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 理论研究

唯物史观视阈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

沈华

2018年12月05日 08:49

魏旭
《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4期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前,习近平总书记已多次提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①在2016年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②。自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学术界深入解读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起源、理论与现实依据、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等,分析了不同学派的理论依据和政策主张,但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曲解和误读,甚至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基础归于萨伊及其新自由主义。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月18日召开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强调,“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③。这为我们理解和贯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方向和基本原则,成为学术界研究和阐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但当前的学术研究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实质和目的的认识仍然存在诸多偏误。因此,廓清理论认识的误区,科学地理解和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其提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系统化的政策体系是理论界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生机制与现实逻辑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适应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作出的重大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为适应全球性金融危机后的国际竞争新形势、新变化采取的主动性选择。因此,科学理解和有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必须科学地理解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的现实背景,分析新常态的成因与内在机理。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表现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以及由此而引致的生产方式的变迁。而一定的生产方式总是生产的技术方式和社会方式的辩证统一,生产的技术方式决定生产的社会方式,生产的社会方式对生产的技术方式又具有反作用,生产的社会方式会促进或阻碍生产的技术进步。当技术方式发生变化,生产的社会方式也将发生相应变化,这在现实世界表现为资本积累方式和生产的组织方式的演化。与之相对应,由生产力所决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也要进行调整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指出,“在这里,起作用的普遍规律在于:后一个‘生产’形式的物质可能性——不论是工艺条件,还是与其相适应的企业经济结构——都是在前一个形式的范围内创造出来的。机器劳动这一革命因素是直接由于需求超过了用以前的生产手段来满足这种需求的可能性而引起的。而需求超过‘供给’这件事本身,是由于还在手工业基础上就已作出的那些发明而产生的,并且是作为在工场手工业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所建立的殖民体系和在一定程度上由这个体系所创造的世界市场的结果而产生的。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④。马克思这段论述指明了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须遵循的规律,即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必然带来生产的技术方式和社会方式的演化,这就要求生产的结构——要素投入结构、生产的组织方式和管理结构等做出调整以适应生产方式的变化。也就是说,一旦生产的结构调整不能快速适应生产方式的变化,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就会显现。这种结构性矛盾的长期积累导致供给和需求的长期错配,并在某一临界点爆发,在当前实际的生产、生活中表现为生产领域的产能过剩、流通领域的库存积压、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风险加大等。就我国来说,当前所面临的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生产结构的调整落后于生产技术方式的变化、生产关系的调整落后于生产力的要求而形成的。由于我国现阶段既存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公有制经济,也存在间接结合的私有制经济,还存在混合结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决定的。由于存在非公有制成分,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出的规律在我国经济的一定范围内也会发挥作用,积累的矛盾困境也会显现,这构成经济新常态的一个重要侧面。

  从现实生产力发展来看,全球正在经历第三次重大技术变革(我们经常所说的产业革命)的洗礼。特别是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和运输技术等的发展和应用,使全球生产和消费模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生产的组织方式由福特制演化为弹性生产,即大资本把生产的非核心环节以代工等方式转包给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企业,将这些承接外包业务的资本纳入核心资本的价值增殖体系,形成所谓的“全球生产网络体系”。这导致全球生产网络既有新技术发展的因素,也包括资本对自身循环进行整合的因素:一方面,为获取价值增殖和应对激烈的竞争,企业不断进行资本的积累和集中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规模的扩张既包括沿着资本已有生产链条的纵向延展,也包括同类生产的横向扩张,从而使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当资本的扩展使规模扩大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升不足以弥补企业因循环链条的延展而导致的循环和周转的效率损失时,资本就会停止规模扩张,转而把其他资本纳入自身的生产体系以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和交通运输技术的发展,远距离生产不再成为销售的障碍。在新生产力条件下,两者的叠加使企业生产的组织方式由企业内部的协调转向企业间的协调,通过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的转换,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取更多的价值。这样,生产过程和资本的全球化所形成的全球生产网络打破了各个国家内部积累的循环,并且将各个国家的资本积累循环整合到全球网络中。⑤在这一循环中,不仅包括跨国公司活动的扩张,也包括生产过程的重构、模块化、碎片化以及世界范围的分散化,⑥产业的协同与集成创新以及产业特有能力成为产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⑦与此同时,生产的信息化和智能化使消费者的消费倾向更加个性化和多样化,并要求生产的组织方式做出新的调整以适应这一变化。因此要求我们必须对生产的结构做出适时的调整以适应这种变化。然而,从我国实体经济领域的现实来看,尽管我国在上述技术领域取得了进步,但整个社会的生产仍然以第二次产业革命形成的生产的组织方式——福特制生产方式的大规模生产为主导,这种以追求规模经济效应为目标的福特制生产方式使生产的组织方式、积累体制与新兴的生产的技术方式出现错配,在宏观结构上表现为供给侧和需求侧的错位,使社会再生产体系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之间形成结构性的矛盾,这是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根本原因。

  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必然使追求规模经济效益的福特制生产方式下的实体经济的利润率趋于下降。为弥补利润率下降导致的损失,企业会扩大规模以提高生产率。伴随企业规模的扩张,资本的有机构成也相应提高,使资本周转速度下降,同一资本的使用频次减少,从而导致利润率的下降。为拉平资本周转的差异,资本不得不借助于信用工具,使金融这一所有权资本在剩余价值分割中处于有利地位,从而使经济呈现金融化转向。由于一些中小资本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利润率较低,因而也转向金融领域的各种投机活动。与此同时,为解决因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导致的剩余价值实现问题,消费信贷不断以各种创新的方式被引入资本的价值增殖体系中。于是,经济金融化应运而生,各种形式的金融衍生工具泛滥,形成脱离生产的自循环体系,使经济出现“脱实向虚”的现象。实体经济与金融失衡必然使实体经济中不同资本之间的相互需求下降,从而导致产能过剩。与此同时,经济的金融化增强了资本的投机性和杠杆率,使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风险不断累积。

  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处于同时代,世界经济的变化必然会通过一系列环节影响我国国内经济体系的运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全面参与全球市场,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并使我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体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我国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也使我国的发展方式被限定在粗放的模式当中:过于注重出口拉动导致出口产业部门过度发展而内需型产业发展不足,特别是“两头在外”的低端发展模式弱化了现有产业与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有效连通,造成“链、网”的“双重锁定”效应;⑧过于强调“比较优势”的产业选择模式,使国内企业在嵌入全球生产体系和国际分工网络过程中陷入了高能耗、低收益的粗放型发展泥潭,难以向高技术、高品质产品升级。⑨随着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的产业,特别是外向型产业的发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经济发展也随之进入了新常态,产业发展面临“双重锁定”和“双端挤压”的困境。

  上述分析解释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成因,也是我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逻辑。新常态经济环境要求我国经济转型,重构和再造再生产体系。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工程,我们必须在生产力结构和生产关系结构以及各自内部要素的矛盾运动中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内涵与理论逻辑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任何社会再生产都是物质生活资料再生产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统一,都表现为生产力的发展演化和生产关系的调整过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更好地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为目的,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新的技术基础上重构社会再生产体系,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这一点来说,必须从社会再生产体系中来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1.从社会再生产四个环节的辩证关系与矛盾运动出发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一个以生产为核心,以分配、交换和消费为中介的循环体系。在社会再生产体系的四个环节中,“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分配和交换,表现为中间环节”(11)。这四个环节既具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因此我们在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不能仅将生产归于供给,将消费归于需求,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仅理解为需求供求的结构平衡,否则就会割裂社会再生产这一有机整体。例如,马克思在讨论生产和消费这两个环节的关系时指出,生产和消费具有三种不同层面的同一性:首先是直接的同一性,即“生产是消费;消费是生产。消费的生产;生产的消费”。其次,生产和消费互为手段和媒介,即“生产为消费创造作为外在对象的材料;消费为生产创造作为内在对象、作为目的的需要。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最后,生产和消费都为对方提供对象。事实上,在马克思看来,这三个同一性,只有最后一点才能用“需求和供给、对象和需要、社会创造的需要和自然需要的关系来说明”(12)。就前两点同一性来说,生产和消费环节如果出现阻滞,同样会引起社会再生产体系的紊乱,导致结构失衡。社会再生产的四个环节及其对立统一关系中,任何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整个经济有机体的运行出现问题。

  从现象来看,我国现实经济运行所表现出来的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结构性扭曲以及大量风险,虽然是在消费环节表现出来的,但根源却是生产和分配环节的扭曲。我们通常所说的消费不足或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主要原因是分配关系的扭曲导致的。对此,马克思曾经指出,“‘社会需要’,也就是说,调节需求原则的东西,本质上是由不同阶级的互相关系和它们各自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因而也就是,第一是由全部剩余价值和工资的比率决定的,第二是由剩余价值所分成的不同部分(利润、利息、地租、赋税等等)的比率决定的”(13)。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表现为生产要素的流向,生产结构决定分配结构,分配的原则与方式首先取决于社会生产条件的分配。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利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生产力,这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间接结合的生产方式。尽管我国公有制经济仍然居于主体地位,但多年来的发展已经使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大大上升。由于非公有制经济以获取最大利润为直接目标,导致资本和劳动在分配上不平衡,产生扭曲的劳资关系。由于这种不平衡的初次分配关系在社会整体分配中占据了相当的比重,需要我们在生产领域调整生产工具或生产条件的分配。在支持、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同时,毫不动摇地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在增加劳动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同时,辅以国家的再分配功能。与此同时,由于不同地区的产业布局与职能定位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承担的角色不同,并且受传统体制和历史遗留问题的制约程度不同,我国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也不相同。不同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也会使社会再生产体系的不同环节出现不协调,从而导致整体经济结构在面临外在冲击时出现失衡。

  资本流通过程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在资本流通中,生产表现为流通的终点和起点,反过来亦是如此。资本流通的时间由生产时间和流通本身的时间构成,这决定了资本的年盈利能力。决定企业竞争能力的不仅包括生产力条件所致的生产时间,还包括流通本身的时间,这决定了企业的年利润率和年利润量。这是因为,对企业来说,一个企业的产品可能是另一个企业的原料或生产工具。也就是说,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互为前提。对此,马克思曾以举例的方式予以说明:“完全撇开资本a的生产过程不谈,资本b的生产过程的速度和连续性是决定资本a从货币形式再转化为产业资本形式的要素。因此,资本b的生产过程的持续时间是资本a的流通过程的速度的要素。一个资本的生产阶段的持续时间决定另一个资本的流通阶段的速度。这两个阶段的同时并存是使资本a的流通不致停滞的条件:资本的那些必须交换来的要素,是同时投入生产和流通的。”(14)从马克思的论述来看,生产阻滞不仅产生在生产、消费环节,也会产生在流通(交换)环节。我们不能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仅理解为供给侧和需求侧的问题,更不能碎片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将“供给侧”理解为生产,将“需求侧”理解为消费,而应从社会再生产体系的角度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社会再生产不同部类的生产协调运行。

  2.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理解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牢牢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中国共产党在各项事业上取得重大成功的前提。对于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更准确地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继续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好解决我国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更好实现各项事业全面发展,更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15)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是由我国的生产力条件决定的,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着力于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根本体现。因此,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提高生产领域的劳动生产率。

  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化过程中指出:“只有当劳动资料不仅在形式上被规定为固定资本,而且扬弃了自己的直接形式,从而,固定资本在生产过程内部作为机器来同劳动相对立的时候,而整个生产过程不是从属于工人的直接技巧,而是表现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的时候,只有到这个时候,资本才获得了充分的发展。”(16)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最大限度地减少必要劳动是资本的必然趋势,而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是这一趋势的实现,也是生产力发展和技术进步的结果。对此,马克思指出:“对象化劳动本身不仅直接以产品的形式或者以当作劳动资料来使用的产品的形式出现,而且以生产力本身的形式出现。劳动资料发展为机器体系,对资本来说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使传统的继承下来的劳动资料适合于资本要求的历史性变革。因此,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慧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只要固定资本是作为真正的生产资料而加入生产过程”(17)。“因此,机器体系表现为固定资本的最适当的形式,而固定资本——就资本对自身的关系来看——则表现为资本一般的最适当的形式。”(18)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不仅要使科学技术得到广泛应用,而且要使之成为长期发展的新动力。

  在现实社会生产方式的运行中,生产力的发展集中体现为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生产率是由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及其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的程度、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等因素决定的。(19)这些因素相互联系,不可分割,既包含生产力因素,也包含生产关系因素。也就是说,我们要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推动各类技术创新以变革生产条件,提高生产的质量和效益,而且,要不断调整影响劳动生产率的社会条件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是一场改革,要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为提高供给质量激发内生动力、营造外部环境”(20)。只有如此,才能有效激励创新,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因为,在“当今时代,社会化大生产的突出特点,就是供给侧一旦实现了成功的颠覆性创新,市场就会以波澜壮阔的交易生成进行回应”。劳动过程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物质生产过程的客观实在性的统一。从本质上看,劳动者自身的劳动态度、劳动热情、劳动的积极性和严谨性对生产效率至关重要。如马克思阐述的那样,“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21)。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者不仅是生产要素,更是生产主体。因此,不同的生产方式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不同结合方式决定了生产的不同性质,直接影响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决定了劳动者是为自己劳动的,这可以直接激发劳动者的工作热情和各种创新的出现;而在借助资本家实现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间接结合下,资本对劳动的占有,使劳动者失去主体地位。由此可知,生产关系领域的调整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劳动生产率。黄群慧在分析中国产业在经济新常态下所面临的“双重锁定”和“双端挤压”困境的原因时,将其归于“工匠精神”的失落,并强调:“合理的激励制度,能够引导培育产业工人精益求精的行为习惯,最终形成体现为工匠精神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这就要求围绕产业工人的技能提升培训、钻研精神奖励、创新导向激励、职业社会保障等建立完善相应的激励制度体系。”(22)这是对劳动者主观能动性对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和生产力进步作用的很好的阐释,也是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辩证解读。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进行调整,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既要创新生产的技术条件,又要利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引导生产力,使之始终为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服务,如此才能在生产条件不断改善的条件下,使社会再生产体系有序运行。

  3.从协调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角度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其唯物史观进行了经典的概括:“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23)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马克思看来,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不仅包括物资资料的生产,还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据此可知,一个社会的结构协调不仅包括经济运行本身,而且包括社会系统及其与经济系统的结构协调。当一个社会的经济系统运行出现问题时,不仅可能是社会再生产体系诸环节出现问题,还可能是社会系统的运行出现的问题所导致的。事实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涉及经济建设和经济领域的结构调整,还受到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经济领域的矛盾和冲突常常不在于经济领域本身,而很可能是由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滞后或不匹配引起的。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建设和改革开放,虽然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但社会生产力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物质生活资料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同时,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也发生了变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强烈,必然引起生产方式的变化。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核心和全面协调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下加以理解和推进。

  三、结论与启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建设在内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工程,既涉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结构调整,又涉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结构匹配问题。因此,我们必须从系统的角度理解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不能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仅理解为供给和需求的平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2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性质要求我们必须以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核心,以适应经济新常态为背景,以“五大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五大政策支柱”为工具,以“五大攻坚战”为突破口,实现解放、发展、保护和引领生产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①在2015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新华网•高层,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1/26/c_1117904083.htm,2015年11月10日。

  ②《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人民日报》2016年1月27日,第1版。

  ③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第2版。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0页。

  ⑤威廉•L.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跨国世界中的生产、阶级和国家》,高明秀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4页。

  ⑥威廉•I.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跨国世界中的生产、阶级和国家》,高明秀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9页。

  ⑦张明之、梁洪基:《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产业控制力——基于世界财富分配权控制方式变迁的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5年第1期。

  ⑧郁培丽:《中国产业经济的新发展——“后危机时期中国产业发展论坛暨2010〈中国工业经济〉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观点综述》,《中国工业经济》2010年第8期。

  ⑨詹懿:《中国现代产业体系发展中的五大误区》,《现代经济探讨》2013年第10期。

  ⑩张俊山:《用马克思关于再生产的理论指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代经济研究》2017年第7期。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1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2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页。

  (15)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7月28日,第1版。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3-94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2-93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3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20)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网,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6/0522/c1003-28369360.html,2017年5月22日。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8页。

  (22)黄群慧:《工匠精神的失落与重塑》,《光明日报》2016年6月29日,第15版。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8页。

  (24)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第2版。


作者简介:魏旭,吉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研究,吉林 长春 13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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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劳动及劳动法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