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研究 理论研究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社会认同考量

沈华

2018年12月14日 08:52

李吉和/张姣蓉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认同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威廉•詹姆斯和弗洛伊德•西格蒙德提出的,其基本含义是:认为一致、相同;认为彼此是同类,具有亲近感或可归属的愿望;赞同。泰菲尔将社会认同定义为:“个体认识到他(或她)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①特纳认为,个体通过社会分类把群体分为内群体和外群体,并通过自我归类将自己归于某一群体②。社会认同理论的基本逻辑是:“人的自我价值观部分源自其群体资格以及对我群体的积极评价,而对我群体的评价则基于和其他群体的比较。”③这即是说,个体通过对内化机制和内外群体的积极比较,进而对自己所属的群体产生认同,并产生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社会认同对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工作和与城市居民的交往互动过程中,必然会感知到城乡的差别以及自己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差距。基于这些差别及差距,他们会对自己的身份和情感归属等产生认知,进而产生身份认同和对城市的认同与归属;另一方面,如果流动人口对城市社会产生认同,他们对城市的情感归属也就相对较高,也就更有利于他们的城市融入。因此可以说,社会认同不仅仅是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测量指标,也对城市融入具有重要影响。

   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人口在全国流动尤其是流入中、东部地区城市已成为常态。2016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2亿人,其中,本地农民工1.12亿人,外出农民工1.69亿人,外出农民工中,进城农民工1.36亿人④。在这支农民工流动人口大军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占了十分之一左右。

   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要把着力点放在社区,推动建立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注重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坚决纠正和杜绝歧视或变相歧视少数民族群众、伤害民族感情的言行,引导流入城市的少数民族群众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和城市管理规定,让城市更好接纳少数民族群众,让少数民族群众更好融入城市。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又进一步强调,要“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认同并融入城市社会,是建立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重要途径之一。

   回族、撒拉族等穆斯林民族历史上就善于经商,改革开放政策为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促使大量穆斯林流动人口纷纷进入中东部地区城市。但是,由于穆斯林流动人口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与中东部地区城市居民存在较大差异,他们虽然进入了城市,但在内心深处是否完成了认同的转换,可以从一些指标要素中体现出来,如对城市生活及城市居民的评价,对所在城市发展的关注程度,适应城市生活并融入城市社会的意愿等。

   本文在对中、东部地区的武汉、广州、杭州、宁波4城市936份穆斯林流动人口问卷调查基础上,又对武汉市、杭州市穆斯林流动人口居住、经营场所周围的186位汉族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主要从对城市生活、居民认同、自我身份转换程度、城市居民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接纳度,来考察回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融入中的社会认同问题。

   调查主要采用偶遇抽样和滚雪球方法。所调查的4城市穆斯林流动人口中,男性占77.65%,女性占22.35%;年龄18岁以下占7.5%,19-30岁占53.6%,31-45岁占28.7%,46岁以上占10.2%;民族类别中,回族占81.5%,撒拉族占11.3%,维吾尔族占3.6%,其他穆斯林民族占3.6%;92.1%穆斯林流动人口来自农村;已婚占全部穆斯林流动人口的77.3%;文化程度上,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穆斯林流动人口占26.2%,小学、初中文化程度占60.9%,高中或中专8.4%,大专以上的4.5%。调查结束后,数据录入SPSS统计软件,对问卷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一、对城市生活高度认同

   城市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标志之一,城市生活相对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乡村生活更为缤纷多彩,更有吸引力。对于大部分来自西北地区的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群众来说,其进入城市的最初动机无疑是为了生存之需。他们在进城之初不可避免面临文化震撼与冲击,但是经过一段时间适应之后,他们面对与农村存在巨大差异的城市生活——优越的物质条件、安全的生活空间、优美的环境、便利的生活条件、良好的教育环境、较高的经济收入等,势必会影响他们对城市社会的认同。

   4城市调查问卷表明,穆斯林流动人口对城市生活“非常喜欢”的占10.1%,“比较喜欢”的占27%,“喜欢”的占43.4%,对城市的喜欢比例达80.5%,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穆斯林流动人口是能够接受城市生活的,并在心理深处有强烈的认同意愿。“不太喜欢”的占15.3%,“非常不喜欢”的占1.8%,“说不清”的占2.4%。对城市生活表示向往和认同主要基于城市良好的生活环境。许多人认为城市“生活环境很好”“买东西方便”“孩子的教育好”等,虽然城市生活也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如“消费高”等,但是这些并不足以影响他们对城市生活的较高评价。

   流动人口认同城市生活,也表现为他们对城市发展的关注度较高。如果流动人口只是关注自身发展,对当地新闻充耳不闻,表明他们还没有把自己作为城市的一员,而只是一个客居者、旁观者,没有长期在城市居住、生活的打算,这样就根本谈不上城市社会认同问题。问卷调查表明,穆斯林流动人口有一多半人对当地新闻是关注的,其中“非常关注”占14.4%,“比较关注”占20.8%,“关注”占19.1%,合计54.3%。根据我们的调查,凡关注当地新闻者,都是进入城市较早、文化程度较高者,来得早,居住时间长,对城市有较深的感情,并且城市发生的事也与自己生活、经营活动息息相关,如治安情况、物价问题等。也有不少不怎么关注当地新闻的,其中“不太关注”的有22.2%、“从不关注”的占21.4%,合计有43.6%不关心当地新闻,另有2.1%的人只“关注与自己有关或对自己有利”的新闻。

   二、对城市居民认可度较高

   流动人口对当地人评价如何、喜不喜欢当地人是流动人口能否在此地长期居留下来并且融入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穆斯林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以后,不可避免地要与城市居民发生互动,他们对城市居民的评价和认可也会影响他们对城市的认同和归属。调查问卷表明,穆斯林流动人口认为城市居民整体素质是比较高的,有57.1%“喜欢”当地人。有32.2%的人表示由于与当地人接触少,所以还不够了解,谈不上喜欢不喜欢。只有10.7%表示不喜欢。总的看来,认同城市居民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

   穆斯林流动人口自我感觉能被当地人包容和接纳。城市居民对来自异地他乡的穆斯林流动人口有什么看法,是否愿意接纳他们成为城市的一员,是否有主观上潜在的排斥意识,主要表现在当地人是否愿意与穆斯林流动人口的交往上。贵阳的调查表明,65.46%的流动人口认为,在日常交往中,感觉当地人尊重自己或很尊重自己;31.6%的认为感觉当地人对自己的态度一般;只有3%的流动人口认为,在日常交往中感觉当地人对自己不尊重或者很不尊重⑦。4城市穆斯林流动人口调查问卷表明,感觉本地人“非常愿意”与穆斯林流动人口交往的有9.2%,“比较愿意”的有23%,“愿意”的有34.6%,即有66.8%的穆斯林流动人口认为本地人愿意与他们交往,这与当地城市居民较高的文化素养、有“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包容精神以及近些年来穆斯林流动人口守法经营有密切的关系。当然也不能忽视,仍有16.5%穆斯林流动人口认为本地居民根本不愿意或不太愿意与他们交往,这可能与部分当地人对外地人或对少数民族存在刻板印象以及彼此之间互相封闭、了解不多有关。

   正是对当地城市居民具有较高认同,所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自己的孩子与城市孩子交往持赞同态度。穆斯林流动人口与当地人虽然有强烈交往的愿望,但因为从业局限性、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交往并不多。一般来说,交往是流动人口城市社会认同并融入的重要条件之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第一代交往有所限制,第二代交往增多,那么能否真正认同并融入城市,更多人把希望寄托在第三代人身上。因此,穆斯林流动人口对自己的孩子与当地孩子交往的态度如何,对其后代实现城市社会认同并融入城市非常重要。调查表明,穆斯林流动人口对待孩子与当地城市孩子的交往,有15.8%表示“非常赞同”,64.1%表示“赞同”,也就是说有79.9%是赞同的;“无所谓、随便孩子”的占16.7%,反对或坚决反对的只占3%和0.3%。他们对孩子交往的赞同,实际上代表了对后代融入未来城市社会的向往。

   三、自我身份未转换为城市人

   人口迁移不只是一个身体移动、社会位置变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主体认同重新形塑、展开多重自我版图的过程。⑧人口在流动的过程中,他们社会生活的场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同质性的、情感性的传统乡土社会进入异质性的、工具性的现代城市社会,他们的身份也将面临一个重新构建和确认的过程。⑨流动人口身份的重新建构和定位,是城市社会认同的重要体现,对实现城市融入有重要影响。穆斯林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面对新的环境,在某些场域中他们便会在无意识中判定“我是谁”的角色属性,进而对自己在现实中的自我身份角色进行判断和感知,即“我的身份是农村人还是城里人,还是农民工或是外地人”。只有当流动人口对流入地有很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只有当他们实现了身份转化,才能够逐渐融入城市社会。

   当然,受各方面条件的制约,这种身份转化虽有所进展但是转换缓慢,有的人甚至终身也实现不了。全国有关城市的调查表明,流动人口仍然固化为农民工或外来者的身份认同,城市人的身份认同度比较低。北京市的调查表明,流动人口认为是城里人的有19.6%,外乡人的55.7%,农民工的13.5%,农村人的11.3%。⑩对昆山市流动人口调查中,51.7%的人认为自己是农村人,20.7%的人认为自己是城里人,另有27.6%的人说不清楚。(11)全国调查表明,52.7%的流动人口认为自己是外地人,44.9%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本地人。(12)由此可见,尽管在外来人口中,有一部分人在其现居住地已经居住了较长的时间,有了稳定的工作和生活,基本实现了经济上的融入,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认同“本地人”的身份,还没有真正实现心理上的融入。

   和全国普遍情况类似,穆斯林流动人口对城市社会身份的认同度也是比较低的,距离完成由农村人身份转换为城市人身份仍有较远的距离。4城市穆斯林流动人口调查问卷表明,41.3%认为自己是农村人,8%认为自己是农民工,40.6%认为自己是外来人口,只有10.1%认为是城市人。由此可见,调查问卷中的绝大多数穆斯林流动人口并未认同自己的城市居民身份。通过访谈也发现,虽然有些流动穆斯林在城市生活经营已经多年,很多方面都已经适应了城市生活,但是他们自己仍然感觉与城市生活有距离,与城里人也不在一个层次上。他们在内心深处总有这样一种观念:“我们只是来城市挣钱的农村人,不管在城市待多久,那也和城里人不一样,最后还是要回农村去的,始终还是农村人。”同时,虽然他们大都来自农村,但是由于调查对象大多为从事拉面和烧烤的流动人口,认为自己与靠打零工、出苦力的农民工还是有差别的,所以他们对“农民工”的身份认同较低,只有8%。许多人认为,“我们比他们(农民工)好一些吧,收入可能比他们高一点”,“我们和他们(不一样),工作不一样,虽然都辛苦,都挣的辛苦钱,但是我们有自己的店面,也还能算是老板吧,他们就是打工的,像那些在工地上打工的那些,比我们辛苦多了。”

   不同年龄段的穆斯林流动人口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没有明显差别。我们以杭州、宁波两城市357份问卷来进行具体分析。问卷调查表明,不论是哪个年龄段的穆斯林流动人口,将自己定位“农村人”的比例都很高,除了31-45岁年龄段是24.8%之外,其他皆在30%以上,尤其是18岁以下更高,有44.4%。而认为自己是“城市人”的比例却很低。具体来看,18岁及以下的穆斯林流动人口中,认为自己是“城市人”的只有11.1%,另外有3.7%认为自己是“农民工”,40.7%认为自己是“外来人”。即使是19-30岁的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人的身份认同比例仍很低,只有7.5%,而把自己认同为外来人口(50.8%)、农村人(32.6%)和农民工(9.1%)的比例很高。31-45岁年龄段应该是在城市居住时间长的群体,对城市生活了解较深,属于较早进入城市的穆斯林流动人口,但其城市身份认同甚至低于18岁以下的人,仅仅有9.7%,但对农村身份认同略低于其他年龄段,只有24.8%,但仍然有一半以上(54.9%)的人认为自己是外来人口。46岁以上年龄段的人城市身份认同也不高(13.3%),仍然认为自己是农村人和外来人口的都是36.7%,认为是农民工的占13.3%,这个年龄段的人曾经有在农村生活的经历,有相当一部分是后来随儿女进城帮忙的,他们对家乡有更深的感情和依恋,很难改变自己的身份认同,有的也不愿意改变。

   流动人口是否愿意在城市居住和生活,是直接反映他们是否适应、融入城市生活的重要指标。如果他们没有长期居住的意愿,就谈不上对城市社会的认同和融入问题。随着家庭化迁移增多,全国流动人口中近一半人有在城市长期居留的意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课题组在北京、四川、广东、陕西、湖北和浙江的调查显示,愿意定居城镇的占54.9%,不愿意定居城镇的占24.2%,有20.9%说不清楚。说明有一半人愿意定居城镇。(13)贵阳的调查中,44.02%流动人口表示将继续留在贵阳,48.15%表示看情况而定,只有7.83%表示不打算继续留在贵阳,也就是说大部分贵阳流动人口要根据发展情况而定。(14)有学者对北京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愿意在北京长期居住的占50.4%,不愿意的占49.6%。(15)

   对4城市穆斯林流动人口的调查问卷结果表明,愿意留下定居的穆斯林流动人口只占21.9%,不愿意的占78.1%。可见穆斯林流动人口过客心理比一般流动人口表现更为突出。对穆斯林流动人口来说,尽管他们喜欢城市生活,但给自己身上贴的是农民的标签,城市社会均等化服务不到位,并且特有的民族身份和文化差异,使他们难以一时从心理上完全认同当地城市。他们认为城市只是用来挣钱的临时栖身之地,缺少认同并融入城市的打算。特别是由于经济能力不足,即使有的人想留在城市,但面对高房价,后代入学教育、就业等问题,心有余而力不足。对中国人来说,没有固定的住所,孩子教育问题没有处理好,漂移的心永远也不能安定下来。所以穆斯林流动人口的城市认同和融入与否,与国家宏观政策息息相关,让他们与城市居民享受同城待遇,为他们提供保障房,免除后顾之忧,是促进融入必不可少的条件。

   四、城市居民的接纳度不高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社会认同不是单方面的,它是一个双向过程,城市居民的态度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社会认同也有影响。

   首先,汉族对穆斯林流动人口交往意愿不强。33%的汉族受调查者表示不愿意与穆斯林交往,原因不外乎对穆斯林流动人口了解不多,有的还存在一定的刻板印象,甚至有偏见和歧视。而30%的受访者表示愿意交往。有37%的人接触不多或者没有打过交道,所以说不清楚。总的来看,由于诸多原因,城市汉族居民对穆斯林流动人口交往意愿不是那么强烈,这需要从各个方面促进穆斯林流动人口与当地汉族居民之间的交往、交流,以增进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理解和包容。

   其次,当地汉族对自己的子女与穆斯林流动人口子女交往态度上不积极。问卷统计结果表明,城市汉族对自己孩子与穆斯林流动人口孩子交往意愿不强,赞同的只有23.8%,远远低于穆斯林流动人口的79.9%;有31.8%表示反对;“无所谓,随便孩子”的占44.4%。对此,政府要从顶层设计上,为民族之间交往、为未来各民族孩子之间相互了解提供必要的制度设计,从而为他们逐步融入城市提供必要的条件。

   最后,穆斯林流动人口未在当地建立起新的社会关系网络。流动人口从传统的乡村社会进入异质性很高的城市社会,最初依赖血缘、乡缘关系是必然的。但在城市长期生存、生活下去,势必要整合当地社会资源,从圈内关系走向圈外关系,这样才有助于适应并融入城市社会。是否有当地朋友以及拥有的朋友多或少,可以反映出穆斯林流动人口在当地重构社会关系的程度。从调查问卷看,在当地有1-5个本地朋友的占19.7%,10.1%的有6-10个朋友,拥有11个以上朋友的只有11.3%。可以说拥有当地朋友的人数很有限,交往的范围狭窄。其中有29.7%的人“没有也不想结交当地朋友”。有的人认为无须广交当地朋友,有困难和问题仰仗家乡亲朋好友足矣。但不可否认的是,有29.2%的穆斯林流动人口虽然没有当地朋友,但很想交往,只是苦于没有机会,尤其是工作中交往的机会很少。说明有相当一部分人存在与当地人交往的愿望,认为“远亲不如近邻,多个朋友多条路”,这对于从事经营餐饮业者来说,更是如此。如果有交往的平台和机会,其与当地人互动的意愿尚强烈。穆斯林流动人口的主要交往对象还是以家人、老乡等同质性群体为主,他们也更愿意和这些农村人来往,因为“有共同语言,能说到一块”,而与城市居民则“没有什么好说的”,“他们也看不起我们”,“所以一般很少和他们交往”。

   五、结语与讨论

   有学者对农民工的社会认同进行了因子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就认同度的绝对值而言,农民工对农村的认同度稍大于对城市的认同度,这说明相比城市而言,农民工更倾向于认同农村,但同时也对城市表示认同,即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具有二重性的特征。(16)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其他流动群体如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一样,具有二重性特征,既认同城市,又固化自己农村及农村人的身份。4城市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一半的穆斯林流动人口将自己定位为农村人。即便很多人已经在城市生活、工作了很多年,但是对于自己的身份,仍然界定为农村人。当然,穆斯林流动人口对“农民身份”的表达并不意味着“农民身份”的实践,他们在城市中会在消费、服饰、生活习惯及思想观念等方面发生一定的变化,这种变化和实践往往就是他们“去农民化”这一符号的具体行动。而且他们在将自我身份认同为农村人的同时,又对城市表现出一定的认同,可以说,他们对乡土的认同和对城市的认同是结合在一起的。

   影响穆斯林流动人口城市认同的因素除了相关制度限制,社会交往对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具有一定的影响。穆斯林流动人口在日常生活中,与老乡、家人等同质群体交往比较频繁,而与本地城市居民的交往则较少。由于长期与老家人这类同质群体交往与互动,更强化了穆斯林流动人口对自己的乡土认同的情感。而在与城市居民的交往互动过程中,他们可以接触学习到更多的现代理念和生活方式,无形中便会消解他们的乡土性的习惯和意识,加深其城市认同的程度。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是由主观选择和当地社会的接受程度共同决定的。既要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社会的认同,也要有城市社会对流动人口的认同,尊重、包容他们的差异和文化。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有保持自己语言、宗教习惯和生活方式自由,但是既然已经离开了原来的居住地,就要逐渐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学习当地社会的语言文化,遵守城市社会的法律制度,认同并融入当地社会生活。同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最终能否认同城市社会,不仅仅取决于流动人口的意愿,更取决于城市社会的态度和行动。因此,城市要通过自觉的行为,消除地域歧视、民族歧视、身份歧视,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机遇。(17)

   注释:

   ①参见张莹瑞、佐斌:《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发展》,《心理科学进展》2006年第3期。

   ②参见郭星华、邢朝国:《社会认同的内在二维图式——以北京市农民工的社会认同研究为例》,《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③方文:《学科制度和社会认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5页。

   ④国家统计局:《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7年4月28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704/t20170428-1489334.html。

   ⑤《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光明日报》2014年9月30日,第1版。

   ⑥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3版。

   ⑦李春霞、陈霏、黄匡时:《融入筑城:中国西部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164页。

   ⑧蓝佩嘉:《跨国灰姑娘: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台北:行人出版社,2008年,第320页。

   ⑨蔡禾、曹志刚:《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及其影响因素》,《中山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⑩沈千帆主编:《北京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4页。

   (11)张肖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昆山市玉山镇调查》,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6年,第144页。

   (12)李培林等:《当代中国城市化及其影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5页。

   (13)白天亮:《人社部劳科所调查显示:过半农民工很想当市民》,2013年4月12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412/c1024-21107653.html。

   (14)李春霞、陈霏、黄匡时:《融入筑城:中国西部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第158-159页。

   (15)沈千帆主编:《北京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第123页。

   (16)郭星华、李飞:《漂泊与寻根:农民工社会认同的二重性》,《人口研究》2009年第2期。

   (17)王建娥:《族际政治:20世纪的理论与实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52页。


作者简介:李吉和,张姣蓉,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李吉和(1963- ),男,河南社旗人,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理论与政策; 张姣蓉(1981- ),女,湖北利川人,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理论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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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14日 0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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