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 理论研究

国家主体性、国家建构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基于西欧、美国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经验

沈华

2019年02月22日 08:28

周文 包炜杰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第5期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命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十九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国家强,经济体系必须强。只有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更好顺应现代化发展潮流和赢得国际竞争主动,也才能为其他领域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那么,如何才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真正实现“国家强”和“顺应现代化发展潮流”呢?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要借鉴现代化发展的国际经验,探讨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国家富强的根本原因,更要立足于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提炼和总结“中国奇迹”背后所蕴含的基本规律,从而揭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要素。

   一、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

   回溯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无疑是一个分水岭。古代世界体系相对封闭、孤立,以文明为单位的国家或超国家体系在各自属地从事着周而复始的生产和繁衍,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使得不同区域之间得以有效联系,全球化正式作为一个确定趋势在人类历史上得以发展。自此,世界范围内的财富随着贸易和市场的全球展开而产生了急剧分化,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包括英国、德国、美国在内的主要国家先后踏上现代化之路,掀开了现代世界的崭新一页。然而,一个经济思想史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出现了: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

   如果以富裕程度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的话,那么,探索国富国穷之谜就转化为讨论哪些因素对国家财富积累起到决定性作用。一种观点认为,从要素来看,资本、劳动、土地和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对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种观点认为,从制度来看,私有制最具活力和效率,因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能够带来经济繁荣和国家富强。然而,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基于比较优势的自由贸易非但没能促成要素价格均等化,反而使得富国更富穷国更穷。经验事实表明,那种缺乏对生产要素投入条件的考虑和对制度的适应性分析的尝试,都被证明是失败的。而从线性的时间序列来看,国民财富的积累、国家实力的增长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相关。换言之,现代化是国家富强的必经之路,那么,从现代化的角度出发,如何解开国富国穷之谜呢?本文通过对西欧和美国的考察发现,现代化的关键特征即国家富强的根本原因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从现代化的西欧经验来看,国富国穷之谜离不开国家

   在西方的研究传统中,一直存在着“国家/社会”这组对词,并形成了两种基本传统:一是以洛克为代表的“社会先于国家”的自由主义传统,一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国家高于社会”的国家主义传统,而前者占据主导,促成“强社会弱国家”的倾向,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对国家问题的研究。究其原因,由于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有用的概念必须以经验为基础,因此,强调个人效用导致国家观念在英语国家受到忽视,这一现象突出地表现在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对政府所扮演的“守夜人”角色的限定上。然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主张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其目标指向仍然是国家富强,这与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是相契合的,可以说,它隐匿了背后的国家。大卫•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更为在生产力方面占据绝对优势的英国开展自由贸易的合理性做了理论支撑。然而,这一理论具有逻辑陷阱,内含其中的不平等贸易条件为后发国家的“赶超”设置了重重障碍。

   当国家作为研究单元真正进入现代化的研究领域时,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841年出版《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为此做出了突出贡献。他认为,“国家”在以往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受到了忽视,“国家”作为“处于个人与整个人类之间的中介体”理应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享有一席之地。李斯特认为,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后兴起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的独立发展,并强调“国家的一般政策与政治经济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在理论方面,他认为古典学派的自由贸易理论是一种世界主义经济学,它抹杀了各个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特点,“它犯的严重错误是,以单纯的世界主义原则为依据,来衡量不同国家的情况,从而仅仅由于政治上的理由,忽视了生产力的世界性的发展趋势。”在政策方面,李斯特提出了保护关税在内的一系列国家发展建议,牛津大学经济史教授罗伯特•C.艾伦将其概括为“标准模式”①。李斯特的一系列主张对当时德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而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可以说,如果没有国家的出场,以德国为代表的其他西欧国家在面对英国强大竞争时不可能快速实现现代化。演化经济学家赖纳特将这一系列政策称为“李斯特型工具箱”,并强调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和竞争战略在一国现代化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自此,西欧的国家观念的兴起推动了整个现代世界的形成。在西欧的历史和思想传统中,“国家观念的重要性由它为制度和行为提供依据的方式得以加强……政府功能和权力的范围从1870年起就激起了对根本原则的反思,以及对合宜的‘国家’行为之限定性的关注”,如斯宾塞将国家视为“双方确信的合资护卫公司”等。此外,由于深受西欧思想传统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及其国家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国家”不仅在政治意义上作为“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而且在经济学意义上作为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重要切入点,后者从马克思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制定的“六册计划”中得以体现。马克思强调“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非“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这一前提预设为后来的国家自主性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所谓“自主性”,就是强调国家以一种积极的方式管理社会,国家通过对经济的调控使之具有改变资本主义运动的可能性。譬如,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可以通过计划进行资源配置、调整生产关系,从而改变资本逻辑的社会支配地位。总体而言,西欧的国家传统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拓展了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家与经济关系的研究。

   (二)从经济体系的产业布局来看,国家繁荣离不开制造业

   我们把现代化的视线从欧洲大陆转向大洋彼岸的美国。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曾对当时美国的经济发展大加赞赏,并认为“在那块新大陆上,关于政治经济学我们可以读到的最好的书本就是现实生活。”那么,究竟是什么促成了美国的繁荣并使之成为世界经济中的后起之秀呢?

   从历史上看,虽然深受自由主义传统的影响,但美国的经济发展也仰赖积极的国家政策,其核心便是大力发展制造业。早在美国成立之初,美国开国元勋之一、出任第一任财政部长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就认为,“与制造业繁荣休戚相关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财富,甚至还有这个国家的独立。每一个为实现其伟大目标的国家,都应拥有满足本国需求的所有基本市场要素。”因此,以制造业为中心,汉密尔顿在其主导的《制造业报告》(1791)中提出完善基本市场要素的一系列政策建议,主要包括:(1)改善交通,扩大市场;(2)建立国家银行来稳定货币,确保贷款供应;(3)建立关税,保护当地工业。美国参议员亨利•克莱将汉密尔顿的提议称为“美国体系”。无论是李斯特的“标准模式”还是汉密尔顿的“美国体系”,都是围绕着国家繁荣的关键要素展开的,也就是工业化,用汉密尔顿的话来说,就是制造业。尽管无数经验事实已经证明了,但问题仍然在于:制造业何以推动现代化以实现国家繁荣?

   根本原因在于,制造业是创新的最主要来源。创新是经济增长最恒久的动力,而非资本或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这是一个达成基本共识的观点。然而,创新从哪里来?毋庸置疑,制造业是现代化社会技术创新的第一来源和基本动力。制造业的创新功能除了表现在自身不断的“更新换代”之外,还体现在现代农业、运输业、通信业等非工业的转型过程中,包括合成氨工艺、喷气式飞机、微处理器等,都对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产生了巨大作用。与此同时,现代社会的物质需求涉及各种制造业,制造业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在美国从一个依赖欧洲进口的经济体转变为超级大国的历史中,制造业发挥了巨大作用,尤其在南北战争(1861~1865年)结束之后,美国迅速开启了工业化进程。而真正促成美国在1865年之后实现飞跃的主要动力在于制造业领域的技术进步,具体体现在汽车制造行业的“福特模式”、爱迪生的电力照明系统、钢铁行业、通信行业、飞机制造等方面。正是得益于制造业强国的发展战略,美国顺利度过了包括“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在内的诸多困难时期,成为当今世界上仅存的超级大国。然而,“一个大众消费时代”的到来促成了美国的产业转型,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了支柱产业,后者对美国GDP的贡献率则持续下降。在此背景下,虚拟经济迅速兴起,资本从生产性领域流向了金融领域,促成了美国经济“过度金融化导致金融危机”。因此,美国的经验表明:“对任何一个现代经济体来说,制造业都是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其重要性远非对GDP的贡献率所能反映出来的”,同时,制造业依赖于诸多因素,“而且这些因素又共同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社会和医疗体系的总体面貌。”

   二、“中国奇迹”的基本规律与主要经验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不仅要借鉴外来,更要立足本来。一方面,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率先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至少提供了关于“国家”和“制造业”两方面的实践经验;另一方面,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总量以年均9%以上的速度增长,2010年起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2016年底已达到80万亿人民币,从最初占全球GDP的1.8%上升至14%左右,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被称之为“中国奇迹”。尤其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的外部环境,以及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等一系列深刻变化,我国经济依然保持中高速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为全球经济复苏、全球治理变革贡献了“中国方案”。因此,讲好“中国奇迹”的内在逻辑、提炼“中国奇迹”的基本规律对于当前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具有指导意义。

   (一)“中国奇迹”在认识论上破除了“欧洲中心论”的逻辑陷阱

   反观西方国家输出的现代化模式,在经济上,以资本逻辑为主导,以市场经济为标准,强调资本、劳动、土地、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和产出;在政治上,以“一人一票”为民主标准,建构代议制民主政治;在文化上,强调个人主义,倡导个性自由的社会生活;在国际关系上,盛行结盟政策和依附理论,以国家利益为唯一衡量标准。就西方文明的延展性和生命力而言,其现代化模式是自1770年以来工业革命的奠基而形成的,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产物,是与“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的形态变迁相契合的。然而,由于现代世界的形成与西方的兴起是关联在一起的,因此,在西方主导的现代化叙事中存在一个“欧洲中心论”的理论预设。所谓“欧洲中心论”,即强调西方文化的优越性,把欧洲视为世界历史的唯一创造者,基于这样的认知方式,欧洲及其分支(如美国)相较于其他国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诸多方面的优势地位是必然的且持久的。当前,若干事实证明,由西方国家主导的现代世界面临困境:一方面是发达国家自身在后工业时代陷入后现代性危机,难以摆脱治理难题,如英国脱欧、欧洲难民问题、美国逆全球化,另一方面是一些发展中国家误以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照搬照抄,导致发展迟滞甚至衰退,如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接受的“休克疗法”、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持续贫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奇迹”率先走出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认识论误区,在实践中遵循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而非西方国家以本国利益为中心提供的某些现代化方案。

   (二)“中国奇迹”凸显了背后的国家主体性

   在“中国奇迹”的诠释中,国家的在场以及国家主体性的凸显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样具有关键意义,这种国家主体性在实践层面首先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有一整套体制机制与之相适应。“中国奇迹”的成功得益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以丰富鲜活的中国实践突破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意识形态话语范畴,解构西方抛出的所谓“历史终结论”和“中国威胁论”。在经济治理层面,创造性地将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经济”相结合。其中,作为公有制经济主要实现形式的国有企业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始终发挥着“压舱石”的作用,肩负着优化经济结构、引领经济发展的使命,承担着大量的社会功能和责任,维护了经济社会稳定。具体来看,国家主体性体现了两个维度:从纵向来看,“中国奇迹”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中呈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主题”,其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一系列事实表明,党统领一切,协调各方,保障了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驾驭了经济发展大局,保证了经济发展正确方向。从横向来看,“中国奇迹”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维形态,对西方发展话语进行了一场“术语革命”,原创性地提出了诸多概念和标识,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发展理念、“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三)“中国奇迹”源于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当下,无论是“人口红利说”还是“比较优势说”,都强调了改革开放中某些关键要素对社会转型的作用。然而,从整体层面来看,“中国奇迹”离不开经济体制改革,其中,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命题。一方面,在传统西方理论中,政府与市场之间是“零和博弈”。如果按照萨伊定律的话,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市场自动调节生产,那么资本主义世界周期性爆发的危机尤其是生产过剩危机无疑将这一观点“证伪”;如果按照凯恩斯的理论,即基于有效需求不足而强调政府干预,那么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低经济增长率构成的“滞胀危机”宣布了凯恩斯主义“失灵”。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更是强调“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反对政府干预,其必然导致经济金融化、虚拟化,对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实体经济产生巨大危害。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构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突破了西方主导的政府/市场替代论。正如习总书记所说,“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以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逻辑起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经历了从十五大“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十九大“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嬗变,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贯穿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个轴线。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相互关联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还是市场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项。从规律性层面来看,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共同规律。

   (四)“中国奇迹”的关键在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并不是主张市场原教旨主义,更不是意味着政府的退出和不作为,而是要让政府和市场各就其位。西方话语强调强市场弱政府,这是一套基于自由主义传统而形成的西方模式,这一模式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正式宣告破产,而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不仅仅在于学习借鉴了西方经验推行市场化改革,更重要的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建立和完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通过改革财政税收体制、金融体制、经济法规体系、完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制定产业政策等方式,有效构建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尤其在西方国家陷入治理失灵困境的今天,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极具现实意义,总体来看,更好政府作用体现在三点:一是克服市场负外部性,培育和营造良好的市场外部环境,二是强化有效经济治理,稳定提供优质公共产品服务,三是健全国民经济体系,正确引导产业发展促成可持续发展。当前,某些西方国家出于意识形态、国家利益等考量不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甚至有观点认为,中国政府在市场中扮演具有普适性的角色,并牵涉于私人经济部门,造成了中国经济本质上的扭曲。西方国家所指称的“扭曲”是指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也就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因此,我们需要针对这一观点阐明一个基础理论问题,即为什么公有制可以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一般而言,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涉及供求机制、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与此同时,市场经济具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市场交换主体的独立性,二是市场主体决策经营的自主性。基于这一原则,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国有企业同样可以成为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就是把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经济相结合,充分发挥两者的积极作用。当然,我们也需要正视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在全面深化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治理。

   三、国家主体性、国家建构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经济命题,也涉及现代化的系统问题。在前文中,我们从国际和国内两个角度梳理发现了西欧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传统、美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制造业传统,以及“中国奇迹”背后所蕴含的政府与市场辩证关系的根本逻辑。因此,通过对这些现代化经验的比较分析和借鉴吸收,结合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安排,我们面向未来,对我国当前发展阶段的基本策略和产业安排作了以下思考。

   (一)在发展导向上,凸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主体性

   何谓“国家主体性”?西欧与我国的现代化经验表明,国家主体性指向了一种发展立场,即牢牢把握本国实际而非某些抽象的世界主义教条,在我国的发展问题上强调国家主体性有其必然性和现实性。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相比,具有不同的任务、目标和路径,因此,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必须切中我国发展实际,必须是中国的“李斯特型工具箱”。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系统安排,是从体系化的角度对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新要求。就特点而言,这一战略坚持了加强顶层设计的改革思路,把经济发展纳入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宏观框架,使改革和建设更具有整体性。就内涵而言,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一定程度上综合了“经济现代化”和“现代产业体系”两个概念,指向发展质量、发展结构、空间布局、体制机制、开放程度等诸多方面的现代化水平和状态,又具体涉及产业体系、市场体系、收入分配体系、城乡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全面开放体系等。此外,十九大报告还就“如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出了三条路径:一是着眼于转变发展方式,“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二是立足于产业体系,“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三是依托于经济体制,“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具体又落实到“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等六个方面。

   在这一语境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主体性在经济领域又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贯彻新发展理念。从理论上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在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并回答了发展动力(创新)、发展方式(协调和开放)、发展性质(绿色)和发展价值(共享)问题,其问题导向就是我国当前发展的结构和质量问题。反观我国经济发展的传统体系,粗放式的发展方式占据主流,在生产领域具体表现为劳动力密集型、资源消耗型、能源依赖型,新发展理念正是依据我国发展水平和特点而制定的具有“国家主体性”的整体发展思路。第二,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需要注意到,我国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非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方案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那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何以解决我国发展问题呢?原因有二:一是我国发展中的主要矛盾集中在供给侧。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属于供给侧。二是我国经济失衡的深层原因集中于供给侧结构性失衡。当前,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扭曲、经济发展效率不高等问题均指向了供给侧。因此,基于国家主体性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在经济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举措,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总体而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不能机械地对标西方,不能将现代化经济体系简单理解为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的经济体系。新发展理念是在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中国理念”。而40年来,我国取得的发展成就得益于改革开放,可以说,改革开放最具“国家主体性”,因此,聚焦当前主要矛盾、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根本动力。

   (二)在经济体制上,基于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强化有效国家建构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命题,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及其作用在新时代面临更高要求,必须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将市场应该发挥作用的领域交给市场,减少政府对微观市场主体和经济活动的不必要干预,努力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对市场作用和政府职能都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依赖于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市场对资源的最优配置是由市场对价格、供求、竞争的敏感性和高效率决定的,同时,由于垄断、不完全信息、负外部性等原因,市场也面临“失灵”的情况,不存在一个完美市场。在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只有完善与市场体系相关的体制机制才能保证市场作用的正常发挥,因此,“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另一方面,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仰赖于进一步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尽管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中国奇迹”的成就,但是仍然存在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增长动能不足、收入差距过大等严重问题。从发展阶段来看,我国正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即从“上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在于从生产领域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在这一背景下,既要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更要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进而实现共同富裕。

   当前,政府的有效治理即国家建构对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增长动力更具现实意义。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是意味着“大政府”,只有“市场”、“微观主体”、“宏观调控”三方面互补互通,才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只有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十九届三中全会对政府作用作了更清晰的界定:“科学设定宏观管理部门职责和权限,强化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统一规划体系的职能,更好发挥国家战略、规划导向作用。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创新调控方式,构建发展规划、财政、金融等政策协调和工作协同机制。强化经济监测预测预警能力,综合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增强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总体而言,只有在明确政府宏观调控的范围和边界的基础上,才能科学合理地提升宏观调控的能力和水平。需要强调的是,我国的宏观调控不同于西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后者是基于有效需求理论而推行的暂时性的政府行为,而宏观调控则不仅仅从经济体量更从经济质量、结构、目标等角度综合调控,是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主体性相契合的。

   (三)在产业体系上,大力发展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

   当前,以特朗普为首的美国政府对我国悍然发动贸易战,在贸易方面设置关税壁垒,在技术方面强化技术封锁,企图遏制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这无疑对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提出更大的考验。应该说,中美贸易摩擦更加坚定了我国必须实现创新驱动和产业转型意义上的经济增长的决心。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所谓“实体经济”,包括农业、工业、交通通信业、商业服务业、建筑业、文化产业等物质生产和服务部门。美国的发展经验证明,制造业是国家繁荣的关键产业,而制造业恰恰是实体经济的核心。那么,在我国语境下如何认识实体经济呢?

   实体经济是相对虚拟经济而言的。一段时间里,人们似乎认为现代经济就是以虚拟经济为主的经济形态,证券、股票、房地产等是现代经济的象征。然而,虚拟经济只从事直接从钱到生钱的简单过程,最大的问题是它本身不生产物质财富。世界经济的发展证明了靠虚拟经济发展可以赚钱,但实现不了现代化,所产生的只能是经济泡沫,而不是财富。对我国而言,当前实体经济发展面临严重问题。我国已经成为一个实体经济大国,但是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大而不强”,供给质量不高,无法满足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需要,存在实体经济结构不平衡问题。这种不平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作为实体经济核心的制造业的供需结构失衡;二是作为实体经济主体的工业与服务业之间结构失衡;三是整体实体经济发展与金融房地产业发展的结构失衡。

   因此,理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实现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转型升级迫在眉睫。在这背后,从我国国家主体性出发,至少要处理好五个方面的关系:一是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既离不开市场发展,更离不开政府引导,尤其是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二是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与所有制结构的关系。国有经济是我国公有制经济的主要实现形式,以国有企业改革为核心的所有制改革对引领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必将产生重大影响。三是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与收入分配结构的关系。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影响到区域结构、部门结构、城乡结构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的状况,这些都会从根本上影响国民经济中的投资结构、产业结构、消费者支出结构等。因此,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与收入分配制度同样密不可分。四是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从供给侧切入对市场机制、产业组织、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做出系统性调整,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应是题中之义。五是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与全球化的关系。我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全球市场,因此,必须顺应全球化新特点新趋势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在理顺上述关系的基础上,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和“创新型国家”,归根到底,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首先集中于制造业领域,只有以制造业创新带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才能真正建设好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

   注释:

   ①“标准模式”具体包括:(1)废除内部关税并改善交通条件,建立大规模的全国性市场;(2)征收外部关税,保护“尚处于婴儿期的工业”,抵抗来自英国的竞争;(3)成立银行,稳定货币并提供商业资金;(4)建立大众教育体系,加快新技术的采用和发明(艾伦,2015)。


作者简介:周文,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包炜杰,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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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把握中国乡村振兴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