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 理论研究

经济学的现状,世界的现状

沈华

2021年01月26日 09:57

考希克·巴苏
《比较》2020年第4期

1.1776年和1860年

  无论是对经济学这门学科还是对整个世界而言,现在都处在一个不同寻常的时期。2008年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让人们感到震惊和畏惧,它造成的一系列经济断层线也日益显现。我们目睹了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到几个新兴经济体增速的大幅放缓,这些现象都发人深思。

  在过去的近两个半世纪里,从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到当代经验研究和大数据的蓬勃发展,标志着一门学科的惊人崛起。经济学已经从一个涉猎广泛、注重描述和充满思辨的学科,发展到拥有统一的方法论基础、数学模型以及持续增加的数据库。它极大地增进了我们对市场、交换、货币、金融和经济发展动力的理解。

  这是怎么发生的?经济学将何去何从?它能胜任我们这个时代的各种挑战吗?全球贫困将会被根除,还是会在环境恶化的压力下加剧?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上,我们试图解答这些问题。这次会议聚集了一批最杰出的学者,他们在经济学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

  从1776年之前到现在,经济学领域已经取得了诸多成就。不过在我看来,这门学科的转型时期是始于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一百来年。如果您对生日情有独钟,我提议用一个日期来纪念现代经济学的诞生,那就是1860年2月19日。

  1860年6月1日,斯坦利·杰文斯(Stanley Jevons)给他的兄弟写了一封著名的信。信中说,他在过去几个月里有了惊人的发现,解释了不同商品的“价值”,并洞悉了“真正的经济理论”。他告诉他的兄弟,他的理论是如此彻底和一致,以至于“我现在读到关于这个主题的其他著作时,都会气得不行”(Collison Black,1973年,第2卷,第410页)。

  他的这个想法究竟是何时灵光一现的?从杰文斯在1860年2月19日所写的日记中,经济思想史专家们得以一窥究竟①:“我整天待在家里研究经济问题,我想到了对价值的真正理解。”实现科学突破的日期通常难以确定,但是,既然我们可以拥有母亲节、情人节和秘书节,我认为没有理由不能拥有现代经济学节,而2月19日将是我的选择。

  当然,杰文斯的突破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在杰文斯之前的一二十年,戈森(Gossen)就已经做了很多研究。古诺(Cournot)在1838年就已经开始为此铺砖添瓦。丹尼尔·伯努利(Daniel Bernoulli)早在1738年就描述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及其重要性,以解决1713年尼古拉斯·伯努利(Nicolas Bernoulli)提出的圣彼得堡悖论。他们属于一个家族,尼古拉斯是丹尼尔的兄弟。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斯坦利·杰文斯(1871)清晰阐述了一般均衡和价值的主要思想,但他并未彻底完成这一工作。这个理论的主体结构是由里昂·瓦尔拉斯(1877)完成的。直到75年之后,由于肯尼斯·阿罗的开创性贡献,证明了均衡的存在并阐明了它的福利属性,完整的一般均衡理论框架才最终得以构建。

  在约翰·希克斯、保罗·萨缪尔森、肯尼斯·阿罗、杰拉德·德布鲁、莱昂纳尔·麦肯齐等学者②开始研究时,现代博弈论已经诞生了。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日趋完善的一般均衡理论、博弈论以及再稍晚一些的社会选择理论、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内生价格刚性、经济增长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相互融合,以及对货币政策基本原理的初步认识,将会改变经济学的面貌。

  在概念和数字的抽象空间或在数据和统计的世界中探索(如果幸运的话,是发现)新思想、发掘新模式,这是生活中少有的令人愉悦的活动。前沿研究者应该像艺术家和作曲家一样,有足够的空间做他想做的事情。研究的最大收获通常是自由探索的副产品。但在世界银行,我们的关注点更多立足于现实,并由政策需求驱动。因此,我们想从这次会议上得到的是,怎样才能汲取经济学的精华来促进发展以及可持续的包容性增长,从而为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做出贡献。世界银行的研究工作和数据分析已经对世界各国的财政部长和政策制定者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确实是一种特殊的责任。

  写作本文时,我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已近四年。这次会议为我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我可以和参会的杰出人士以及广大读者分享一些我的关切和困惑,希望这次会议以及会议记录,能够增强世界银行促进经济发展的使命。

  由于世界银行与发展经济学的关系更为密切,值得指出的是,发展经济学和经济理论一样,都曾经历过一段顿悟的时刻。阿瑟·刘易斯一直受两个问题的困扰。首先,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为什么钢铁等工业品要比农产品贵得多?其次,为什么有些国家一直贫穷,而另一些国家却如此富有?

  刘易斯(1980)在一篇自传体文章中,描述了他在1952年的“顿悟时刻”:“走在曼谷的道路上,我突然意识到这两个问题有相同的解决方法。抛弃新古典主义关于劳动力数量不变的假设,无限量的劳动力供应将压低工资,前者生产廉价咖啡,后者获得高额利润。这样就形成了二元的国内经济和世界经济。”这就是他于1954年在曼彻斯特学院发表的关于二元经济的经典论文的起源,对他在1979年③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且引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

2.直觉与因果关系

  现在,我来更具体地谈一谈发展政策的问题。在我看来,若想把研究转化为好的政策,我们需要三个要素:数据(和证据)、理论(和演绎推理)以及直觉(和直觉判断力)。

  近几十年来,经济学在经验分析领域成就斐然。对于数据的兴起以及我们使用不同方法(从智能化柱状图到简单的回归分析和结构模型,再到随机对照试验)分析数据的能力,我们有理由额手称庆。最近在经验领域获得的成功,为经济学成为一门真正有用的科学带来了希望(参见Banerjee and Duflo,2011;Duflo and Kremer,2005)。

  然而,一些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所有理论都是深奥难懂的④,这可能带来学科发展效率低下的风险。假设我们坚持毕达哥拉斯只能利用经验,他会发现毕达哥拉斯定理吗?答案是他可能会。如果他收集了大量直角三角形并测量了其边上的正方形,那么他可能会形成两个较小正方形加起来就等于斜边正方形的猜想,但这种方法将是极其低效的,而且还会面临很多的争论和异议。有些人会指责他使用了来自地中海地区有偏差的直角三角形样本。他们会质问:“它在北极和南半球也能发挥作用吗?”

  我们必须承认,纯粹使用推理的方法,可以更有效、更令人信服地发现许多真理。然而,在我们考虑证据的使用方式上,存在很多草率的现象。例如,固执的专业人士经常会告诉你,“如果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某项政策X是否有效,我们就不能实施X”(最近有人告诉我,这正是对我提出的一个建议的回应)。

  让我用引号把这个规则称为“公理”。要知道这是一个不合理的“公理”。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做X是否有效,我们也就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不做X是否有效。但是,既然我们必须做X或不做X,那么原来的“公理”肯定存在缺陷。

  为了制定良好的政策,我们需要事实和证据,但也需要演绎和推理。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用数学来证明。虽然数学可能被过度使用(这在经济学中已经发生),但如果没有它,就不会出现古诺(1838)和瓦尔拉斯(1877)以及现代经济学的巨大成就。因为数学是一种学科工具,尽管它要求很高,而且显然不是对所有人都适用。克鲁格曼(Krugman,2016,第23页)无法判断默文·金(Mervyn King,2016)的某个论点是否正确,他观察到,“仅凭言语就能制造出一种逻辑连贯性的幻觉,而当你尝试进行数学运算时,这种幻觉就会烟消云散”。

  从一般均衡理论中可以看出,即使模型是抽象的,并且使用了可能不真实的假设,它也可以正确地发挥模型的威力。以德布鲁的经典著作《价值理论》为例。这是一本绝妙的著作,简洁如诗。在某些方面,它可以与欧几里得的著作相媲美,因为它以系统的方式,汇集了一系列令人惊奇的思想。欧几里得也许不像毕达哥拉斯或阿基米德那么富有创见,但在给一个内容分散的学科带来知识秩序方面,几乎无人能与他匹敌,而且他在知识的发展中也发挥了巨大作用。德布鲁这本薄薄的小书也是如此。

  由瓦尔拉斯、阿罗和德布鲁开创的一般均衡模型提供的框架,激发阿克洛夫和斯蒂格利茨产生了微观经济理论中极具独创性的某些思想,建立了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市场功能模型。⑤这极大地增进了我们对微观市场的理解,为什么市场会失灵,为什么价格往往具有内生的刚性并导致信贷市场的过度需求和劳动力市场的过度供给。这项研究也有望改善宏观经济分析,因为我们知道,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分析和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都广泛使用了价格刚性,但凯恩斯和刘易斯都没有解释这些刚性。多亏了斯蒂格利茨和其他一些人的工作,我们现在对显性失业以及信贷市场的利率管制与供求失衡有了更多的了解。

  除了这些实证理论,我们还看到了规范经济学的兴起。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它介于分析哲学、数学逻辑和社会科学之间。萨缪尔森、柏格森(Bergson,1938)等人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真正令人惊讶的突破是阿罗(1951)那本薄薄的书——《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阿罗不可能定理”为一项庞大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这里的主要人物是阿马蒂亚·森,他的作品跨越了哲学和经济学,证明了可以用最优的理论和数学逻辑来解决关于伦理和规范原则的古老问题(Sen,1970;另请参见Suzumura,1983)。这项工作利用主流的严谨方法分析了权利等概念,尽管这些概念被广泛讨论,但很少经过仔细推敲(Sen,1996)。这方面的工作对世界银行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为世界银行实现使命和目标奠定了基础(World Bank,2015b),对于相关的国别研究而言也是如此(Subramanian and Jayaraj,2016)。

  值得一提的是,数据和统计属于与描述有关的更大的研究领域。然而,不幸的是,从事描述性的社会科学研究常常受到贬抑。但正如阿马蒂亚·森(1980)在一篇颇有分量的文章中指出的,好的描述并不容易,而科学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描述。无论是文字还是数据的描述都需要选择。描述并不是复述我们看到的一切周边事物,我们必须选择那些至关重要的东西,并使之为他人知晓。我们描述的方式和内容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因此,“描述者”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需要注意的是,描述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人类学家的描述往往不是用数字和数据的形式,而是对他的所见所闻尤其是他所经历事情的描述,这对我们了解这个世界至关重要。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1968)和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1973)提出的“深度描述”概念被无数人类学家采用,极大地增进了我们对传统社会和偏远社会的理解,这使我们能够更有效地对一些行为进行干预。这种干预有时是基于错误的出发点,例如为了使殖民统治成为可能。但它也确实有助于扩大现代医学和教育的覆盖面,进一步推动社会的发展。

 在过去,得益于人类学家的热情与工作,我们对遥远地区人们的生活动机和目标有所了解,这些都是很难仅仅依靠数据和统计来学习和理解的。与研究主体生活在一起,获得直观的认识往往是必要的。这方面的知识既有益处,也有弊端:它能够帮助生活在遥远地方和传统社会的穷人,也可以成为剥削人民、推行帝国主义和殖民控制的工具。但无论如何,这些知识都是有用的。

  这方面知识的不足可能会形成一个很大的障碍。以恐怖主义为例。由于深入恐怖组织存在着种种危险,我们缺乏类似人类学家对偏远社会所做的那种研究,导致我们对相关领域知之甚少。

  最后提醒一句。从古希腊哲学家皮洛到大卫·休谟再到伯特兰·罗素,这些怀疑论者都是正确的。事实和推理都不能让你找到可执行的最优政策,因为无论因果关系是否存在,都永远无法得到证明。最终还是旁观者清。对我来说,最发人深省的一次观察来自尼泊尔的一个部落。《国家地理》杂志的著名摄影师埃里克·瓦利(Eric Valli)看到部落居民爬到高高的树上采集蜂蜜,就问他们是否从来没有从树上掉下来过。他得到的回答是:“是的,当你的生命结束时,你才会倒下。”⑥

  鉴于因果关系难以发现,对于好的政策而言,仅仅掌握事实是不够的,不足以将它们与理论结合起来。我坚信我们还需要另外的要素:直觉判断力以及我在别处称为“理性直觉”(reasoned intuition)的东西(Basu,2014)。

  研究者拒绝承认这一点,但事实上我们无法逃避直觉的使用,而且我们在生活中获得的所谓“知识”大部分是偶然发生的,主要是通过直觉判断力。坚持认为所有知识都必须植根于科学方法(例如受控制的实验)是错误的。如果有人驻足思考,一个孩子通过非科学的方法能学到多少东西,那数量可是相当惊人的。

  至于为什么这种通过直觉和直觉判断力获得的知识可能具有价值,我们必须承认直觉是进化而来的。它们通过自然选择幸存下来,因此它们的力量绝不会被轻易抛弃。进化塑造了我们在经济生活中看到的很多东西,这一点得到了广泛承认。尽管在很早以前,梅纳德·史密斯和普赖斯就为进化论和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Maynard Smith and Price,1973;Weibull,1995),我们对这方面的理解却仍然不够深入。在这本会议论文集中,有关于道德和其他行为及其起源的理论尝试(另见Alger and Weibull,2013)。但有争议的是,还有许多其他领域也适用于此。普通人获取知识的方式可能不符合科学标准的检验,但对此不能立即予以摒弃。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偶然的经验主义会导致迷信,我们必须加以防范。我曾(2014)在其他地方论证过,我们需要的是“理性直觉”,也就是说,通过推理来验证直觉的使用。这不是万无一失的方法,但已经是我们能做的最好方法了。

  数据、理论和直觉是人类知识与进步的三个要素。但是,即使具备了这三点,怀疑论仍然是思想者思维方式的一部分,正如历代的哲学家以及凯恩斯在《通论》第12章提醒我们的那样。科学家对迷信大加抨击,却不质疑科学知识,他们其实面临着双重标准的问题。他们没有认识到,当涉及未来的确定性时,科学智慧与许多其他形式的知识一样,是可以被质疑的。

  3.知识与告诫

  随着我们进入未知领域,我们开始努力应对世界经济问题,最近的问题包括英国公投退出欧盟。此外,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尤其是石油价格的下跌,给大宗商品出口国和在该领域投资的公司造成了很大压力。人们质疑经济学学科的完善程度。然而,首先要认识到的,不是经济学家误读或低估了这场危机,而是这场危机表明,我们对经济还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

  对未知的领域知之甚少,可以说是任何学科都存在的缺点。以医学为例。由于我们对人体和大脑的认知仍很有限,当我们出现健康问题去看医生时,绝大多数情况下医生给出的正确答案应该是“我不知道”。然而我们很少听到这样的话。医生几乎总是能够告诉你,你身体的哪个部位出了问题。需要提醒你的是,当医生说他们知道你得了什么病时,他们其实并不知道。即使远在现代医学诞生之前的18世纪,医生也很少会说他们不知道病人的病症。这是因为,18世纪的医生和现在的医生都意识不到,他们其实对此了解得并不多。经济学家也是如此。

  阻碍发展政策的黑暗领域之一是我们无法将微观和宏观联系起来。假设一个政府对1000个村庄进行某种干预X,可以是有条件的现金转移、创造就业项目或是提供肥料补贴。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这个项目在消除贫困方面是否成功?通常,我们通过收集这些村庄中人们福利方面的数据进行评估。如果我们很挑剔,可以使用各种控制方法,包括适当的随机分组。假设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发现通过实施X,村庄的贫困程度确实下降了。这是否意味着X是一个好的干预措施呢?不一定。假设某村庄的干预X有以下效果:它使食品价格略有上涨,工资上涨幅度更大。这确实会降低该村庄的贫困程度。但是,由于食品价格上涨通常会波及整个经济,这种干预可能意味着其他村庄的贫困率将上升,这些村庄只会感受到食品价格的全面上涨,但工资的改变却微不足道。因此,虽然实施干预措施的村庄贫困率会有所下降,但干预措施在全国范围内的效果完全有可能不会对贫困产生影响,甚至会加剧贫困。

  人们对微观干预和宏观影响之间的联系了解得还不够。如果我们想成功地消除全国乃至全球的贫困和不平等,我们就需要在这类研究上投入更多。

还有其他的微观理论领域,比如金融学和人类行为的心理学基础。在这些领域,经济学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⑦但仍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在金融领域,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不存在理想的监管。这是因为金融产品可以进行无止境的创新。银行和金融机构会不断开发出新产品,就像医药行业不断发明新药一样。对于每一次这样的金融创新,我们可能都需要对监管制度进行调整,使之更加完善。因此,在这一领域中,我们必须摒弃“最优监管”这种具有静态含义的说法,并做好准备,让监管机构变得灵活,随时准备进行创新。正如新行为经济学文献中反复指出的那样,人们在购买金融产品时往往并不理性,而是屈从于情绪、双曲贴现和框架幻觉(framing delusions),这使得情况变得复杂。

  一种可能性是,考虑将某些金融产品贴上“处方药”的标签,并创造一个类似于“金融医生”的角色,在人们购买金融产品之前必须签字认可。例如,我们可以决定批准大额尾付抵押贷款(balloon mortgage),但在某人获得贷款之前,必须让一个“金融医生”签字确认此人是否有足够的偿债能力。这不能通过机械地遵循医学实践来实现,但我们有理由认真考虑一下这样的架构。

  经济学和心理学之间的融合,更具体地说是行为经济学,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最近,我们在《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出了关于思想、社会和行为的问题,试图将此纳入发展政策议程(World Bank,2015a)。通过从实验室和世界各地实地观察中获取的证据,行为经济学教会了我们如何以及在何处进行干预。⑧然而,这一学科存在着一种风险,那就是成为研究发现的记录本。我之所以称之为一种风险,是因为人们倾向于认为这些发现是一成不变的,没有意识到它们可能在社会发展的某些特定阶段是正确的,但在其他地方和其他时间可能会有所不同。

  我们还需要努力将这些发现与均衡概念更有效地结合起来(Akerlof and Shiller,2015),以便我们可以利用它们获得更多的收益,并能够更好地预测一个社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发展并转变为另一个社会的可能性。在我看来,传统经济学的重大贡献之一是均衡的思想,从一般竞争均衡到纳什均衡,它有很多表现形式。我们需要做的,是将对个体的描述从狭隘的理性经济人假说,扩展到存在怪癖和非理性、并受社会规范约束的更加真实的个体,然后将均衡的概念与之结合起来。⑨具有挑战性的是,对于大多数看似依赖于人类的非理性或遵从社会规范形成的真实个人行为,通过独具匠心的分析,有可能得到与基于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假说相同的结论。⑩最后,我们需要利用判断和直觉,来决定应该依靠什么假说。

  世界银行已越来越多地涉足于这个较为困难的领域。由于全球关注领域的变化,我们对此别无选择。这自然引出了狭隘的经济学范围之外的另一个相关领域,即制度和治理。(11)我们目前正在研究的《世界发展报告:治理与法律》承担了这一艰巨的任务。(12)控制腐败是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决策者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传统经济学对腐败行为的界定,与是否购买苹果一样,都是一种狭隘的成本收益分析(Bardhan,1997;Mishra,2006)。我们在控制腐败方面如此失败,这并不奇怪。为了理解这一现象,引入心理学和政治制度是很重要的。发展政策不能仅仅建立在经济学的基础之上。(13)

  最后,我们在气候变化与发展的关系这个领域存在着知识差距,当然,差距也没有保守派评论家所说的那么大。如果我们按照目前的发展方式进行下去,那将是一场走向灾难的旅程。这是不幸的,正如托马斯·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克努特·维克塞尔和其他人的著作证明的那样。尽管我们在行动和政策方面迟滞不前,但人们很早就意识到了环境资源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近年来,一些学者特别是斯特恩(Stern,2007,2015)强调了这方面的重要性。现在,随着2015年《巴黎协定》的签署,我们拥有了一个平台,可以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与实际行动联系起来。但这并不容易,因为它需要一些跨国协调。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参与很大程度上应该被视为共同繁荣的一部分,因为它涉及资源和福利的代际分享。

  4.金钱与有影响力的人

  上一节我们讨论了在知识方面的一些不足。而另一个不足则是在货币政策领域。虽然经济学在一些实际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例如如何设计拍卖机制以及如何对部门内部的供求进行微观管理,但它对宏观经济(尤其是货币政策干预)影响的理解还处在比较初级的阶段。的确,我们已经学会了应对恶性通胀,我们不希望再出现类似1946年匈牙利和1923年德国那种失控的通胀,至少在拥有成熟中央银行的发达经济体中不会出现。但是,尽管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尽其所能采取了种种政策,但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和增长危机仍在发酵。显然,我们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以及金融与真实世界之间联系的理解还存在着很大差距。这是我在2009-2012年担任印度政策制定者将近三年的过程中学到的。尽管我不负责货币政策,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清楚地看到,许多干预措施都是模仿发达经济体央行采取的政策,而没有考虑到它们的不同背景。(14)

造成这种缺陷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对货币在市场经济中的功能和作用的理解,不如对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体系中实际商品和服务的理解那样深刻。一般均衡中的货币曾是20世纪80年代一个大型研究议程的一部分,但至今仍未完成。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从数学上讲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而放弃它。在急于应对迫在眉睫的问题时,这些深刻的问题通常会被置于次要位置。但是,当全世界都在努力应对经济放缓的时候,负利率的广泛使用似乎并不奏效,事实上还产生了负面的反弹,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从中单独突围。对经济学家来说,继续开展一些基础研究是很重要的。(15)如果说从杰文斯、瓦尔拉斯到阿罗和德布鲁,构建完整的一般均衡模型大约历时75年,而均衡中关于货币的研究则是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正式开始的,我们没有理由因为它难以解决而放弃它。

  要了解金钱神秘的本质,我们可以看看一个非常不同的问题——影响力兜售者(peddlers of influence)的力量。随着美国总统大选的临近,出现了很多关于游说、以权谋私和腐败的文章。我记得年轻时在印度曾谈到过“有影响力的人”。那时我对某个人感到很困惑,想知道他为什么那么有钱。他没有特殊的技能,也没有资源。他只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我姑且叫他M)。在那个时候,要想安装电话得等上6年。如果你急需什么,你可以试着打电话给M,请求他的帮助。他会给政府的相关人员打电话,通常能帮上忙。如果有人想把孩子送进一所好学校,也可以问M,如果M同意,他可以要求校长破例收下这个孩子。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他在做什么,我把他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的典范写了出来(Basu,1986)。M对他促成的事情在心里有本账。如果i需要从j那里获得某个东西,i可以通过M问j,然后,j会帮忙。这不是因为j照顾i或曾期望过需要i的特别帮忙,而是因为j知道有一天他将需要k的帮助,并且需要M向k提出请求。没有人愿意冒犯M,因为M是一个“有记忆的票据交易所”。这就是M成为有影响力的人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影响力的人就像金钱或区块链。它是信息的记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每个人都认为它会起作用。

  这种描述甚至模型都很简单,但将其纳入完整的一般均衡模型是极其困难的。它仍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领域,这极大地妨碍了政策制定者,迫使他们依赖直觉和猜测,希望未来不再如此。

  5.政治和经济学

  在讨论发展政策时,我一直在强调经济理论和实证经济学的作用,简言之,就是要花力气开展专业、科学的分析。很多发展中经济体做不到这一点,从而难以摆脱困境。但是,将科学分析与政治现实相结合并不总是那么容易。也许是因为我突然从学术界转到政策制定领域,所以我不得不关注一个人与政治以及政治家打交道的重要性。2009年底,当我从康奈尔大学转入印度政府工作时,我很快意识到了来自理论经济学的对策与政治约束之间的潜在冲突。人们很快就会明白,当一个政客对经济学家说“你太擅长理论了”,这意味着强烈的批评。

  我曾谈及我履职时与总理及其顾问会面的首次会议(Basu,2015),当时我们讨论了如何控制已经两位数上涨的食品价格。我详细谈到了改变印度储备粮的投放方式,以最大程度地平抑粮食价格。我基本上是从古诺均衡的逻辑中吸取了一些政策教训。我很高兴建议最终被采纳了。现在看来,这既得益于古诺的出色理论,也要归功于我没有说出“古诺”或“均衡”这两个词。

  从阿瑟·刘易斯担任加纳政府首席经济顾问的经历中,人们不难看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理念与政治约束之间的结合点。他是受该国第一任总理兼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之邀担任这一职务的。联合国和美国曾试图阻止,理由是刘易斯“不太同情世界银行”(Tignor,2006,第147页)。也有人担心,如英国政府官员斯奈林(A.W.Snelling)就表示,“刘易斯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一个温和派”(Tignor,2006,第148页)。

  刘易斯的任期一开始非常顺利,恩克鲁玛本人对刘易斯带领加纳经济腾飞的前景感到非常兴奋。上任后,刘易斯投入工作,特别是与“第二个五年计划”有关的工作,得到了政府其他人的广泛支持。但很快,刘易斯关于什么是好的经济学的观点与恩克鲁玛对政治约束的坚持之间产生了冲突。对于是否应该对被衣壳甲虫袭击的可可树进行喷洒(请原谅我忘记了是谁站在哪一边)等看似微小的意见分歧,掩饰了更深层次的冲突,即专业经济学家对好的经济学的坚持和政治家对政治上好的东西的固执。

  刘易斯于1958年底离任,他的口袋里装着恩克鲁玛的来信,这封信言辞亲切,但也承认他们不可能一起工作:“您提供给我的建议,尽管听起来可能是合理的,但基本上是从经济角度考虑的,而且我已经多次告诉您,由于我是政治家,所以我不能总是听从这些建议。我必须要搏一下未来。”(恩克鲁玛1958年12月18日写给刘易斯,转引自Tignor,2006,第173页)

  6.利益和思想

  在我从学术界转到印度政府工作几个月后,一位记者问我从这个转变中学到了什么?对于这样的问题,我有一个特别的答案。读者可能会想起凯恩斯对思想力量的观察,他在结语中写道:“我确信,和思想的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被过分夸大了。”

  作为一名学者,我喜欢观察,但不相信观察,所以我将凯恩斯的观点视为一个教授的自言自语。直到我加入印度政府,并参加了与部长和官员们没完没了的会议后,我才对凯恩斯的观点深信不疑。

 思想扮演着无比重要的角色,那些从事思想工作的人负有特殊的责任。因此,我认为这次会议和这本文集不仅是一种知识上的贡献,也是世界银行这类组织应尽之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根据2016年6月8日在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举行的“经济学的现状,世界的现状”会议上的开场白整理而成。会议论文集The State of Economics,the State of the World已于近期出版。感谢Alaka Basu、Oliver Masetti、Claudia Paz Sepulveda和David Rosenblatt的评论与建议。

  ①参见La Nauze(1953)。

  ②参见Hicks(1939)、Samuelson(1947)、Arrow and Debreu(1954)以及Mckenzie(1959)。

  ③这一点,加上现代增长理论的兴起(Arrow,1962;Lucas,1988;Romer,1994;Ray,1998;Aghion and Howitt,2009),让我们对经济学的发展进程和发展政策有了深刻的认识。这在几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④有关经济理论的优势和弱势的最佳论述之一,请参阅Rubinstein(2006)。

  ⑤参见Arrow(1963)、Akerlof(1970)、Stiglitz(1975)以及Stiglitz and Weiss(1981)。

  ⑥该引文以及因果关系的论点比这些简短的评论更为复杂,取材于Basu(2014)。

  ⑦关于如何用经济理论分析金融和金融危机中一个引人注目问题的简明例子:人们广泛注意到的感染现象,即一个经济体似乎与另一个经济体毫无联系,但却使其感染了金融恐慌,参见Morris and Shin(1998)。

  ⑧参见Kahneman(2000)、Thaler and Sunstein(2008)、Hoff and Stiglitz(2016)。

  ⑨有一篇非常有趣的论文对这一点进行了尝试,请参阅Hoff and Stiglitz(2016)。在早一些的文献中,Gintis(2009,第10章)提供了一个优美的模型,将人类的社会性和经济均衡的思想整合到一个统一的博弈论框架之中。

  ⑩有关此方面的巧妙分析,请参阅Myerson(2004)。初看似乎很显然是由遵守规范的非理性驱动的行为,可以在更复杂的环境中解释为理性行为。

  (11)Bourguignon(2015)在分析非洲经验时强调了这一领域的重要性。正如他强调的,这不仅仅是学术活动,它与成功的干预政策设计密切相关。

  (12)Green(2016)的短文很好地抓住了这项任务的挑战,该文指出,如果我们想正确地制定经济政策,就必须深入这个领域,并指出这样做是多么困难,因为它既会惹人不快,研究前景也艰险莫测。涉及治理和政治制度的犀利的学术研究仍然相对较少,请参见Dixit(2009)以及Acemoglu and Robinson(2012)。

  (13)虽然我在这里用腐败的例子来说明对多学科的需求,但在当今世界的纷争和冲突中,这种需求是非常普遍的。中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单纯用经济指数——从GDP到贫困程度,再到各种衡量不平等和两极分化的指标——来解释那里发生的一切是很困难的。正如Devarajan and Mottaghi(2016)指出的,从本质上讲,正在发生的事情是社会契约的瓦解,就像管道系统一样,当它运行良好时,人们不会注意到它,但它始终很重要。我们可以进一步研究那些似乎正面临着经济问题的领域,例如减轻贫困和不平等现象,这是世界银行工作的核心。依赖市场力量和自然的经济增长就足够了吗?对于在这方面最成功的巴西等国进行的细致的计量经济研究表明,我们必须超越这些。例如,Ferreira、Ravallion and Leite(2010)发现的确凿证据表明,联邦政府改变社会保障制度和扩大社会救助支出至关重要。而事实上,这是基于1988年的宪法而发生的。

  (14)我在最近的一本书(Basu,2015)中对此进行了讨论,我也认为有必要在新兴经济体中进行更多的实验性政策干预,这将使它们能够收集自己的数据,并利用这些数据制定更有针对性、更具体的政策。

  (15)Calvo(1996)提出了这方面的一些基本问题。


作者简介:Kaushik Basu,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和国际研究Carl Marks讲席教授,写作本文时作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之职,作者还曾任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比较》编辑室曾编辑出版他的著作《政策制定的艺术》《信念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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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1月26日 0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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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经济困难时期更需坚持经贸合作大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