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1]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对其不断进行理论和实践探索,形成了以 “精准扶贫”为中心的一套完整的扶贫理论体系。“习近平关于扶贫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将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观点[2,3]。习近平关于扶贫的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导向明确、内涵丰富、体系完整,集中探讨了扶贫开发的目的本质、战略理念、动力路径、行动方式,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扶贫开发工作科学认识与准确把握的反映,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一、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的体系梳理
(一)研究综述
学者将习近平的扶贫重要论述进行梳理,归纳体系框架,研究各组成部分的内容和意义。黄承伟认为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内源扶贫等九个方面有机组成习近平扶贫的重要论述体系[4-6]。王辉认为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的战略起点为弱鸟先飞,灵魂精髓为精神脱贫,实践基础为基层领导[7]。刘义圣和许彩玲认为习近平反贫困的主体思想是全面脱贫的目标升级、精准扶贫的思路创新、内源扶贫的动力增添、合力扶贫的力量强化、制度扶贫的机制创新[8]。雷明认为扶贫攻坚战略的核心是以人民为中心,创 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为五个基本点[9]。陈成文、陈建平认为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是由 “一个核心”、 “四个目标”、 “六个精准”、“一个格局”构成的完整理论体系[10]。
综上,学术界对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的研究,在形成过程、框架体系、作用影响等方面,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础和一批研究成果。本文侧重研究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根植于中国贫困现实和减贫实践的现实渊源,研究习近平关于扶贫的重要论述在实践指引,即对中国脱贫攻坚战指导的主要创新,探讨其对中国脱贫攻坚和2020年后减贫工作方向的重要作用。
在分析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基础上,研究其对我国扶贫行动的指导,有利于深入理解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的内容体系、作用机制与深远影响。从扶贫目标、扶贫标准、基本方略、帮扶战略、管理机制、两山理论六个方面阐述习近平关于扶贫重要论述的体系框架,并研究其丰富的科学内涵和地位作用。
(二)框架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把扶贫开发作为关乎党和国家政治方向、根本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大事,将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看作小康社会建设的标志性指标,将扶贫作为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体现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保障人民权益的基本检验标准。在扶贫工作指导和要求方面,扶贫过程中强调马克思主义者的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真抓实干精神和党风建设。因此,习近平关于扶贫的重要论述,形成了一个完整系统指导着我国扶贫事业的框架体系。
1.树立共同富裕的扶贫目标
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以实现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追求。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是为天下劳苦人民谋幸福,从建党的农民运动到解决贫困人口贫困问题,都是党宗旨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审议 《关于二〇一六年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情况的汇报》时明确指出:“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到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时,如果还没有解决贫困人口脱贫问题,那党的宗旨怎么体现、我们的承诺怎么兑现呢?”[2]在2015年10月17日的中国扶贫日和国际消除贫困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 “未来5年,我们将使中 国 现 行 标 准 下7000多 万 贫 困 人 口 全 部 脱贫。”[11]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则明确扶贫领域的目标为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上述扶贫目标成为五年来全国人民奋斗的目标,也代表了中国扶贫事业的阶段性目标。
2.制订切实可行的扶贫标准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时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 区 的 小 康,就 没 有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12](P16)他多次指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2]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到2020年实现 “两不愁、三保障”的脱贫标准,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甘肃代表团审议时明确指出 “既不能脱离实际、拔高标准、吊高胃口,也不能虚假脱贫、降低标准、影响成色”[13],这既表明我国减贫的决心,也是我国减贫事业取得重大成绩的重要原因。为确保扶贫目标的实现和保证扶贫质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握扶贫攻坚正确方向,防止层层加码,量力而行,保证扶贫效果真实可靠,防止形式主义,扶真贫、真扶贫,加大督查问责力度,确保责任、政策、工作落实,“既不能降低标准,也不能吊高胃口”。[2,14]
3.确立精准扶贫的基本方略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省十八洞村视察时提出十六字方针: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精准扶贫。”[15]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讲话中指出:“总结各地实践和探索,好路子好机制的核心就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做到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 准。这是贯彻 实事求是思想 路线的 必然要求。”[2,16]习近平总书记正视我国贫困现状和扶贫工作的转向要求,将精准扶贫作为中国扶贫工作的基本方略。通过建立贫困退出机制和考核评估制度,保证脱贫攻坚的有效推进,提出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实施 “五个一批”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重要途径,指通过发展生产、异地搬迁、生态补偿、发展教育、社会保障五种方式对贫困人口进行帮扶与兜底;做到 “六个精准”则强调扶贫对象、措施到户、项 目 安 排、资 金 使 用、因 村 派 人 (第 一 书记)、脱贫成效六个方面精准触达,落实到位。[2]
4.提倡扶贫扶志的帮扶战略
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指出帮扶战略的优势与可行性:“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20年来,党中央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形成了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的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格局,使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逐步扭转,西部贫困地区、革命老区扶贫开发取得重大进展。在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大幅提高、基础设施显著改善、综合实力明显增强的同时,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得到有效实施,区域发展协调性增
强,开创了优势互补、长期合作、聚焦扶贫、实现共赢的良好局面。这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到,充分彰显了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 部 扶 贫 协 作 和 对 口 支 援 必 须 长 期 坚 持 下去。”[2,17]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要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内生动力,提高自我发展能力;通过明确重点帮扶地区,推动东西部扶贫协作,优化产业布局,实现先富帮后富,帮扶双方通过建立与完善劳动输出对接机制,提高协作的组织性、有效性与互惠度;推动产业带动扶贫,通过组织技能培训、动员企业参与、实现人岗对接、保障稳定就业来实现扶贫方式由 “输血式”向 “造血式”转变;坚持扶贫先扶智、扶贫先扶志、治贫先治愚,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扶贫的一贯态度,通过扶知识、扶技能、扶成才,最终解决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缺失问题,塑造贫困人口的发展内生动力,彻底断穷根。
5.强化严格考核的管理机制
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的制度保证,是加大对扶贫当中的人力、物力、财力的管理,包括各级组织、扶贫主体、项目与措施、扶贫资金、农户信息等各方面。扶贫成效考核是检验各级政府落实精准扶贫政策,完成脱贫攻坚工作情况。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扶贫工作必须务实,脱贫过程必须扎实,脱贫结果必须真实,让脱贫成效真正获得群众认可、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18](P5)组织方面,坚持党的领导,强化组织保障。扶贫攻坚过程中采取 “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扶贫管理体制,构建起责任清晰、各负其责、合力攻坚的责任体系。将脱贫攻坚看作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的分内职责,加大对口支援、对口帮扶等区域协作力度,健全党政机关定点扶贫机制,要求国有企业承担相应的扶贫任务,鼓励各类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脱贫。政策方面,中央及各级各部门出台一系列关于精准扶贫与脱贫攻坚的政策文件、实施方案,不仅涵盖 “五个一批”,还涉及劳务输出、交通水利、健康金融、农村危房改造等方面的扶贫举措。资金保障方面,中国扶贫强调坚持政府为扶贫开发的主体和主导力量,加大财政对扶贫开发的支持力度,整合捆绑扶贫资金并构建组织运转经费保障体系,强调阳光化管理,同时引导社会资金流动,吸引其参与扶贫开发。
6.提出生态扶贫的 “两山理论”
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演讲时提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9](P230)2015年11月,习近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指出 “现在,许多贫困地区一说穷,就说穷在了山高沟深偏远。其实,不妨换个角度看,这 些 地 方 要 想 富,恰 恰 要 在 山 水 上 做 文章。”[2,20]随着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在贫困地区特别是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贫困群众,都普遍吃上了 “生态饭”,实现了在一个战场同时打赢生态治理和脱贫攻坚两场攻坚战。
二、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的理论与实践
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是建立在深刻的理论分析和实践背景基础之上的。国内外对贫困本质、贫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有相当丰富的研究,如世界银行对贫 困 的 界 定[21]、阿 玛 蒂 亚 · 森 的 能 力 贫 困等[22],加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共同富裕等相关思想是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的理论基础,我国贫困状况和减贫方略是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的实践背景。从区域性发展带动扶贫开发的战略到精准扶贫战略的提出,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延伸,也是经济特征与发展形势的产物。[23]
(一)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一系列反贫困观点应运而生,为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参考。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将社会主义的本质归纳为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后达到共同富裕”[24](P373),将反贫困工作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相联系,提出 “三步走”论断,强调反贫困工作的阶段性。江泽民以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总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着力解决西部地区的贫困落后病,同时还提出开发式扶贫,通过增强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来提高扶贫实效。胡锦涛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尝试性建立扶贫试验区。中央和地方反贫困政策、扶贫开发工作成就与经验则为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产生的实践背景。
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的产生,从实践层面看,不仅来自于其个人成长与扶贫工作的实践经验[25],更来源于对贫困本质、贫困演变规律、扶贫经验教训等方面的深入思考。习近平对我国脱贫攻坚的地位、目标、思路、路径、政策、机制、主体、保障体系等重点难点问题做出了重大判断,进行了系统深入阐述,形成了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论述体系。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我国在不同阶段采取了不同的扶贫政策与实践,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较多的扶贫经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实施了以土地改革、 “五保”、基本医疗保障、优抚安置保障等为主的扶贫政策;在1978-1985年制度变革背景下,我国扶贫政策主要是以工代赈、“三西”农业建设、初步制定扶贫方针等;20世纪末期,我国建立了反贫困组织、瞄准扶贫机制,实施了党政机关定点扶贫、特殊困难群体扶贫、东中西协作扶贫等措施和办法,制定了农村扶贫攻坚八七计划等反贫困行动纲领性文件,制定了农村扶贫八七计划以及 《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建立了农村反贫困行动体系。21世纪初,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01-2010)》出台,明确了新的十年中国扶贫开发奋斗目标与实 现 路 径;2004 年 以 来,中 央 连 续 出 台 以“三农”为主线的一号文件,不仅为农村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支持,也为农村的扶贫工作提供了指导与帮助。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作出 “精准扶贫”的指示。精准扶贫是在对扶贫理论与实践精准把握的基础上提出的:“共同富裕”根本原则是精准扶贫产生的理论源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是精准扶贫产生的现实需求;处理好 “做大蛋糕”与 “分好蛋糕”的关系则是精准扶贫产生的充要条件。[26]
(二)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提出与实现途径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的核心内容,精准扶贫的核心是精准识别,这是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的现实前提和重要基础。习近平要求实践中要运用科学方法精准识别贫困人口;而精准识别就是通过一定方式把真正的贫困人口找出来,真正的贫困原因找出来,建档立卡,详细记录贫困户家庭人口信息、致贫原因、贫困程度等情况,然后对症下药;精准识别哪些家庭需要扶贫、哪些人需要扶贫,充分了解他们的发展需求;没有精准识别,也就没有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习近平多次强调,精准扶贫是要 “扶真贫,真扶贫”,确保把真正的贫困人口弄清楚,不遗漏、不扩大。精准化理念是精准扶贫思想的核心要义,体现在扶贫对象、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户、因村派人、脱贫成效等方面。分批分类理念是精准扶贫的基本工具:发展生产将地区发展与扶贫攻坚结合在一起,通过特色产业、旅游、电商等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和工作机会;转移就业通过开展培训等方式,开拓就业渠道;异地搬迁则通过搬迁转变地理环境与就业空间;发展教育强调对各层次人力资本的培养,增强贫困人口的脱贫能力;医疗救助通过健康扶贫工程,减轻贫困人口负担;生态保护将生态修复与脱贫攻坚结合起来,协调推进生态功能区保护与就业岗位提供;低保政策对发展能力较低的贫困人口进行兜底,上述举措同步推进,是分批分类理念在扶贫举措上的具体表现。“建档立卡”是精准扶贫的工作基础,对象包括贫困户、贫困村、贫困县和连片特困地区,便于对贫困状况进行动态监测。[26]
习近平鼓励通过地区发展、地区协作等方式,优化贫困地区的发展环境,鼓励贫困人口积极寻求就业渠道。他指出: “要做到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开发生态旅游则搞生态旅游,真正把自身比较优势发挥好,使贫困地区发展扎实建立在自身有利条件的基础之上”[12](P17),“东西部协作扶贫和对口支援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的大战略,是加强区域合作、优化产业布局、拓展对内对外开放新空间的大布局,是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大举措”[17]。习近平还明确了地区发展的具体路径,如产业带动、技能培训、人岗对接等[2]。在我国扶贫举措中,发展生产、异地搬迁、生态补偿脱贫则是外力扶贫的具体体现。
由此可见,习近平关于扶贫实践创新重要论述中的外力扶贫主要是通过地区经济增长、特色产业发展、地区劳务输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推动地区发展,进而推进 “造血式”扶贫。外力扶贫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地区特色经济及相关产业发展,提升地区特色产品附加值与知名度,调动起农户参与产业化经营的积极性,以较高效率保证贫困地区和人口增产增收;第二,扶贫资金的统一调度和使用,提高了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相应建立对贫困户的 “分红”机制,形成扶贫兜底和资产收益的资金池;第三,改善贫困地区落后的基础实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优化发展条件;第四,通过城镇化建设和劳动力流动,鼓励农村人口改变居住地、变更就业方式,提高生产效率。
在 “精准扶贫”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激发贫困群众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励和引导他们依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2]内源扶贫从贫困人口的能力着手,通过提高其受教育水平、就业能力和发展活力,促进贫困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育,其中心环节是充分强调贫困户作为扶贫工作的主体,提升贫困人口自身脱贫的意愿、脱贫的能力。
内源扶贫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精神扶贫,即扶贫先 “扶志”,部分贫困地区尤其是集中连片特困区的贫困人口往往存在贫困的代际传递,发展资源匮乏使其缺乏改变贫困现状的渴望和信心,安于现状、较大程度依赖政府扶贫资金,需要扶志强化贫困人口的脱贫动力;第二,教育扶贫,即扶贫先 “扶智”,贫困地区普遍性地存在着居民经济基础薄弱、受教育程度低、家长教育意识淡薄等问题,需要通过发展高质量的义务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强化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第三,文化扶贫,贫困地区的封建残留思想较多,大多数贫困人群依然以固有的方式维持着贫困的旧生活,陷入贫困恶性循环,需要通过文化的重塑打破 “等、靠、要”等传统思想,提高贫困地区和人口的发展活力。
(三)解决 “深度贫困”问题是当前的重点
在2011年,全国仍有12238万贫困人口,且返贫现象时有发生。同时,经济发展的涓滴效应面临困境,贫困陷阱的地区性与持续性逐渐显现。因此,漫灌式扶贫不适合于新的贫困状况,针对性、根本性的扶贫方略亟待出台。2013年中央提出 “精准扶贫”战略,使我国的扶贫事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2001年至2010年,年均减少672万贫困人口;2013年以来,年均减少1300万。中国扶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扶贫工作也迎来了新的阶段与挑战。
我国当前剩余贫困人口中,有8%左右的残疾人、20%左右的因病致贫人口,16%左右的65岁以上老年人,就是说约有44%的贫困人口是无法从事经济活动的特殊贫困人口。针对这种新的扶贫动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解决 “深度贫困”问题的思想。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省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我们必须看到,我国脱贫攻坚面临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在结构与群体分布上的表现则是生活在深度贫困地区以及丧失或具备较低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18](P19)。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下一步脱贫攻坚的主要难点是包括集中连片的深度贫困地区、深度贫困县和深度贫困村在内的深度贫困地区。首先,解决以 “三区三州”为代表的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问题是一场硬仗。经过5年来的精准扶贫,中央确定的扶贫目标 “两不愁、三保障”,“两不愁”已经基本达到, “三保障”在深度贫困地区是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加大教育扶持、医疗保障和住房保障,是满足深度贫困地区人民的基本需求。而深度贫困地区的产业扶贫,一是加大就业扶持。深度贫困地区劳动力普遍存在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不高、市场竞争力不强等问题,解决的途径是开展引导性培训,普及城市生活和务工常识,转变就业观念,提高就业意愿。二是有效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和土 地资源,发展特色农业、特 色文 化旅游业等,盘活当地经济。例如,藏区有相当一部分贫困人口依靠冬虫夏草、红景天等特色产品生存,确保这些产品的价格稳定和销售渠道畅通,十分重要。三是对于边民给予各种补贴和扶持。对于生活在边境地区的贫困人口,根本目的是要让他们安心地在这些地方生活下去,因此应当适当提高各种补贴的标准。
其次,以老年人、残疾人、重病患者为代表的特定贫困人口的脱贫。因病致贫的家庭、贫困的老年人、贫困的残疾人这些特殊类型的贫困人口,其最显著的特征是能力贫困。就是说他们不具有摆脱贫困的能力,需要借助外力实现脱贫的目标。在当前剩余的3000多万贫困人口中,这部分人口超过40%的比重,而且有 相 当一部分是 在深度贫 困地区。这部分人口脱贫的主要办法是实施保障性扶贫措施。但由于地区发展的不均衡, “三区三州”是区域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保障性扶贫的资金主要靠国家的财政经费来保障。这样就会产生一个问题:无法使深度贫困地区的保障水平达到全国的平均水平。因此,中央财政 扶 贫资金向 深 度贫困地区 倾斜,是十分必要的。
再次,深化深度贫困地区对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与精准施策。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的帮扶力度,当前仍然存在对现有贫困人口的数量和结构精准了解的问题。应当区分 哪些人口是 需 要保障性 扶 持的,哪些人口是可以进城务工的,哪些人口是应当在当 地 从 事 生 产 的, 以 及 哪 些 人 口 是 保 卫 边 境的[27]。其中,对于进城务工的人口,应当建立区域间的劳务协作,由贫困地区政府和东部城市的政府共同组织企业接受贫困人口去务工,形成稳定就业。对于留在当地的人口,可通过扶贫车间等形式引导就业,鼓励劳动密集型企业、农副产品加工企业的入驻兴办,让贫困人口在家门口就业。
三、贯彻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与
2020年后扶贫开发的研究重点
2020年之后,扶贫开发将进入新的 时期:从解决 “绝对贫困”向解决 “相对贫困”转型。我们需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艰苦奋斗、顽强拼搏、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精神,这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也对新时代扶贫开发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新要求。
2020年后 的 扶 贫 开 发,将 会 出 现 三 个 转 变:
一是由解决绝对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转变;二是由农村扶贫向统筹城乡扶贫转变;三是由脱贫攻坚向缓解相对贫困与乡村振兴的衔接转变。“相对贫困”与 “绝对贫困”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较大的区别。“相对贫困”更需要注重理论研究,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新时代的扶贫开发战略与政 策。面向2020年之后的扶贫开发,系统总结国际反贫困理论与我国扶贫的成功经验,深度研究扶贫开发政策的成效及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对于减贫的作用,科学探讨扶贫开发的区域与人口瞄准以及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方式,以此为基础探讨新时代扶贫开发战略调整与政策设计的方向,对于新时代扶贫开发工作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理论层面看,围绕深度贫困的致因及贫困代际传递的方式展开更为聚焦的学术研究,提出 “相对贫困”在中国的理论体系和衡量标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目前国内有关致贫原因的研究成果已经很多,但对于深 度贫困致因的系统 性研究还较少,在理论构建、实证方法和数据质量等方面仍然停留在传统贫困的层面。因此,以深度贫困为切入点,采用新的研究视角,选取更有效的分析工具,归纳新的贫困特征,进一步探索深度贫困扶持的模式与评价机制,有助于拓展和深化贫困问题的全面认识,取得能 更好解释现实、推进 发展 的学术成果。新时代中国 “相对贫困”的概念与衡量标准问题,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同时又是2020年之后要直接面对的问题,提出并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 “相对贫困”理论和标准,已经是当务之急。
从实践层面看,在深入研究基础上,提出解决区域贫困的新的瞄准的思路及利贫性发展政策,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到2020年,全国的贫困县已经全部摘帽,但区域性贫困问题并不会全部根除。重新提出区域瞄准的方案,从贫困的区域分布、人口社会特征,到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流动、城镇化演进等经济社会发展大趋势,研究其深层原因、内在关系并探索有效的解决办法,为中央和相关部门新时代决策解决区域瞄准问题提供有参考价值的思路和建议,打赢脱贫攻坚这场历史性决战,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作出了一系列新决策新部署,形成了习近平扶贫开发重要战略思想。相对贫困、城市贫困的出现也促使我们调整扶贫开发战略,创新政策手段。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扶贫重要论述,2020年后扶贫研究,重点如下:
第一,我国扶贫瞄准政策的演变。我国扶贫瞄准政策经历了区域瞄准、村级瞄准的过程,而目前国家主要推行扶贫到户的政策。2020年后的扶贫瞄准,更需要在习近平总书记扶贫重要论述的指导下,探索区域和个体结合的瞄准政策。
第二,我国扶贫标准的新变化。以2014年制订的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800元的现行扶贫标准,到2020年将全部实现脱贫。2020年后,需要制订符合缓解相对贫困现状的新的扶贫标准。因此,更要在习近平总书记扶贫 重 要论述 的指导下,贯彻“不忘初心”、 “共同富裕”、 “扶贫扶志”等思想,形成更加科学合理的扶贫标准。
第三,新时代精准扶贫的理论和方法体系。精准扶贫的主要内容包括对贫困户的精准识别与精准帮扶、扶贫对象的动态管理以及扶贫效果的精准考核。要在习近平总书记扶贫重要论述的指导下,聚焦 “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四个方面的新变化。
第四,新时代扶贫政策体系的构建。要在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指导下,根据精准扶贫政策回顾、精准扶贫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建立以及扶贫实践的评估结果,为新时代扶贫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第五,制订2020 年后的扶贫开发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了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020年后的扶贫开发战略是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主要环节。2020 年后的扶贫开发战略是:在习近平总书记扶贫重要论述的指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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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孙久文 (1956—),男,北京人,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区域经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