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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脊梁——中国院士的科学人生百年》

黄兵

2023年09月05日 08:54

毛晓青
《光明日报》( 2023年06月01日 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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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脊梁——中国院士的科学人生百年》

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人生·百年”项目组 编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光明书话】

为了弘扬科学家精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策划出版了《国之脊梁——中国院士的科学人生百年》一书。该书选取了各学科领域中最有代表性的40位中国院士,通过院士名片、院士语录、院士故事等内容,用孩子喜闻乐见、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现院士风采和科学成就,让青少年由此走近院士,了解院士。

受出版社的邀请,笔者负责书写这40位院士的故事。刚接受这个任务时,我感到满心的惶恐,深感笔力不逮,无法写尽这些共和国院士的风采与华光。好在,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人生·百年”项目组准备了大量真切的材料,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编辑又进行了细致梳理,给我提供了翔实丰富的素材。经过几个月的埋首阅读,当我从浩繁的资料中抬起头来时,知道该怎么书写了:我不需要用华丽的语言去刻意赞美他们,也不用声嘶力竭地去拔高他们,我只需依据这些真实的材料,沉浸式地还原当时的场景与细节,写出他们真实的人生故事,便能深深地打动读者。因为这些共和国院士的可敬与可爱,就在这些真实的故事当中。

百年前的中国,正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书中的主人公们在炮火中成长,在颠沛流离中探索学术的真谛。他们抱着科学救国的信念,远渡海外留学深造。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放弃国外先进的科研条件和优渥的物质生活,毅然回国参加祖国建设:两弹一星的研发、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攻克、石油精炼技术的开拓、电子科学技术的起飞……他们就像种子一样,洒向新中国科技建设的各个领域。

拂去历史的尘埃,他们的脚印清晰地镌刻在中华民族百年奋斗的征途上。

1937年年底,日寇的脚步日益临近,桥梁专家茅以升为了阻止日军的铁蹄踏入杭州城,他要亲手炸毁自己设计的钱塘江大桥。要知道,建起这座大桥,茅以升克服了重重困难,用他母亲的话说,那是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可是,就在大桥完工后一个多月,茅以升被告知要把桥炸掉。

对科学家来说,没有什么比亲手毁掉自己的科研成果更残酷的了。茅以升却说,要炸就炸得彻底一点,把桥梁连同桥墩一起炸掉,让日本人彻底没法修复!因为建桥时他就在第二个桥墩里预留了放置炸药的空洞。建桥时就留下了炸桥的预案,这是一种怎样的人生体验?抗战胜利后,茅以升受命修复大桥。1953年,钱塘江大桥又重新横跨在了波涛汹涌的钱塘江上。

新中国成立后,那些在海外的科学家们便急着回国,要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他们纷纷提出了回国申请,却遭到美国当局的百般阻挠。然而,任凭美国当局怎么阻挠,也抵挡不住留学生们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众所周知,当时在美国留学的钱学森,他家客厅里放着三只皮箱,这是他做好随时回国的准备——拎起皮箱就走。当日内瓦会议上中美达成留学生回国的协议后,钱学森果断拎起皮箱,第一时间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从钱学森留下的研究手记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钱学森取得的每一项成果,包括如何反复推导公式,如何多次演算数据……事无巨细,都被他一一记录下来。一篇薄薄10页纸的论文,钱学森写下的手稿却有800多页。那一页页手稿上,中文、英文、大字、小字、算式、图标,他都写得一丝不苟。这些“钱学森手稿”日后成了中国科学界极其珍贵的研究文献。在一篇论文手稿的文件袋封面上,钱学森写下了“没有什么是最后的”几个大字。这是钱学森在告诉我们,科学上没有什么认识是最后的,研究探索永远在路上。

1961年的春天,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失踪”了,而在原子弹爆轰试验的工地上,却多了位名叫“王京”的老人。他干活特别卖力,大家都亲切地叫他“王老头”。谁都不知道,他就是早已名震世界,成就被美国科学界载入“百年科学大事记”的王淦昌。为了核试验,他化名“王京”,在大西北的寒风中整整待了17年。连家人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去做什么了。当别人问他的儿女,爸爸去哪儿了,儿女们会指指信箱说,爸爸在信箱里。

1983422日清晨,妇科专家林巧稚突然大声喊起来:“产钳,产钳,快拿产钳来!”这句话,在接生时林巧稚不知道喊了多少遍,可这一回,听到的医生全都泪流满面。因为这是林巧稚弥留之际说的最后一句话。林巧稚一生没有结婚,没有自己的孩子,却接生了5万多名婴儿,被尊称为“万婴之母”。她说:“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存在的场所便是病房,存在的价值就是医治病人。”

这样令我动容的瞬间,还有很多很多。书中的40位院士,每一位都有这样感人的故事。正是他们,撑起了新中国科技兴国的脊梁!

1936年秋天,浙江大学的开学典礼上,竺可桢校长问了新生两个问题:到浙大来做什么?将来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进大学深造做什么?是为了做学问。做好学问又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更好地报效祖国。书中的40位科学院士,以他们的才华、热血和生命,回答了竺可桢这一振聋发聩的时代之问。就在第二年,1937年,竺可桢写了《科学的民族复兴》。他在书中强调,只有让民众,特别是年轻学生培养一种科学精神,才能实现民族的复兴。

那么,“科学精神”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让我们翻开这部《国之脊梁——中国院士的科学人生百年》,读一读院士们那些让人热血沸腾的人生故事:

放弃国外优渥的条件,义无反顾回到祖国参与建设的钱学森、王承书、郭永怀、林兰英、师昌绪;瞄准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克难,永攀科研高峰的茅以升、何泽慧、吴自良、汪猷;不唯书、只唯实,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华罗庚、彭桓武、叶笃正、谢家麟;静心笃志、心无旁骛,“数十年磨一剑”、甘坐冷板凳下苦功的王淦昌、吴文俊、黄昆、王承书;倡导跨界融合、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王大珩、任新民、黄纬禄、屠守锷;发扬学术民主,鼓励年轻人大胆创新,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竺可桢、叶企孙、赵九章、王应睐……他们,就是科学精神最好的践行者。

我们今天所处的,也是一个大时代。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实现,我们正大踏步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手里。竺可桢之问穿越百年的岁月,仍然回荡在我们耳边:读书是为了什么?毕业后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面临时代大考,青年学子如何以作答?读完这部沉甸甸的《国之脊梁——中国院士的科学人生百年》,我想,你的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作者:毛晓青,系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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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09月05日 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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