倍数”的方法论,即在关系网络和空间网络中定位某一城市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城市本身;更重要的是,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还看到了城市对于人类社会生态转型的重要意义,将生态价值在城市研究中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社会生态转型并不是一个自发的结果,而是一个必须依托于国家和政府自上而下的战略规划和社会动员的政治过程。与此同时,持有社会空间论的城市政治生态学从全球空间网络的视角上理解城市之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超越了生态帝国主义依托于经济特权所形成的两极对立的世界观。因此,在社会—生态转型在何处进行、如何进行等问题上,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并给出了具有启发性的答案。

第一,城市政治生态学作为一种绿色变革的理论范式和具有浓厚政治哲学意蕴的生态文化理论,是对作为弱人类中心主义的“红绿”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延伸。一方面不同于过分强调保护的生态中心主义的“深绿”乌托邦理想,另一方面也不同于生态资本主义将自然转化为商品以攫取剩余价值的“浅绿”改良方案,前者具有不可实现性,而后者具有不可持续性。城市政治生态学试图在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之间取得动态平衡,在人类社会的视角下看待人与自然、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强调人与自然积极的互构关系,并非在“大生态”的概念下,将人类社会看作自然内部的变化过程,过度强调自然的优先性、统摄性。

“红绿”视角下城市政治生态学的变革潜能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延续了马克思主义资本逻辑批判路径,从资本城市化和自然城市化的双重过程上理解资本主义城市,揭示了城市结构性危机产生的根源,城市及城市化是资本主义动态扩张和资产阶级资本积累的结果和过程,是资本主义特征表现最为显著和阶级矛盾最为突出的地方。其二,在城市政治生态学家看来,未来社会必然是高度发达的都市社会而不是其他,正如埃里克·斯温格杜所言:“共产主义社会必须是一个城市社会,否则将永远不可能实现。”61无论是历史唯物主义还是科学社会主义都早已论证共产主义社会建立在物质极大丰富、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真正使人和自然获得解放,实现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统一。城市政治生态学家明确了共产主义的城市社会基础,从而建构起了城市乌托邦。其三,城市政治生态学在此基础上阐明了超越资本主义异化的城市社会并实现共产主义城市社会的路径探索与可能性,正是因为城市是资本主义矛盾最激化的场所,因此具有无可替代的革命性与解放性意义,是阶级斗争、社会生态转型的共同空间和孕育新社会的温床。作为资本积累最成熟的地方,城市提供了社会政治经济转型和社会生态转型所必需的科技、资本、基础设施等物质力量。与此同时,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不仅重视在解决生态问题时城市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动员能力和市民社会参与度,而且还强调了发达地点与次发达地点之间的互动关系所带来的政治参与带动作用。

第二,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具有后现代转向的趋势,呈现出全球视野。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对其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列斐伏尔、哈维、卡斯特、皮克万等人的理论又被统称为“都市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而他们本身则被称为“都市马克思主义者”“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复兴的政治经济学家”等。但第一代的城市分析是以资本主义城市化为现实背景,而以埃里克·斯温格杜、尼尔·史密斯、马克·戈特迪纳、玛丽亚·凯卡等人为代表的第二代城市政治生态学家将视角从资本主义世界转向囊括第三世界在内的全球视野,除了英美城市所提供的案例之外,如墨西哥、非洲国家、印度、中国的城市生态转型探索都成为其研究课题,并在方法论上逐渐从单一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走向多元化。具体而言,在最近几年,城市政治生态学的研究逐渐与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环境正义等思想流派相结合,拓展了其理论资源,并已经涌现出了一些研究成果,产生了围绕“城市主义方法论”“星球城市化”“场域倍数”“废奴主义生态学”“酷儿生态学”等概念的学术前沿问题和争论焦点。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城市政治生态学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会只增不减,其理论研究路径和案例选择会走向更加广泛和深刻的全球化、多元化,并从现代性批判视角走向后现代建构主义。在未来,城市政治生态学研究的案例选择必定会走出英美,走向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从19世纪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城市分析,到20世纪的芝加哥学派、洛杉矶学派,再到今天的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都不断地证明资本主义城市化模式会产生严重的结构性的多重矛盾,新自由主义放纵资本逻辑,拥有强有力政府的社会主义国家最有可能推动政治生态转型,跳出工业理性的城市化道路从而走向生态理性的城市文明。

不过,在城市政治生态学后现代转向和多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下,历史唯物主义、社会—自然辩证法、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路径等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仍将长期作为城市政治生态学家认识城市政治经济特征及其社会—生态转型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视角和理论基础。与此同时,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当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家结合时代特征和其他理论的思想精华,与后现代主义的各种话语、议题相融合时,其阐释路径就会距离马克思主义传统越来越远,守正创新的边界和尺度的把握也值得思考。

第三,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对于中国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首先,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打破了传统城市研究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进一步佐证了中国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战略的正确性、科学性和必要性。其次,在社会空间论的观点之下,中国的城市化和社会发展必须要置于世界体系之中,而无法做到脱离世界独善其身,超越生态帝国主义的全球空间正义才是人类社会最好的选择。再次,在城市政治生态学家看来,城市是未来解放的场域,是提供集体消费、技术革新、社会转型的最具有革命性和发展潜能的空间,因此,不管是推动社会生态转型还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建构,都必须要依托于城市发展水平的提高。最后,城市不仅仅意味着空间容器和包容行为的建成环境,也意味着一种不同于乡土的生活方式,城市景观不仅仅是人类实践和劳动的产物,更会反过来塑造人,产生一种独特的都市文化。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的都市文化表现为一种病态的文化,人与人的关系是高度隔离的、碎片化的、孤独的、相互竞争的甚至是剥削的。都市文化实质上反映了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性质,同时,建构超越现实的、具有社会引领性的都市文化也能反过来塑造人,加速生态意识和生态理性的形成。另外,城市政治生态学家通过城市足迹的研究提出了更为具体的政策性建议,如提高城市密度、发展公共交通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对环境的破坏。总之,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及实践具有深刻意义。而对于中国学术界而言,城市政治生态学的研究才刚刚零星出现一些介绍性的译作和述评,未来发展空间很大。以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背景和现实需要为基础,对全球范围内涌现出的理论作品进行深刻理解、反思和本土化是中国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必须要经历的两个阶段,从“引进”到“内化”,建构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社会生态转型语境下的中国城市智慧,从而成为认识和指导中国城市社会生态转型和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资源,并为全球视野下的城市探讨和国际对话,贡献出独特的东方城市生态文明的案例研究和理论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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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5月20日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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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俄罗斯气候治理政策的发展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