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风采

访谈刘茂才研究员

黄维敏

2006年04月05日 09:51

 

2001年,刘茂才研究员从四川省社科院院长岗位上退下来,随后,各地聘任的邀请便纷至沓来,现在刘茂才研究员身兼成都理工大学信息工程学院院长、中国企业家协会长等职。今年十月,美国加州普林顿大学又发来聘书,聘任他为该校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现在普林顿大学在领事馆路为他准备的办公室已经装修完毕,紧张充实的教学生涯又要开始了。虽然如今的生活远比过去忙碌,但他的学术研究却并没有停顿,四年中,刘茂才研究员先后出版了四部专著。

 

 

笔者:请介绍一下普林顿大学。

刘茂才:普林顿大学美国加州一所综合性高等教育大学,包括商学、文学、中医学、艺术等八个研究所。最近几年,普林顿大学一直在实施引进人才工程,在全世界广纳人才,我很荣幸成为其中的引进者之一。

普林顿大学校长William.C.Tseng博士曾经三次来成都,我们谈得很愉快,他力邀我到普林顿大学任教,但在美国当博士生导师必须具有博士学位,你知道我们那个年代还没有实行学位制。他们的学术委员会在对我的学术成果和研究能力进行严格考评后,决定破格授予我博士学位,然后聘请我担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社会科学研究所下设历史、哲学、经济、宗教等十四个学科,主要面向亚太地区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

笔者:也就是说,以后在成都就可以攻读普林顿大学的博士学位了?

刘茂才:没问题,因为授课点就设在成都。

笔者:这应该算是对你学术水平的一个很高认可了。

 

 

著名经济学家辛文说:“刘茂才是一个改革者的形象,是一个参与意识、改革意识极强的学者,并且是一极富挑战性的人。”他的老友,《经理日报》总编龙良贤则说:“他有一种狮子精神”。他在《刘茂才文集》自序中说道:“我要作一名强者,一名挑战者。”他自己说:“一件事情,如果有低目标、中目标和高目标三种目标,我一定会选择高目标。”的确,他就是这样一位个性倔强,永远不肯服输的人。

 

 

 

 

刘茂才:应该说,我性格里强硬的一面与小时候的经历有很大关系。我的童年时代正处在战火纷飞的抗战时期,父母均离家投身革命,我和祖母在家过着极为贫困的生活。因为家乡是一个抗日根据地,又处在反扫荡前线,我作为一名儿童团员还直接参加了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在那种年代,我根本没有求学的机会。

笔者:但那段经历却磨炼了你的意志。

刘茂才:是啊,确实对我的意志力有很大的磨炼,养成了我不服输的个性。你看我现在的样子,一定想不到年轻时我的身体非常糟糕,心脏不好,弱不禁风,当时,有一位医生建议我洗冷水澡来增强身体的御寒能力,自那以后,我就坚持洗冷水澡和冬泳,直到文革时期才不得不中断。现在我还是坚持每天早上六点起床锻炼。

当初学电脑也是这样,别人跟我说,拼音最好学,因为我自己就是说普通话的北方人,拼音拿来就用。但我问他们哪种方法最快,他们说五笔字型最快,但比较难学。我说好,我就学这个。对我来说,如果一件事情有低目标、中目标、高目标三种,我一定会选择高目标,并且想尽办法去克服它。

笔者:其时,你当时是一院之长,电脑打字的事完全可以交给工作人员去做的,对吧?

刘茂才:别人毕竟并不能很好的表达我想说的意思。而且对于搞研究的人来说,电脑也是离不开的工具,我写了那么多东西,如果不依靠电脑简直无法想象。我现在用电脑查阅资料、游览信息或者上网聊天,都方便得很。

 

 

1984年,刘茂才从成都地质学院调到四川省社科院任职,从地质专业转向社会科学这个全新的研究领域,经历了从教员到大学教授,从大学教授到领导的角色转换,经过几年勤奋学习,终于成了一名享誉省内外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人才学家。

2001年,数百万字的《刘茂才文集》(八卷本)出版,这部数百万字的著作是他20年治学与治院生涯的一个系统总结,也是他作为一名探索与思考者的真实记载。书中收集了他在地学史、地学哲学、智力开发与专门人才、宏观智力;经济与文化整合等多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和教学资料,还有一些治院的感悟和思考。著名经济学家辛文评价该文集“针对性强,现实性强,时代感强,且具独特的文风。”作者所表现出的创新意识和前瞻意识尤其受到专家推崇。如作者在80年代初期提出的智力开发与智力资本提出了市场运作的概念,以及智力取胜战略等许多重要观点,直到现在才开始为人们所注意,1992年出版的《宏观智力论》专著就对此有比较系统的论述。还有对经济与文化现象进行研究思考的基础上提出的经济文化整合论、中国民工潮、华商潮现象研究、经济与文化潮现象的思考等问题,都是相当新颖有创见的。作者还是最早提出“西部大开发”这一概念的的经济学家之一,早在十年前就发表了数十篇有关西部开发的研究成果。

 

 

刘茂才:知识分子一定要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因为知识分子代表的是社会良知。不管在何种情况下,知识分子都要坚持健全独立的人格和清醒理性的思考,绝不能人云亦云,沦为政策的“应声虫”。

笔者:其实知识分子最难保持的是一种刚韧之气,特别是在面临利益决择的时候,知识分子很容易迷失一贯的方向和原则,去刻意迎合某些官方意志。

刘茂才:那样做是浪费自己的学术生命,现在有些人为了职称、金钱或者官位以一种敷衍和欺骗的态度对待学术,他们每年出版了那么多书,有几本是真正有学术价值的?

笔者:你是一个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的人,这种性格难免开罪别人,你从未想过改变这种性格吗?

刘茂才:“文革”时候,我因为讲真话还坐了几年牢。但我从没有后悔过。只要掌握了真理,我就据理力争寸步不让。几年前有位省领导在大会上无端批评我们社科院的工作,对此作了有理有据的驳斥。

笔者:只要自己认为正确的就一定要坚持。

刘茂才:也许是我对自己太自信吧,有时候我也意识到这种自信在别人眼里或许有些狂傲固执,但我内心是光明磊落的,因此我也就没有什么好畏惧的。

 

1984年到2001年,刘茂才当了17年四川省社科院院长,其间的酸甜苦辣难以尽言。当然,最艰难的还是“八九”政治风波那段时期。“八九”过后很长一段时间,院里的学术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正在那个时候,受省委委托,刘茂才带领九名研究人员到宜宾去总结宜宾的改革经验。当时宜宾改革经验在全国经济学界备受关注和争议,为廓清了宜宾改革的迷雾,社科院学术专家团经过细致深入的实地调研,从理论和实践上论证了宜宾改革经验不压于农村联产承包制改革的重要性,认为其是中国城市改革的一次大胆尝试和创新。这个结论作为《光明日报》内参上报党中央,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充分肯定。后来现代企业制度,开展的长江上游生态保护和资源开发研究、金沙江中下游发展问题研究等,其成果不仅成为领导层的决策依据,而且奠定了西部开发研究的基础。

 

 

笔者:对宜宾改革经验的调研和总结,一定程度上帮助社科院走出了学术研究的低谷,改变了省委省政府在“六四”事件上对我院的看法和评价,是吧?

刘茂才:宜宾改革经验课题,应当是一次重要契机,我们抓住了研究重点,并且用我们的研究实力重新证明了自己,重新获得了省委省政府的信任。省委书记谢世杰曾经多次在不同场合评价我们社科院是“出理论、出政策、出方案”。

笔者:对于当院长这段经历,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刘茂才:我一直说“有作为才有地位,有质量才有权威”。社科院现在被定位为省委省政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但这不是你说是就是,而是必须拿出实力去证明的。你不要被政策牵着鼻子走,而要找准切入点,集中力量狠抓几个拳头产品,你发出的声音要宏亮,要让社会和政府听得见。

笔者:我能感受到你身上有一种年轻人所特有的朝气和活力。你爱上网聊天、唱歌和运动,这似乎都是年轻人喜欢的东西,你觉得自己是一位“另类”的老人吗?

刘茂才:年轻是一种心态,也是一种能力,年轻人能接受的东西老年人为什么不可以接受?这其实是一种心态。我从不排斥年轻人,相反,我很愿意同他们交朋友,因为他们给我活力和灵感,使我的研究不固步自封。退下来的人一定要有良好的心态,坚持老有所为,才能老有所乐。想办法更好地发挥余热,如果放弃自己,甘愿认老,你就会真的变老变得没有用处,而这其实是对自己和国家的不负责任。

]]>

2013年09月28日 01:41
19220
覃天云:物权法应承担合理分配社会财富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