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工作报告释放了重大信号，有何深意？

3月5日上午，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强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五五”规划的谋篇布局之年。在这样特殊的节点，报告既为2025年的经济发展定调，也为今年经济、社会、科技、教育等各领域的深化改革指明方向。

针对报告中提出的几个关键指标与改革措施，3月5日中午，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公共管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薛澜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中国新闻周刊》：报告将2025年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5％左右，与2024年一致。你怎么看？

薛澜：当前复杂严峻的全球地缘政治和贸易环境，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设定5％左右的增速目标看起来和去年一样，但实现难度其实比去年更大，具有相当大的挑战性。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自去年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以来，我国经济明显回升，各方提振了信心。这些政策为今年的经济发展也奠定了良好基础。2025年的宏观财政政策延续了去年的“稳中求进”方针。例如，报告提到今年拟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1.3万亿元，比上年增加3000亿元；在货币政策方面，也将保持宽松，适时降准降息，确保流动性充裕。

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具有很强的韧性。我国部分产业如新能源汽车、光伏、数字产业等领域已经展现出一定的优势。尽管面临复杂的国际局势，去年我国外贸规模仍创下新高，实属不易。因此，在强有力的宏观政策支持下，我们应该对今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保持信心。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的报告再次将“大力提振消费”列为首要任务。当前，我国在扩大内需方面主要存在哪些难点与挑战？

薛澜：提振消费是当前经济增长面临的关键问题。过去几年我们已经采取了不少措施来促进消费，其中“以旧换新”政策的效果较为显著，文化旅游等领域的消费潜力也得到了进一步释放。但仍有一些重要领域的需求没有得到真正满足，尤其是服务领域方面的教育、医疗和养老等。

以教育领域为例，针对幼儿教育的优质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明显差距。同样，我国近几年在大力发展银发经济，但失能老人的照护、居家养老、康复等方面的需求非常庞大，目前仍缺乏有效而充分的供给与服务。所以，这些领域未来还需要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放宽准入，推动多元供给，同时加强合理的质量和安全监管体系建设。

《中国新闻周刊》：报告提到今年中央预算内投资拟安排7350亿元，更大力度支持“两重”建设，即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对此，你如何看？

薛澜：中国房地产投资已经进入下行阶段，标志着过去依赖房地产和基建拉动投资的模式逐渐失效，尤其是三、四线城市，面临较大的去库存压力。今年报告中也特别提到要继续推进收购存量商品房，在收购主体、价格和用途方面给予城市政府更大的自主权。但收购存量房只能解决有限的问题，过去“大基建”时期那种真正的大规模投资近几年已明显缩水。

不过，有一个投资领域还未受到足够重视，就是由于气候变化带来的基础设施更新的需求。未来，极端天气将成为常态，其所带来的各种重大自然灾害都会对我国现有的基础设施提出新的要求。现有基础设施的建设标准和防灾标准已不再适应，需要及时更新升级，增强基础设施的气候韧性。这和近几年一直在强调的低碳减排投资不同，低碳减排投资关注的是降低CO2的排放，加强基建韧性投资指向的是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这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两大策略，相辅相成。建议在这个领域加强研究，出台政策，以指导推动各地扩大在气候变化适应性方面的投资。

大模型应用迎来“黄金时期”

《中国新闻周刊》：报告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你怎么看待“因地制宜”？

薛澜：随着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全国各地积极响应，呈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但也有一些地方政府大量布局所谓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打造千亿级产业园，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异化为盲目的产业规模扩张，出现一哄而上、重复布局等现象。因此，报告中提到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地方政府在“十五五”时期的产业规划有很强的导向作用。

实际上，无论是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还是传统产业，都有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潜力。各地应根据国家战略需求、自身的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合理布局，避免重复建设和低效竞争。

《中国新闻周刊》：报告提出要持续推进“人工智能+”行动，强调要把数字技术与制造优势、市场优势更好结合，支持大模型的广泛应用。你认为应如何破局？

薛澜：DeepSeek问世之后，中国的AI行业从聚焦大模型拓展到推广大模型应用阶段，大模型在垂直领域的应用正迎来“黄金时期”。不过，目前还存在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亟待解决。

DeepSeek的横空出世虽然降低了大模型应用的成本，但由于应用规模的扩大，总的算力需求其实更大了。因此，算力瓶颈仍然是未来AI发展绕不开的一个问题。另外，缺乏高质量的数据也是一个重要瓶颈。如何采取敏捷治理的方式，即一边出台政策，一边试行，然后不断完善，来加快构建推动数据产业发展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体系，也是亟待破解的难题。

人工智能的发展运用也涉及很多伦理责任和安全治理问题。最近我看到有病人拿着DeepSeek的“诊断”去医院看病。人工智能确实能帮助医疗行业解决一部分看病难问题，但是，如果AI给出的诊断结果有误，责任又该如何划分？这都需要我们加快制定相关监管方法和政策。

“这是一个明确信号和重大转变”

《中国新闻周刊》：在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方面，报告再次强化了新型举国体制的重要性，而且与2024年报告相比，今年的政策将“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的表述置于“强化基础研究”之前，为何出现这样的变化？

薛澜：在科技创新政策上，从今年的报告中确实能看到一些导向上的微妙变化。一方面，外部压力使得我们在一些关键领域的“卡脖子”问题上面临更严峻的挑战，需要更充分地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集中力量突破瓶颈；另一方面，我们意识到基础研究“0到1”的突破不是短期内就能解决的，国家过去几年也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布局，所以2025年，相较基础研究，中央层面更强调让重大科技项目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

此外，还有一个重大变化也值得关注，报告提出要“发挥科技领军企业龙头作用，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从制度上保障企业参与国家科技创新、承担重大科技项目”。过去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主要由国家科研机构或高校牵头，现在，很多“卡脖子”的“真问题”是在产业发展和实际应用过程中出现的，仅靠国家实验室和高校研究机构难以完全解决问题，因此需要企业在国家科技创新中发挥主导作用。

要想实现这一转变还需克服很多制度障碍。首先，要明确什么是真正的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过去的需求主要由国家提出，现在，既然企业要参与国家科技创新，就要明确企业的需求是什么，如何将企业面临的“卡脖子”问题提升为国家需求，然后再由国家动员各方力量解决问题。这是国家科技创新决策思维上的重大转变。

其次，报告强调“发挥科技领军企业龙头作用”，这里没有明确界定企业的性质，也就是说，不再区分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更注重企业自身的实力与龙头地位。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和重大的转变，这种转变与中央对民营企业的支持也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