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 理论研究

“一带一路”经济学的学科定位与研究体系

沈华

2017年11月23日 12:00

白永秀 王泽润
《改革》2017年第2期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也引起了学术界和众多研究机构的持续讨论。“一带一路”已成为国内学界特别是经济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重点问题。尽管目前“一带一路”的国内文献数量庞大①,但总体上以分散的对策研究为主,关注“一带一路”倡议在操作层面的问题,而理论层面的研究明显不足。这既是现有研究大多尚未深入到问题本质的原因,也不利于在国际范围内形成对“一带一路”的“共同知识”。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在理论深度、学科交叉性、视角多样性等方面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在现代经济学理论分工日益精细化的背景下,任何单一的经济学分析框架,都难以承载“一带一路”这个具有复杂内涵和多重属性的现实问题,更难以揭示其发展规律。对“一带一路”的研究,要求突破单一的分析框架,要求经济学理论本身的综合与创新,从多种理论协同的角度考察其中的问题。鉴于此,我们认为,可基于“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实践、已有和不断丰富的相关研究,构建“一带一路”经济学,逐步形成一套综合分析框架和理论体系,用以解释并指导“一带一路”实践,揭示其发展规律。这里提出了“一带一路”经济学的整体设想,包括学科定位、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任务、研究主线和体系以及基本范畴。
   
       一、“一带一路”经济学的学科定位
   
       “一带一路”经济学学科定位问题的实质,是要合理把握“一带一路”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的联系与区别,准确认识“一带一路”经济学的学科特点和形态。这里认为,“一带一路”经济学既是一门新兴学科,又是一门综合学科,其最主要的邻近学科可被归类为政治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
   
       (一)“一带一路”经济学是一门新兴学科
   
       新兴学科体现为新的研究背景、新的研究对象以及新的研究重点,其中,新的研究重点是指它与邻近学科的区别之处。
   
       1.“一带一路”经济学的产生背景
   
       “一带一路”经济学是在推动新型全球化的背景下提出的。当前,反全球化和保护主义呼声高涨,甚至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核心地带。与此相对,中国则旗帜鲜明地支持经济全球化,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前进。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但毫无疑问,它是一把“双刃剑”。不可否认,由西方国家主导并推动的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世界经济增长,但也要看到它的负面影响。一种普遍的认识是现行经济全球化及其秩序需要发生转变,而新型全球化呼之欲出。
   
       依据对全球化历史和现状的考察,结合中国对全球化发出的声音,我们认为新型全球化将成为全球化的主题和必然趋势,与以往西方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控制的经济全球化不同,新型全球化把协调效率与公平放在重要位置,更加注重协同发展,更加注重文化、制度的多样性,更加注重实现世界经济的包容性发展。从这个角度看,以开放、包容、均衡、普惠为特征的“一带一路”倡议服从于新型全球化的内涵,或者说,“一带一路”倡议是新型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推动力。
   
       2.“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一带一路”经济学以“一带一路”实践中沿线国家形成的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为研究对象。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互联互通项目在沿线国家落地,优质项目的正面作用将逐步彰显,互利共赢局面将逐步扩展,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将逐步形成,这必将催生出沿线国家之间的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这种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正是“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它具有何种内涵和特征,又存在何种演化规律,等等,这些问题共同构成了“一带一路”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内容。
   
       这里认为,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具有广泛的综合性内涵,以共赢和包容为主题,特别注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公平地位,更加强调“共同性”,即利益共同、命运共同、责任共同,不仅包括一般国际投资、贸易和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分工合作关系,还包括在国家发展战略、全球经济治理等议题上的分工合作关系。在这里,竞争格局会由“你死我活”演变为“俱荣俱损”(金碚,2016)。由此可见,“一带一路”实践中形成的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正符合各国对新型全球化中国际关系的期盼,而要形成这种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有赖于“一带一路”协同发展。
   
       “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它以探寻各国融入新型全球化的路径、推动实现全球共同发展繁荣为研究目的,以揭示基于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的新型全球化规律为研究任务。
   
       3.“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重点
   
       “一带一路”经济学作为新兴学科的特性还体现为与已有邻近学科在研究重点上的区别。不同于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为研究对象,“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落脚于国与国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与国际经济学相比,“一带一路”经济学研究的国际经济活动远超贸易、投资、金融等实际层面的问题,其研究的国际经济关系也更具综合性内涵。不同于区域经济学以一国范围内的要素空间配置和经济活动的空间结构为研究对象,“一带一路”经济学研究的空间尺度更广泛,是国际范围的空间经济分析。尽管发展也是“一带一路”经济学的核心主题,但与发展经济学相比,“一带一路”经济学侧重于国家之间的协同发展,着眼于如何通过“一带一路”实现各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二)“一带一路”经济学是一门综合学科
   
       “一带一路”经济学具有综合性质。“一带一路”丰富的实践内涵涉足多个邻近学科理论的交叉,主要有政治经济学及其延伸学科(世界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及其相关学科(国际经济关系学)、区域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综合性体现为它与上述学科的理论联系。
   
       1.“一带一路”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联系
   
       “一带一路”的相关研究要上升到理论层面,必须把握这一倡议的实质及其可能的影响。我们认为,透过“一带一路”之名,其实质便是经济全球化的中国方案。因此,“一带一路”经济学必须首先对经济全球化进行深入理论研究,而政治经济学及其延伸学科无疑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框架。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全球化不仅是生产力全球化扩张导致的市场扩大,这一过程以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由国内向国际扩展为主,而且包括生产关系的全球化。生产关系的全球化反映在历史和现实中,便是发达国家制定并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政治秩序,自“华盛顿共识”以来,表现为新自由主义控制的经济全球化。因此,便不难理解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受阻的原因。在生产力层面,世界经济仍处于复苏和结构性调整阶段,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减弱,而新的经济增长点尚处萌芽阶段,再加上近期发达国家出现的政策不稳定因素,全球经济增长形势仍不乐观。在生产关系层面,表现为相对落后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鸿沟般的国家间发展差距②。一方面,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反映生产力格局的变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缺乏话语权;另一方面,国家间和一国内部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而资本成为最大赢家,低收入国家和阶层对这种全球化疑虑重重。上述问题的出现,在较大程度上源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造成的多重失衡。
   
       显然,“一带一路”经济学需要引入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分析框架审视经济全球化和“一带一路”倡议本身。“一带一路”倡议既有针对经济全球化中生产力提升的内容,例如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也蕴含着改进经济全球化的生产关系的目标,即推动新型全球化③,在表面上体现为增进各国发展战略的协调和对接,搭建更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1]。而在实质上,则是对现有全球经济治理模式的创新和完善,其核心是协调经济全球化中的效率与公平,也必然涉及如何协调经济全球化中政府和市场作用的问题。
   
       此外,“一带一路”经济学十分有必要纳入世界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例如,鉴于“一带一路”倡议将对经济全球化和现行国际体系带来重要影响,对“一带一路”范围内的国别经济研究,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一国政府和国内利益如何影响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度,“一带一路”对现有国际体系的冲击等问题的分析,就属于世界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擅长领域。
   
       2.“一带一路”经济学与国际经济学的联系
   
       “一带一路”经济学可以从国际经济学及其延伸理论中获取许多支持。国际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活动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国际经济关系,其实质是研究国际范围内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以及国际经济关系对资源配置的影响。“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2]。不难预期,“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将对国际贸易、金融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分析和评估这种影响及其程度,需要引入国际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政策分析工具。
   
       具体到倡议的操作层面,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五通”建设的重心④,旨在实现更强劲、更畅通的国际贸易和投资。贸易畅通的核心是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和产业合作,同沿线国家和地区构建自由贸易区。资金畅通则包含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人民币国际化等国际金融领域的前沿现实问题。而国际经济学的三个重要分支:国际贸易学、国际投资学和国际金融学都为上述现实问题提供了分析工具,如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全球价值链理论、国际贸易政策制定理论、汇率理论、国际资本流动理论乃至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等,能够为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的实现提供理论指导。对于中国大力推介的国际产能合作和跨境产业园区——实质上是一种在生产领域直接开展合作的形式,国际经济学的延伸理论——国际经济合作理论对此也具备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此外,“一带一路”经济学与国际经济关系学也存在交集。
   
       3.“一带一路”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的联系
   
       “一带一路”具有多重空间属性,因而其经济活动表现为一种由点到线、由线成面的多层级空间形式。[3]六大经济走廊、节点城市,境外产业合作园区以及立体基础设施网络,共同构成了“一带一路”的空间载体。上述新事物及其新问题,是“一带一路”经济学要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但其根源上也都在区位分析、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政策的分析框架内。譬如,对于如何选择境外产业合作园区和各种产能合作项目的区位,如何分析各类项目建设所带来的区域(和城市)经济动态演化过程,如何权衡区域发展多重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沿线国家如何制定适宜的区域经济政策等问题,都需要区域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指导。目前来看,“一带一路”经济学应引入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理论、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
   
    第一,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理论对“一带一路”经济增长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沿线国家可借鉴“点-轴”开发模式,通过国际产业合作培育经济增长极,建设立体交通线为发展轴,以“点上集聚、点轴联动”的思路发挥集聚和扩散效应,从而带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共同发展。第二,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可用以解释和预测地理空间中人及经济相互作用模式[4],可用以分析“一带一路”中生产要素流动网络、国际贸易网络、产业合作网络以及城市网络内部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其动态演化。第三,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在“一带一路”经济学中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从要素自由流通到市场深度融合,从跨境产业合作园区到自由贸易区,最终都会向经济一体化方向发展,因而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紧密相关。
   
       4.“一带一路”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关联
   
       “一带一路”是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倡议,与发展经济学致力于帮助世界各国实现可持续的动态增长以消除贫困和实现繁荣的使命是高度契合的。“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目的也正是如此。因而,构建“一带一路”经济学必然要借鉴发展经济学的部分理论及前沿研究,如政府作用、基础设施、外资利用、对外援助、贫困、包容性增长乃至新结构经济学理论⑤。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中国希望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以基础设施联通为先导,对接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同沿线国家共享中国发展的经验、红利和机遇,实现世界范围内的包容性增长。这意味着,参与“一带一路”将成为沿线欠发达国家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进而实现经济起飞的机遇。更重要的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包容性提倡各国可以自主选择适合国情的融入全球化的路径。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取得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从较贫困国家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帮助数亿人摆脱贫困。当然,中国的发展成就得益于主动融入国际社会,但更源于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5]不仅中国的发展实践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丰富素材,而且可以预期,“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也将为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运用提供更大的平台,发展经济学将在此与“一带一路”经济学实现交汇。
   
       二、“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主线与体系
   
       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有自己的逻辑体系,在其体系中都有一条贯穿始终的研究主线。这条主线把学科的基本概念、范畴串联起来,是本学科理论体系的核心。在“一带一路”现有实践和已有文献的基础上,这里尝试性地提出了“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主线和理论体系。
   
       (一)“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主线
   
       “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主线是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为基础的协同发展。具体原因如下:第一,可将“一带一路”看作一种“社会建构”,即它在较大程度上是由政策以及其他参与国家的集体行为决定的,因而它在实践中的发展变化决定了“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主线。第二,可将“一带一路”看作一个是由众多国家作为子系统相互作用而构成的一个整体系统,协同发展统筹了系统内部的竞争与合作,只有通过协同发展产生协同效应,才能使系统形成大于各个子系统之和的整体效应,也才能实现各个子系统之间的互利共赢。第三,协同发展反映在“一带一路”的各个现实层面,包括生产要素和产品等微观层面的协同、产业和区域等中观层面的协同、国家和国际等宏观层面的协同,同时也体现为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态之间的协同,它既是一种发展思路,也是一种发展结果。第五,协同发展体现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内在要求,既蕴含着“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源于协同发展,也遵从了“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更反映了新型全球化的必然趋势。
   
       从当前来看,“一带一路”协同发展是一个长远的宏伟目标。沿线国家的发展差距、制度和文化差异、不平等的经济政治地位以及域外大国的干预都是“一带一路”协同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更应该从“一带一路”倡议最基础的内容入手,即先实现互联互通,在其基础上逐步实现“一带一路”协同发展,这也是现有文献大多集中在互联互通问题上的原因。
   
       (二)“一带一路”经济学的体系
   
       依据“一带一路”倡议的内容及其现有实践,综合上文对“一带一路”经济学研究对象、任务和主线的分析,这里认为“一带一路”经济学的体系应由如下部分构成:“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一带一路”协同发展、“一带一路”与新型全球化。其中,互联互通是实现“一带一路”协同发展的基础,而“一带一路”协同发展是新型全球化的重要推力。
   
       1.“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在上文中,我们通过分析“一带一路”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在理论和解决现实问题中的联系,确定了其学科定位。同样的,“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理论渊源也可追溯到上述学科的相关理论。具体来说,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世界经济学的国别经济理论和全球化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世界体系理论和国际秩序理论,国际贸易学中的对外贸易政策理论、经济一体化理论、对外投资和跨国公司理论,国际金融理论中的国际货币体系理论,发展经济学关于工业化、基础设施、政府作用、对外贸易、贫困和包容性增长的理论,区域经济学中的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理论、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由于上文已经较为详细地论述“一带一路”经济学与上述理论的联系,此处不再赘述。
   
    之所以提出构建“一带一路”经济学,是因为我们认为可以尝试将关于“一带一路”的所有经济学以及政治学研究整合到一个统一的框架内。那么,自然地,“一带一路”经济学的另一个理论基础便是学术界乃至其他各类研究机构的现有研究成果。需要说明,这里的现有研究并非是静态的,而是一个不断扩展的概念。
   
       “一带一路”是由中国领导人提出、中国政府推动的国际倡议,且已经取得也必将取得更大范围的国际认同和响应。各国领导人的相关论述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发布的联合公报、联合声明、规划纲要、合作备忘录等各类政策文件,不仅具有一定理论价值,而且是指导具体实践的纲领,也是理论研究对标的对象。因此,这两部分资料是“一带一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素材。
   
       2.“一带一路”互联互通
   
       (1)“一带一路”设施联通
   
       基础设施联通将形成“一带一路”立体交通网络、大物流网络、城市网络的集合体,是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通和信息交流的“硬件”基础。“一带一路”建设将基础设施联通作为优先领域符合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般规律。[6]基于已有文献,这里认为这部分应重点研究以下六个问题:一是“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存量和联通度评价,二是基础设施联通建设的成本与收益分析,三是基础设施联通建设中的投融资创新研究,四是基础设施联通建设中的政府间分工合作机制研究,五是基础设施联通建设中的风险管控,六是评估基础设施联通对沿线地区和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
   
       (2)“一带一路”贸易投资
   
       贸易和投资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两翼”,因而也是“一带一路”经济学研究的重点问题。本部分以国际贸易学、国际投资学为理论根基,以“贸易畅通”为实践基础,侧重于从政策视角研究“一带一路”的贸易、投资以及贸易投资一体化。
   
       “一带一路”国际贸易研究主要包括三个研究方向:一是“一带一路”贸易投资便利化测度、评价和政策研究,涉及对沿线国家关税、非关税壁垒、产业和对外贸易政策的研究。二是研究“一带一路”贸易分工与合作,包括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潜力、贸易分工格局和前景展望,特别应注重研究“一带一路”能源贸易的现状、合作机制、政治和生态风险问题。三是通过对分析现有国际、区域贸易组织,研究其对“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建设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启示。
   
       “一带一路”国际投资研究主要包括四个研究方向:一是中国在沿线国家对外投资的现状评价和影响因素研究。二是“一带一路”产能合作及其溢出效应。产能合作是近年来中国政府力推的一种新型国际产业合作模式,将会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企业“走出去”的载体,然而相关理论研究较为缺乏。这里认为,“一带一路”经济学应对国际产能合作进行系统研究,探讨其内涵、现状、模式、政企关系、影响因素以及对东道国的溢出效应。三是“一带一路”跨境产业园区的区位选择、合作机制和效益评价,效益评价既要研究对中国,也应分析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四是“一带一路”对外投资的风险防范与管控研究,包括对外投资的风险类型、风险源识别和风险管控。
   
       就“一带一路”贸易投资一体化研究而言,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实质是跨国企业依靠竞争优势,借助投资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源的整合,它给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提出了挑战。[7]《愿景与行动》明确提出“把投资和贸易有机结合起来”。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已深谙此道,而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大规模“走出去”,需要高度重视贸易投资一体化。因此,“一带一路”经济学既要注重研究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贸易投资一体化实践的已有经验,更要结合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贸易和投资中的现实,为其提供理论指导。更有价值的研究问题是,如何通过中国跨国企业的贸易投资一体化,在关键领域形成竞争力,构建以中国为龙头的全球价值链。
   
       (3)“一带一路”金融合作
   
       金融合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作用关键,不仅直接决定着互联互通能否实现,而且能够为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建设资金和信用支持,有助于各国和区域金融稳定。基于已有文献,“一带一路”经济学中关于金融合作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一是研究如何建立沿线国家货币金融稳定体系。二是如何建立沿线国家的信用体系。三是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代表的新机构的治理研究。四是现有投融资体系之间的协调合作与机制创新研究,即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乃至中国国内开发性金融机构之间的协调问题,以及如何吸引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机构参与“一带一路”项目合作。五是“一带一路”中的人民币国际化研究。六是金融合作的风险防范和管控。
   
       3.“一带一路”协同发展
   
       互联互通的实现降低了交易成本,为实现“一带一路”协同发展奠定了基础。通过“一带一路”的协同发展,缓解以往经济全球化中由于发展机会、规则不平等造成的结果失衡,让沿线每个国家、民族、个体更加广泛且平等地参与到发展的过程中,实现沿线各国共同繁荣。“一带一路”经济学的协同发展理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一带一路”协同发展的内涵与特征。协同理论是系统科学的重要分支,如何将协同的原有概念与“一带一路”实践相结合,确定“一带一路”协同发展的内涵并分析其特征,是其主要研究内容。其中涉及辨析“一带一路”协同发展、包容发展、联动发展等概念的关系。
   
       二是“一带一路”协同发展的机制。“一带一路”协同发展的机制分为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一带一路”协同发展的微观机制,主要研究商品、要素和资本市场一体化;“一带一路”协同发展的中观机制,主要研究产业间和区域间的协同发展机制;“一带一路”协同发展的宏观机制,主要研究国家与国际间的协同发展机制,包括各国发展战略对接机制、政策协调机制、利益共享机制、协同治理机制。
   
    三是“一带一路”协同发展的测度与评价。协同是一种发展的动态过程,“一带一路”经济学应根据“一带一路”协同发展的内涵,研究测度沿线国家协同发展的指标体系和方法,科学评价“一带一路”发展的协同效率。在此基础上,对协同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4.“一带一路”与新型全球化
   
       “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任务是揭示新型全球化的规律,研究目的是探寻各国融入新型全球化的路径,推动实现全球共同发展繁荣。因而,其理论体系应该纳入新型全球化。
   
       就新型全球化而言,可重点围绕如下方面展开研究:一是研究新型全球化的起源、发展、内涵、特点。二是新型全球化的政策目标及其实现。这里认为,协同发展是新型全球化最重要的政策目标,是“一带一路”倡议和新型全球化的交汇点,其实质是形成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协调好全球化中的效率与公平。三是“一带一路”对新型全球化的影响研究,包括对全球经济增长、全球分工体系、世界秩序、世界经济地理的影响。四是从“一带一路”视角分析各国融入新型全球化的路径,探索新型全球化的发展规律。
   
       就全球经济治理而言,新型全球化的实现有赖于不断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而“一带一路”倡议不仅顺应改善全球经济治理的呼声,而且将为其提供强力支持。为此,应围绕如下方面展开研究:一是分析“一带一路”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影响,即“一带一路”改善全球经济治理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主要利益相关者的行为与博弈及其经济后果。二是研究“一带一路”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消费、收益分配和政策决定,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重要的国际金融稳定与市场效率、公平的多边贸易体制。[8]应注重研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新型国际组织的自我治理,分析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总结其经验。目前,将“一带一路”和国际公共产品结合研究的国内文献是相当缺乏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内“一带一路”研究过于以中国为中心,缺乏国际视角。
   
       三、“一带一路”经济学的范畴
   
       “一带一路”经济学是由一系列新范畴有机结合而成的理论体系,学科的理论框架就是基本范畴之间的关系。当然,范畴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产生,也会随之更替、创新。依据对研究对象、目的、任务、主线和体系的分析,这里提出“一带一路”经济学的范畴体系,并对核心范畴进行界定。
   
       (一)“一带一路”经济学的范畴体系
   
       丝绸之路、“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互联互通(设施联通、贸易投资、金融合作)、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协同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新型全球化构成了“一带一路”经济学的范畴体系。与“一带一路”经济学研究的相关范畴还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人民币国际化、经济全球化、全球经济一体化等。
   
       (二)核心范畴界定
   
       在上述范畴体系中,“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协同发展以及新型全球化是“一带一路”经济学的核心范畴。
   
       “一带一路”,由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个倡议组成。尽管《愿景与行动》提出了这两个倡议的重点地理范围,且目前许多研究界定了“一带一路”包含的64个国家,但从“一带一路”经济学的角度,不应限定“一带一路”研究的空间范围。这是因为“一带一路”建设是开放的、动态的,因而其空间范围和所辖国家也是动态变化的。并且,“一带一路”经济学研究的空间尺度是全球性的,并不局限于“一带一路”内部,而应将其放在全球视角下去研究。
   
       互联互通,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原本具有丰富的内涵,如“五通”。然而,“五通”中仅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货币流通所代表的内容适合经济学研究。尽管贸易畅通和货币流通是很好的政策话语,但难以体现其代表的丰富内涵。因此,这里分别使用贸易投资和金融合作代替它们。互联互通不仅是大部分现有研究的主题,而且也是未来几年内研究的重要内容。这是因为互联互通既是理论难题又是实践难题。
   
       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是“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和协同发展的产物,不仅包括在国际投资、贸易和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分工合作关系[9],还包括在国家发展战略、全球经济治理等议题上的分工合作关系。不同于以往各国在全球化中形成的经济关系,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建立在各国平等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基础上,以互利共赢为主题,服务于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目标,摒弃零和博弈;其形成机制包含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三重机制,更能协调效率与公平。
   
       协同发展,是“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主线。“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使各国利益更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协同发展成为“一带一路”的内在要求。协同发展注重整体效应,通过建立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的协同发展机制,可以形成沿线各国的发展合力,产生协同效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能从中获益。[10][11]它不仅是“一带一路”的发展思路,而且是新型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因此,“一带一路”协同发展有助于推动新型全球化。在“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协同发展发挥着连接“一带一路”和新型全球化的重要作用。
   
       新型全球化,是对以往经济全球化的“扬弃”,即更加注重克服以往经济全球化中产生的问题,通过不断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调整发达国家和新兴大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政府和市场关系,更好地发挥经济全球化的“正能量”。[12][13]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主张协同发展,能够提升沿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活力和整体实力,增强它们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诉求和能力,有助于缓解以往全球化中的失衡问题,有助于世界秩序朝着平衡、公正、包容的方向发展,进而有助于推动新型全球化。
   
    上述核心范畴之间是相互联系且层层递进的。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协同发展的基础;而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产生于“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和协同发展,是新型全球化中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协同发展既是“一带一路”的内在要求,也是新型全球化的必然趋势,“一带一路”协同发展有助于推动新型全球化。
   
       注释:
   
       ①截至2016年12月,在中国知网(CNKI)下的文献检索栏目,分别以“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标题检索,共得到23001条结果。其中,2013年为361篇,2014年为2402篇,2015年为11162篇,2016年为9076篇。
   
       ②根据世界银行统计的各国人均GDP数据,2015年排名第一的国家(卢森堡,116612.88美元)是排名最后一位国家(布隆迪,227.07美元)的513.56倍,而在1960年,这一比率是31.88。经合组织(OECD)国家人均GDP(35886.59美元)是低收入国家的(617.71美元)的58.1倍,而世界平均水平是10057.93美元。
   
       ③“一带一路”倡议并非是对现有全球经济秩序的完全替代,也不是“另起炉灶”。可参见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后文中简称为《愿景与行动》。
   
       ④“五通”是指《愿景与行动》中提出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
   
       ⑤尽管发展经济学“这一研究领域中的几波理论在提供政策处方方面经历了更为明显的失败,可以肯定的是,发展经济学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凡的见解”。详见林毅夫:《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作者简介:白永秀,王泽润,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2017年11月23日 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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