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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弓搭“箭”推动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

宋扬

2019年12月02日 08:03

张 雨
四川日报 2019年11月28日06版

我国四大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以及成渝城市群,从地理位置上,呈现出“弓箭型格局”:“箭头”是长三角城市群,“弓”的左右两端分别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而“箭尾”正是成渝城市群。
拉弓搭箭,蓄势待发。四大城市群将使我国经济发展更为全面、完整、均衡,但相较其他三个城市群,成渝城市群还有较大发展空间。近日,《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意见》提出“创新体制机制,推动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建成全国重要经济增长极”,创新体制机制方面,又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本报记者梳理出四大城市群经济发展相关数据,邀请专家问计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如何推动。

四大城市群 数据怎么看?

●成渝城市群的人口基础、增量吸引、文化融合优势,是巨大的“后发”基础,用好这些基础,才能更好推进一体化发展
●成渝城市群产业结构同质化现象较为突出,基于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产业分工协作体系和协同创新体系建设尚在起步阶段
●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推进城镇化,需要看两个关键变量。一是两个都市圈能否打造成功并相向发挥作用,二是在边界区域能否协同打造一个突破行政分割的都市圈
记者:数据一比对,就能看出成渝城市群经济总量及人均GDP、地均GDP等指标与其他三大城市群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李国平(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GDP差距客观存在,但值得关注的是人均GDP和地均GDP。人均GDP,反映出成渝城市群与其他城市群的劳动生产率差距;地均GDP,反映出成渝城市群与其他城市群发展程度和经济集中程度的差距。特别相较于人均GDP和地均GDP都“拔得头筹”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而言,成渝城市群还有不小追赶空间,根据世界银行制定的国家与地区收入水平划分标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人均GDP已经接近高收入国家或地区的水平。
骆玲(西南交通大学教授、西南交通大学四川省产业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不过,看到差距的同时也要看到希望,成渝城市群2019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速领先。
李国平:近年来,成渝城市群一直保持增速方面领先,成渝城市群是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巨大的城市群,人口基数多、市场规模大、资源环境承载力、城市等级规模都较高,又属于相对独立的市场。尤其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成渝城市群的发展,川渝两地共推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不断深化多个方面的合作,使其逐渐从“内陆腹地”发展成为“开放前沿”。
骆玲:这里有一个例子能从侧面说明开放成效:2018年发自成都和重庆的中欧班列3000列左右,占全年中欧班列总开行量近50%。增速背后,成渝城市群的人口基础、增量吸引、文化融合优势,是巨大的“后发”基础,只有用好这些基础,才能更好推进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战略布局。
李国平:说到战略布局,目前三大城市群中,京津冀城市群已经呈现出“重工业+生产性服务业”向“高端制造+科技创新”优化,形成“北京研发——天津转化——河北产业化”的产业布局,打造以产业结构服务化为导向的区域产业体系。长三角城市群正以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现代金融等产业为核心,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高地和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制造业发达,尤其是深圳的科技、金融、外贸等高端产业发展迅猛,处于全国科创领域的龙头地位。总体而言,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城市群,呈现出了具备全球竞争力的自主研发、自主创新能力。
骆玲:成渝城市群产业结构同质化现象较为突出,成都、重庆均以电子信息和汽车产业为主,竞争大于合作,基于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产业分工协作体系和协同创新体系建设尚在起步阶段。并且从产业创新角度来看,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指标,成渝城市群落在了后面,科技投入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比起其他三大城市群,还有不小差距。而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成渝城市群也比较少,科研产出质量和市场应用水平还需逐步提高。
记者:所以说,成渝城市群在整体创新能力、产业核心竞争力、先进产业密集度等方面与其他三大城市群都还有一定距离。
骆玲: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短板,成渝城市群的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不高,2018年只达到53.8%,而同年,粤港澳大湾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有85%。虽然成渝城市群的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已在逐年提高,但却面临着不同于东部地区城镇化快速推进时期的经济环境,所以一些传统推进方式已经无法采用。
李国平:成渝城市群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确实较低,甚至低于2018年59.58%的全国平均水平。具体而言,其推进困难在于作为超大城市的成都、重庆“两城独大”,其他城市散点式分布周边,几无大城市,城市发展失衡。并且,如今要推动区域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全面协调发展的城镇化,成渝城市群还面临土地约束趋紧、环境压力加剧等多重困难。
骆玲: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推进城镇化,需要看两个关键变量。一是成都都市圈、重庆都市圈能否打造成功并相向发挥区域均衡发展辐射带动作用,二是在川渝边界区域如川南与渝西能否协同打造一个突破行政分割的跨区域都市圈,发挥成渝中部崛起的支撑作用。此外,还需解决成渝城市群综合交通一体化发展问题,打造同城效应助力城镇化。比如,长三角拥有18条高铁,成为全国高铁网络最密的区域,“三省一市”41个地级以上城市中34个通了高铁,拥有7个旅客吞吐量超千万人次的机场,初步形成1小时—3小时的综合交通体系,同城效应日趋显现,对城镇化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

一体化发展 具体怎么做?

●成渝城市群亟须创新体制机制,探索协同发展新模式,促进城市群内部功能分工和结构优化,才能真正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创新体制机制,首先要解决观念问题。成渝构建共同体意识,必须放在大背景下去思考,继而平等协商对话,共同参与和治理大小事宜
●城市群内部“弱联系”状态,可以在拥抱重大机遇中逐渐改善,如新一轮科技革命、消费升级等等

记者:如何缩小成渝城市群和其他三大城市群的差距?
李国平:差距虽然客观存在,但从20世纪末开始,国家先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等旨在缩小区域差异的区域政策,使得我国区域间差距呈现不断缩小的态势,包括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成渝等一批规模和发展水平不同的城市群和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广州、重庆、成都等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和一批特大城市、大城市,已经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支撑。
骆玲: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由于资源、历史、政策等各方面因素造成的区域发展差异还会存在。
李国平:是的,尤其区域增长分化问题仍然突出,西部地区大多仍以资源密集型行业为主导,产业结构亟须转型升级,区域合作仍有待深化,区域空间结构也有待调整。现在的成渝城市群、成都与重庆虽然处于加快发展阶段,但经济发展的质量、效能还不够好,部分中小城市发展成效不大,城镇化发展的区域之间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
骆玲:对比中不难发现,成渝城市群的综合实力、国际竞争力等,都不及三大城市群,成渝两地产业同构与同质化较为突出、协调合作机制还不够健全。要一一弥补这些短板,近日,《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意见》指出,“创新体制机制,推动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建成全国重要经济增长极”,成渝城市群亟须创新体制机制,探索协同发展新模式,促进成渝城市群内部的功能分工和结构优化,才能真正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力与资源优化配置能力以及引领辐射作用。
记者:创新体制机制是关键,但突破口是什么?
李国平:创新体制机制,首先要解决观念问题。必须站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高度,深刻认识到成渝城市群是一个共同体。当前,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势必对全球贸易产生负面影响,也会对全球产业链安全构成威胁。成渝构建共同体意识,必须放在这种大背景下去思考,继而平等协商对话,共同参与和治理大小事宜。否则,区域利益格局调整与协调还会遭遇不少麻烦。
骆玲:川渝两地应首先在规划协调、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开放通道、创新协作公共服务等方面,打破行政区划壁垒、消除无序竞争,尽快建立区域一体化分工协作的长效机制,加强政府、企业、民间组织等多层次的实质性合作,着力改善城市群内部“弱联系”状态。
李国平:城市群内部“弱联系”状态,可以在拥抱重大机遇中逐渐改善。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三大城市群经济活动发达,产业成熟度高,取得这些业绩,一方面离不开政策支持,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各大城市群拥有抢抓国际、国家机遇的本事。
目前对于成渝城市群而言,外部具备三大重要机遇,应该积极抢抓用以促进发展。第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或将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智能制造技术等领域取得突破,将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技术路径、产品形态、产业模式,为成渝两地携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提供机遇,甚至在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成渝城市群可能和其它三大城市群处于同一起跑线甚至弯道超车。
第二,我国消费水平提升和消费结构的快速升级。随着消费市场持续较快增长,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近年来,成渝城市群的旅游产业得到迅速提升,游戏、文化创意、电子商务等,都在成为成渝城市群最热门的创业领域。
第三,中国经济最大回旋余地在西部,成渝城市群在拓宽我国经济发展回旋余地与开放空间中有着重要作用。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成渝城市群在新型对外投资和贸易、交通和通讯等方面都将取得长足发展。
骆玲:拥抱重大机遇必须加快补短板。如建设高等级、方便快捷的一体化综合交通,打造轨道上的都市圈和世界级机场群,提升交通路网密度;优化产业结构、强化分工协作、做强产业集群,提升城市群产业国际竞争力;协同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及打造一类口岸与内陆开放平台,提高外贸成熟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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