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 理论研究

费孝通探索中国城乡关系“相互成就”的致思逻辑

沈华

2021年04月01日 03:27

李金铮
《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费孝通是同时代中对城乡关系研究最具影响力的学者。如果说学界对费孝通所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比较熟悉,那么对“相成相克”则比较陌生,更缺乏具有学术意义的专门研究。时至今日,距离费孝通当年的调查、研究和阐释已经过去七八十年了,但中国城乡关系的问题并没有消逝,“相成相克”的内在张力依然延续。如何处理好城乡关系,如何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依然是中国社会经济建设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我们既要关注现实,也要追溯历史,建立现实与历史的连续性,尤其要挖掘历史上曾经产生的思想智慧,和现实思考紧密联系起来。在此意义上,加强对费孝通的“相成相克”说的研究和阐释,对今天的城乡建设一定会有所启迪。


  18世纪以来西方学界对城乡关系如何才能实现良性发展,提出过一些不同的看法。亚当·斯密认为,农业是工业原料的来源,都市财富的增长要按照乡村耕作及改良事业发展比例而增长。杜能认为,以工农产品互换为基础,城乡间产业要合理分工布局。马克思认为,要消灭城乡差别,必须统筹城乡产业,将大工业在全国尽可能平衡地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分离的条件。以上学说反映了欧洲地区的情况。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界,主要是根据中国城乡关系的历史和现实提出看法,与上述西方学界所提出的学说并无明显的借鉴关系。


  基于中国近代城乡对立的认识,费孝通等大多数学者都是以此角度来提出解决之道的。费孝通呼吁:“我们决不能让这悲剧再演下去。这是一切经济建设首先要解决的前提。”“我们必须从速恢复城乡之间的循环关系”,“最后的目标是重建城乡的有机循环体,互相有利的配合。”换句话说,就是达到城乡关系的“相成”。在都市与乡村之间,费孝通强调二者“至少是有同样的重要”。他还提出“城乡互补”论,认为工业品和原材料、粮食之间不断地交换的城乡贸易类型,将会提高双方的生活水平。因此,要提高中国人的生活标准,加强城乡经济联系具有头等的重要性。费孝通还强调,要从都市入手进行研究,认为乡村社会的变迁常策源于都市,要明了乡村社会的变迁,不能不从变迁的源头都市入手。若把天津、上海、汉口、广州等都市撇开不论,要明了中国乡村变迁的原因和趋势是无从说起的,只有从都市入手研究中国社会变迁,才能解释乡村中所发生的现象,而且可以推测将来可能发生的结果。


  不过,费孝通从城市角度所提的改革意见是很少的。他的主要建议,是把都市变成一个生产基地,改变都市对农村的索取和不断“吸血”的状况。“最急的也许是怎样把传统的市镇变质,从消费集团成为生产社区,使市镇的居民能在地租和利息之外找到更合理,更稳定的收入。这样才容易使他们放弃那些传统的收入。”为此,他建议地主进城,地主掌握着农业生产的赢余,可以把这笔游资用于工业生产。只要他们在城市里得到了谋生的职业或是投资的机会,即使没有“重重困难”迫使他们出卖土地,他们也不会留恋于已不一定收得到租的土地。关键不是地主们愿意不愿意放弃土地,而是他们怎样转变为生产者。现实尚未提供实现这一途径的条件,因为当时中国民族工业的萧条使得地主不易在土地之外找到一个稳定的经济基础,“结果他们的收入还是直接间接的取之于农民”,实现都市工业化、将都市变为生产基地是非常困难的。


  相比之下,费孝通主要是站在乡村立场,对乡村经济的发展道路提出自己的意见。乡村经济的主体是农业和手工业,费孝通正是从这两个领域进行阐论的。农业发展有多种途径,最重要的是土地和产量。不过,在费孝通看来,这两个方面目前或短时期还没有解决的可能,也就是说他基本否定了从农业上想办法的思路。


  首先,土地问题难以解决。以往对土地问题的解决有三种方案,但费孝通均不持肯定态度。


  其一,土地分配关系的改革。倾向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认为,土地改革是解决中国乡村乃至整个经济问题的核心,这也是中共领导的革命所进行着的实践。费孝通曾被批评保守,反对土地改革。其实,他并不反对土地改革,也认为土地平均分配是合理的,如果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不需要交付租息,将使他们提高福利,保持最低的“不饥不寒”的水准。只是费孝通认为土地改革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土地改革之后农民的平均耕作面积不能增加,不会减轻人口对农业资源的压力。从经营着眼,必须扩大农场规模,但要想扩大农场规模,重要的不是土地分配,而是人口和耕地的比例,是农业人口怎样能减少的问题,分配远没有技术及组织重要。


  其二,扩张耕地面积。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尚有大量荒地没有开垦,仍有增大耕地面积的空间。费孝通对此没有太多论证,但他认为东北和西北地区的开发仍不确定,前景并不乐观。


  其三,发展都市工业,吸收农村人口。费孝通认为兴办都市工业是必要的,英国、美国都通过都市工业的发展成功地减少了农村人口。但他仅是从理论上赞成都市工业化。费孝通实际上认为,都市工业化在当时的中国已经是一条很难走得通的路,由于在经济和政治上处于次殖民地的地位,中国还没有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的条件。


  更为重要的是,费孝通认为,近代以来中国都市的发展是克乡村的,城市工业引发了乡村手工业的衰败并导致了农民生活的贫困。正是在此基础上,他说,“我并不反对都市化,但是如果都市化会引起乡土的贫乏,不论是物质的或人才的,我总觉得并不是一个健全的趋势。”这一看法表明,与其说费孝通较少从城市角度考虑城乡相克的解决之道,还不如说他本来就认为从都市出发的角度就是有问题的,城乡相克的解决必须从乡村经济的发展入手。


  其次,提高农业产量也无太大空间。费孝通曾向农业专家请教,如果我们利用一切科学所给我们的知识,像选种、除虫、加肥等,土地生产能增加多少?有的认为不过20%,最高的估计可能达到100%。但即使做到加倍的程度,可以增加的限度还是很低。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再期望单靠农业就能拯救中国,并使人民的生活水准大大提高。”其中的道理并不难理解。农业受限于土壤、工具和技术的限制很大,要想跨越式提高产量是非常困难的。


  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费孝通认为,只有从乡村工业着手才能解决城乡相克的问题,最终“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的措施。”这与费孝通认为手工业衰退为城乡相克论的核心的理论互为呼应。他从传统经营方式中看到复兴的希望。


  费孝通复兴乡村工业的主张,曾受到英国人、燕京大学经济系教授戴乐仁的启发。他在1933年发表的《我们在农村建设事业中的经验》里讲道:“我记得几年前燕大教授泰娄氏就在中国评论报上发生提倡农村小规模的副业。从副业入手,非但是增加农场收入的良法,亦是采用机械的平坦大道。”费孝通并非反对都市工业化,而是认为在当时条件下难以实现。他主要从三个方面对乡村工业进行了“辩护”。


  第一,不否认手工业与机器工业相比存在着巨大弱势,但现实却不容许放弃手工业。费孝通认为:残酷的现实使我们最关心的,不是两三代或更长时间才能兑现的大规模机器工业的诺言,不是都市工业效率高或乡土工业效率高,不是工业的理想型或最有效的工业组织,而是过去几十年来和现在继续发生的手工业崩溃所引起的失业现象,以及由此导致农民生活的贫困。不是为了追求工业的充分现代化而让80%的农民收入减少,而是如何迁就现实并用最可能实行的有效方式谋求农民收入的增加,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因此,在过渡时期仍要发展乡村工业,“中国的经济条件拉着我,插不起翅膀飞向‘前进’,如果这是落后,落后的不是我的选择(谁不想一转眼中国就有美国那样多的工厂),而是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这片这样多人耕种得这样久的古老的土地。”显然,这是颇为无奈的选择。


  第二,工业尤其是轻工业不一定要集中于都市,也可以分散于乡村。费孝通从更深层次的区位角度,对都市工业化论者进行驳斥。譬如,在原料出产地就可以建立小型轻工业工厂。以丝绸业而论,小型工厂也能制出品质很高的生丝。而且,这种小型工厂还是促进农村技术改革的动力,工农业在技术改进上都可以联系得起来。尤其是从电力和内燃机成为工业的动力后,用电力来推动单位较小的制造机就不必挤在一个工场里面,从而造成了工业由集中而分散的新趋势。在此基础上,就可以在农村兴办小工业,只有农村容不下的工业才在都市中发展。进一步言之,在一件工业品的制造过程中,有些部分可以由手工来做,有些部分由机器来做。把那些不一定要机器做的保留在农家,而把须机器做的集中到小型工厂,则出品的质地不因部分的手工制造而不易改良。以上所说的是制造过程中纵的分段,把那些不必需要机器的部分留给手工业,借以利用乡村多余的劳力。制造过程横的方面,也能分成不同部门分别在小型工厂中进行。“若我们把制造过程拆断了,其中有不少部分是不需要大机器的,都可以分配到用电力推动的小型工厂或用体力的家庭工场中去制造,结果,以前乡村工业在技术上所受的限制就破除了。”


  第三,乡村工业也可以是机器工业。费孝通认为,将乡村工业仅仅理解为传统的手工业、副业是一种误解,乡村工业不能等同于“手工业”,它可以是手工的,也可以是机器的,可以是家庭性的,也可以是工厂性的。真正有前途的乡村工业,并不是那种纯粹以体力作为动力的生产方式,也不是每家或每个作坊各自为政的生产方法。“除非乡村工业在技术上和在组织上变了质,它才能存在,才能立足在战后的新世界里。”也就是说,要想发展乡村工业,必须提高生产技术和改进生产组织。


  所谓提高生产技术,就是将生产工具和生产方法趋于机器化。费孝通认为,必须使乡村工业在技术上逐渐现代化,脱离纯粹的手工和人力基础。有多少可用的机器就用多少,有多少可以引进的现代知识就引进多少。所谓改进生产组织,即提倡乡村工业合作社组织,这是费孝通更为关注的。他以养蚕制丝为例指出,单靠技术的改进还有不足,一定须有一个适当的社会制度。新制度的原则是很简单的,就是要使每个参加工作的人,都能得到最公平的报酬。同时在经济活动上,能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营业丝厂相竞争而不致失败。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在经济组织中提倡合作原则。有了这样一个协调组织,散布在各个村庄的制造中心就可以只承担机器生产的一部分,或只承担制造过程中的特定环节,然后把产品汇合在一个大的中心工厂里组装。由此,“大规模生产的优越性在人口不用向城市中心带集中的同时保存了下来”。


  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在吴江县进行了丝织业的成功实验,在开玄弓村成立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规定一切生产器具由参加工作的农民所有,一切管理及行政的权力由合作员掌握,一切利益由合作员平均分配。费孝通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在合作社工作的人,其态度与营业丝厂的工人不同。她们的工作是为了自己,愈努力愈满足,不会发生罢工的风潮。如果说“一切营业丝厂非每年能获到利益,就不能维持,因为股东的目的,并不在给工人们工作的机会,而在股息的收入。资本主义愈发达的地方,资本向高利的流动率愈大。所以企业家一定要使他的工厂能维持一定高度的利率,不然立刻会有倒闭的危险。”而合作社则不然,其目的大部分在维持工作的机会,合作社的维持是建筑在每人生活的实际利益上,而营业丝厂则建筑在股东的息上,两者相去自然甚远。可以说,开玄弓蚕丝合作生产的成功是费孝通提倡发展乡村工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来源,也是特别有力的佐证。


  还值得注意的是,费孝通从费达生的乡村工业工作中发现了城市人才回乡建设的转机。他曾针对都市对乡村精英的吸附及其影响,提出“有专长的人才退回到乡间去”的建议,非常羡慕英国乡村有“从都市里退休回去的医生、公务员、学者和富于服务心的太太们”。但难题是如何才能使人才下乡,以往乡村里缺乏可以应用现代知识的事业,人才是无法回去的。他认为,在种种能应用现代知识的事业中,最基本的生产事业就是乡村工业。费达生并不是一个人在江南乡村开展丝织业改良,而是她所在的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推广部有几百个女知识青年到乡里服务,费孝通认为这是现代技术与农民之间“最适当的桥梁”,是“一个极正确的道路”。为此,他还对一些知识分子偏重文字教育、卫生教育而不能直接增加农民收入的乡村建设实验提出质疑。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原题《“相成相克”: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费孝通的城乡关系论》,《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张征/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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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4月01日 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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