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 理论研究

社群经济视角下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问题研究

沈华

2019年01月10日 08:46

路征 余子楠 朱海华
《农村经济》2018年第7期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兴起于人民公社解体后的20世纪80年代。200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使农民专业合作社获得了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这之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数量和质量都得到了很大提升。[1]目前来看,以缴纳入股金的形式进行权益融资是大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主要资金来源,但这笔初始资本往往不能满足其扩大生产的需求,只能为社员提供简单的生产或销售服务。因此,资金短缺和融资困难成为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壮大的长期、普遍问题。[2~4]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难问题,现研究主要根据对特定地区合作社进行的案例分析,建议加大对合作社的财政、金融支持力度以促进外部融资,或进行产权变革来强化资本投资激励以促进内部融资。但事实证明,前一种观点并不能完全解决合作社融资难问题,也不利于合作社长远健康发展,后一种观点则可能会造成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对提高合作社生产效率所起到的作用也十分有限。[5]因此,有必要从新的视角来研究解决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困境的思路。社群经济是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逐渐被广泛应用的一种综合性经济发展模式,它基于社群成员之间的互助互惠和共同努力来对社群所拥有的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以达到提高社群整体及其成员福利的目的,而合作社或合作经济只是社群经济的一种基本形式,因而社群经济为改造升级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6~8]

  一、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面临融资困境的成因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职能一般包括统一组织销售社员产品,并为社员提供生产资料、技术培训和信贷支持等,以此来提高社员生产和销售农产品的组织化程度,在一定程度上能解决农户小生产和大市场之间的矛盾,从而提高农户的收益。[9][10]与合伙制或股份制企业这类投资者所有企业追求投资利益最大化的组织目标不同,合作社的组织目标是追求社员利益最大化,其所有者、管理者与惠顾者的身份基本相同。[11]缴纳一定的入股金是成为社员的必要条件,但合作社收益主要以交易量(额)为表现形式的按劳分配为主,资本(入股金)能取得的报酬十分有限,①且合作社原则上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管理,缴纳入股金的多少与投票权大小没有必然联系,②这与企业为了资本回报和企业控制权而进行的投资有很大不同。因此,“按交易量分配盈余、资本报酬有限、成员民主控制”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三个基本原则。[12]这些原则体现了合作社的一个关键特点,即强调以劳动和交易为纽带的“人的联合”和为成员服务,而非“资本联合”和追求投资利润,所以合作社是一类特殊的企业法人。

  一般地,农民专业合作社既可通过政府财政补贴、金融机构贷款等外部渠道进行融资,也可通过股金入股、盈余资金投入等方式进行内部融资。我国近年来虽加大了对合作社的财政补贴力度,但真正能享受到扶持政策的较少,且往往流于形式,对合作社的发展并没多大帮助。[13]而我国合作社发展总体上仍处于起步阶段,普遍存在抵押资产价值低、内部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其信贷主体资格很难获得金融机构的认可。因此,传统外部融资渠道并不能给合作社提供充足的贷款,导致合作社发展资金只能高度依赖内部融资。

  然而,内部融资也存在着诸多问题。现行法律关于合作社盈余分配的规定,使得入股金的资本报酬往往较低,社员只能通过与合作社产生交易量(额)才能获得利益,抑制了拥有富余资本而缺少与之相当生产品的社员的投入。假设社员都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那么其占优策略就是只投资作为进入门槛的最低限额,以获得惠顾组织的权利并享受合作社带来的一切便利服务。这时社员个人利益与合作社整体利益就产生了对立,容易引起“搭便车”行为,合作社这种限定于专门受益群体的公共产品供给者和管理者就会因缺乏资金而面临发展困难。

  为缓解成员投资不足问题,合作社也可以按照章程规定或者成员大会决议从当年盈余中提取公积金并用于转增投资来满足资金需求。但按法律规定,这些被用于扩大投资的公积金最终都要返还给惠顾成员。③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总是在寻求能够获得更多报酬的机会,鉴于投入合作社的回报较低,理性投资者会倾向于将尽量少的资金投入其中,所以当社员发现回报更高的投资方式,就有很强的动机退出合作社,取回股金和公积金份额。因此,合作社权益融资就可能变成一种债务形式,使得合作社股金不稳定,影响了合作社资信水平,也进一步增加了合作社进行外部贷款的难度。

  此外,从合作社与资本的关系来看,关于盈余分配的规定使得合作社运营过程中产生的任何利润,都被认为大部分是社员劳动成果的转移,而资本在合作社盈余中起到的作用被有意低估,以起到保护普通农民利益的作用。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竞争激烈,合作社需要大量资本来雇佣人才、购买设备、研发技术、打造品牌等,以提高市场竞争力和避免被市场淘汰;另一方面,合作社成立的宗旨是为了让劳动者所创造的劳动产品顺利在市场中实现交换,并且所创造的价值尽可能归劳动者所有,因而需要设置诸多条款来避免资本对合作社的盘剥和控制。因此,合作社既需要通过降低资本所得来维护经济弱势群体利益,又需要增大资本投资来维持生存和发展状态,处于一种既需要资本又防范资本、公平和效率原则难以调和的矛盾状态。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现阶段的制度设计下,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外部融资的条件和能力有限,因而对内部融资的依赖性较高。在这种情况下,合作社需要社员共同增加投资来满足融资需求,而从社员理性角度来看,却可能因为投资回报太低而使社员不愿增加投资甚至有动机减少投资或完全退出。因此,社员个体利益与合作社整体利益不一致形成的囚徒困境,使农民专业合作社变成了社员通过惠顾方式提高生产率的一种工具,合作社融资难问题很难得到有效解决。

  二、产权变革解决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困境的局限

  按照产权理论的思想,合作社权益融资难的问题主要在于其独特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严格限制了权益资本对剩余所有权的索取,从而导致成员投资动力不足。因此,产权论者主张对合作社的治理结构、产权安排进行变革,进一步明确合作社的所有权、控制权、剩余索取权及与惠顾者(使用者)的关系,改变合作社产权不可分割、④不可交易、非排他性和非稳定性的特点。[14]其核心观点在于,要有一整套制度来界定出资人作为合作社财产所有者的各种权利,并提高这种权利的专有性、可转让性和可操作性,最终把合作社转变为投资者所有的企业,以激励产权人(投资者)不断提高合作社的效益。[15][16]比如,要求合作社成员进行只可转让不可赎回的预先权益投资,允许以盈利为目的的外部资本进入合作社,为合作社权益建立二级市场以实现股份可转让和增值,强制成员进行权益融资,等等。刘洁对江西赣州98家合作社的调查也发现,我国合作社股份化倾向明显,盈余实行按股(而非交易量)分配为主,一般社员也认同这种发展局面。[17]

  但这种产权变革的思路也存在不足。首先,产权界定的成本高。合作社对外盈利、对内不盈利的特点,使得无论是把合作社确定为使用者所有企业还是出资者所有企业,无论是让劳动(表现为交易量)的剩余索取权大一些,还是让资本的剩余索取权大一些,都很容易引起争议和矛盾。那些投资较大的合作社成员将更受益于资本高报酬率的规定,而投资较少的社员更喜欢低一些的资本报酬率。在资本短缺和成员异质的情况下,如何计量资本回报比例又不挫伤普通社员的积极性既是一个难点又是一个重点,[18]所以在公平与效率之间依然很难取得平衡。其次,股份化改造容易引发更大的道德风险。股份化改造后势必会提高资本对剩余价值的索取权,而这也会增加资本(合作社所有者)与劳动(合作社使用者)的对立和不信任。[19]由于利益目标的不一致,作为劳动供给者的社员很难促使管理者的经营运作完全符合他们的利益,使得合作社的代理成本偏高。同时,理性的社员只有在惠顾合作社对其有更多利益时,才会增加与之相关的惠顾额,所以在与合作社进行交易时,社员也有动机提供较差的产品,从而提高了交易成本。因此,即使产权变革能缓解合作社融资难问题,却往往是以损失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的利益为代价,而且由资本与劳动对立带来的效率损失也很可能抵消由资本存量增加带来的效率提高。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内在制度中始终存在着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等深层次矛盾,这些矛盾又集中表现为公平与效率的博弈,当劳动与资本的相对价格发生大的变动时,这种博弈会更加激烈。

  三、社群与社群经济

  合作社或合作经济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发展落后的地区或群体中一直被广泛运用。在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占主导地位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合作社这种基于互助互惠原则、带有明显集体主义色彩的资源配置方式曾经并未得到主流思想的广泛认可。但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越来越多的西方经济学家开始研究类似发展模式的重要性和有效性,尤其以速水佑次郎(Yujiro Hayami)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开始从“Community”层面讨论市场和政府双失灵情形下的经济发展问题,致力于寻找市场和政府之外的资源配置机制和经济发展模式。[20~24]

  在国内,“Community”一词被普遍翻译和理解为“社区”。而事实上,“Community”是指基于强烈人际互动关系构成的相互信任的一个群体。[25]这意味着,因为工作、生活、血缘姻亲、兴趣爱好等关系而构成的相互信任的群体都可以形成一个“Community”,例如邻居、朋友圈、专业或商业网络、部落,等等。因此,“Community”是一个群体上的概念,它不是一个纯地理上的概念但又可以体现在某个地理区域,包括了城市、农村、自然地理或社会、宗教、民族等各种形式,[26~28]只是在发展中的经济体里,通过血缘和地域性姻亲关系捆在一起的群落和村庄是其典型代表。[29]McMillan和Chavis在总结不同研究者的理解和阐述的基础上,认为“Community”的定义需要包含会员关系(归属感)、影响(会员与所在团体之间的互动)、增强(整合和满足需求)和情感共享(价值观、信念、历史、空间、经验等方面的共享和认同)四个要素。[30]Bowles和Gintis认为,“Community”是指一些直接、频繁的在多方面存在互动的人形成的群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Connection)是其基本特征。[31]显然,从这个层面的定义和解释来看,应将“Community”理解为“社群”而非“社区”,因为在汉语语境里,后者更强调地理范围。

  社群由个体构成(社群成员),其持续存在和有效运行依赖于一定的规则和基于这些规则而形成的运行机制,因而社群本身就是一种组织形态,即社群组织(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简称CBO),但社群组织既可能是一种正式的组织形态,也可能是一种非正式的组织形态。正式的社群组织拥有组织化的管理结构,并通常是经注册而取得认可的法律实体;而非正式的组织通常没有组织化的管理结构,也不是注册过的法律实体,且主要处理临时问题和从事一次性活动。[32]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而成立的,是指“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从法律定义看,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属于正式的社群组织,按正式的规则运行和管理。

  关于社群经济(Community—based Economy)的含义、与合作经济或合作社经济的关系、典型类型以及对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价值和作用,路征等已进行了深入讨论。[33~35]简单来讲,社群经济是建立在社群基础上的资源配置方式,它通过社群成员之间的互助和共同努力来实现对社群所拥有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提高社群的整体福利。社群经济是在合作经济或合作社基础上演化而来的内涵更为广泛的资源配置方式和经济发展模式,在农村扶贫、农村公共产品治理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合作经济是社群经济的基本形式,从概念和基本原则(表1)来看,与合作经济或合作社经济相比,社群经济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社群经济对社会资本水平的要求更高。社群经济以社群为根基,而社群建立在一定的社群意识基础之上,因而充足的社会资本尤其是信任资本是社群经济有效运行的关键条件。合作经济虽然建立在自愿合作的基础之上,但可能由于社群意识和社会资本积累不足,导致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出现冲突时,合作社的稳定性和效率受到严重冲击。因此,尽管法律意义上合作社属于正式的社群组织,但如果组织成员的社群意识和社会资本积累不足,就难以实现社群经济的持续、高效发展。

  第二,社群经济的功能更加全面,致力于社群整体福利的提升。社群经济是一种综合性发展战略,因而具有目标多功能性,这种多功能性包含了信贷支持功能、人力资源开发功能、发展能力提升功能,等等。因此,与合作经济相比,社群经济的目标功能得到了极大拓展,致力于社群的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以及综合发展能力的提升。

  第三,社群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更加多元化。社群经济强调独立的、非盈利的、非政府的组织在发展中的核心推动作用,推动社群经济发展的核心组织力量可以是内生的社群组织,也可以是外生的其他类型的非政府组织,同时还可以引入各种外部力量来共同推动社群发展。

  在传统的合作社模式中,普遍存在社会资本积累不足、组织目标功能和力量来源单一等问题,限制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因此,鉴于社群经济的内涵较合作社更加丰富,进而能为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思路。

  四、社群经济视角下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融资思路

  在“以服务成员为宗旨、谋求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为组织目标的情况下,合作社扮演着一类公共产品的供给者和管理者的角色。速水佑次郎等人提出和发展起来的社群及社群经济理论也认为,社群是最有效率的地方公共产品供给者。他们认为,社群是在相互影响密切的基础上通过相互信任联系在一起的一组人,这组人在协商的基础上通过合作来实现劳动分工。通过长期和多重交易培养起来的相互信任关系,可以成为遏制道德风险的有效手段,也可以阻止“搭便车”行为,因为在人们相互联系紧密、信息高度分享的社群里,做出不道德的事情而被社会轻蔑和排斥的成本将会特别大。[37]而地方公共产品如何接近社会最优水平,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群内的信任度有多强和对社群协议违约者的制裁有多严厉。由社群内人们相互影响所积累的信任能提高合作效率并减少与劳动分工相联系的成本,这种信任变成了一种能有效提高社群生产效率的“信任资本”。他们还进一步指出,除非有社群机制组织家庭农场的合作,否则家庭农场就不可能把它们的生产能力充分发挥出来,社群机制对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十分重要。所以,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要向发达国家学习的不是各种制度代表的“形”,而是农产品生产者对于合作社的信任、参与、责任感所代表的“魂”,[38]而这种“魂”的内涵,就是社群及社群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因此,在社群及社群经济视角下,应积极推动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由传统的合作经济发展形态向现代的社群经济发展形态转型,具体可通过加强社会资本积累、拓展合作社功能尤其是金融服务功能、构建社员特别存款机制以及引入外部社会力量给予非营利性资金支持等四个方面,来解决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难问题。

  第一,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会资本尤其是信任资本积累水平,这是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向社群经济转型升级的根本和基础。在社群及社群经济视角下,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难问题首先是因为缺乏足够的社会资本尤其是信任资本的积累。如果能通过一系列道德规范和制度安排增强社员之间的信任和社会约束力,形成更充足、更强烈的社群意识,把社员的利益与合作社的整体利益高度结合在一起,让社员在考虑个体利益的同时,还优先考虑合作社的整体利益和可持续发展,让劳动和资本以最有利于合作社生产力发挥的方式进行盈余分配,那么合作社的道德风险和“搭便车”问题就能得到较好解决,合作社进行内部融资面临的囚徒困境就可以得到有效克服。

  第二,进一步拓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功能,尤其是金融服务功能,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向综合性发展模式转型。可以成立集购销、信用合作及农民生产财产保险等于一体的、多功能的合作社,把传统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升级成为既有实体经济功能,又有金融服务功能的综合性发展模式,即社群经济发展模式。在这一模式下,不但统一组织产销以提高市场竞争力、谋求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还重视成员的投资、就业、生活需求以及社群的自主发展能力。例如,可以用一部分利润成立合作社发展基金,用于改善农业设施、进行职业培训、投资形成新的产业等,也可以成立教育基金、健康基金、文化基金、老人与孤儿基金等各类公益性基金,以改善社员生活、提高社群福利。事实上,这也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会资本水平,推动合作社持续发展和壮大。

  第三,构建社员特别存款机制,拓展合作社内部融资方式。除通过社员股权融资、提取储备金等传统内部融资方式外,可通过吸收成员“存款”来达到融资的目的,这也是拓展合作社金融服务功能的重要方面。社员“存款”是一种通过银行、合作社和社员三方合作的特别“存款”机制。首先需由合作社制定“社员特别存款管理办法”(按合作社法律规定,该办法的制定实施需按规定程序获得社员认可),然后由合作社与银行签订合作协议并实施。银行作为平台供应者和监管方,按合作协议给社员建立专门账户,社员通过该账户与合作社进行销售结算等,并按“社员特别存款管理办法”中的规定,将交易额的一定比例资金作为社员在合作社的“存款”进入合作社账户,同时也鼓励社员自愿提高存入金额。这部分社员在合作社的特别“存款”,不作为社员对合作社的股权投资,社员可按规定提取资金。如果合作社内部拥有足够的信任资本,社员也乐意将资金存入自己所在的合作社。当然,为提高社员的积极性,有条件时可给予社员出资分红或略高于市场的利率。

  第四,积极引入外部社会力量给予非营利性资金支持,拓展合作社外部融资渠道。前文分析已表明,由于财政补贴力度和范围有限、合作社可抵押资产小等原因,农民专业合作社难以通过政府补贴和金融机构贷款等传统外部渠道解决融资难问题。而社群经济发展理念十分强调外部力量对社群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包括来自非营利、非政府性组织、企事业单位以及个人的捐款、无息资金支持等,甚至在很多社群经济类型中,推动社群经济发展的核心组织就是非营利、非政府性组织,这些组织不但无偿提供发展资金,还承担起社群经济的管理、监督责任。由于参与社群经济发展并以获得所有权和营利为目的,因而这些外部力量的引入并不会稀释、分配或侵蚀合作社及其社员的利益。因此,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过程中,引入各类外部社会力量给予非营利性资金支持,可以作为合作社外部融资的重要补充渠道,甚至在必要时,可以将合作社交由专业的非营利、非政府性组织托管。

  五、结论与讨论

  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促进我国“三农”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长期以来却受到资金短缺、融资难的困扰。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难的成因,认为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自身性质和发展特征使其难以获得外部融资,同时合作社保护劳动者利益、限制资本所得的特征又难以让其获得足够的内部融资;且若通过产权变革将合作社变为投资者所有的企业,又容易引起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由此造成的效率损失也很有可能抵消由资本存量增加带来的效率提高。针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难问题,结合对社群及社群经济发展理念的分析,笔者认为在社群及社群经济视角下,应积极推动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由传统的合作经济发展形态向现代的社群经济发展形态转型,具体可通过加强社会资本积累尤其是信任资本积累、拓展合作社功能尤其是金融服务功能、构建社员特别存款机制来拓展合作社内部融资方式以及通过引入外部社会力量给予非营利性资金支持来拓展外部融资渠道等四个方面,来解决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融资难问题。

  当然,目前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总体上仍处于起步阶段,要想转变为一种社员与社员之间、社员与合作社之间高度信任、利益高度一致、管理民主高效的社群经济发展形态,还需要国家持续地政策支持和引导,也需要外部专业组织提供多方位支持,努力培养互助、互惠、共享的社群意识。合作社通过多种利益联结方式而逐渐实现社群化,甚至取代一些村集体的经济职能,对于帮助农民实现自我管理、创新和完善基层治理方式、促进农村社群整体发展都有重大意义。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可分配盈余按成员与本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返还总额不得低于可分配盈余的百分之六十,剩余部分以成员账户中记载的出资额和公积金份额,按比例分配给本社成员。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成员大会选举和表决,实行一人一票制,成员各享有一票的基本表决权。出资额或者与本社交易量(额)较大的成员按照章程规定,可以享有附加表决权,但不得超过本社成员基本表决权总票数的百分之二十,且章程可限制附加表决权的行使范围。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合作社每年提取的公积金按照章程规定量化为每个成员的份额,成员资格终止时应退还记载在该成员账户内的出资额和公积金份额,而且成员享有退社自由。

  ④合作社的所有者并不唯一,且任何成员对合作社都没有独立的个人所有权。


作者简介:路征,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余子楠,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朱海华,通讯作者,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 成都 61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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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1月10日 0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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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金融业建设和发展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