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 理论研究

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问题的探讨

沈华

2018年03月06日 12:00

吕政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2011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显著下行,面对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压力,各个行业和地方都在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经济增长新动力,不应仅仅理解为革命性的新技术、全新的产品和新兴产业。生产力发展的渐进性规律,决定了新动力仍然要立足于现有经济基础,把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作为经济增长新动力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靠创新驱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企业“走出去”,都是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应有之义。
   
       一、提高现有产业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基础
   
       经济增长下行后,企业希望利润继续增长,员工希望增加工资收入,政府希望财政税收保持稳步增长。在速度效益型的增长方式下,主要依靠外延式扩大再生产实现上述目标。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市场条件也发生了变化。要求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即从外延式扩大再生产转向内涵式扩大再生产。提高现有产业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
   
       供给侧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低是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与主要发达国家比较,我国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虽然超过了它们,但生产要素利用效率仍然存在巨大差距。物质产品的生产成本是由消耗的能源原材料等物化劳动成本、工资成本、资金成本、经营管理成本和流通成本构成的。我国社会再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有降低成本的潜力和空间。
   
       1.在我国工业产值的构成中,工业增加值平均只有26%左右,74%是转移的物化劳动成本。工业先进国家工业生产的物化劳动消耗平均不超过工业产值的50%。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揭示的社会产品的价值,是由C+V+M构成的,在经济增速下降的情况下,降低能源原材料的消耗强度,即降低C的消耗,仍然能够实现产品增加值的增长。
   
       2.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有效途径。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个必然趋势。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出路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我国制造业员工的名义工资虽然只有发达国家的15%,但是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分别是日本的21.3%和德国的24.8%,显著低于发达国家。因此抬高了单位产品的工资成本。
   
       3.在农业方面,我国粮食、蔬菜、水果、肉、蛋和水产品的产量都居世界第一位,但是农业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我国农村人口占44%,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仍然达六亿,如果劳动力占60%,也有3.6亿人,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的产出只供养3.8人,远低于农业现代化的国家。这也说明提高农生产经营效率大有可为。
   
       4.流通成本高抬高了商品终端价格。流通成本包括物流成本和商业批发零售成本两个部分。在商业流通领域,从批发到零售的环节多、周转慢,商业场租费用高,抬高了商品零售价格。这也是我国实体商店经营陷入困境的重要因素。降低流通成本与降低生产成本具有同等的重要性。降低流通成本,第一,要优化生产力的空间布局,减少不合理的货物流动;第二,破除部门垄断,建立有利于铁路、公路、航空、水运等高效协同的物流管理体制以及合理的价格收费体系;第三,用社会化大生产方式改造小生产运输组织,依托交通枢纽、生产基地、中心城市和大型商品集散地,发展专业化、跨区域的大型流通企业,中小型流通企业向专业化、特色化方向转型;第四,加强物流企业信息化建设,加强信息技术推广应用,减少物流产业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第五,优化城镇商业布局,形成大型综合商场适度集中、中小型综合超市和社区便利店协调发展的商业服务体系。
   
       5.降低社会再生产的资金成本。我国企业生产经营的资金成本高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银行贷款利率高,二是依然存在投资饥渴症,三是企业资金杠杆率过高,平均负债率超过70%。近年来我国物价水平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相比有明显回落,消费品零售物价指数保持在2%左右。银行的贷款利率也有所降低。进一步降低银行贷款利率的首要条件是降低物价上涨率,即降低CPI和PPI;其次是抑制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投资饥渴症,避免盲目扩大建设规模;再次是降低企业对银行贷款的过度依赖,提高企业自有资金的比重。约束和降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途径是:清理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明确地方政府财政部门作为债务责任人;加强各级人大对地方政府财政预算和债务的监督;控制土地征用规模;加强银行向地方政府授信和贷款的管理;中央政府不承担地方政府债务责任。企业去杠杆和提高自有资金比重的途径是:推进资不抵债、生产经营陷入严重困境的僵尸企业破产;改善企业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降低企业负债率;发展和完善资本市场,提高企业直接融资的比重和规模,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严格控制企业信贷的风险。
   
       二、创新驱动应实行发展新兴产业与改造传统产业并重的方针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9月4日在G20峰会开幕式上的致辞中指出,“上一轮科技进步带来的增长动能逐渐衰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尚未形成势头”。这是对现阶段世界科技进步现状的科学判断,对于准确把握科技进步和产业发展的趋势,构建我国经济增长新动力具有重要意义。
   
    1.上一轮科技进步带来的增长主要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微电子技术革命促进了信息产业的发展。计算机运行速度的提高,计算机的小型化和普及,移动通讯技术和设备的不断更新换代,互联网的广泛应用,等等,信息化深刻地改变了当代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尚未形成势头,突出表现在进入新世纪以来,信息技术并没有出现新的革命性突破,进入调整产能、深化IT技术应用以及消除数字鸿沟的阶段;生物工程技术中的研发新的药物,如治疗艾滋病、癌症的新药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大多数的研发还处在实验室阶段;以太阳能光伏发电为代表的新能源技术,其转换效率有待提高,市场应用还不广泛。与此同时,石油、天然气等传统化石能源供给增加,需求增长放缓,从而导致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太阳能光伏发电、风电等新能源的市场需求下降,进而影响到新能源开发的进程。在这一背景下,创新驱动的路径,既要着眼于前瞻性和战略高新技术研发的布局,又要立足当下,提升现有产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加强对现有产业的技术改造。
   
       2.当前我国工业发展遇到的突出矛盾是传统制造业产能过剩,企业找不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经济增长点的产生需要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出现了具有广阔成长前景的市场需求,二是以新的技术创新成果为支撑的新兴产业或新产品的出现。新的技术创新成果又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由于科学技术革命性的突破引起的新的产业革命,另一类是对现有产业和产品生产技术的渐进性改进。创新驱动既要积极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同时要高度重视对现有产品及其生产技术的改进和革新。传统产业的发展应当从以产品产量赶超为主转向生产要素配置和利用效率赶超为主的新阶段。技术进步的渐进性,决定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后发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都须在积极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的同时,努力改造现有产业,提升现有产业的竞争力。
   
       3.在我国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与制造业升级的规划中,把节能环保、新兴信息技术、生物工程、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能源汽车和新材料作为新兴战略性产业。“十三五”以来,又进一步把当代高新技术的前沿领域,如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虚拟现实、无人机、无人驾驶、量子通信、网络信息安全、空间科学、深海探测、生命科学等重要领域,作为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超前部署,力争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以培育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的竞争力。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的途径是:对科技进步的方向做出准确的判断;依靠自主研发获得关键的技术;增强将科技创新成果工程化、产业化和市场化的动力和能力;培育具有先进制造业的配套能力和核心龙头企业的集成能力;形成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相结合的机制和组织方式;增强高科技人才的凝聚力;企业家应树立追求创新发展的价值理念。
   
       4.缩小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也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进行高度的专业化分工,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控制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生产。在产业链纵向分工体系中,我国制造业大多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发达国家处于高端。
   
       要缩小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必须从行业、企业到产业横向和纵向分工体系,全面揭示我国工业与发达国家在规模经济、生产技术水平、产品成本和性能、创新能力和关键技术、核心元器件和零部件等方面差距的现状,明确缩小差距的目标和途径。通过强化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推进企业兼并重组,优化产业组织结构,形成生产要素配置的集中化、规模化、专业化和集群化的产业组织体系,通过改进产业组织方式,提高员工素质,提高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
   
       5.“互联网+”不是万能工具,“互联网+”与物质产品生产的关系是毛与皮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互联网的发展将从过去以视听的虚拟世界为主转向互联网与实体经济相融合,促进实体经济的信息化、自动化和智能化。在工业领域,IT技术的应用重点是智能制造,通过人与智能机器的协同,扩大、延伸和部分地替代人工在制造过程中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实现制造过程的柔性化、智能化和高度集成化;互联网+物流运输业,促进物流产业的信息化,解决物流业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优化物流过程,减少不合理运输,降低物流成本;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互联网+工业设计、设备安装与维修、节能与环境保护工程服务;互联网+市场调查、企业经营管理诊断与咨询、财务会计服务、法律服务、商贸服务;互联网+城市交通体系与安全服务;互联网+远程教学、远程诊断服务;互联网+城乡社区服务。总之,“互联网+”应当有助于提高工农业生产与流通的效率、服务于人们的衣食住用行、服务于学习与办公、健康与医疗、文化与休闲等社会需求。
   
       三、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仍然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投资和出口是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由于经济发展阶段和世界经济供求关系的变化,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25%以上回落到12%左右,出口增速也从20%以上回落到7%以下。经济增长客观条件的变化,要求我们必须转换经济增长动力。但是这种转换,仍然需要实行投资、出口与消费并重的方针。
   
       1.保持适度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还没有完成,人均GDP不到一万美元,需要投资建设的任务量大面宽。目前投资增速虽然下降,但每年的投资规模在60万亿以上,增速在10%左右。固定资产投资仍然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过去几十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方向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公路、港口、铁路、机场和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工业生产项目。从发展阶段看,以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和新增工业生产能力为主的两大领域的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已基本结束。固定资产投资方向需要调整。调整的方向是:加强跨流域的江河湖海的治理;确保农业稳产的基本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加强教育、养老、医疗、文化体育等民生工程建设;环境治理与保护;重视对现有工业生产设备和工艺的技术改造,推进信息化与制造业的融合,促进制造业的智能化和绿色化。增强企业技术创新的积累能力,扩大对技术创新的投入。
   
    2.促进城乡居民消费的增长和提高消费质量。
   
       2016年我国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3.2万亿元,增长10.4%。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4.6%,比2015年提高4.9个百分点。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也出现新的变化,即消费需求由满足日常需求向追求品质转变,高品质、多功能、智能型的产品日益受到追捧。2016年家庭轿车更新换代明显加快,汽车销售量超过2800万辆,同比增长13.7%。其中,纯电动汽车销售量增长65%,二手车的交易量更突破了1600万笔,同比增长将近20%;消费方式由单纯线下向线上和线下融合发展转变。随着电子商务发展,传统商贸企业积极开展了网络营销,新兴电子商务企业也在不断向线下拓展,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对消费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2016年网络商业零售额增长25.6%,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12.6%。
   
       国务院关于促进消费的政策导向是:从强化创新驱动、深化流通改革、调整供给结构、优化消费环境等四个方面入手,着力补齐流通效率低、成本高、环境差、供需结构错配等短板,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推动消费升级。消费升级的六大方向,主要包括,服务消费、信息消费、绿色消费、时尚消费、品质消费和农村消费,通过发挥新消费的引领作用,培育形成新供给的力量。
   
       3.控制城镇商品住宅价格过快上涨是促进消费的重要途径。
   
       现阶段我国城镇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城镇居民购买自住商品房的刚性需求和改善型需求仍然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领域。由于城镇房地产的产业链条长,活跃的房地产市场能够带动建材产业、建筑业、装修产业、家具制造业、轻纺、家电等一系列产业的发展,仍然是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支柱性产业。
   
       由于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要求、地方政府对土地转让收益的过度依赖,根深蒂固的偏爱购置不动产的社会文化传统,收入差距的扩大,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城镇商品房价格持续的过快上涨。其结果,阻碍了城镇化进程,抑制城镇居民的刚性和改善型住房需求;抬高了城镇工商业成本;房地产的超额利润,诱导资本投向房地产市场,削弱企业资本投向技术创新的积极性,降低我国工业竞争力;高房价使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加剧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高房价使大多数购房者为了支付购房贷款,不得不压缩购买其他消费品的支出。因此,轻工、纺织、服装、家电等日用消费品工业、商业服务业、家用汽车工业等产业的市场,必然受到大多数普通工薪劳动者支付能力不足的限制,难以实现扩大再生产的良性循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论述对于制定房地产调控政策,抑制城镇商品房价格过快上涨具有重要作用。城镇商品房的基本属性是保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含义中,住宅是属于社会必要劳动的组成部分,即一定年限的家庭可支配的收入,能够购买或租赁符合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平均生活水平相适应的商品住宅。因此,房地产政策的立足点必须优先保证刚性需求和改善型需求。贯彻落实“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指导思想,把握好房地产市场与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关系,下决心抑制城镇商品房价格的过快上涨,在继续实行行政性限购政策的同时,逐步强化用经济手段调控房地产市场,保证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四、不断提高城镇化水平
   
       1.提高城镇化水平。提高城镇化水平包括两个涵义,一是提高城镇化率,即提高城镇人口的比重,二是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使进城务工农民真正转变为市民并稳定地在非农产业就业。2016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79298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57.35%,但城镇户籍人口为41.2%。全国人户分离人口2.92亿人,其中流动人口2.45亿,主要是进城务工的农民。他们虽然被统计为城镇常住人口,但户籍仍在农村,还没有真正转变为城镇居民。
   
       2.从推进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业劳动力可以自由进入城市就业务工,但仍保留农村户籍,保留农村的承包田和宅基地。它的好处,一是进城农民还拥有农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当在城镇失去工作岗位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不至于成为完全失去生产资料的无产者,还能回到原籍,因此有利于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保持社会稳定,避免了一些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向城镇无序转移过程中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第二个作用是城市用人单位可以压低农民工的工资,特别是工商企业,由于城乡两种不同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非农产业与种植业经济收益上的差距,使压低农民工工资和社会保障水平成为可能,也是我国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得以维持的体制性基础。
   
       但这种方式和机制存在显著弊端:一是继续维持城乡人口的二元结构,工业化与城镇化不同步;二是继续保留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增加了农村耕地流转的难度,土地规模化经营难以推进;三是继续保留农村的宅基地和房屋,难以实现土地利用的空间置换,使之转化为城镇住房建设用地,降低了土地利用效益;四是我国非农产业的劳动力长期依靠高度流动的农民工,难以造就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五是进城务工的农民没有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当他们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仍然没有可靠的养老保障。
   
    3.促进农民转变为市民,不仅仅是户籍制度的改革,更重要的是需要推进农村生产关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农村人口转变为市民的条件是:非农产业的不断发展,使进城农民在城镇有稳定的就业机会;进城农民具有购买商品房的能力;进城农民同城镇居民一样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能够同等的分享城镇公共事业服务;异地务工缴纳的社会保障基金能够“漫游”,即在务工城市由单位和个人共同缴纳的社会保障基金能够从务工城市转回到原籍,为回原籍城镇定居养老并放弃农村承包田和宅基地创造条件。
   
       4.积极探索农民不进城的城镇化。城镇化的基本涵义是人口集聚,生产经营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主导,用现代产业生产经营方式改造小农经济;生活方式依托社会化的服务体系。途径是提高农业的经营规模,降低农村土地流转成本。促进土地向种田大户和家庭农场集中;提高农业的有机构成,推进农业的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促进农业生产经营的社会化分工,发展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培训农民,使他们转变为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现代农民。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大,城镇化的形态具有多样性。家庭农场和各具特色的专业户的发展,使农民有在本地就业的机会,使农村人口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的家乡小镇集中。农民虽然没有进城,但比城市生活更有幸福感,并且有利于解决青壮年农民常年背井离乡导致大量留守妇女儿童和空巢老人的社会问题。这种生产方式把现代工业文明、信息化文明和田园生态文明在产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我国农村建设成为人们向往而不是逃离的幸福家园。
   
       五、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优势产能“走出去”
   
       1.2013年,我国政府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这一倡议得到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和广泛支持。目前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区域涵盖四大洲、65个国家和地区。2017年5月在北京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我国宣布了一系列将要投资的项目,并承诺会在新项目上的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一带一路”的建设,将有利于提高全球70%人口的生活水平。“一带一路”是一条和平、合作、包容、互利和共赢之路。
   
       2.“一带一路”的推进,为我国优势产能“走出去”提供了机遇。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一贸易大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在能源开发、交通运输设施建设、装备制造、电子通信设备制造等领域形成了巨大的生产规模和建设能力,也是我国的优势产能。这种优势主要表现在:一是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是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具有成本更低、质量更优、技术工艺水平更高、品牌更响的产业发展水平;二是具有较强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市场销售、服务配套等多个环节、全产业链的综合优势;三是生产配套能力强。体现在原材料供应、工程设计、专业人才和施工力量、标准制定等方面配套能力。“一带一路”沿线的大多数国家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加快能源、交通运输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由于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上的差异,我国的优势产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3.优势产能“走出去”应从现阶段我国优势产能的供给能力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需求出发,我国优势产能“走出去”的重点领域是:钢铁和有色金属冶炼、建材、化工、铁路装备与建设、电力设备制造与发电能力建设、新能源、纺织服装、通信设备、家电和消费电子、汽车、工程机械、船舶和海洋工程等行业。
   
       优势产能“走出去”主体途径主要包括资本输出、装备输出、技术输出、服务输出、标准输出、规则输出等方面。各种形式的输出主要以产能项目合作为依托,不同输出形式相互组合。我国优势产能走出去,将始终坚持平等、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充分考虑东道国的需求与能力。
   
       4.不断增强企业“走出去”能力,提高优势产能“走出去”的效益。
   
       第一,优势产能走出去要以企业为主体,支持企业开展对外投资活动时探讨新的商业模式。依托地方商会、行业协会等行业中介服务组织,探索“协会+企业+境外园区”合作模式,形成地方优势产能向国外延伸,促进国内外产业互动发展。
   
       第二,提高企业国际化和本土化经营能力。在境外布局产业项目时,大力引导“走出去”企业创建国际化的企业,从经营理念、人才安排、产业链布局、品牌塑造等方面体现国际化的视野。
   
       第三,促进境外园区健康发展。完善海外产业园区的顶层设计,制定海外产业园区建设的行动方案,主要包括海外产业园区布局、分类建设实施指导方案及相关配套政策。
   
       第四,完善配套支持政策。构建完善的投融资支撑体系。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优先为优势产能“走出去”提供差异化的投融资服务。同时,为了降低项目运营风险,引导商业性保险机构共同为优势产能合作项目提供特殊保险服务,以减少东道国政治动荡或自然灾害给项目造成的经济损失。
   
       第五,大力培养国际化经营人才,支持国家重点院校设立专门培养跨国经营高级管理人才的教学与研究机构。优化对外经济相关专业设置,设立境外专业技术人才培训基地,帮助“走出去”企业解决人才需求问题。
   
       第六,做好风险防控。建立优势产能“走出去”部际协调机制,结合“一带一路”倡议和国际产能合作进展,制定优势产能“走出去”全球战略、布局国别指南和行动计划;建立对外投资环境评价、风险防控和安全保障体系。定期发布国别投资环境报告和投资指南,帮助企业科学决策和合理布局。
   
    作者简介:吕政(1945- ),男,安徽金寨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北京 100732]]>

2018年03月06日 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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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的供应链金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