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清：让竹帛韦编化身数字星火，助典籍文明永续时代之光
——专访国家图书馆原常务副馆长张志清
杨雨霖
2025年05月16日 03:35
四川日报中华典籍浩如烟海，是中华文明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古籍保护、传承和利用，彰显文化自信，关系文脉国运，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源泉和动力
用产品经济、文化生态、数字文化思维，让古籍以文化符号的方式进入工业产品，形成经济生态，走进大众视野
公共图书馆的核心任务是为全民提供丰富的书籍资源，尽可能全面地满足大众的阅读需求
图书馆不仅仅是一个借阅书籍的场所，它更承载着文化传承与精神滋养的重要使命
人物简介
张志清
国家图书馆原常务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原副主任，研究馆员。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学专业。毕业后一直在国家图书馆工作，先后从事古籍采编、整理、保护、管理等工作，参与“中华再造善本”工程、《中华医藏》、《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等组织编纂工作，策划并组织“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推出“中华古籍资源库”等，参与开展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建设中的古籍智慧化资源建设。
“我在普通古籍书库编目时，冀淑英先生正好从旁经过，她把摊在桌上的古籍一本本合上，顺序码好，包上书套，整齐地放在书架上。她对古籍的热爱和尊敬给我们上了一课。”张志清用笔记本作比，演示着一本古籍从包上函套，到上架的全过程。在他身后，会议室的白墙仿佛叠印出冀先生的剪影——
“执书，是我调到善本部后学的第一课。用一方木板，把古籍平放在上面，装线的部分冲前，双手捧着走。这样往前进的时候，书叶不会被风吹开，让散在书中的挂签遗失。这些小的地方看似不起眼，但里面藏着尊敬和专业，也藏着接续文脉的密码。”
开函见牍 从书箱到书库的实践之路
父亲是国学底蕴深厚的新华社记者。张志清少年时，惊叹父亲能背很长的诗歌——《葬花吟》《琵琶行》《长恨歌》等。他暗暗较劲，希望超过父亲。母亲是哲学教师，她的辩证思维在平时生活中潜移默化地给张志清以启发，让他懂得观察事物的方法。父母的书箱成了他寻觅知识的“宝库”。小学时，张志清读的第一部古书是《封神演义》，碰到繁体字，连猜带蒙的，“夥”被认成了果，仍旧读得津津有味。至于《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不知读了多少遍。
多年后，当有人请教张志清应当如何养成读书习惯时，他会毫不犹豫地给出答案——从四大名著读起。在张志清看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经典不在于高台教化，而在于带给普通读者共鸣——四大名著从神怪到人间，从贵族到江湖，从历史到伦理，讲述了中华传统文化看待世界、教化社会的全貌。文学形成了民族高地，由此出发，才能让你不断探索博大深厚的传统文化。
温润，谦和，善于演讲，这是很多人对于张志清的第一印象。但鲜有人知的是少时的他，长期被口吃困扰。
1983年，张志清考入北京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这是父亲的建议。他说‘你当不了记者，连问题都问不出来，还是选择动笔而非动嘴的专业吧’。”至此，他与“古籍”开启了一段互相“救赎”的岁月。
初入燕园的张志清以为“古典文献学”是研究希腊罗马的，入学后才发现课程是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皓首穷经、焚膏继晷、水滴石穿……瞬时一众成语涌入脑海，“是为古人作嫁衣。谈不上喜欢，只是觉得枯燥。但北大的先生们好极了，学问很大，教学严格，我也由此学到了治学方法和态度。”张志清回忆道。
1987年，张志清被分配到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彼时国家图书馆新馆落成，百万册古籍需从柏林寺库房搬迁至文津街分馆。“从家到单位两点一线，然后搬书、除尘、编目。古籍上蒙尘百年，我们脖子上挂着‘代书板’搬书，从后库到前库，想象不到的脏和辛苦。”他回忆，没想到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好几年，面对浩如烟海的古籍，他一度陷入迷茫：“整日与故纸堆为伴，难道这就是一生的事业？”
“当时没人把古籍保护当成事业。”张志清所在的普通古籍组所藏多为清或民国刻本，灰尘中夹杂着虫卵、霉尘，常让馆员面部过敏红肿。“我现在一进普古书库，嗓子还会难受。很多古籍没有函套，保护状况堪忧。”
某次编目，他发现汲古阁刻本《说文解字》前后多次修版，为区分差异，他将不同印本摊满整桌比对。善本部老专家冀淑英见状，严肃提醒：“古籍不能随意摊开，风一吹纸叶易损，夹签可能脱落。”冀先生轻合书叶、码放齐整的动作让他震撼——原来古籍需要如此敬畏对待。正是这次经历，开启了张志清身份的转变：从少时的“书箱”到国家图书馆的书库，从“古籍整理者”蜕变为“古籍保护者”。
线装留白 “古籍急诊”二十年
张志清从不讳言他对于古籍保护的认识，是在一次次实践中得来的。
1998年底，他调入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遇到一批把古籍像眼睛一样爱护的古籍人，当他第一次走进善本库，“保护”才有了具象的表达——
取书需垫木板，阅览禁用钢笔，铅笔记录也须谨慎；翻动需用镇尺固定，连呼吸都要避开书叶。一次，他目睹修复专家用显微镜比对纸张纤维，只为寻找最接近原纸的补材，惊叹道：“这哪是修书？简直是外科手术！”
2001年，张志清担任善本特藏部主任，开始筹办“中文善本古籍保存保护国际研讨会”，国际专家带来的纸张纤维分析、虫害防治技术令他震撼；但中外对于古籍保护在意识、技术和保存现状上的差距更让他“背心发寒”。“先辈千辛万苦守护的典籍，若毁在我们这代人手中，便是愧对历史。”
长期以来经费投入不足，给古籍保护带来了问题。2000年，财政部领导在视察古籍库，了解到16000多号敦煌遗书就挤在十几个木箱中的保护状况后，财政拨款350万元，开始了敦煌遗书库房的建设。“用这笔经费，制作了144个楠木书柜、3个大叶紫檀书柜、12000多个楠木书盒、3000多套楠木夹板，将国家图书馆善本中的三大专藏——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全部保存完善。”2003年，敦煌遗书新库房建设完成。
同年，国家图书馆典藏的全部《永乐大典》原本修复完成。这两件大事，引起了轰动。张志清等人向文化部领导建议，如果国家层面开展古籍保护项目，像敦煌遗书新库房这样，一个库一个库建下去；像《永乐大典》这样的珍贵典籍，一部一部地修复完善，该多好！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同志十分赞同，要求国家图书馆编制项目书，讲好故事。经过上上下下4年的不懈努力，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有史以来第一个古籍保护的国家工程——“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正式启动。但摆在张志清等人面前的是一个严峻局面。粗略估计全国古籍有三分之一破损，而专业修复师全国不足百人，且大多临近退休，技艺传承堪忧；随后开启的全国古籍普查，又给张志清浇了一盆冷水，原来全国专业编目人员也很缺乏，不过五百多人；而全国古籍保护专业人员更只有十人左右。底数不清、人才匮乏、保护条件差、修复任务重，没有古籍保护实验室，没有古籍保护学科，一系列问题凸显，时间的紧迫感如芒在背。
古籍保护，标准先行，在一批老专家带领下，国家图书馆先后组织编制了《古籍普查规范》《古籍定级标准》《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要求》《图书馆古籍书库基本要求》等行业标准和规范，有力支持了全国古籍普查、修复、库房建设、人才培养工作。目前，与古籍保护相关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已达23项。在国家图书馆建立了古籍保护重点实验室。
全国古籍保护体系也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之初得以建设完成。在国家层面，建立了10个部委参加的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原文化部。在国家图书馆建立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负责组织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省级古籍保护中心。原文化部还组织了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全国古籍保护体系建设有效推动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在全国的开展。
历经二十余年的艰难跋涉，如今古籍保护已从专业领域上升为国家文化战略。从事古籍保护的专业人士，已从图书馆古籍专家扩展为非遗专家、科学家、收藏家和传媒专家。2024年，“古籍保护与文献学”正式进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新设专业学科。从学术跨界来看，古籍保护吸引了不少科学界人士加入。复旦大学的杨玉良院士作为高分子化学专家，担纲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院长，专注古籍载体材料的分子结构研究。科学家通过分析纸张成分、印刷墨料等物质基础，为古籍修复提供微观层面的科学支撑。从社会参与角度来看，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将传统技艺应用于古籍修复，私人收藏家共享珍稀版本资源，也形成官方与民间互补的保存体系。2023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国家图书馆捧回“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十佳案例”奖。这份殊荣背后，是张志清等一大批守护者推动古籍保护二十余年的攻坚：从全国不足百人的修复师队伍，到如今千人团队，修复超445万叶典籍；从手工摹补的孤灯黄卷，到AI解析版本流变的数字方舟。“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的这份‘留白’就由后来的守护者续写下去。”
数字“开源” 文化遗产应该免费共享
在张志清看来，古籍保护的新任务是“活化”。这是解决古籍“藏”与“用”矛盾的重要一环，也是古籍保护从小众事业走向大众事业，成为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留住文脉，传承创新的重要手段。
古籍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须妥善保护；但作为学术公器，它的价值就应在“开源”中体现。如何解决这一矛盾？“答案就是数字化。”张志清认为，通过数字化，人们可以随时随地查
阅古籍内容，真正让古籍“化身千百”。
目前，国家图书馆已经完成了10.6万部件古籍、三千多万页古籍的数字化工作，张志清还坚持去除水印：“文化遗产应该免费共享。”他提及“国际敦煌项目”（IDP），全球敦煌遗书在一个平台上对世界开放，相互尊重，有力促进了世界学术交流，让敦煌学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显学。
“我们扫描精度达到600DPI，连纸张纹理都清晰可见。”现在，AI技术还能分析版本流传脉络，过去学者皓首穷经的工作，现在能在短时间内完成。
此外，张志清认为，古籍活化还要兼顾从传媒到文创的“顶天立地”：“顶天是做《典籍里的中国》这样的文化工程，立地是让古籍元素变成‘香薰’‘月饼’模具。”因此他认为应用产品经济、文化生态、数字文化思维，让古籍以文化符号的方式进入工业产品，形成经济生态，走进大众视野。
于是我们看到，在国家图书馆文创区，明代彩绘本《食物本草》衍生的“食来运转”系列文创卖到脱销；脱胎于古籍《野菜谱》的种子盲盒，实现了“本草种植—膳食烹饪”的完整体验闭环。他特别赞赏《宋宴》作者卢冉：“用《山家清供》复原75道宋菜，年轻人吃着蟹酿橙，自然想了解南宋饮食文化。”
更令他欣喜的是由数字文化产品带来的惊喜。“没有数字产品，就无法形成数字经济；没有数字经济，数字生态也无从谈起，更遑论数字文化的产生。而数字产品的诞生并非偶然，它往往有着深厚的文本基础。”
以游戏《黑神话：悟空》为例，这款游戏的走红并非仅仅依靠技术或资本，其热度源于这部作品数百年的传播积淀，正是基于这样广为认可的文化母题，才激发了广泛的文化再创造。现在，《黑神话：悟空》等游戏带动《西游记》在全球热销，“最后数字产品反哺经典阅读，形成文化生态的良性循环”。
对话
在保护与传承中看“典籍里的中国”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彰显文化自信
记者：请您谈谈“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重要性及实施情况。
张志清：中华典籍浩如烟海，是中华文明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古籍保护、传承和利用，彰显文化自信，关系文脉国运，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源泉和动力。自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古籍保护领域迎来了重要发展机遇，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和进步。科技发展最新成果与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为古籍保护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专业人才队伍的不断壮大，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共同推动了这一事业的繁荣发展。在原生性保护方面，全国古籍的底数日渐清晰，基本都已获得专属“身份证”，多数古籍得到了妥善保护；以项目化驱动的古籍修复工作也使得大量珍贵典籍焕发新生。在再生性保护方面，大量古籍通过整理出版得以“化身千百”，海量古籍数字化资源向社会开放共享，解决了部分研究和利用的问题。这些成就的取得，得益于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也归功于古籍保护工作者的全情投入和不懈努力。
记者：古籍保护，首先要摸清家底，全国古籍普查工作进行得如何？
张志清：我在北大读书期间，南开大学来新夏先生的一次讲座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老先生说，我们这个民族有多少古籍存到现代，底数不清啊。我们这辈人数不清楚数了，希望你们这一代能数清。理清这些文化遗产，是你们这代人的责任。
古籍普查，我认为首先需要理清几个关键问题：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编撰了哪些典籍，哪些失传了，哪些传承了下来，分成几个版本，藏在世界上哪些地方，我们的民族典籍在海外被翻译了多少版本，它们在国外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
目前，全国古籍普查工作基本完成，全国超2800家收藏单位普查古籍270余万部，近3000万册件。在普查中，发现了一批非常重要的珍贵典籍，如《永乐大典》残本、敦煌遗书残卷、宋元善本等。《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录》陆续推出，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得以建立，全国古籍底数有了大致轮廓。
为促进全国古籍普查工作，有重点地加强珍贵古籍的保护。国务院还公布了《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目前，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组织评审了6批，全国485家机构或个人收藏的13026部古籍入选《名录》；203家古籍收藏单位入选重点保护单位。全国古籍修复人员修复的破损古籍已经达到445万叶，通过新建和改造库房，使超过2000万册古籍得以典藏完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还设立了“新疆古籍保护”“西藏古籍保护”“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合作”等专项工作，取得了突出成果。
如今，再回忆来新夏先生的一席话，我也很感慨。我们这代人还是没有完全数清数，私人收藏和宫观寺庙收藏没有弄清楚。海外存藏的中国古籍、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以及许多金石拓本、舆地图等还要进行普查。我估计还要有一到两代人来做。
记者：人才培养是古籍保护的重要一环。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工作？
张志清：自“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一批上世纪60年代生人参与古籍保护，成为这一事业的主力。如今，这批“60后”正在慢慢退出“主战场”，需要有更多人才接续。开始是用培训班的方式培养人才，但一个班结业，学员回到工作岗位，面对破损古籍，还是不敢动手，因为问题太多了，没有师傅在身边，在实践中还是抓瞎。于是我们就采用设立修复传习所的办法。在全国成立几十个师带徒式的传习所，担任传习所导师的都是修复界技艺精湛的师傅。他们每年在传习所手把手传习技艺至少200个小时，带出一批修复青年人才。后来，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支持下，中山大学、复旦大学为代表的高等院校，纷纷设立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培养古籍保护方向的专业硕士，极大提高了古籍保护专业人员的素质。三位一体的古籍保护人才培养模式发挥了突出效益，在全国涌现出一批热爱古籍保护修复、能力强、素质高、作风扎实的青年队伍。其中，修复师队伍达到千人，古籍编目队伍一度也达到了数千人之众。
“典籍里的中国”与全民阅读文明共振
记者：什么样的典籍才能被称为经典？如果要向公众推荐阅读典籍，您会推荐哪些书目呢？
张志清：在中国，四大名著应该算是古籍中真正成为大众阅读对象的。像《儒林外史》这样的经典著作，也仅处于半大众阅读的状态。大众对《儒林外史》的了解可能仅限于“范进中举”“马二先生”等故事与人物。
四大名著构成了中国社会的立体镜像：《红楼梦》描绘了世家大族的世俗生活与伦理体系；《水浒传》展现了底层江湖的生存逻辑与反抗精神；《西游记》则是神魔信仰与儒释道文化融合的隐喻；《三国演义》则成为历史权谋与英雄叙事的国民认知模板。作为一个中国人，这四部作品是必读的经典。
记者：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的当下，典籍中的智慧能为世界提供怎样的价值参照？
张志清：器物载体往往承载着文化理念。以茶器设计为例，杯盏上的纹样不仅是装饰元素，更是文化符号的时空对话——这些看似细微的图案设计，实则是连接传统美学与现代生活的精神纽带。
法国人将自身的文化符号系统融入LV箱包的纹样、香奈儿的香调以及波尔多葡萄酒的分级体系等。这种做法对我们的古籍活化利用和文化创新具有启发：文化应建立在坚实的工业体系之上，古籍文创也应该是文化和产品的结合。
记者：在受到短视频冲击的今天，公共图书馆应如何创新服务，引领全民阅读？
张志清：促进全民阅读的前提是确保人们有书可读。公共图书馆的核心任务是为全民提供丰富的书籍资源，尽可能全面地满足大众的阅读需求。如今，许多公共图书馆在这方面表现出色，例如广州图书馆就率先在全国推行了一项创新举措：每位读者可凭借一张借书证借阅多达15本书籍。许多家长甚至带着拉杆箱，陪同孩子前往图书馆借阅。而且，所有新生儿自出生起便能拥有图书卡。我曾站在广州图书馆，目睹了一个令人震撼的借阅场景：正值周六，人们如潮水般涌向图书馆，有人拉着拉杆箱进入馆内，不久后又带着满满的书籍走向地铁站。在广州这座典型的商业都市中，公立图书馆的滋养让人深切感受到文化的润泽。
然而，从公开的统计数据来看，中国人每年人均借阅书籍数量仅为4.5本，这一数据明显偏低。
热爱阅读、经常前往图书馆也应成为全民的精神自觉。我曾听一位高校校长提及，该校有一万多名学生，其中三分之一在大学四年期间从未踏足图书馆。一个大学生若不走进图书馆，就意味着他错失了文化熏陶的机会。图书馆不仅仅是一个借阅书籍的场所，它更承载着文化传承与精神滋养的重要使命。
记者：随着全国公共图书馆的不断完善发展，公共图书馆会不会替代国家图书馆的作用？作为领队，国家图书馆未来发展方向在哪里？
张志清：作为国家实施文化战略，为全民提供精神养料的重要场所，图书馆肩负着重要使命。国家图书馆有国家图书馆的任务，公共图书馆也有其特定的责任。
国家图书馆的未来发展方向，我认为应着重于以下四个核心功能——
首先，作为国家总书库和书目文献中心，国家图书馆需全面、系统地收藏国内外所有出版物的品种、版本及版次，履行国家文献资源的终极保障职责。无论学术研究还是公共查询需求，当基层图书馆无法满足时，国家图书馆应成为最终的解决方案提供者。
其次，国家图书馆应充分发挥其文献资源优势，构建多领域国家级智慧决策智库。通过深度应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数据挖掘与知识重组，强化文献资源的战略转化能力，为国家决策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作为国家古籍典藏的主体、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国家图书馆还应发挥古籍保护与技艺传承基地的作用，持续完善古籍修复、数字化、研究三位一体的保护体系。尽管技术进步推动了工具的革新，但古籍修复的核心技艺（如纸张分析和传统装帧复原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人文价值与专业门槛。应通过人才培养和技术守正，确保这些传统技艺得以永续传承。
最后，国家图书馆应在全国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中发挥标杆作用，着力打造兼具功能性与审美性的文化空间样本。一方面，建设国家级标准的阅览空间，为读者提供文献查阅、学术研究、文化休憩融合的高品质服务；另一方面，通过主题展览、学者讲座等活动，构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场景，提升公众的文化参与感和获得感。
特别强调一点，在古籍保护方面，官方典藏应该与民间收藏形成互补互动，共同守护好、保护好中华民族的文脉。
记者手记
书页合天地 案牍有方圆
“规矩”，是采访中记者印象最深的一个词。阅览有规矩——从简单的阅读一本古籍开始，“怎么拿书，怎么放书，怎么翻书，怎么看书，都有规矩。”用张志清的话讲，这是诸如冀淑英先生在内的图书家们一代代的传承。
钤印有规矩——古籍钤盖印章最能反映古书流变，印章多大、选择什么印泥、印章钤盖在什么位置？“指甲盖大小的印章，心存敬畏地盖印在古籍一角。”张志清介绍，用印要轻，晕色却要饱满，每次用印都需屏气凝神，仅用印之法就有“泰山压顶法”等数种。
存放古籍更有规矩——北方沙尘天气多，为了保护书籍就必须有个装具；而南方湿热，给古籍套上装具就可能生虫。因此南方古籍的保存环境首先应该通风。
用千年时间守护文明的一页。方寸的书册之内，小小的案牍之间，凝聚的是一代又一代的图书家们毕生守护的志愿。笑容和煦，言语温润，这位与古籍相伴四十余载的学者，谈起泛黄的书页时，眼中仍闪烁着少年般的热忱。与浩瀚的书页相伴半生，他笑称自己只是个“实践者”，毕生所求不过是“让古籍活着”。
当运河书船的马头桨声化作数据洪流，当古籍修复师的显微镜对准Z世代的手机屏幕，我们看见：典籍保护不再是庙堂高阁的“冷门绝学”，而是全民共筑的文化长城。从国家图书馆恒温恒湿库房里的蜀刻本，到《典籍里的中国》中“伏生护书”的破圈泪点，这场关于文明存续的战役，正以最古老也最新潮的方式展开——让竹帛韦编化身数字星火，让千年文脉激荡当代回响。
“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型人文融媒报道
统 筹 姜 明 赵晓梦
本版撰文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晋朝 张斌
本版摄影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