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党史党建 理论研究

习近平社会公平正义思想研究

魏小平

2017年04月24日 12:00

李春会 张李斌
《理论月刊 》2017年04期

公平正义是人类普遍认可的崇高价值, 也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最终归宿。“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习近平2013 11 12 日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的庄严承诺。公平正义①比阳光还温暖,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人民向往幸福的尺度,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追求。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就社会公平正义作出了一系列战略性论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习近平社会公平正义思想,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思想的渊源既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也有辩证的历史参照,更有前瞻的现实依据。

1、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社会公平正义思想的承典塑新

马克思主义在批判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过程中及中国共产党在改造旧中国、创立新中国的伟大实践中产生了丰富的社会公平正义思想,为习近平社会公平正义思想的产生奠定了理论根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指导工人运动和创立唯物史观过程中, 无情地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不公平现象并深入挖掘其社会历史根源。《共产党宣言》提出:“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创建了现代大都市、开创了世界市场,但实质上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是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1]《共产党宣言》全面揭露无产阶级遭受的不公平的待遇、农村和殖民地民族所处的不公平地位及存在的两极分化现象。同时马克思主义主张将劳动作为衡量公平的根本尺度和实现公平的基本途径, 并强调生产力发展才是按劳分配在多大程度上实现的最终决定力量,“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此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2]马克思主义把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 同时强调共产主义是一场现实的实践运动,在现实中,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把实现人民的幸福作为发展的目标和归宿, 同时也要逐步解决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最终走向共同富裕,“我们要争取的平等就是消灭阶级, 因此要消灭工农之间的阶级差别。这正是我们的目的……只要工农之间的阶级差别还存在, 我们就不能无所顾忌的谈论平等”[3],这些思想为我们党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方法论指导。2013 11 12 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 审视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哪里有不符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哪个领域哪个环节问题突出,哪个领域哪个环节就是改革的重点。”[4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理论和实践方面就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出许多真知灼见,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在政治方面,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保障人民基本权利。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提到“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5]在经济方面,致力于实现分配领域的公平,注重社会产品的公平分配,防止两级分化。毛泽东曾提出国家、集体、个人利益三结合的原则,使劳动者公平地参与社会产品的分配,“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拿工人讲,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 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善”[6]。在教育方面,毛泽东反对带有特权的教育,提倡大众教育并注重教育的实用性。如针对农村教育提出“文化教育规划,包括识字扫盲、办小学、办适合农民需要的中学,中学里增加一点农业课程,出版农民需要的通俗读物和书籍,发展农村广播网、电影放映队、组织文化娱乐等。”[7]在医疗卫生方面,本着“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思想,采取预防为主的方针,面对大多数人,重点向农村倾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邓小平带领中国走上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快车道,同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论断,主要集中在解放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就解放发展生产力而言,邓小平强调,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并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他强调“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9],为此领导全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大力发展生产力, 翻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崭新的一页。就实现共同富裕而言, 邓小平强调要坚持按劳分配,不搞平均主义,兼顾效率和公平、以效率促公平,允许一些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福,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并将共同富裕上升到社会主义的本质高度。同时强调,注重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要搞好精神文明建设,“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 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10]。“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到破坏, 走弯路。”[11]就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而言,邓小平强调,国际社会成员无论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制度方面存在怎样的差异都应当是平等的一员, 任何国家不能对其他国家谋求任何特权,不能搞霸权主义,中国要坚定地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如果十亿人的中国不坚持和平政策,不反对霸权主义,或者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己搞霸权主义, 那对世界也是一个灾难,也是历史的倒退。”[12]这些思想奠定了习近平社会公平正义理论发展的重要基础。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建设事业推向前进。在这一伟大进程中提出了要把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作为涉及全社会的重要战略问题加以解决, 主要表现在创新按劳分配理论, 收入差距的合理性及衡量社会公平的标准等方面。在创新按劳分配理论方面,江泽民提出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13]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 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按劳分配理论, 也体现出让社会成员更多享有平等和发展的机会。就收入差距合理性而言,江泽民强调,由于个人能力与贡献是有差别的,加上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但不会出现差距悬殊, 只要人们的收入是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获得,即使收入存在一定的差距,也是公平的,但他同时强调, 由于机会和规则不平等而引发的收入差距则是不合理的,“不同职业,不同单位,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之间缺乏平等的竞争规则和竞争环境, 劳动者在竞争中缺乏同样的机会……由此而引发的收入差距显然是不合理的。”[14]就衡量社会公平的标准而言,江泽民提出要将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作为标准,“从理论上讲,以平等权利为基础的社会公平受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制约……衡量社会公平的标准,必须看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15]这一论断明确了社会公平的衡量指标, 凡是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就是实现了社会公平, 这也启示我们, 政策和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集中在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实现社会不断进步上。

十六大以来,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创立了科学发展观。从以人为本的核心立场和加强党的建设的高度, 创新了社会公平正义理论, 提出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基因。胡锦涛将社会公平正义看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和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 主要体现在以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体系、制度建设与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关于以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胡锦涛强调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许多问题和矛盾,关键要靠发展。坚持科学发展,就是要以人为本,坚持城乡、区域、东中西部、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用发展的成果,尤其是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人民,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急需和紧迫的问题,彰显公平正义,“在经济发展基础上, 逐步提高最低生活保障和最低工资标准,认真解决低收入群众的住房、医疗和子女就学等困难问题。”[16]关于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体系,胡锦涛强调要“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 规则公平和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体系。”[17]这表明既要注重起点、过程和结果的公平,也体现出了形式与内容相结合的公平理念。这就需要把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 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障碍,作为“四个公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制度建设与社会公平正义方面, 胡锦涛强调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抓好制度建设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尤其是要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不断改进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住房、医疗卫生、教育及就业等民生领域的体制机制。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正成为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并进入了社会治理的宏大视野,成为凝聚社会共识的价值源泉。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着力推进改革, 明确指出我们推进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 改革既要向增添发展新动力方向前进,也要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向前进。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理念不仅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新的发展, 也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原来我们注重“发展”忽略了“共享”,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城乡发展不平衡,资源浪费,收入差距扩大等一系列问题,在新情况、新的历史背景下,我们不仅要发展还要注重“共享”,共享和发展的理念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2、历史参照: 中国传统文化中社会公平正义思想的现实转换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 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社会公平正义思想,中国社会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从诸子百家的平等观念,到封建社会时期的公平思想,再到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大同理念, 都为习近平社会公平正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思想来源。

在诸子百家的平等观念中,以孔子、老子、墨子和韩非子最为典型。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和“礼”,主张“克己复礼”,强调不断进行自我反省,提高道德修养,约束规范自己的行为,用礼让的态度来调节矛盾,可以达到仁的境界,“仁,远乎哉? 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孔子在教育方面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目的是要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面,人们没有差别的都可以接受教育, 同时按照不同的人群教授不同的内容,这对于推动古代教育起到积极作用,也对今天如何促进教育公平提供了借鉴。教育平等如此,社会平等更是至关重要,孔子认为要实现社会稳定有序,就要防止财富差距悬殊,“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在老子思想体系中,“道”是最重要的概念,“道法自然”体现出万物平等观,尤其是人与人的平等及财富和人格的平等。老子认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 损不足而奉有余”(《老子》第七十七章)。社会中有权者向无权者实施压迫,富贵者剥削贫困者,造成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差距。老子对这种现象极为不满,提出“无为而治”的社会治理方式,包含着“省苛事、薄赋敛、均贫富”的思想。墨子思想的核心是“兼爱”,他站在平民的立场强调人人平等,无差别的爱社会一切人,不应该有亲疏、上下、贵贱的分别,“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墨子·兼爱中》), 而天下之所以大乱是由于人们不相爱。这与儒家有等级的爱而区别开来。这一思想也反映出人类追求平等, 强调人性尊严的道德要求,这种“民本”思想与今天的“以人为本”理念有着紧密的联系。韩非子的核心思想是“法治”,强调依法治国,并提出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提倡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不阿贵;强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 刑不避大臣, 赏善不避匹夫”(《韩非子·有度》),这对于消除权贵特权,维护法律权威产生了积极影响。韩非子同时倡导按照法律办事,“定止分争”表达的就是从法律上明确物的所有权,可以避免分争。这种“法治”思想对于今天坚持让法治成为守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有着内在的关联。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也包含着诸多公平思想。东汉的王符、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及明清时期的李贽等都对社会公平正义有着一定的见解, 尽管有些思想有其历史局限性, 但它们之间却有着某种互补性, 这都为习近平社会公平正义思想提供了深厚的精神内涵。王符一生的思想精粹集中在他的《潜夫论》中,其中《务本》篇中富民安民思想具有积极意义,“凡为治之大体,莫善于抑末而务本,莫不善于离本而饰末。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甚”(《潜夫论·务本》)。同时强调只有富民才能民心安乐,顺应天心,万事大吉,“凡人君之治……以天为本……天以民为心, 民安泽天心顺”(《潜夫论·本政》), 最后提出了富民的方法在于让民众安心勤于生产,而民众安心则在于社会安稳,政治清明,不打扰民众生产的时间,“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潜夫论·务本》)、“民为国基,谷为民命,日力不暇,谷何由盛”(《潜夫论·本政》)。农民运动是中国古代对“均贫富”的渴望及实践的主力军。唐末农民起义军领袖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元末农民起义军主张“摧富益贫”,到了太平天国时期,这一思想发展到极致。其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分田,照人口,无论男女, 人多则分多……凡天下田, 天下人同耕……务使天下共享……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18],这表现出的是一种绝对平均主义思想, 幻想在分散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实行均贫富,虽最终未能实现,但这种美好的愿望和思想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李贽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对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社会腐败大加痛斥,主张“革故鼎新”,提倡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凡圣君臣无别,男女平等。“或欲经世,或欲出世;或欲隐,或欲见;或刚,或柔,或可,或不可;固皆吾人不齐之物情,圣人且任之矣”[19], 说明一个人应该有自己的见解和思想,有自己的社会存在价值,不应盲目随从别人,不应仰仗权威和古人的认可,要靠自己去创造和实现价值。

“圣人所能者,夫妇之肖可以与能,勿下视世间之夫妇为也”[20],说明万物是一体的,不应有高低贵贱之分,人人应该平等,凡人和庶人都应平等。“此二十五位夫人,才智过人,识见绝甚……然天下多少男子,又谁是真男子者? ”[21]这对中国封建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教条,具有较强的冲击和批判,这凸显了男女应平等,要尊重妇女的地位, 而且进一步提出了男女的智力并无长短的观点。当有人提到“妇女短见,不堪学道”,李贽严厉驳斥说人们的见识是由人们所处的环境决定的,并不是先天带来的, 中国平等的妇女观对我们今天的人口政策的调整和妇女地位的提高都有重要作用。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 一批有识之士在寻求国家民族救亡图存的道路上产生了一些社会公平正义思想。从康有为的《大同书》、谭嗣同的《仁学》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都包含了不同形式的平等思想。作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侧重于平等价值,而梁启超侧重于自由价值。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描绘了一个理想社会场景,当然也是一种空想社会状态。他提出平等的标准或境界是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尤其是男女间的差别, 消除贵族特权和贫富差距,“全世界人皆平等,无爵位之殊,无舆服之异,无仪从之别”(《大同书·辛部》)、“无贵贱之分,无贫富之等,无人种之殊,无男女之异,无所谓君无所谓国,人人皆教养于公产、外户不闭、不知兵革。”[22]这描绘的太平盛世其实表现出的是绝对平等观念,因而也难以实现。谭嗣同将平等的地位提升到与社会本质一致的高度, 认为仁是天地万物的本原,而平等是仁的应有之义,“夫仁,以太之用,而天地万物由之以生,由之以通。”[23]孙中山将“天下为公”作为最高理想,在三民主义中,尤其是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中处处体现了社会公平思想。在民权主义中提出“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奉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24],这明确表达了广大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平等权利,享有选举权和参政权,并在之后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提出“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将人民的权利平等进行界定和保障。孙中山从西方社会贫富分化导致的严重后果认识到保障民生的重要作用, 将民生看作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社会中心,甚至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25]而提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目的是要解决好农民的土地问题,而土地分配关系着社会财富的公平问题,关系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同时也要解决好城市中的贫富不均,防止私人垄断,影响社会稳定。孙中山的社会公平思想实质上反映的是社会政治上的平等, 是一种起点而非结果的平等, 也是一种弘扬利他主义的道德平等。

习近平继承和创造性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注重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关键在于促进中国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结合, 把传统文化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比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强调的爱国、友善、诚信、公正、和谐等理念,就是把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传统价值理念与当今时代特征和我国实际相结合发展而来的, 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创新性发展,同时,习近平在国际外交活动中,积极阐释中国“和”文化理念,在世界和地区事务中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承诺中国将积极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同世界各国共同维护人类良知和国际公理, 更加积极有为地参与热点问题的解决。

3、现实依据: 中国社会发展凸显出的公平公正问题的实践关照

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我国目前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改革向纵深发展,社会不公平问题开始显现。收入分配差距、就业、教育,住房、医疗卫生、社会保障,食品安全、安全生产、执法司法等问题较为突出, 这些事关全面改革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问题成为习近平社会公平正义思想的现实素材。

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事关百姓经济利益。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分配格局不合理。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和居民收入分配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都偏低, 影响了劳动者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二是分配关系不合理。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城乡之间及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依然存在并有扩大趋势;三是分配秩序有待调整。垄断行业发放的福利津贴较多, 国企领导层和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

就业是民生之本,事关百姓的生活质量。当前,我国就业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就业压力仍然较大。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总量大,加上就业岗位有限,导致就业压力增大;二是结构性矛盾突出。大学生就业最为典型,庞大的毕业生数量与社会需要的技术型、应用型、综合型人才的缺乏形成强烈对比。农民工就业问题依旧复杂, 频繁发生的用工荒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弊端;三是劳动者综合素质不高。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就业信息不畅通,加上社会需要的人才和岗位与劳动者自身素质和能力之间的脱节, 出现了“此处有劳动力无岗位,别处有岗位无劳动力”现象。教育是民生之基,事关国民素养。当前,我国教育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不同学校之间的教育资源分布差异较大,优质资源不断向发达地区集聚,落后、贫困、偏远地区的教学硬件、师资配置、生源质量等相对较差。二是对特殊群体的教育问题重视不够。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残疾学生等,他们除了要接受良好的教育之外,更需要社会的关怀和认同。三是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分离。在提倡素质教育的前提下,应试教育还会继续存在,如何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是重要课题。

安居乐业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住房问题事关百姓冷暖。当前,我国住房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商品房价格上涨,价格偏高。一部分群众因自身技能缺乏,就业不充分,收入水平低,加上保障房建设效率低、缺口大等,使之面临住房困难。二是住房分配不合理且有福利化倾向。由于收入差距的存在,少数人占据多数房子,空房率不断攀升,同时一些部委、央企及高校建设或分配带有福利性质的住房,引发社会议论。三是住房支持政策不完善。就土地政策和财政政策来说,土地供应的规模和结构有待调整, 财政向保障房倾斜不到位, 同时非盈利机构参与保障房建设的支持体系缺乏。

病有所医是人们对生命权的底线守护, 医疗卫生事关百姓安康。当前,我国医疗卫生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医疗卫生资源总量不足,质量不高,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农村和城市之间,各省市之间的差异很大,这也是导致挂号难、看病贵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是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协同不足,很难应对人民面临的慢性疾病的防治,尤其是医防机构的分设,乡镇卫生院的服务能力不高,社会力量办医处于试点阶段。三是医患冲突时有发生且引发了群体事件。由于患者家属对医疗效果期望过高,加上医患纠纷中医院和卫生主管部门的应对措施不利及社会舆论的失真, 让本可以协商解决的矛盾演变成破坏性的对立冲突,给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较大。

社会保障是民生之安,关系到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幸福。当前,我国社会保障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统筹层次低,覆盖面小,地区差异大。大部分地区仍停留在市级统筹甚至还有一部分是县级统筹, 没有达到国家要求的省级统筹。另外,作为社会保障主体的社会保险没能覆盖全体人民, 养老保险也只是针对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等,其他非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及广大农村从业人员都不在保障范围内。二是基金监管不到位,运用低效。主要是社会保险基金保值增值不理想,各级政府社会保障财政责任模糊,加上参与基金管理的部门有多个,导致基金管理混乱。三是养老保险存在资金缺口。在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下,已经退休职工的养老金由国家承担,实际账户并没有资金, 现阶段只能挪用在职职工个人账户中的资金,但长期以来,不断透支个人账户填补社会账户,导致个人账户的空账。

舌尖上的安全,是人民对食品的基本要求,食品安全事关百姓健康。当前, 我国食品安全领域存在的问题:一是传统食品污染和病原体污染并存。食品在添加剂、农残和兽残方面的污染率虽然在降低,但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 同时一些新的病原体污染如大肠埃希菌已经在我国传播开来。二是企业违法生产、加工食品现象普遍。如违法使用食品添加剂和非食品原料加工食品,从业人员没有健康证,生产卫生条件差等,流通环节过量使用防腐剂和保鲜剂,影响食品质量。三是新技术新资源应用带来的隐患。如添加剂新品种、新型包装材料、酶制剂, 使食品和化学物质的接触越来越多,增加了食品风险。

安全生产是人民对生命的珍重, 事关百姓生命财产和社会稳定。当前,我国安全生产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重特大事故频发。据国家安全总局统计数据显示,2015 21 个省份共发生38 起重特大事故, 平均10 天一起,伤亡和失踪768 人,平均每起重特大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前几年。二是安全生产监管体系不完善。在“企业负责,行业管理,国家监察,群众监督”“四结合”的管理体制下,由于部分企业的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加上国家检查过程中的越位、错位和缺位,使这一体制运行困难较多, 与国际上 “企业———国家———工会”的监管体制相比,效果不尽人意。 三是安全生产意识不强。企业领导、项目负责人、政府部门及一线工人的安全生产意识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到安全生产的结果,主体意识、责任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不高,疏忽技术的改造和措施的采取及自身防范,导致事故发生,给国家集体和个人带来损失。

执法司法事关百姓最直接利益, 是人民群众维护生命财产的关键途径。当前,我国执法司法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时有存在。在执法司法中还存在不规范,不文明,不廉洁, 不作为或乱作为的行为, 人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二是执法司法队伍建设有待于加强。执法司法队伍的整体素质、业务水平和能力与新形势下对执法司法人员提出的新要求不相适应, 出现了一些工作人员业务不熟悉、行为失范甚至道德品行低下的情况。三是执法司法透明度不高。执法司法公开的渠道单一、简单,对群众特别关切点回应的力度不强, 执法司法公开没有进入常态化等。这些突出问题的存在和引发的社会关注,成为习近平社会公平正义思想的重要现实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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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宏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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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共产党“思想建党”原则及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