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处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
梅玉
2025年09月23日 07:33
四川日报核心在于深刻把握并实践二者内在的辩证统一性。在统筹协同的过程中，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深度交融、彼此催化，形成螺旋上升、更具张力的“共生驱动”新模式，推动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有机融合
68问
我国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如何正确处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
答
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也是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永恒课题。西方传统工业文明催生的发展观，囿于“先发展后治理”的恶性循环，陷入发展与保护二元对立的思维窠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绝非割裂对立，而是深嵌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辩证统一体。正确处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不仅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现实需要，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处理之优劣直接关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可持续性与文明韧性。
高质量发展的特征体现于新发展理念的深度实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全面贯彻和系统落实。“高质量”的核心在创新维度，是激活发展新动能，构建以原创性引领和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为根基的国家创新体系，强化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转化的贯通融合，培育全链条创新生态；在协调维度，是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通过城乡融合、区域协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互促的顶层设计，形成要素自由流动、功能互补互促的空间治理体系；在绿色维度，是生态化重塑经济社会发展逻辑，“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在开放维度，是实现从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向引领者的角色转变，由商品流动主导转向制度供给引领，通过规则协同、规制创新、管理优化与标准互认，促进全球产业链重构并深度融入国际治理体系变革；在共享维度，是发展主体的全民性和发展成果的普惠性，通过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的有机衔接与制度化运行，夯实以机会公平、权利平等、规则公正为基石的社会活力之源。五大维度互为一体，通过理念融合、制度耦合与实践协同，构成高质量发展有机统一的范式体系。
高水平保护标志着现代环境治理模式，从末端治理向源头防控、从单一管理向系统维护、从行政主导向多元共治的根本转变。高水平保护的“高”体现在技术水平高、治理效能高、价值转化高、协同联动高四个方面，共同构成全领域、全要素、全过程的生态环境保护。技术水平高是指通过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新技术与生态环境保护深度融合，形成覆盖环境监测、污染管控、价值转化全链条的数智化生态治理体系，使环境决策从经验判断向数据驱动升级。治理效能高是指健全“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闭环机制，通过数字化监管平台打通部门壁垒，构建从问题发现到督查问责的全周期数字化管理链条，培育激励约束相容相促的环境治理动能。价值转化高是指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通过确权登记、价值评估、市场交易、抵押融资等制度设计，将清新空气、清洁水源等生态资本转化为可计量、可交易、可增值的生态资产。协同联动高是指增强跨域治理能力，构建流域性、区域性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框架，通过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测、统一执法等机制创新，突破行政区划刚性约束。
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相辅相成。一方面，高水平保护为高质量发展奠定生存发展之基。优质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健全的生态资源保障体系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先决条件。自然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要素支撑与环境容量，绿水青山通过生态价值实现转化为金山银山，绿色低碳循环经济成为新的增长点，绿色生产力是区域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源泉。而这一切发展逻辑的起点是高水平保护。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为高水平保护注入核心动能。一是物质保障。经济质量提升积累的雄厚物质财富，为污染治理、环境保护、生态修复等提供坚实的资金与资源保障，有力破解资金投入瓶颈。二是技术引擎。产业升级的内在需求强力驱动绿色技术革命，催生更高效、更清洁的生产与治理方案，这是保护水平跃升的核心驱动力。三是机制创新。依托高质量发展创新绿色财税、生态金融等市场化工具，建立保护投入的长效、可持续机制，优化资源配置。通过持续输入资金、技术与制度创新等，高质量发展将系统性提升生态环境保护的效能与韧性。
因此，正确处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核心在于深刻把握并实践二者内在的辩证统一性。在统筹协同的过程中，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深度交融、彼此催化，形成螺旋上升、更具张力的“共生驱动”新模式，推动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有机融合。这要求我们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根本导向构建多维治理框架，通过系统的制度创新、技术革命、产业转型、文化培育与协同共治，将环境承载力的硬约束转化为驱动创新升级的强劲动能，使生态系统的持续增值成为经济增长的不竭源泉。
筑牢制度基石，强化刚性约束。完善生态环境损害终身追偿与责任溯源机制，提高环境违法成本。建立覆盖碳排放强度、资源利用效率等核心指标的强制性标准体系，以标准倒逼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推行生态效益导向的政绩评价制度，从根本上转变发展价值观。构建法律规制、标准约束、政策激励协同发力的制度框架。
赋能数字治理，实现智慧管控。依托物联网、传感器网络构建天地空一体化的污染源与环境质量实时感知监测系统。应用区块链技术建立碳足迹和碳资产的可信记录、追溯与交易平台，保障数据真实性与交易安全性。运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算法，提升对复合型、累积性生态风险的早期识别、预警预报能力，推动治理模式从事后应对向事前预防、事中精准干预跃迁。
驱动产业重构，加快低碳转型。加速非化石能源对传统高碳能源的规模化、安全替代，严格控制甚至淘汰高碳低效产能。发展绿色低碳循环的先进制造业，推广智能化和数字化生产模式。深化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构建从原材料开采、产品设计、生产制造到回收利用的资源闭环流动体系，打造“无废”产业链。
激活内生动力，培育生态文化。将法治的刚性约束与公众参与的柔性机制深度融合。拓展环境信息公开与公益诉讼渠道。将生态文明教育有机融入国民教育与社会宣传，推动环保行为从外在规范升华为内在文化自觉与集体认同。
突破行政壁垒，促进协同共治。实施跨省域、跨流域生态补偿试点。推动重点区域在环境基础设施、清洁能源供应等方面共建共享。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在遵循生态红线前提下，促进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的优化配置。重点推进大型城市群、经济带建立一体化的生态环境保护与绿色发展规划协调机制。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李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