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 理论研究

传承创新马克思市场学说寻求市场化改革新突破

沈华

2018年06月26日 12:00

宋则
《经济研究参考》2017年第40期

建立和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高效畅通的市场体系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目标。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认真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理论,传承发展马克思市场学说,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巧妙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显得越加重要和紧迫。
   
       一、《马克思市场学说研究》简要回顾
   
       (一)笔者在《马克思市场学说研究》中的主要结论。
   
       第一,市场学说是马克思经济思想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第二,马克思曾准备专门研究市场问题,只是这一计划没有来得及实现。第三,市场范畴的复杂性决定了马克思的研究特点。只要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作为轴心,从总的逻辑联系中把他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对市场范畴的科学论述加以适当归纳和综合,就可以较为系统地还原再现这一学说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内容。第四,这无疑是一项艰苦、细致、困难的基础性工作。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卡尔·马克思没有来得及留下市场学说的专著,就否认他的市场学说,否认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研究市场理论的必要性。相反,从几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看,专门研究马克思本人的市场理论,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更加迫切了。因此,完成这个繁重任务是今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马克思市场学说的核心观点。
   
       市场学说是马克思经济思想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马克思市场学说按照逻辑顺序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一是市场的本质,认为市场只是一个伴随私有制、包括资本主义私有制而产生、发展、消亡的社会历史范畴,不会从来就有,也不会永远存在。二是市场的特征,认为市场可以从多方面折射出私有制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复杂形态。三是市场的结构,认为市场具有与私有制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规模、构成和空间布局。四是市场的职能,认为市场是私有制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得以运行的机制载体,是其经济循环系统、比例调节系统、利益分配系统。
   
       市场学说是马克思研究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科学成果,具有科学性、系统性、批判性三个鲜明特点,包含着丰富的内容、深刻的思想,是一份永远会激发新思考的宝贵理论遗产。发掘这一理论遗产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从“不可以”到“也可以”是传承创新的逻辑起点
   
       对待马克思市场学说要有科学的方法论,即态度要真诚,方法要科学、逻辑要缜密。马克思市场学说是以私有制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特别是资本主义市场为研究对象建立起来的,学说中关于市场的本质及其他各种规定均以私有制为限。但是,当代的社会主义实践超出了马克思的设想。这就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市场经济及其诸多范畴并未消亡,仍将长期存在,因此,必须结合新的实践,进行理论创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市场学说。
   
       在完整理解、尊重原意、防止照搬照抄的前提下,马克思市场学说的方法论和某些论述可以有条件、有限制、创造性地加以运用。除了一般讨论市场机制等市场经济的具体问题之外,全部注意力应该首先放在“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否兼容”以及“如何兼容”这一前人未曾预料和思考过的重大命题上。这是因为,当前,特别要遵从大局意识和问题导向,解决好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其中,所有问题的核心要害都合乎逻辑地指向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否内在兼容。这是全面深化改革诸多现实重大问题“纲举目张”的总统领。
   
       (一)从“不可以”到“也可以”是政治上的重大突破,繁重的理论研究亟待跟上。
   
       从思想渊源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历来把“市场”和“商品”“货币”视为私有制的产物,限定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范畴,他们对未来社会的基本构想,例如公有制、按劳分配、按需分配以及在全社会有计划地分配社会劳动等,都是建立在对私有制、商品货币关系、资本和雇佣劳动和市场无政府状态的批判性否定中确立起来的。其中,“市场”被明确赋予了鲜明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印迹。这一点,对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列宁针对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实际,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市场自由贸易的作用,强调商业是党和国家“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①但同时,他也同样出于国家基本社会制度的考虑,对市场交换持有明显的保留态度,认为这种市场交换仅仅是暂时的、过渡的形式,不久便可以被消灭,代之以“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②斯大林肯定了价值规律和市场作用的长期性,但同样有保留地认为,这种调节作用只限于消费品和农产品的流通之中。在中国,在一段时间里,加紧限制和尽快消灭市场的观点,始终占有正统的、主导的地位,并以此为指导,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受到这一观念的束缚,中国的经济改革始终有意或无意地笼罩在“市场恐惧症”的阴影之中,这就难免使改革进程受到不必要的干扰。经济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提出的“市场化”改革,遇到了“主义”捍卫者们的严峻挑战。
   
       邓小平对市场与计划的“社会制度”论,一直持有极不赞成的鲜明态度,一以贯之地思考和论述了市场与计划的“基本方法”论。
   
       早在1979年11月,他就已经明确回答了“左”的疑惑。他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副主编吉布尼等人时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样,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做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③
   
    1985年10月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他系统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现在看得很清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这个路子是对的。这样做是否违反社会主义的原则呢?没有。因为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导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④
   
       1987年中共十三大召开之前,邓小平进一步强调说:“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⑤
   
       1990年年底和1991年年初,他又先后两次指出:不要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⑥
   
       1992年春,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又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回答了这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援引自党的十四大报告)。其中,最重要的谈话内容之一,仍然是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计划与市场的问题。他继续强调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⑦
   
       应当说,从“不可以”到“也可以”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认识上的重大转变和重大突破,来之不易,值得认真对待。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经济体制的总体表述一直十分谨慎、多有保留且“提法多变”。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直到1992年邓小平著名的南方谈话以及中共十四大以后才正式明确表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修改补充写入宪法,且突出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一认识上的转变和突破绝不意味思想理论认识上的结束,刚好相反,是伟大转折中真正的逻辑起点,需要理论界建立严谨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时,对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特别是国有经济、国有企业、中央企业“是否内在兼容”这一实质要害问题的研究,也是理论界的责任和任务。
   
       (二)走出“超越战略”是理论研究的起点。
   
       “能否兼容”是比政府与市场关系更深一层的尖端命题。坦率而言,长期以来延续至今的重大命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关系等,理论和实践是存在背离脱节的,远未解决好。而这背后就是更深层次、几乎被忽略遗忘的公有制主体与市场经济是否兼容、能否兼容的重大问题。尤其有必要厘清基本理论问题。
   
       “不可以”有着深刻背景和缘由。新中国最初选择“超越战略”⑧是源自共产党宣言“两个决裂”,源自消灭私有制(而私有制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天然是一家)。《共产党宣言》中,“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⑨史称“两个决裂”。
   
       1.自由王国的召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脉相承的正统核心观点就是,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市场机制之间是水火不容的对抗关系,绝对找不到相容、兼容、融合的任何妥协。⑩同时,坚决认定,私有制与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商品经济及市场经济有着天然的、内在融合的亲密关系。不仅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样认定,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理论也这样坚持认定。在这一点上,两大意识形态和理论体系形成了最大共识。只不过前者旗帜鲜明地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商品经济、消灭市场经济;后者针锋相对,以维护私有制、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为宗旨。任何相容论、兼容论在这里都是不能原谅的背叛。
   
       与旧制度实行彻底决裂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后来人们看到的高度集中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即原生体制),之所以从一开始就带有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意图,并试图以“体制超越”带来“经济超越”,都是从与旧制度、旧秩序一刀两断、实行“决裂”开始的。
   
       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反杜林论》和《哥达纲领批判》等巨著名篇,无一不贯穿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旧制度、旧秩序的批判精神,对人类未来社会的憧憬关注。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既不是理想社会,也不是永恒的制度;资本奴役制虽然创造了巨额财富,但本质上并不比奴隶占有制和封建占有制给人类带来更多的自由和解放;自由竞争秩序的背后是人们的互相倾轧和欺诈,是物对人的奴役,因而是人类社会为自己造就的最精巧、最不自由的制度;真正的自由来自对私有制和市场制度的彻底否定。
   
       恩格斯的一段为人熟知的名言,集中代表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各种逻辑结论。他说道:“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人们自己的社会结合……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11)
   
    这个气势恢宏的经典论断,无异于来自自由王国的宣言,它以哲人的语言表达了一代代先行者们的向往,呼唤着一代代后来者为之奋起、为之奋斗。因此,当着千百万人历经磨难、流血牺牲终于换来了新制度、新政权的时刻,人们是何等珍惜,何等喜悦。毫不迟疑地告别旧制度、旧秩序,满怀信心地创造新生活,建立新秩序,立即按照那个“召唤”大刀阔斧地开辟通向自由王国的道路,便成为自然而然的选择。与私有制决裂,也与市场经济和旧秩序决裂,就是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打出的第一面旗帜。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原生体制的具体进程虽然不尽相同,但一切都首先从“决裂”开始,却是它们的共同点。人们在以下两个关键点上深信不疑。
   
       第一,一切私有经济、市场因素和市场秩序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都不相容,也不再需要。因为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中劳动产品的实现已不再成为问题,劳动从一开始就是直接的社会劳动,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从一开始就具有直接的联系,市场和价值范畴都是多余的。
   
       第二,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统一计划和经济秩序,是全社会共同利益和共同意志的唯一体现,计划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和无所不能的有效性;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计划代表着人们自觉行动的能力,计划越严密越无所不包,人们就越能从中得到私有制市场经济所无法比拟的最大自由,并最终实现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对旧制度、旧秩序的批判,对未来社会的预见,是社会主义实践最初的也是最具威力的精神支柱。一旦人们按这些预见直接付诸行动,原生体制的强化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人们认为,凭借市场经济决不足以实现超越型的战略目标,只有依靠超越市场经济的计划经济体制,集中动员起所有的经济资源和所有的政治热情,统一意志、统一思想、统一步调、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才有希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超越资本主义。而原生体制所确有的初期效应,更支持了这种心态。
   
       2.不屈不挠的抗争。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是在国际环境紧张的条件下诞生的。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陆续建立的社会主义新政权,都曾处在强大对手的包围之中。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西方两大阵营政治、军事的对抗,经济利益的冲突,提升了双方内外政策的警惕性,加剧了意识形态上的敏感性。在这种场合,任何重大选择都首先被打上了“主义”的旗号,泾渭分明。
   
       在此期间,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为捍卫自己新生的政治主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抗争。从直接的武装冲突到“冷战”时期,经济体制和经济秩序的选择与塑造都是按照“主义”来划分的。划分标准首先来自西方世界,它们极力通过体制和秩序划分,将社会主义阵营孤立封闭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与之相对立,东方阵营也不甘示弱,极力冲破封锁,力求以一种截然不同的体制模式和经济秩序显示自己的存在。坚守自由市场经济秩序和创立中央计划经济秩序,便是双方激烈冲突的自然结果。这种状况对后来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
   
       以上简略的分析归纳是想确认,社会主义国家所建立的原生体制及其经济秩序,不是偶然的现象,其促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指望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采取“市场经济”的体制形态是不现实的、非历史的观点。对原生体制的历史地位理应给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改革开放自1978年年底算起至2017年的此时此刻,虽已有近40年的光景,尽管成就巨大,但因为并未对公有制兼容市场经济体制的来龙去脉作深入系统的剖析和解释,以致给改革开放进程平添了不少干扰和阻力。
   
       (三)找准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如何内在兼容。
   
       以上讨论中已经暗含的重大现实问题和深远历史意义的问题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如何建立不是板块拼接的外在关系,也不是民营经济与市场经济内在兼容,而是作为主体和基础的国有经济、国有企业、中央直属企业与市场经济内在兼容的关系,并且把内在兼容这个问题提升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的高度。
   
       草率对待兼容论,在理论逻辑和具体实践上会招致很大被动。迄今为止,中国主要是从生产力低下、落后来谈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合法性,而一直没有从生产关系性质方面说清楚,公有制主体与市场经济能否兼容,以及如何内在兼容这一基本前提、重大判断问题。再者,从初级阶段出发,提出了毫不动摇地发展和保护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并把这看作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因,但还是没有正面说清楚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和主体——全民所有制及其表现形式(即国有经济、国有企业、中央企业)与市场经济是否兼容、如何内在兼容这一关键问题。从社会主义实践看,失败案例也确实对“内在兼容”提出了挑战。
   
       要实行公有制为基础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探寻、锁定绕不过去的两个基本问题。
   
       一是“内在兼容如何实现”,即全民所有、全民共享、全民可得如何找到市场经济、市场机制的实现形式。全民所有、全民共享、全民可得既要通过一个个具体的国有企业、大型央企来运作,又要防止这些企业为片面追求自身利益而侵害到全民利益。为此如何实现既要有国有企业、央企内部的严格监督管理,使之产权清晰、自主决策、自负盈亏、保值增值、预算硬约束,权责利对等,又要令国有企业、央企适应竞争激烈、变化多端的外部市场环境。
   
       二是“内在兼容的实现程度如何评价”,即国有企业机制与市场机制是外在冲突型还是内在融合型,两者内在一致性的程度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具体评价标准是什么?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如何实现双赢?国有企业保值增值、发展壮大如何有利于而不是妨碍民营企业的成长?反之亦然。
   
    应当说,勇于承认不足和缺憾,能够实事求是面对世界级难题,纠正简单化态度,找准正确方向,是传承创新马克思市场学说、寻求全面深化改革新突破的重要前提。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否兼容、如何更好兼容这一重大问题上,需要增强基本功、必修课意识,聚精会神彻底搞清楚兼容论的全部内涵,紧紧锁定“摸清症状原因,营造环境条件,排除障碍困扰,培育兼容机制”这一时代主题。同时,要将主题提升到对历史负责的高度,最终落脚于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上。
   
       三、传承创新马克思市场学说,寻求“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理论和实践的新突破
   
       为了使内在兼容的探索落脚在“摸清症状原因,营造环境条件,排除障碍困扰,培育兼容机制”上,就要以此为统领,勇敢面对、着力解决好以下几个最有价值的重大现实问题。
   
       (一)认真研究市场发挥作用的环境条件。
   
       认真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理论,探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需要具备哪些环境条件;用第一手调研说清在哪些领域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哪些领域起到了补充、辅助作用,在哪些领域没有发挥作用,各自的原因是什么。
   
       真正意义上的市场机制是在制度建设完备的基础上,各种构成要素之间自发形成的自我调节、寻求动态平衡的自组织能力。具体表现为商品或要素的供求状况与价格的互动关系,及其背后各方当事人按照共同约定的规矩(法治),利益角逐、公平竞争、互相博弈制衡。成熟的市场不仅包含自身利益的“驱动”,而且受到相反方向利益的“约束”,受到必须遵从游戏规则的公信力牵制。如政府科学干预程度、干预方式、干预效果,财产权归属、受益的明晰程度,数据信息和市场信号的真实程度,市场参数的相关性和传递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和要素价格的实质性作用程度,企业和居民对市场信号的依赖和反应程度,市场的自组织、市场的规范化、民间独立社团组织的发育程度,以及全社会凡事都遵从于法治精神、按共同约定的游戏规则诚信办事程度等。
   
       与原生型西方市场经济截然不同,由于市场经济来自于计划经济的转型,来自于市场作用和市场体系的从无到有,因此在中国,首要的不是西方教科书中的“市场失灵、政府补位”问题,而是如何营造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所需要的环境条件问题。市场能否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不是理论宣布、政府颁布就能自动生效的,必须实事求是地研究市场发挥作用的充分必要条件: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发挥决定性作用,在什么条件下只可以发挥辅助性作用,在什么情况下根本无法发挥作用。把这项理论研究的结论代入中国的现实,进行评估和检测,才能找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目前,在理论上,市场起决定作用的环境条件问题的研究始终是空白,这使“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条件、标准问题也是空白。结果事与愿违,“宏观调控”被滥用。(12)当前的结构性改革与市场作用条件问题同样需要专门研究,直至对市场作用状况真相进行实事求是的调查。要认真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最大限度发挥市场作用,减少政府决策失误,降低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用更小的投入换取更大产出。
   
       广义而言,中国改革前和改革后,近七十年来始终被体制病导致的问题所困扰。即使是实施市场化改革以后,由于种种顽固的深层障碍,依然没能阻止长时期一轮又一轮的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库存积压、结构失调,制造业、采掘业表现尤其突出。这些情况说明,第一,改革开放低估了体制弊端及其既得利益的巨大能量和体制弊端潜移默化的自我修复能力。第二,在中国,时至今日,市场在很多情况下很难真正起作用,更谈不上“起决定性作用”。
   
       因此,政府要改变“保姆心态”和包办式思维惯性,切实放松管制、进一步大幅度减少审批,从行政命令调节转变为市场信号调节,即对存量结构调整要从自上而下为主转变为自下而上为主;从行政会议为主转变为商务会议为主;“会议调节”“文件调节”“审批调节”转变为“市场秩序调节”“法制环境调节”“服务业机制调节”,使结构性的资源存量配置问题切实建立在市场化的税率机制、利率机制、汇率机制、价格机制、订单机制、淘汰退出机制的基础上。其中,凡是能由市场决定的价格应该一律交给市场,随行就市;涉及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资源产品和公共产品的也要由政府制定定价规则,由市场形成价格,引入竞争机制,放开准入门槛,防止不正当竞争和垄断。
   
       (二)切实促进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动力转换。
   
       1.当前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剧变,但经济驱动力的体制机制没有根本转变。政府驱动的投资热情很高,经济发展方式转而不变。市场驱动的民营企业内生机制、内生动力明显不足。
   
       2.市场驱动替代政府驱动唱主角的要点。体制处于全面深化改革阶段,要解决的是体制性的动力转换,经济处于全面转型升级阶段,要解决的是新旧产业的动能转换。其中,市场驱动替代政府驱动,即体制性动能转换才是根本转换,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创业等都很重要,但不可代替、淡化体制性动能转换。从深圳、重庆以及大量成功案例来看,中国经济存在打破因循守旧、实行创新创业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的巨大潜能,但是迫切需要相应的体制机制保障。近几年中央密集出台以简政放权为主线的改革举措就是体制性动力转换,要用改革红利与困难赛跑,向难题挑战。
   
    3.“市场惹祸论”必须予以澄清。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暴露出的问题不容乐观,对此,学界的解释也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其中一些人对“市场化”改革产生了动摇和怀疑,认为这一切都是改革出了方向性问题,“都是市场惹的祸”,因而强烈呼吁政府进行干预,而不能再“由着市场乱来”。
   
       “市场惹祸论”是对反思上述现象和问题的一种误解,由此牵涉到一系列基本判断和后续政策走向,事关重大,必须予以澄清。总的来看,中国改革发展进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非像一些市场保守人士宣称的“市场惹祸”、调控弱化那么简单。事实的真相是由来已久、颇具传统的拒绝市场、排斥市场的力量压抑扭曲了市场体系的正常发育,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拖延迟滞,造成了“市场变异”。
   
       4.市场变异同市场天然缺陷有本质区别。事实上,人们通常谈论的市场天然存在的固有缺陷与中国经济转型期间市场特有的缺陷,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市场经济成熟、市场体系“底盘健全”,政府与市场边界厘清条件下的“缺陷”;后者是市场经济幼稚、市场体系“底盘缺失”,政府与市场边界混沌条件下的“缺陷”。一系列实质性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诸如,政府科学干预程度、干预方式、干预效果,财产权归属、受益的明晰程度,数据信息和市场信号的真实程度,市场参数的相关性和传递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和要素价格的实质性作用程度,企业和居民对市场信号的依赖和反应程度,市场的自组织、市场的规范化、民间独立社团组织的发育程度,以及全社会凡事都遵从于法治精神、按共同约定的游戏规则诚信办事程度等,由此形成的社会环境对大众心理的暗示往往是负面的,长此以往,社会经济便陷入将错就错、“趋坏博弈”的逆淘汰。
   
       本文所讨论的“市场变异”有别于西方所有关于市场缺陷的理论与实践。通常意义的市场缺陷主要指的是“即使是健全的、有效率的市场,也不可能避免与之俱来的周期性波动和两极分化,也存在发挥作用的边界”。而本文讨论的市场变异是指:市场体系在尚未健全、处于发育成长过程中就不断衍生的蜕变和异化,即由于深层次的体制性、机制性背景和原因,市场主体、市场机体、市场交易中不断植入、滋长、异化出许多非市场的因素和排斥市场的力量。其基本特征是:从形式上、表象上看似乎相关当事人都是在进行市场交易,但骨子里不是或不打算按照产权归属、市场程序、效率原则、法治精神,公开、公正、公平地进行。
   
       在解释中国式的市场变异或“变异之谜”方面,原有的经济理论和智慧,如市场均衡论、反均衡论、垄断竞争理论、灰色市场理论、短缺经济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等,虽然可以从某一个视角单独进行论证,但都难以给出更具针对性的圆满解释。(13)最主要的原因来自中国行政化体制转变的深层障碍,来自市场发育过程中“边成长、边渗透、边蜕变、边异化”的情况,来自新老既得利益边改革、边凝固、边膨胀的特殊背景,因而始终没有形成相互制衡、动态优化、自我协调的市场主体和竞争力量。
   
       受到传统的法理和产权思想熏陶的西方经济学家,想象不出脱胎于计划体制、市场体系“底盘缺失”的市场经济会是什么样子。照搬他们设计的改革思路,曾使俄罗斯经济陷入混乱。在培育中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过程中,必须高度警惕从自己肌体和土壤中孳生出来的市场变异,必须防止这种市场变异条件下的“伪市场调节”。
   
       5.在我国,还有一种十分流行的说法值得警惕,这就是“政府人为模拟市场”,“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等调整结构,并且相信这样做就已经是在遵循市场规律、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了,从而为政府取代市场、主导结构调整提供理论依据。这种说法与成熟市场经济中的法律手段、经济手段也有着明显的区别,后者表达的是制定和完善结构调整的游戏规则和必要环境,而结构调整本身的具体内容和时间过程还是交由市场机制来实现。前者则很少考虑制定和完善大家共同遵循的游戏规则,而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和朝令夕改的政策多变性,仍然是行政手段居于主导地位,而法律手段、经济手段流于形式。
   
       其实,这种说法是由来已久的“市场作用过程与作用结果可以分割移栽”观点的变种,即20世纪30年代波兰经济学家兰格提出的著名的“兰格模式”。兰格认为用“计划科学化”的办法来人为模拟市场过程,就可以得到与市场作用过程相同的结果,从而主张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取代市场。兰格把市场过程看作“计算机器”和“机械运动”,而漠视当事人自主意识、自主权益和自主行为这种市场内涵和本质,实质上还是“能利用则利用,不能利用则取而代之”的市场机制取消论观点。这种观点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时代,在中国又有所抬头,认为运用这些技术成果作回归分析,就足以事先精准模拟市场作用的结果,作出种种合理的安排,而不必再放任市场的盲目性。
   
       如果说市场机制从总体上看是制度与运行的统一,那么仅从运行看,则是其作用过程与作用结果的统一。市场机制的作用过程是各种当事人按照比较利益、民主权益自主选择、实现自主决策目标的过程;市场机制的作用结果则是无数微观当事人行为作市场化接触和碰撞所实现的各自物质利益。而动态的观察,作用结果又将成为作用过程反馈的新起点,如此循环不已。因此,如果取代了市场作用过程,得到的就绝不会是市场的作用结果。即使存在预见市场作用结果的极大可能性,例如互联网、大数据技术,也并不构成取代市场或模拟市场作用过程的理由,就像不能为了克服市场的固有缺陷而取代市场过程一样。何况,多元化、高度复杂、利益博弈的市场参与过程是根本无法模拟的。
   
    割裂市场过程与结果的统一关系,危害极大。表现在经济上,就抽去了市场机制的精髓而空留市场的名义或外壳,市场自主调节经济结构是政府无法替代的,“政府可以‘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调整结构”这种说法和做法并不可以直接等同于市场调节,仍然是政府主导结构调整,而与市场机制主导调节经济结构有着本质的区别。澄清这一点,才可以在理论和政策设计上为全面深化改革扫清道路。
   
       (三)打破属地管辖体制,切实建立高效市场体系。(14)
   
       改革开放虽经30多年,但仍然没有触及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属地管理这个根本。行政化条条块块的属地管辖、层层审批体制造就了全国大大小小、错综复杂的行政边界,已经成为新时期特别是实现“十三五”规划各项经济社会目标的最大障碍。人财物资源配置本应像活水、空气一样自由流动,而属地管辖的经济体制窒息了生机活力,使得统一开放竞争有序高效畅通的市场体系一直有名无实,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也成为空话,商品价格即使全部放开也难以充分发挥调节作用。
   
       长期实行的经济活动属地管理体制,造就了市场体系分割封锁,不正当竞争泛滥,弱化了市场应有的资源配置效能,增加了额外交易成本即体制性成本。所以说,防止片面强化属地管辖体制,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全面深化改革,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提高市场配置效率,提高流通效能,剔除体制性成本意义重大。
   
       (四)抓紧推进大部制改革。
   
       除了要解决好属地管辖的“块块”问题,还要围绕战略重点,解决好垂直部门辖制互不相属的“条条”问题。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是扁平化、打破局限、横向流动的过程,但耸立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商品流通之上、从计划经济延续至今的众多管理机构却是纵向设置、相互隔绝的。可以说,在有意无意之间,这种体制也是专门同互联网融合实体流通“过不去”的体制。尽管经过一轮又一轮的管理体制、机构改革,但仍然很不彻底。
   
       因此,必须按照“大部制”的思路大刀阔斧地深化改革、精简机构,在转变职能基础上对现行管理机构实施再重组。推进大部制思路改革,可以部分借鉴美国商务部体制,对现有相关部委按照精简机构、合并同类项原则进行归并重组。美国是“大商务部体制”,该体制是在市场经济中长期磨合的产物,目前与我国相似的分散平行设置的许多部委级别的行政机构,在美国都被摆放隶属于大商务部名下。其主要机构包括:国际贸易管理局、国家统计局、出口管理局、经济发展署、技术发展局、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国家电讯与信息管理局、专利与商标局、国家海洋与大气发展局等。在职能性质上,商务部不从事具体事务的行业管理和企业管理。美国的行业管理主要由行业协会进行,如美国进出口商会、汽车工业协会、电子协会、半导体工业协会等。企业管理则主要由商会进行,如各地区商会、各州商会、全国性商会(如美国商会)进行。无论协会和商会,并不管行业或企业计划、业务,而是协调行业利益、代表行业利益向政府和国外交涉。其突出特点是“为企业服务”,而不是审批管理;其优点是减少了许多部门利益和行政掣肘,降低了行政成本,提高了行政效能。
   
       我国大部制改革理应从提高效能、降低成本的战略高度,彻底打破现行部门利益局限,尽快建立符合互联网、实体经济融合要求的“大部制”管理体制,完成“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变。
   
       中央多次强调,要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公平竞争保障机制,打破地域分割和行业垄断。深化市场配置要素改革,促进人才、资金、科研成果等在城乡、企业、高校、科研机构间有序流动。这就要求必须为打破属地管理和部门分割体制,不断打出重拳、组合拳。各级政府必须按照党的十八大以来历次会议精神,切实以市场驱动取代政府驱动,经济治理要“松手”,彻底解决好政府越位问题,而社会治理要“上手”,彻底解决好政府缺位问题。要综合治理经济运行行政化,持续清除有形和无形的属地管理体制障碍,防止设置新障碍,以促进稳增长、调结构、保就业、促消费等宏观战略意图更好地实现。这些应是“十三五”时期方方面面寻求新突破的主攻方向。
   
       (五)促进兼容,正确处理好两个“毫不动摇”的相互关系。
   
       两个“毫不动摇”是指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基础、主体地位,发展壮大国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15)协调两个“毫不动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促进两个毫不动摇的内在融合,必须警惕垄断现象。政府与国有企业政企不分的行政性垄断导致规模经济难以长大,(16)于是,越是重要领域和关系到国家命脉的关键行业,如要素市场、重化工业、支柱产业、基础设施等,越缺少有效监督,排斥市场的不和谐状况越突出。这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建共享基本原则的。民营经济应当是经济内生性成长的企业主体和就业主体,是最大的民生经济,一批实力强劲的民营企业应该挑大梁,成为经济骨干。因此,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突出强调企业结构优化调整,公平竞争。其中,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明确提出“非公企业同样可以成为国家骨干企业”的主张,出台大型民营企业成长为国民经济骨干企业的促进政策,同时实行中小型民营企业小而精、小而强的扶持政策。这些应当是正确处理好两个“毫不动摇”关系的重中之重。
   
       总之,要传承创新马克思市场学说,寻求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理论和实践的新突破,就要在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内在兼容的时代主题上,做出新探索,找到新答案。其中,尤其要在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下,正确处理好、拿捏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关系,在促进经济和谐稳定与繁荣总进程中,展示中国的影响力和软实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交特色鲜明、风格独到、气派不凡的中国方案。
   
    作者自1981年开始,曾长期研究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特别是专注于马克思市场学说,偶有阶段性成果发表,2016年在原有基础上,结合新形势和学习心得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了补充完善、修改定稿,完成《马克思市场学说研究》,正式发表于《财贸经济》2016年第11期,全文19000字,为马克思《资本论》研究中填补空白的一篇力作。之后该文被著名大型综合刊物《新华文摘》数字版2017年第8期予以全文转载。《马克思市场学说研究》的主旨是忠实原著,厘清原意,系统回答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卡尔·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体系是否包含市场学说;二是这一学说主要包含哪些内容。本文则可以看做《马克思市场学说研究》的续篇,即重点阐述如何破解重大难点,传承发展,务实创新马克思市场学说,寻求中国新时期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的新突破。
   
       注释:
   
       ①《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78页。
   
       ②《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16页。
   
       ③《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载于《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
   
       ④《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载于《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149页。
   
       ⑤《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载于《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3页。
   
       ⑥《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载于《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视察上海时的谈话》,载于《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7页。
   
       ⑦《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载于《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⑧宋则:《对传统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剖析》,载于《经济与管理研究》1994年第一期,2001年修改完善后被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通向公平竞争之路》一书。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⑩列宁新经济政策也是权宜之计,为的也还是要尽快消灭私有制,消灭商品经济、市场经济。
   
       (11)参见弗·恩格斯:《反杜林论》,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12)必须对“宏观调控”的内涵和实施条件有明确的界定,并加以限制和规范。否则,就有可能造成误导,即在这个笼统的提法之下,不分青红皂白,甚至偷梁换柱,将上上下下各级政府的直接行政干预都一并纳入“宏观调控”的范畴而得到加强,作出与改革南辕北辙的事。
   
       (13)关于“警惕市场变异”的观察与思考,笔者早在20多年前就已开始,但还远未引起普遍关注。最初的成果参见宋则:《着力解决市场秩序混乱两个要害问题的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内参要报编辑部的《信息专报》1995年5月22日第51期。随后边补充、边完善、边征求意见,主要观点和政策主张先后在《经济与管理研究》1995年第3期、《光明日报》1996年5月30日第5版公开发表、《财贸经济》1999年第9期;香港《大公报》1999年7月9日摘要发表;最后被收入郭冬乐、宋则主编,《通向公平竞争之路》第4~6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14)宋则:《创新发展必须打破属地管辖体制》,载于《经济参考报》2015年12月3日。
   
       (15)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16)关于行政性垄断及其缘由和危害的研究同样启动较早,远没有像今天这样被反复热炒。最初的成果参见宋则的长篇研究报告:《中国垄断现象的特殊性及特殊对策》(15000字),《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1998年11月4日第68期,中国社科院《要报》编辑部《领导参阅》1999年1月25日第3期摘要刊发。随后边修改完善、边征求意见先后在《财贸经济》1999年第2期、《经济学家》2001年第1期公开发表(10000字),《新华文摘》同年第5期予以全文转载,最后被《中国商业理论前沿》(第2部)全文收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
   
    作者简介:宋则,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2018年06月26日 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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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及可借鉴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