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党史党建 理论研究

论中国共产党“思想建党”原则及其影响

魏小平

2017年04月19日 12:00

董亚炜
《新视野》2017年02期

“思想建党”原则的主要内容:党的性质与党的作风

1927 年党的五大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探索和确立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种独特的革命道路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在农村革命根据地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阶级性,中国共产党必须成为既能不断吸纳和教育改造广大农民群众的具有广泛包容力的、开放的、群众性的,又是先进的、保持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一建党目标决定了中国特色的建党原则。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决定了在中国阶级社会的构

成中,工人阶级不占主导地位,人口分布和阶级力量的比重为“两头小,中间大”,即无产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占少数,而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大多数;而政治力量的对比却恰恰相反。中国革命的关键问题就成为政党对农民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力量的领导,谁拥有对农民群众的领导权,谁就可以取得革命的主动权。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然要代表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的受压迫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广大的农民群众、小资产阶级自然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阶级加入中国共产党就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提出了一个基本的命题,即在落后的中国领导革命,如何使中国革命按照党领导的方向前进。针对这一问题,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毛泽东认为思想领导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在起草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重点阐述了“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重要性,并对党内出现的各种错误思想进行分析,同时提出了具体的纠正方法。“决议”中还涉及大量的党内教育材料和方法。这极大地推动了党内正确的政治和思想路线教育的开展,同时在引导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及“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1] 方面也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为了肩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使命,使全党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把科学的理论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关系到党的性质能否保持的根本问题。毛泽东精辟地指出:“如果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因此,为了保持党的性质,就必须完成“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决定着党是否能在落后的中国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正确的领导。1941 5 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因而,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延安整风”。延安整风通过党的群众路线把党的性质所要求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党的优良作风以及党的思想路线有机地融合起来,不仅提高了党员的修养和素质,纯洁了党员的党性,保持了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而且还把党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体制融合了起来,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最具特色的“思想建党”原则。

保持党的性质的客观必然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党员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政治教育与党性修养。保持党的性质要求全党必须不断改造自身的主观世界,加强自身的学习能力,因而,坚持马克思主义学风就体现为党性的基本修养,这种修养表现为全体党员为了不断改造自身主观世界而进行的持续的、终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正如刘少奇所说:“党有一个极大的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因此“现在提倡党内的理论学习,就成为十分必要”。[3] 理论学习和意识修养对于共产党员来说是不可分割的,共产党员要在革命的实践中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不断地改造自己,增强自己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

虽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理论修养更多地是一种个体的学习反省和反思活动,但从根本上说,党性所要求的不是脱离社会和革命实践的、闭门造车式的自我修行,而是要求学习理论要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为解决现实问题而服务,因而学风问题非常重要。毛泽东反复强调:“学风是思想方法问题,党风是实践问题。要让每个同志必须明白,这次整顿三风,中心在自己身上。”中国共产党应当具备的学风并不是空洞的、教条的、单纯的理论学习,而是有着明确指向的,为了解决中国革命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取得革命的胜利,我们要秉承“有的放矢的态度”,采用“实事求是”的方法去破解难题。这就是“思想建党”原则所确立的党的基本思想路线。

要达到“实事求是”的目的和效果,就需要有一系列的环节和环境来保障。不仅要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的党内团结方法,还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学习态度,这些都是发展党内民主的具体体现。党章所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正是党性所要求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在党内体制上的保障和体现。党员和领导干部个体通过党内严肃活泼的党内民主生活,通过反思和剧烈的思想斗争,使自身的内在世界,与党的革命实践和客观世界联系了起来,从而不断提高自身的修养。

党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改造主观世界的目的,在于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而党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就是党领导中国革命和正确行使领导权的过程,其中党对广大人民群众教育改造的程度决定着党领导权能否顺利行使的程度。党对人民群众的教育改造要求的是党与人民群众之间双向互动的辩证关系,正如毛泽东所说:“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过学生的。而且就是当了教师之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自己学生的情况。”[4] “学生”与“先生”之间的这种辩证互动过程,要求党只有与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起来,才有可能“因材施教”,制定出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策,“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5] 因而,“密切联系群众”就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建党”原则的本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本质要求。

党能否紧密地联系群众就成为党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学风和保持党性的一个重要条件。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思想建党”原则是基于中国特殊的革命道路,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于正确行使党的领导权基础上而确立的建党的根本原则,在此基础上,派生出了党的性质、党性修养以及党的优良作风。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首次完整地从理论上概括并阐述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在这三大作风中,“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下,党制定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基本路线和革命战略,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体现;“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就是保持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统一,具体体现为党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制定出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方针、政策;“自我批评”就是以体现中国革命道路的基本路线、革命战略、方针政策为标准,在全党进行学习讨论,发扬党内民主,统一全党思想,达到全党团结和统一。党的三大优良作风贯彻于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的全过程,它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建党”原则的外在体现。

“思想建党原则”根源分析:政治与经济的特殊关系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马克思详细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斗争是如何推动社会革命发展的。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社会革命的根本原理,这一根本原理会根据不同国家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表现方式,在其中一国的具体的阶级状况和阶级关系作为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集中体现,决定着政治社会革命的实际进程。

阶级和阶级关系的形成由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所决定,同时阶级形成还有赖于阶级自身与其他阶级相比较而产生的主观意识。对于资产阶级的形成来说, 它是在与无产阶级的斗争中加剧了自身的阶级意识,“在另外一个地方,马克思对资产阶级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只有当资本家被迫与另一个阶级进行斗争的情况下,他们才形成了一个阶级。否则,他们就只是在市场中为了追逐利润而彼此进行经济竞争的个体”。[6] 可见,阶级的形成不仅仅靠其自身所具有的共同生活方式、经济利益、政治诉求,而且更要靠与其他阶级的身份差别、利益冲突和斗争来明确自身,依赖于在经济政治社会斗争中所产生的主观意识,这是阶级形成自在主体的一个重要条件。一个独立阶级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在于能否认识到自身与其他阶级的差别,通过对“他者”的认识,而建立自身的认同。这表明在阶级形成中,不仅仅是经济社会地位发挥着作用,政治和人为的因素,阶级中的领导者对自身阶级的主观认识和建构也很关键。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政治哲学家施密特认为:“可化约政治行动和目的的具体的政治区分,就是朋友与敌人的划分。”施密特所指的敌人是公共而非私人领域的敌人,在他看来,一个集体惟有在有敌人这个意义上才称得上是个政治组织。敌对是一种精确界定的关系,也只有在我意识到某些人或群体“就其存在而言,是不同而且非我族类的事物”并代表了“他者、陌生人”的时候才出现这种关系。“告诉我你的敌人是谁,我将告诉你是谁”,“我分敌友,故我在”。[7]

由于政治和主观意识在阶级形成中的这种重要作用,在阶级形成过程中,如果仅仅只是一种经济地位的差别,那么这样的阶级就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在政治社会革命中发挥作用,法国“官僚制的发展”是由当时法国阶级状况所决定,马克思在分析法兰西第二帝国为什么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独立于产生它的经济基础,即“市民社会”的原因时,论述说:“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的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8]可见,由于小农缺乏政治上的组织和领导,因而它就不能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而只能成为单纯的经济力量,受专制君主的摆布。

从以上的论述中看出,政治和主观意识在阶级形成和一国政治社会革命中发挥着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关键的作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机械的、单纯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只有与一国阶级状况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来理解和分析,才能得到正确的运用,否则就只能是一种教条。可以说,研究和分析中国革命,首先要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原理。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阶级的形成过程中,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需要有政治组织发挥组织、动员、宣传、教育作用,通过这种作用,原先具有相同经济地位的社会个体才成为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形成一个与其他社会群体相区别的阶级。在阶级形成的过程中,有组织的现代政党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根据这样的战略和逻辑,在阶级形成的过程中,就需要有政治力量将落后的、分散的、没有革命意识的广大农民群众,组织、凝聚、团结、统一起来,这一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权产生的过程。

对处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来说,长期受封建统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小农是中国社会的主体,这一阶级特征决定了在中国革命中,政治和领导在中国革命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在无产阶级占少数的、生产力水平落后的中国,进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首要的目标就是处理好先进的无产阶级与其他革命阶级之间的关系,确立在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至关重要,如果不能在民主革命中确立起自己的领导权,那么就不能保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方向的发展,这一战略问题就是党如何处理自身与其他阶级关系的问题,既要保障自身的独立性,保障自身对其他阶级的领导权,又要根据革命的历史阶段和主要任务,制定正确的革命战略和策略来赢得其他阶级的政治支持,并保障革命向着符合工人阶级根本利益和人类解放的革命方向和历史目标不断前进,这就是党的统一战线战略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建国后,毛泽东同志曾提出通过开展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教育来解决党内出现的“左”倾错误思想。他指出:《共产党宣言》1883 年德文版序言中说,“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9] 而要摆脱剥削和压迫,建成各阶级的统一战线是必要的。

从这样的根本原理出发,党的统一战线首要的问题就是正确地区分敌友问题。革命党在群众中起着向导的作用,革命党的正确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关键。因此我们的革命要从实际出发,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真正的敌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正确地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状况,分析他们的阶级地位以及他们对革命的态度。“确定自己工作的合作者和对象是一个政党的主要战略问题。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答案是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基本上由相容阶级结成的广泛联盟,这些阶级由于共同利益而团结起来,以对付那些明确的、不可调和的少数敌人。”[10]

对于中国特殊的革命道路和特殊的社会阶级结构来讲,正如前文所述,中国共产党首先要面对广大的农民群众,群众工作的首要目标是农民,因为他们深受中国封建势力的束缚,缺少政治觉悟与团结意识,所以做农民的工作,要采取适宜的工作方式,深入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从他们真正关心的问题着手。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要真正取得革命的领导权,就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结合中国特殊的实际和文化传统、创造性地通过特殊的方式和方法来实现对农民群众的组织、动员、教育和引导。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农民群众的过程中,特别重视给人民群众利益的方式,如在进行“土改”时,通过“斗地主”“忆苦思甜”等方式给人民群众以利益,这些方式就是阶级斗争的过程,可以起到教育和引导群众的目的。中国共产党要在落后的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就要通过一切人民群众感兴趣的方式将广大分散的农民群众的个体活动变成集体行动,在其中既包括具有阶级基础的土地,还包括一切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利益载体,通过这些载体和方式,才得以把分散的、保守的、消极的农民阶级组织和动员起来,成为无产阶级领导下,作为一个集体而行动的、可以变革历史的能动力量。

因而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革命领导权的确立就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利益关系和政治权力关系,还同时是一种道德和文化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整风中所探索和形成的党的作风,其具有的精神和价值维度,以及通过党的作风来与人民群众建立起的一种文化认同和感情上的联系,在建构和形成革命领导权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如曾做过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的伯恩斯坦所说:“衡量领导权确立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其是否对追随者的价值观作出改变。”[11] 农民群众只有在心理上得到解放,在价值观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农民群众才有积极性接受党的纲领和政策主张,才有可能成为党的支持者和追随者,才有可能成为起决定作用的政治力量,才能在中国现代化和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成为历史的主体,中国共产党才成功地确立起对农民群众的领导权。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具体过程中,中国所处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性,中国农民阶级所具有的封建传统和落后、保守的特点,使得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和动员广大的农民群众与小资产阶级分子参加革命时也具有中国自身的特殊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除了从经济层面上给农民群众以土地等利益外,同时也根据中国传统文化和农民群众的生活层面,对农民群众进行了改造和教育。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确立的具体过程,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革命的基本理论,中国革命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背反,反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只是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革命理论生动地展现出来,中国革命正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下,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而形成的历史选择。

“思想建党”原则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深远影响

党风、党性与党的群众路线的融合,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既是党员干部的一种个人修养,同时又是党组织的集体行动,最终成为全党的一种价值观念和党的组织文化。这种组织文化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治传统的核心部分,决定着党在以后的领导与执政。“对于领袖来说,最重要的一条是创立一个即使在创始者去世很长时间后仍能继续实行其道德观的机构:国家、社会运动、政党、官僚政治。”[12] 可以说,以党的优良作风为标志的党的群众路线决定着党所创立的国家机构,因而,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胜利后所建设的国家政权就不是一种所谓的客观的、“中立”的权力机构,而是有着明显价值取向的、体现党的性质的、以“群众路线”为核心内容的制度和政府。可以说,观察和实现中国现代化首先要深刻把握中国共产党“思想建党”的历史与逻辑。

在党的作风与政治制度和国家机构之间的关系中,由于政治制度和国家机构是党的群众路线和政治文化的产物,党性、党风以及党的群众路线就决定着政治制度和国家机构。有学者指出:“党如何联系群众,除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外,并无更具体更广泛的制度上的规定,特别是在联系社会上普通群众方面。群众路线对于共产党与其说是一种制度,还不如说是一种作风。虽然就传统而言共产党员联系群众的方式是多样的,如调查研究、蹲点、倾听群众意见等,党可以通过自身的系统实施群众路线,但就一个党员或党的领导干部而言,他是否联系群众以及多大程度上联系群众更多地取决于他个人的民主作风而非制度。”[13]这一看法表明体现党的群众路线的党的作风,在中国政治制度和国家机构建设和运行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党的作风贯穿于中国政治过程的每个环节,无论是了解民意的政治输入,还是制定符合代表人民群众利益政策的政治输出,都要求党的领导干部坚持党的优良作风,为了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就需要不断加强以党的群众路线为核心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不断进行以保持党的性质为目标的党性修养锻炼,“思想建党”原则的基本逻辑也体现在了中国共产党进行现代国家建设中,因而,以党性修养锻炼为主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国家政治制度建设相比,就会成为首要的原则。在中国的政治过程中,在“思想建党”原则的逻辑下,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犯错误的主要表现形式,针对这两种不能反映人民群众利益的错误倾向,中国共产党做了大量的工作。毛泽东曾指出:“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不知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原则,极大地妨碍了党的工作发展。”

1956 年,刘少奇在党的八大上做政治报告时,对党的群众路线在执政后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做了如下阐释:“我们党没有采取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恩赐’农民土地的办法去进行土地改革。……用彻底发动农民群众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充分地启发农民特别是贫农的阶级觉悟,经过农民自己的斗争,完成了这一任务。”通过这种措施,广大农民群众开始接受和拥护中国共产党,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夺取了乡村政权。可以说,经过土地改革,不仅在经济上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削弱了富农,而且在政治上也彻底打倒了地主阶级和孤立了富农。

“土改”的经验表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不仅仅是给农民以经济利益的阶级斗争,而是有着政治和文化内涵的教育和引导农民群众的政治动员过程,群众路线和党的群众工作成为一种重要方式,在确立党的领导权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群众路线和党的群众工作是党确立领导权的重要政治资本,通过党耐心细致的群众工作,党与人民群众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政治信任关系,如果党的群众工作遭到忽视,党的优良作风不再保持,党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如果失去信任,那么党的领导权确立的基础就会遭到削弱,甚至遭到人民的否定和反对。因而,如何处理和平衡以党的群众路线为主要内容的“思想建党”与党执政后阶级斗争消失与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后人民群众追求目标变化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个突出的历史课题。

 

作者简介:董亚炜,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政党制度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政治学

博士,北京市,100091

注释:

[1] 《毛泽东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92 页。

[2] 《毛泽东选集》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812 页。

[3]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220 页。

[4] 《毛泽东文集》第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324 页。

[5]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933 页。

[6] 安东尼·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郭中华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年,第 50 页。

[7] 马克·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邓晓菁、王笑红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年,

42 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693 页。

[9]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 年,第682 页。

[10] 詹姆斯·R. 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113 页。

[11] 詹姆斯·麦格留戈·伯恩斯:《领袖论》,刘李胜、郑明哲、陆震纶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第281 页。

[12] 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领袖论》,第534 页。

[13] 胡伟:《政府过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78 页。

责任编辑:李铁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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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总则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