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研究 理论研究

由城入乡:逆城市化的本土实践与理论重构

沈华

2018年12月19日 09:13

沈东
《人口与社会》2018年第2期

一、重新认识“逆城市化”及其价值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然而,在全球各主要国家城市化进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发生过人口的逆城市化实践。对此,各国学者予以了充分关注,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布莱恩•贝利教授(Brian J.L.Berry)提出“逆城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以来,①这一概念迅速风靡全球,成为地理学、人口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的学术热点,逆城市化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学术议题。

   国内学者对“逆城市化”的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这一时期,中国学术界开始大量引进、吸收西方学术界的研究成果,“逆城市化”也伴随这一潮流传入国内。与西方逆城市化研究不同的是,中国的逆城市化研究属于“舶来品”,即最早从事逆城市化研究的学者,大多侧重对西方研究成果的译介与吸收;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持续争议,国内学界开始接受“逆城市化”这一概念;在社会科学本土化的浪潮下,逆城市化又开始转向本土研究,并试图把握逆城市化的现实影响[1]。②

   第一,从主流的城市化研究,到逆城市化研究诉求的产生。③无论是文学、史学、哲学等人文学科,还是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社会科学,抑或是地理学、建筑学、规划学等理工科,城市化研究都占据主导地位,而逆城市化研究大多受制于主流的城市化研究。也就是说,与主流的城市化研究相比,无论是研究成果的数量,还是研究成果的质量,逆城市化都远远不及城市化研究。逆城市化研究仿佛是枝繁叶茂的城市化研究中盛开的一朵奇葩,虽不能对整个城市化研究的主导地位构成威胁,但却为城市化研究增添了多重色彩,从另一个侧面促进了整个学术界的“城市化反思”。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国内学界对城市化的研究偏好,破除了国内学界的“逆城市化”盲点,强化了21世纪的逆城市化现象研究。这种情况,一方面拓展了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促进了国内外学术交流的互动;另一方面,也启发了国内学者的“逆城市化”眼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逆城市化的本土研究。

   第二,从真伪难辨的争议,到逆城市化研究主题的奠定。作为一个“舶来品”的逆城市化研究,从传入中国之日起,就伴随着激烈的争议。这些争议集中在有没有逆城市化[2]?逆城市化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真实的,还是伪逆城市化[3]?是短暂的,还是持久的[4]?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些问题就一直困扰着当代中国城市化理论与实践研究,给研究者们带来了不小的困惑。然而,争议的存在,不仅没有阻碍逆城市化研究的前进步伐,反而从侧面为逆城市化研究的深入提供了动力。因为关于“逆城市化”真伪难辨的争议,本身就作为逆城市化研究的“元问题”而存在。对这些“元问题”的不同回答,构成了不同学科、不同视角下逆城市化的多元图景,从根本上拓展了逆城市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第三,从西方学术话语的支配,到逆城市化本土研究的转向。逆城市化是西方学者首先提出的,之后,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分析城乡人口迁移的重要学术概念。自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将其介绍到中国以来,“逆城市化”便得到整个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持久关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中国学者,开始运用一种逆城市化的眼光来观察城乡人口迁移的动态演变过程。尽管在早期的研究中,逆城市化受到了西方学术话语的支配。但近年来,中国学者在研究中越来越注重本土视角,开始从本土实践出发来理解当代中国的逆城市化现象。整体上看,逆城市化的本土研究仍然处于零散而破碎的状态。尽管不乏一些针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但由于研究过于具体,从而使研究本身缺少历史关怀,显得单薄而缺乏解释力,使我们难以系统而全面地理解当代中国的逆城市化。

   需要说明的是,“逆城市化”不仅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被混乱使用的概念。不同国家的学者,针对不同的实践,对“逆城市化”进行不同的概念界定。西方各主要国家在“高度城市化”背景下,均不同程度地发生过“环境污染、交通拥挤以及治安混乱”等“城市病”,以及由此而触发的“富人阶层、中产阶级”等“城市人口外流”现象。④国内学者对“逆城市化”的理解要复杂得多,这不仅因为当代中国逆城市化表现出复杂的实践形式,更是由于对国内学者而言,逆城市化是一个“舶来品”,在研究过程中需要处理与西方逆城市化的关系,即在何种语境下来理解当代中国的逆城市化。总体来看,有学者侧重在介绍西方逆城市化现象的同时,来界定“逆城市化”这一概念[5];有学者以西方的逆城市化现象为标杆,来对这一概念进行质疑、批判[2];还有学者受西方逆城市化研究的启发,尝试对当代中国逆城市化进行本土界定[6]。

   中国城市化实践的特殊性,决定了逆城市化实践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本文论述的“逆城市化”,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人口的空间位移,同时还涉及户籍制度层面的身份转换。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本文借鉴政府人口统计时所采用的标准: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国家统计局在发布城市化率时,存在两个不同的统计口径,一是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二是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这两个城市化率从不同层面反映了当代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并且逐渐成为政府、学界以及社会大众分析当代中国城市化水平和质量的重要指标。从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两个维度,对“逆城市化”的外延进行界定:一是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高度重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二是户籍人口层面的“非转农”;三是常住人口层面的农民工“离城返乡”。

   二、政治动员型逆城市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指的是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在中国社会持续进行的大批人口“从城市向农村迁移”的社会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政府部门成立了与之对口的“知青办”,用以负责各项事务。从城乡人口流动的视角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1949年以后国家通过各项制度安排,促使一批城市人口向农村迁移[7]。⑤这种迁移不仅是居住地的转移,还表现为职业的转换以及从市民到农民的角色转型。

   当代中国第一轮逆城市化实践,就是以“政治动员”为实践形式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种类型的逆城市化有着深厚的国际国内背景。从国际上看,1949年以后,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形势,既有英、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也有与苏联社会主义老大哥的决裂,客观上决定了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难以取得持久的外部支持;从国内来看,由于国家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因而导致了“资本排斥劳动”,制约城市工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直接造成了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非同步发展”[8]。这种“非同步发展”的直接表现就是工业化优先,尤其是重工业优先,而城市化滞后。大量的城市人口不能实现在工业部门以及第三产业的就业,而只能向农业部门转移。1968年以后,出于“反修防修”“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意识形态考量,国家更是明确要求大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如果说,“文革”前的上山下乡还具有解决城市就业等经济问题的考虑[9],⑥那么,毛泽东1968年讲话后,⑦上山下乡直接被赋予意识形态的外衣而得到制度性的强制推动。

   第一阶段(1955-1967年)。这一时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表现为一种经济动因基础上的意识形态动员。早在20世纪50年代,国家为了解决城市就业难、升学难等问题,就动员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只不过,与“文革”时期的上山下乡相比,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动员,更多的是基于经济因素的考量,即表现为一种经济动因基础上的意识形态动员。并且这个阶段的政治动员大多尊重知识青年的个体选择,并没有上升到强制性的国家制度层面。作为个体的知识青年,在国家政治动员背景下,可以选择是留在城市,还是“到农村去”。从城乡关系的视角看,这一时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表现为从城市向农村的自由逆向迁移,个体表现为一种自由主动的选择。只不过,个体的自由主动选择,在无形中被国家的意识形态所建构和强化。

   第二阶段(1968-1980年)。这一时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则是一种维护意识形态为目标的国家制度安排。“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扰乱了政府部门的各项工作安排,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一度中断,而且一部分之前到农村去的知识青年返回城市,给本来就已经极度混乱的城市带来了更大的问题。1968年,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⑧这标志着整个上山下乡运动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并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政治意义。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经济动因逐渐淡化,维护意识形态的政治意义不断强化。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逐步由前期的“自由选择”演变为“文革”期间的“政治动员”,个体意愿在这场运动中被完全忽视,国家的意识形态成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主要合法性来源。尽管各种不同的声音自始至终都伴随着这一运动,但直到1980年,这场持续近四分之一世纪的逆城市化实践才被画上了休止符。

   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全过程来看,国家始终扮演着一个强力推动者的角色。一开始,出于解决经济问题的考量,国家通过政治动员,促使一部分知识青年自由地选择到农村去,打开了知识青年逆城市化实践的“思想通道”。“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在防止修正主义意识形态和建立政治新秩序动机的联合作用下[10],国家制定各项制度配合意识形态动员,为知识青年的逆城市化实践疏通了“制度通道”。在前后两个阶段中,国家基于不同的问题考量,采取了相同的“上山下乡”的政策,发动了这场极具“逆城市化”特点的“上山下乡”运动[11]。在制度安排过程中,作为手段而存在的“意识形态”动员逐步演变成为作为目的而存在的“意识形态”维护,以“意识形态”为取向的国家制度安排始终贯穿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全过程。

   从这个角度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终处于“国家—社会—个体”的张力之中,体现为一种“国家中心”的关系性格局。这种“国家中心”,不仅体现为国家对社会与个体的支配作用,而且更加体现为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对社会和个体的吸纳。国家意志为社会发展构建了理想蓝图,并以这张蓝图为标准实现了对个体行为取向的规训。具体来说,国家一方面通过意识形态动员,为城乡社会发展描绘了“消灭城乡差别”的理想蓝图,另一方面则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实施分别对城乡社会和个体行为进行了外在形塑和内在规训,以此凸显制度支配中的“国家中心”。在国家的政治动员下,城乡社会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二元结构”,并在资源分配等方面服从于国家整体的战略定位。同样在国家的政治动员下,个体或主动、或被动、或积极、或消极地遵循国家意志进行逆城市化实践,并且以践行国家意志为基本行为取向。通过价值理念、制度设计以及行动策略三个层面的作用,“国家中心”的制度支配地位得以形成。

   三、政策准入型逆城市化:户籍人口“非转农”

   中国的城乡差异,不仅仅是地域空间的分割,同时也是资源分布的区隔,而且在具有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作用下,城乡社会更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从历史发展来看,无论是经济资源、政治权利、文化认同以及社会权益,城市都优于农村。从现实条件来看,随着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颁布施行,以“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为表征的城乡身份社会逐步建立[12]。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先天不足”,再加上1949年以后“城市优先”的发展战略,直接造成了农村的劣势地位。在这种制度设计下,“农转非”理应成为户籍人口城市化的实践形式。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城乡社会之间,却发生了户籍人口“非转农”的逆城市化实践[13]。⑩这其中,不仅涉及农村籍青年大学毕业生,同时还有“农转非”的新市民群体。

   第一,农村籍青年大学毕业生。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大学的扩招,中国大学毕业生人数逐年攀升,大学生“就业难”逐渐成为一个社会热点问题。在城市就读的农村应届大学毕业生,入学时,将户口迁入城市。毕业后,当其在城市没有找到工作,或者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时,部分毕业生便将户口迁回农村[14]。农村籍大学毕业生的“非转农”,从个体层面看,是青年大学生基于自身规划的主动选择;从社会层面看,则是“城市性”不足,城市社会难以解决青年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结果;从国家层面看,则是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城乡社会要素均衡流动的重要手段。“非转农”的逆城市化实践,在国家政策、城乡社会以及个体选择的结构性作用下,在部分地区得以成为现实。也就是说,农村籍青年大学毕业生的“非转农”,不仅伴随着国家就业分配制度改革,同时也是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城乡社会发展一体化的结果。

   第二,“农转非”的新市民群体。过去实现“农转非”,不仅是个人身份的象征,同时也是社会经济地位提升的表现,在实际操作中,竞争激烈且指标有限。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农业户口在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以及集体收益分配权等方面表现出相对的比较优势,再加上城市对“农转非”的新市民群体在就业、医疗以及教育等公共服务上的排斥,“农转非”的新市民群体并没有享受到城市化进程中等值的“市民权”,反而因为“农转非”而错失了分享农村改革发展的成果。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实现“农转非”的新市民群体,开始向政府提出进行“非转农”的政策诉求,重新回到农村,做回农民。“非转农”的诉求,在浙江、安徽、湖南等地得到地方政府户籍政策的“选择性准入”,成为一种社会事实。从“农转非”的城市化,到“非转农”的逆城市化,新市民群体的身份转化需要国家政策和农村社会的双重确认。

   两种不同类型的非农业户籍人口,都是基于自身意愿而进行的“非转农”。但在这两种不同类型的“非转农”背后,国家、社会以及个体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简言之,对于农村籍青年大学毕业生“非转农”,国家不仅从制度设计层面保证,而且还协调地方政府、农村社会以及个体家庭之间的利益关系,为青年大学毕业生“非转农”畅通渠道[15]。(11)对于实现“农转非”的新市民群体而言,则设置了合理的“村民”资格准入门槛,以农村社会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规范“非转农”审批程序。

   城市化进程中,户籍人口“农转非”服从于宏观城市化的整体目标定位,在具体操作中,人们或主动或被动或积极或消极地进行着身份转换。而户籍人口“非转农”,从表面上看,与国家“户籍人口城市化”的目标设定相背离,但在实际操作中,也“选择性”地得到了户籍政策的确认。这其中,户籍人口“非转农”,正是由于之前单向度的“农转非”所造成的,是为了弥补个体利益相对受损而做出的政策准入。“农转非”造成的利益相对受损,使一部分人存在“非转农”的政策诉求,试图通过“非转农”的身份转换,增强城市化的获得感与体验感。城市化进程中,单向度“农转非”造成的利益相对受损,引发了“国家—社会—个体”三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与紧张关系。国家通过“非转农”的户籍政策准入,实现了“国家—社会—个体”的利益调整与关系重构,促进三者间的结构性再平衡。

   可以说,“非转农”的诉求与实践,同样处于“国家—社会—个体”的结构性作用之中,并展现出“社会转型”的关系性格局。这种“社会转型”体现为以农村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向现代城市国家的转型,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价值理念、制度设计以及行动策略等方面的转型。处于“社会转型”中的国家与个体,在制度设计和行为选择层面完全服从“社会”的需要,并通过制度调整与个体行为来配合“社会转型”。进一步说,为了推进城市化的社会转型,国家在制度设计层面松动了城乡二元结构,通过户籍政策改革,促进城市化水平和质量的提升。在城乡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单向度的“农转非”不仅不足以满足个体的利益诉求,而且还造成了个体的利益受损,“非转农”的逆城市化不是阻碍了社会转型,而是缓解了社会转型中的矛盾与冲突,展现出政策准入型逆城市化实践的“社会转型”逻辑。

   四、理性选择型逆城市化:农民工“离城返乡”

   城市化,不仅是农村城市化、农业工业化,同时也是农民进入城市,实现非农就业,进行“市民化”角色转型的过程。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原先被严格限制在农村地域空间范围内的农民,开始大规模、长时段地进入城市,谋求非农就业。作为一个概念的“农民工”,逐渐被政府、学术界以及社会大众所接受。但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鼓励和引导因金融危机而返乡的农民工,不仅成为政府和社会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同时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从实际操作来看,农民工基于国家政策、社会支持以及理性选择,有部分“离城返乡”,开始了新一轮逆城市化实践[16]。

   第一,返乡养老。1978年以后,随着土地、户籍以及财税等城乡二元结构的逐步松动,大批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实现非农就业,“农民工”一词最早也是从那时开始流行起来的,农民工也逐渐成为一个得到社会各界关注的弱势群体。时至今日,老一代农民工在将自己的青春岁月贡献给城市化建设的同时,当代中国的城市社会却并没有在制度设计、公共服务以及情感认同等方面接纳年老力衰的农民工。每逢年底,全国各地便会出现大规模的农民工返乡现象。也就是说,当老一代农民工不能对城市化建设做出贡献之时,便只能“返乡养老”。对于以“返乡养老”为目标的农民工而言,理性选择的核心是基于对个体生命周期的判断。当其认为自身所处的生命周期难以适应城市的工作,或者城市工作收益不足以满足自身的劳动力再生产之时,便会发生以“养老”为实践取向的“离城返乡”。在这种情况下,理性选择之“理性”便以“返乡养老”的形式表达出来。

   第二,返乡就业。非农就业是农民工进城的首要目标。对于农民工而言,城市经济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这些就业岗位成为农民工进城的前提条件。同理,对于“离城返乡”的农民工而言,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城市的就业发生危机,或者说农村的就业收益优于城市,农民工基于个体的理性判断后,主动“返乡就业”。当代中国,随着西部大开发、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新型城镇化等一系列国家战略的实施,广大农村地区产生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这些都构成了农民工“返乡就业”的多元支持网络。而且,个体的“返乡就业”,不仅可以避免城市失业危机所带来的风险,同时还有利于解决农村“三留守”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对于农民工而言,即使在城市就业的收入较高,但是,因进城而遗留在农村的其他一系列问题,则是个人的高收入所不能解决的。在一定条件下,这些问题反而会进一步制约农民工的城市就业。换一个角度来看,尽管“返乡就业”不一定是一种经济理性行为,但是,却是一种“最优”的社会理性行为。在这里,理性选择之“理性”,便以“返乡就业”的形式呈现出来。

   第三,返乡创业。农民进城务工,在增加个体收入的同时,也提高了就业技能,积累了工作经验,扩大了职业人脉。当城市就业发生危机,或者说农民工感觉城市就业满足不了对现实的生活预期,便可以积累资金、技术以及经验,返乡创业。在这种情况下,“返乡创业”不仅是个体农民工的理性选择,同时也受到政府的积极鼓励和社会的多元支持。中央、地方两级政府不仅从制度上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同时也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为农民工创业提供政策支持。农村社会也期望返乡农民工的创业能够进一步带动农村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农民工的创业实践,并不完全是城市就业危机下的被动选择,同时也可以是个体施展抱负的主动作为。对于“返乡创业”的农民工而言,“返乡”只是他们的手段,而“创业”才是他们的目的,只有手段与目的达到一致时,“离城返乡”的逆城市化实践才会达成。在这里,理性选择之“理性”,便以“返乡创业”的形式呈现出来。

   对于农民工“离城返乡”的逆城市化实践而言,理性行为选择之“理性”,不仅仅表现为以“利益最大化”为核心的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同时也更多地表现为以“满意原则”为核心的社会理性。从理性选择角度来看,城市就业危机造成的农民工就业困难,只是“离城返乡”的逻辑起点。在农村经济社会取得长足发展的大背景下,在数以亿计的进城农民工不再为“温饱”问题而担忧的同时,依然发生长时段、大规模的“离城返乡”,背后蕴藏着多重社会因素。个体农民工的“离城返乡”,是国家结构性的宏观制度安排,其发生演化受到了城乡社会“推拉”的作用力。无论是从目标定位、制度安排还是路径选择、行为取向上看,当代中国农民工“离城返乡”的逆城市化实践,是国家、社会以及个体三者相互勾连的过程,是三者之间不断磨合、趋于一致的过程。

   无论哪一种理性行为选择,背后都是“国家—社会—个体”三者综合作用的结果,体现为一种“个体赋权”(12)的关系性格局。这种个体赋权,不仅表现为国家制度和社会发展对个体城乡迁移权利的赋予、尊重与保护,而且成为理性行为得以发生的重要前提。也就是说,个体赋权成为一种自变量,影响了国家的制度设计和城乡社会发展,进而成为“生存理性、经济理性以及社会理性”等理性选择型逆城市化的核心要素。换句话说,尽管农民工的理性行为实践受到国家制度设计和城乡社会发展的外在作用,但是,最终决定这一行为发生的,是农民工个体,并受到国家制度和社会发展的尊重与保护。在个体赋权的作用下,国家的制度设计与城乡社会发展,只是作为一种外在影响因素而存在,并不足以决定农民工逆城市化实践的发生。因为,在相同的国家制度和城乡社会的作用下,农民工既可以选择“离城返乡”,也可以选择“进城务工”,并且“进城务工”占据着主流位置。农民工“离城返乡”,展现出理性选择型逆城市化中“个体赋权”的实践逻辑。

   五、中国逆城市化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重构

   “逆城市化”是美国经济地理学家布莱恩•贝利(Brian Berry)教授1976年提出的,用以解释20世纪70年代美国“高度城市化”背景下,“城市病”触发的“富人阶层、中产阶级”向郊区以及农村迁移的现象。本文面向“本土实践”,立足于城市化进程中人口“从城市向农村迁移”这一社会事实,重新界定“逆城市化”的内涵与外延,实现中国逆城市化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重构。当代中国发生过三次具有明显区分度的逆城市化实践。其中,既有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实践形式的“政治动员型逆城市化”,也有以户籍人口“非转农”为实践形式的“政策准入型逆城市化”,更有21世纪以来农民工“离城返乡”为实践形式的“理性选择型逆城市化”。在长时段、大规模的逆城市化实践过程中,国家、社会以及个体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呈现出不同的面相,以不同的姿态介入到逆城市化当中去,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主流城市化进程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参见表1)。

    

   从时间节点上看,20世纪50年代、20世纪90年代再到21世纪以来,中国发生了三轮逆城市化实践。这三轮逆城市化不仅是时间意义上的先后关系,同时也是实践层面上的继承延续关系。三轮逆城市化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不同时段的逆城市化却隐藏着相同的内在作用力。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以来,当代中国逆城市化都是一个国家、社会以及个体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勾连的过程。国家通过制度设计与政策制定,达到城市人口向农村迁移的目标。个体或服从或反抗或积极或消极,最后都进行着以国家意志为取向的人口逆城市化实践。社会则从20世纪50年代的国家控制,到90年代的日渐发育,再到21世纪以来的转型发展,其崛起的态势部分消解了国家的意识形态权威,赋予个体自由理性选择权,这直接促使社会样态从“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的转型。

   从发生机制看,从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动员,到20世纪90年代的政策准入,再到21世纪以来的理性选择,这一过程反映的是在逆城市化实践过程中,国家权力干预逐渐减弱,社会政策调节日渐增强,个体理性选择能力逐步凸显。在不同历史时期,国家、社会以及个体的力量分布、作用大小以及表现形式不一,因而逆城市化实践的发生机制也不一样。也就是说,不同类型的逆城市化实践,蕴藏着不同的发生机制;不同的发生机制,表征着国家、社会以及个体的互动博弈,折射出国家、社会以及个体三者的结构性特征。从内在规定性角度看,政治动员属于“强度”规定性[17],(13)政策准入属于“中度”规定性,而理性选择则是一种“弱度”规定性。1949年以后,中国逆城市化呈现出“强度—中度—弱度”的历史演变过程,分别表现出“国家中心—社会转型—个体赋权”的实践逻辑。从社会群体看,“知识青年”这一社会群体已经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结束而终结,即使今天我们仍然在一定的语境下使用“知识青年”这一概念,其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作为逆城市化主体的知识青年已经成为历史。“户籍人口”这一社会群体受到了户籍政策的作用,成为“非转农”的逆城市化主体。“农民工”这一社会群体的产生,受到了二元户籍政策的作用,其进城或者返乡行为选择的发生,是个体理性选择的结果。城市化进程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户籍人口非转农以及农民工离城返乡并不是一种先验性存在,而是一种城市化进程中的“未预期后果”。这种“未预期后果”是特定的社会群体在特定的时间节点,受到了特定发生机制的作用而产生的。同时,这种“未预期后果”对“城市化”这一“有意图行为”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从城市化影响来看,不同类型的逆城市化实践,对主流城市化战略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国家在消灭城乡差别的认知下,通过政治动员而发动的人口逆城市化实践;户籍人口非转农是国家为了回应农转非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18],(14)通过政策准入而确认的逆城市化实践;农民工离城返乡是国家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既定战略下,通过理性选择而生成的逆城市化实践。从时间维度看,政府对城市化的认识不断深化,相关的制度设计不断调整,具体的城市化路径不断完善。从空间维度看,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政府总是基于既定的目标,不遗余力地多元提升城市化水平与质量。总体而言,城市化进程中的逆城市化,以不妨碍整体的城市化为前提,以作为城市化的配套战略而存在。一旦城市化受到阻碍,逆城市化便会转轨成为城市化。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政治动员型逆城市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恰恰阻碍了城市化进程,甚至以一种“反城市化”(15)的面貌呈现出来,在一定阶段,造成了城市化水平的降低[19]。因此,最终转轨为“回城”的城市化实践。户籍人口“非转农”,看似与“农转非”的城市化相对立,本质却是对“农转非”城市化的政策调适,以缓解单向度“农转非”造成的利益受损。农民工“离城返乡”,看似与主流的农民“进城务工”背道而驰,其理性行为选择却暗合城市化的内在取向,符合城市化的实践逻辑。作为人类价值理想层面的城市化,其发生、发展及其演化,遵循着“国家现代化、城乡社会发展、个体美好生活追求”这一实践逻辑。

   从中国经验来看,逆城市化是城市化的派生物,是一个应对“城市化问题”的解决方案[20]。本文立足本土实践、基于本土事实,尝试提出不同于西方逆城市化理论的“中国逆城市化理论”:(1)中国的逆城市化实践与城市化率的高低没有必然联系,而与相关的制度设计、政策实施、资源分配以及内外环境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受制于国家、社会以及个体三者间的结构性关系。(2)中国城市化的不同阶段,分别发生了人口“从城市向农村迁移”的逆城市化实践,具体表现为政治动员型逆城市化、政策准入型逆城市化以及理性选择型逆城市化,并分别蕴藏着“国家中心”“社会转型”以及“个体赋权”的实践逻辑。(3)中国的逆城市化实践不是对城市化的反叛,而只是对城市化的调整,对主流城市化进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无法对城市化的基本趋势构成威胁,二者共生于现代化的母体之中。本文尝试提出“中国逆城市化理论”,助推“逆城市化研究”的非西方转向,超越西方逆城市化理论的认知局限,促进逆城市化理论从单一走向多元。

   从全球城市化实践来看,逆城市化作为一个知识脉络而存在。无论中西,逆城市化都不是城市农村化、工业农业化以及市民农民化这么简单,本质上还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城市化。如果我们将西方国家的逆城市化看成是“过度城市化”的产物,那么,当代中国的逆城市化,更多的是一种“城市化不足”的表现。因为城市化实践的特殊性,决定了逆城市化实践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从先发的欧美国家,到后发的正在崛起的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的逆城市化,其发生、发展都存在明确的问题指向。1949年以后,由于历史传统、现实目标、制度设计、政策实施、内外环境以及发展阶段的不同,中国的逆城市化实践也以不同于西方国家的面貌呈现出来。而且,中国城市化实践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无法发生西方意义上的逆城市化。中国的富人阶层基于个体的迁移意愿与迁移能力,大多移民海外而不需要向农村迁移。中国的中产阶层受制于现行的城乡制度设计,不具备向农村迁移的能力。中国实践与西方理论,存在巨大的“裂痕”与“错位”。面向“本土实践”,构建中国本土性的城市化理论话语体系成为今后研究的重要方向。

   注释:

   ①Berry B.J.L.(1976).Urbanization and Counterurbanization(Vol.11).SAGE Publications,Incorporated,p34.

   ②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逆城市化研究数量开始增加,相关的学术争议逐渐显现。有学者认为,“逆城市化”这一概念在中国语境中出现“断裂”,原有的概念在研究过程中发生了转变。

   ③最早对“逆城市化”进行研究的是华东师范大学人口所的张善余教授,他1987年在《人口与经济》上发表了《逆城市化——最发达国家人口地理中的新趋向》一文,首先注意到了西方发达国家城乡人口迁移的新趋向——“人口由中心城市大量向郊区乃至更外围的乡村地区迁移”。

   ④Berry B.J.L.(1976).Urbanization and Counterurbanization(Vol.11).SAGE Publications,Incorporated,p34.

   ⑤有数据显示,1962-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总人数达到1800万左右。

   ⑥即使是经济方面的动因,也最终是通过国家的意识形态动员呈现出来的,国家强制性的意识形态动员始终发挥着直接的主要作用。并且,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文革”十年间,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同时,大约有1300多万非城镇人口倒流入城市,其中包括几百万农村劳动力。

   ⑦学界普遍将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当成划分整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依据。

   ⑧有学者分析了“再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并将其作为上山下乡运动的基石,参见参考文献[8]。

   ⑨“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性质区分”已经成为户籍制度改革的主要任务,各级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文件落实这一任务要求。但是,从现有操作来看,依附在城乡户籍背后的资源分配不均衡在短时间内是难以改变的。

   ⑩之所以将户籍层面的“非转农”统一划归为“逆城市化”,是由于户籍身份转换是当代中国逆城市化的一个显著的标志。

   (11)主管户籍工作的公安部曾经就“非转农”问题表态,“对于虽已毕业,但仍未实现就业、不具备生活基础的,可在征得村委会或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同意后,按照户口迁移有关程序规定,将本人户口由就读学校所在地、原工作所在地或人才市场(中心)所在地派出所迁回原籍并转为农业户口”。

   (12)权利和权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权利(right)属于法律上的概念,与义务相对应而存在,根据承认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习惯权利、道德权利、宗教权利和法律权利等;权力(power)则具有较强的政治属性,与责任相对应而存在,一般而言,特指国家政治权力。

   (13)1978年以前的逆城市化具有明显的强制性特征。

   (14)有学者基于2010年全国性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绝大多数农民工不愿意转变为非农业户口,如果要求交回农村承包地,则只有10%左右愿意转为非农业户口。

   (15)反城市化论者主要表达传统农业文明对现代城市文明的抵制。


作者简介:沈东(1987- ),男,安徽芜湖人,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社会学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城市化。南京 2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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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19日 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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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社会认同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