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研究 理论研究

社会资本视角下“社工+义工①”联动实践的探讨

沈华

2019年03月08日 02:48

徐玲 钟兴菊
《科学•经济•社会》2018年第3期

 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早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志愿者组织在社区服务的层面产生,即1989年成立的天津和平区新兴街道社区服务志愿者协会。与此同时,从西方舶来的社会工作也开始了“先专业化,后职业化”的道路,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高校开办社会工作专业作为专业化发展的标志,直至2008年9月才有了第一批持有社会工作职业资格的社工。在社会转型背景下,社会工作在追求专业化与职业化过程中,出现了“过度专业化倾向”,造成社工与义工合作关系断裂,同时遭遇认受性危机;另一方面,具有群众性、包容性和开放性的义工组织因不断寻求专业化和系统化发展而向社会工作靠拢。在全球化处境下,积极推动“社工+义工”联动实践具有理论与现实的必要性。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发展专业社会工作、志愿者服务和慈善事业”作为创新社会治理的三项要务,为不断壮大的社会工作队伍以及寻求专业化发展的志愿者队伍合作实践创造了契机,各具特色的“社工+义工”联动实践应运而生。随之在学术界以及服务实践领域针对“社工+义工”联动议题展开了激烈的探讨,在不同的观点交锋中比较重要的议题包括:为什么当前在发达国家或港澳台地区社工与义工具有富于亲和力的合作关系,而在中国转型背景下却仅被当作一个议题进行探讨和实践?“社工+义工”联动实践的理论基础与现实依据是什么?如何应对基于不同组织或机构主体建构的“社工+”抑或“义工+”多元联动模式的竞合?二者联动的困境与契合点是什么?为了对以上一系列疑问有更加清晰的认识,本文将尝试以社会资本视角展开分析。

  二、理论视角与必要性依据

  “社工+义工”联动实践的讨论首先需要回答两大问题:一是“是否必要”;二是“如何联动”。前者主要从社会资本视角论证理论的立足点;后者以梳理二者关系的发展历史与现状研究为基础探讨联动的现实契合点。

  (一)社会资本理论视角

  布迪厄最早在1980年的《社会资本随笔》一文中从个人倾向提出了“社会资本理论”[1],之后林南、边燕杰等学者从个人倾向路径对社会资本展开了大量的研究;随后,科尔曼提出社会资本的五大要素,福山从个人与群体的非正式价值和规范视角以及英克尔哈特从文化视角对社会资本的讨论,标志着社会资本的研究从个人取向过渡到社会取向,即关注点从社会资本对个体活动重要性转向群体活动的重要性[2]。1995年罗伯特•D.普特南发表的《独自打保龄球: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一书标志着学术界对社会资本在现代性中丧失的担心转变为经验研究,他向人们发出了警告: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有可能越来越孤立无援[3]。独自打保龄球的现状恰切地描绘了当代人的原子状态,但他没有分析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可能越来越孤立无援的原因,是人们自愿的选择还是人们被社会抛弃。无论从个体还是群体视角理解的社会资本都强调:“是社会生活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有助于个体行动者更加有效地为了共同目标而达成共同的行动,如信任、网络和规范等”[4];这是一种与物质和人力资本不同的,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个人资源,它为结构内的行动者提供便利,透过规范、组织或网络的组合,人们得以取得权力和资源,进行决策和形成政策。

  “社工”与“义工”同属于福利性和公益性服务,以地域共同体的社区为立足点,整合社会资源,建立跨系统的合作网络,协调社会关系,由此形成丰富的社会资本。也即是说,通过社工+义工实践重建现代社区,有利于创造和培育社会资本[5]。发源于志愿服务的社会工作需要通过实践、专业和制度三个维度才能实现“助人”目的[6]。已有研究发现,社会工作与社会资本都强调组织化的核心要素,其包括个体性与群体性(或机构间)两大维度,即由个人之间或机构之间交往合作形成的网络。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工作组织化变迁的转折点:社会体制从单位体制主宰转向社区体制主导;服务对象从高度组织化的“单位人”转向原子化的“社区人”,从传统社区的熟人转向现代社区的陌生人社会;情感交换转变为理性沟通;依托社区开展组织化工作的社工机构与志愿组织之间从合作走向断裂。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去组织化与群体化的个人不断增加,机构之间以及人际间关系淡化而导致社会资本逐渐丧失。社工“助人自助”的目标在原子化个人的社会背景下难以实现,同时增加了社会工作服务对象定位难度。因此,在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推进以社区共同体为本的“社工+志愿服务”联动发展模式,将社工、志愿者个体组织起来,同时构建社工与义工机构合作的组织化网络,对提升社会资本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二)现实依据

  社会资本视角与“社工+义工”的组织化发展具有理论的契合性。从专业化发展路径来看,社工与义工关系大致经历了平等合作——专业分离发展——重建合作的道路。从志愿服务自始至终的包容性发展反观社工追求专业化和职业化的曲折路径发现,在多元福利服务背景下重建社工与义工平等合作关系具有现实的必要性。为了进一步明确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的关系,接下来将简单梳理二者关系发展脉络以及研究现状。

  1.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的关系发展

  社会工作发源于志愿服务,志愿服务先导于社会工作的发展,专业化志愿服务向社会工作靠拢。在早期社会工作服务中,“玛丽•里士满(Mary.E.Richmond)的科学化专业服务”与“简•亚当斯(Laura Jane Addams)的伙伴关系服务”之间的激烈论战标志着社会工作从志愿性向专业性发展。前者强调以个人主义价值为基础的专业化,里士满在1917年出版的《社会诊断》一书标志着专业社会工作的诞生;后者则强调以实用主义价值为基础,试图从社会环境因素中寻找问题根源,认为与服务对象建立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比专业关系更重要,但亚当斯的观点在二者的论战中处于弱势地位而缺乏公众关注,从而导致社会工作发展具有“过度专业化”倾向。但值得注意的是,二者共同强调,社工与志愿者保持一种平等合作关系的重要性。正如米歇尔•雪儿(Michael E.)认为,简•亚当斯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她有一种能够和各种志愿者一起工作的能力[7]。亚当斯认为通过一起参加志愿活动解决社区问题,社区居民才能增强社区参与意识和公共精神以及社会责任感[8]。与此同时,作为第一个将“科学化服务”引入慈善组织运动中的里士满认为,在服务社区贫困人群过程中,如果没有志愿者的参与,社会工作者将永远无法立足,帮助和支持志愿者是专业社会工作的一项基本责任[9]。

  为了成为政府提供社会福利服务的主要专业力量以及消除弗兰克斯纳(Abraham Flexner)对其非专业评价的影响,社会工作沿着里士满的个人主义价值路径,更加强调运用精神病学和心理治理方法关注个人治疗和改变,越来越多地从事个案服务活动,开始走向过度专业化而不认同志愿服务[7]。由此出现了注重个人治疗的医学实践模式与社会工作专业价值理念之间的冲突,以及社会工作者与志愿者之间平等关系的断裂。随着全球化下社会福利服务多元模式的发展,社会工作开始反思仅关注个人治疗的医学模式的局限,重新强调个人与社会关系,通过重建与志愿服务间的平等合作关系优化整合资源,为服务对象提供本土化的专业服务。

  社会工作的专业化道路发展历程表明,社会工作的产生和发展从来没有离开过志愿服务的影响。社会工作产生于志愿服务,为了专业化和职业化而与志愿服务分道扬镳,又因为过度专业化造成的认受性危机以及多元化福利模式发展需求而重新确定专业位置,回到与志愿服务平等合作的道路上。为此,在积极推进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和专业化的背景下,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充分利用志愿服务资源,是社会建设的重要议题。

  2.研究现状述评

  从中国知网对现有关于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合作模式的研究进行文献统计发现②,大多数学者的研究始于2008年以后,主要是由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建立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队伍”为专业化社工与本土化义工服务的融合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最早实现二者联动实践的标志是2012年广东省社会工作者与志愿者合作促进会的成立。随后在志愿服务比较发达的北上广深地区进行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实践探索,形成了典型性的上海经验、深圳经验等。针对模式的提法有“社义联动”“社工+义工”“两工联动”或“社工+志愿者”等。现有学术界对该议题的讨论成果不多,大约50篇左右,根据不同关键词搜索的结果是:“社工+(这里的‘+’是搜索中的‘并且’逻辑)志愿者”共15篇;“社工+义工”共6篇;“社工+联动”共7篇,“社会工作+志愿服务”共24篇。在现有的文献讨论中,主要集中于对“社工+义工”模式的典型经验、联动理论建构、历史发展、存在困境与路径等内容进行讨论。

  在中国转型背景下,一些学者从政策环境、专业价值认同以及服务实践领域等方面论证加强社工与志愿者联动的重要性[10]-[13]。也有研究侧重于从培育组织、拓展项目与构建理论等方面探索二者联动的路径:培育多样性组织合作,如两工合作,三社联动;开放多元化的合作项目,如服务培训、政府购买服务、建立社工与义工服务信息资源库等[14];构建多视角的合作理论,如社区建设与发展[15]、多元主体治理、公民社会[16]等。从已有研究发现,大多数都从功能主义视角探讨“社工与义工”开展服务本身的功能以及服务环境间可能存在的困境与发展路径;很少从社会资本视角分析以社区为本的“社工与义工”联动实践,这为本文的进一步探讨提供了空间。

  三、模式面临的困境

  社会资本视角为“社工+义工”构建组织化合作模式提供了理论基础。社工与义工的发展历史表明,虽然二者沿着“理论与实践、专业与普及”两条路径发展,但在服务实践过程中自发形成了一种联动实践。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志愿服务从碎片化逐渐向专业化和系统化方向发展,需要社会工作引导;同时社会工作自主性较弱,市民社会发育缓慢,需要志愿者为社工发展提供多种资源支持。基于当前政府大力倡导多方主体创新治理,社工与义工开始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联动模式,不同组织为追求特色与独立性出现了“社工+”与“义工+”等多元模式的竞争,从而阻碍二者的合力发展。究其核心问题在于,由于组织间的成长环境、价值、理念、目标定位等的差异,对“联动”的真正意涵缺乏全面而深刻的理解。为了避免理念层面的组织间联动的冲突困境,有必要首先对“联动”概念进行澄清,进而从专业内部和外部两大层面阐释“社工+义工”联动模式的困境。

  (一)对“联动”的理解

  “联动”,即是一种“联合行动”,是“跨专业合作的最高层次,其核心是一起策划及实施某些共同的行动。它与仅仅提供信息的‘交流’,或与传递观点、信息或建议的‘顾问’,或与针对共同参与活动的参与范围、程度协商达成共识的‘协调’,或与通过个体或集体行动计划传递服务的‘双边行动’等不同”(CCETSW③)。社工与义工联动,是社工机构与义工组织间的协调,协调是一种互动过程,透过该过程,组织间使用既有的决策规则,或另创决策规则,以应付共有的工作环境;组织间的协调比合作更为正式,往往带有契约同意的形式或性质[17]。同时,组织间合作实践的关键环节是整合社区内外资源,包括正式资源,如政府、家庭、邻居或朋友所提供的服务[8]。有学者进一步表明,合作不仅是不同专业人士/机构为完成某项具体任务(个案、项目等)而开展的互动关系,还包括社区内外资源整合、与社区内外不同对象建构起资源网络关系。基于社会转型背景,多元化的社会主体以组织化形式结合起来,整合公共部门、私部门与志愿部门等多部门策略行动提供专业贡献[19],[20]。由此可见,以社会资本的资源整合视角探求“社工与义工”的合作联动具有理论与现实的契合性,有利于发掘多元主体从个体或机构组织层次共同协调共建服务发展的资源网络,以促进服务顺利实施。

  从严格意义上讲,由于社工发源于志愿服务,二者属于一种准跨专业组织间的合作,双方联动具有共同致力于服务弱势群体的价值理念,核心是保持各自的自主权和独立性,共同协商和创建决策,分别为特定目的及结果,彼此承诺共同工作[21]。由于社会工作机构与志愿服务组织对“合作”或“联动”的内涵缺乏真正理解,各自为保持独立性和自主性,从而形成了“社工+”,或是“义工+”之间的实践模式竞争,导致社工与义工间服务资源的冲突和分离,在服务实践过程中面临多种困境。

  (二)“联动”模式发展的困境

  面对新常态下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社会组织成为多元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由于中国社会体制以及发展阶段的特殊性,以社工与义工为代表的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组织外部以及组织内部间的困境:一是组织间缺乏信任、社会网络支持系统碎片化,服务规范的断裂等;二是组织内部专业化历史短暂,自主性较弱,民间组织发育滞后、资金不足等问题。已有研究对于组织内部困境有大量讨论,在此不再赘述,本文将重点围绕组织间的困境展开。

  一是规范断裂,组织间缺乏基本的专业认同。社会弱势群体是社工与义工组织共同的服务对象,二者致力于社会福利和公共事业发展的共同理念,却缺乏基本认同和了解。首先,在专业方面,虽然社工因专业化发展从义工中逐渐分离出来,但发展历史短暂,专业水平还未凸显,而具有悠久历史的志愿服务却拥有大规模的、跨专业的、资深经验的志愿者队伍,他们看待“社工”,犹如企业资深老员工看待顶着“留洋归来”光环以及国家特许职业化头衔的“海归”,难以在本土化情景中如鱼得水。如一位红十字会的志愿者所述,“我拿到医师资格证都20年了,分管社工的领导却说不认识我,说我们不是专业的社工,他们不过是一种职业而已”。其次,当前社工在行政力量与志愿服务的夹缝中生存,有限的社工需要动员无限志愿者提供人力资本、群众基础等支持。在服务过程中以社工为主导,产生了服务性质的有偿性与无偿性、公众认同危机以及服务关系的平等性等张力。此外,一些社工服务机构由于经费缺乏而不能给予志愿者必要的情感性回报和支持,使得志愿者仅仅成为社工人力资本缺乏时的补充角色,缺乏有针对性的专业培训,难以实现自我价值的满足感。由此可见,不同等的关系规范与相互专业性的否定成为“社工与义工”联动的瓶颈。

  二是社会网络碎片化,群众性与专业性的博弈。为响应“创新社会治理”的号召,国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在全国各地掀起探索“社工+义工”合作实践的热潮。由于专业化认同的壁垒导致繁荣背后存在服务对象、领域、目标等层次的重叠性,部分城市成为大量同质性服务机构或组织的“重灾区”,为竞争服务对象导致资源浪费。从理论上看,志愿服务发源于本土,规模大、异质性强,具有群众性,但缺乏系统性和专业性,需要社会工作引导;而作为舶来于西方的社会工作,源于志愿服务,逐渐走向专业化和职业化,但缺乏本土化实践,而志愿服务自然成为协助专业化落地的重要力量,由此建立社工与义工优势互补的社会网络体系是可能的。据田野调查发现,社会服务网络碎片化主要体现在组织间与组织内部两大层面,一是组织间缺乏资源共享与合作,导致服务低效率重复与公众认同危机。在“5•12”地震中受灾群众对“社工”或“志愿者”(在他们眼中社工与义工是没有区分的)的感情是复杂的,迎来送往的社工与义工团队出于爱心而一次次揭开他们的创伤,让原本逐渐愈合的伤口延续疼痛。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组织内部个人去组织化和去群体化加剧,原子化的个人难以实现大背景下的“自助”目标。社会工作发展历史表明,专业性与多元包容性合作存在张力,经典社会工作的实务“通用模式”的最大不足在于仅仅强调通过一种专业关系实现案主“自助”目标,而忽视服务对象与他人以及非专业团体间的网络建立与自助能力建设,这也是部分服务对象在结束服务后回到生活环境中出现“反复”或“倒退”现象的主要原因。

  三是组织信任缺乏,社工与义工联动的共同体属性丧失。社区共同体属性存有的本质是社会资本的大小。在市场化、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冲击下,传统以情感为纽带的礼俗社会逐渐走向以理性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从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以信任网络为基础的社会资本也随之丧失。同时个人主义盛行,崇尚个性与独立,自我封闭,缺乏社会关怀,人们过分关注自己的小圈子,缺乏起码的社会信任和责任感。“各扫门前雪”是对当前个人主义时代的典型写照。尤其是在自媒体发达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足不出户,成为机械聚集于共同生活空间中的陌生人。在信息时代与个人主义背景下,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缺乏起码的信任基础与社会环境。格兰诺维特指出,行动者的行动是镶嵌在具体的、持续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相比于正式的、明智的制度安排,社会关系网络更能解决信任问题[10]。田野研究发现,在城市社区中开展各种服务实践较农村社区难度更大,缺乏积极性与亲密感,其关键在于农村社区仍保留着非正式的熟人社会的情感纽带与基本的信任,而城市社区是一套由正式的、理性的制度安排构建的现代性社会,人与人之间更多地关注理性计算,而非情感的获得。另外,在全球化背景下,信息资源的不对称也是组织间的信任缺乏的重要原因,具有群众性的志愿者服务在有足够资源的情况下,很少愿意与其他组织联动分享资源,反之亦然。

  四、模式路径的探索

  现有大量的研究针对“社工+义工”合作模式路径提出了一系列可行性的路径:政府体制转轨、政策法规建设、社工自身队伍建设、义工管理制度、民间组织培育、建立信息资源共享平台等。在新常态下,社工与义工联动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而社会资本视角有利于探讨以社区为本的“社工+义工”联动模式治理的新路径。

  一是发挥“社工”与“义工”的结构洞④的作用,丰富“联动”的真正意涵。罗纳德•博特(Ronald•Burt)1992年提出的结构洞理论认为,个人或组织处于社会网络中的纽带性位置上,并获得较其他位置更多的社会资本,也即是在现实社会中陌生人对个人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服务实践过程中,社工与义工在社区网络中的地位作用具有流动性,双方发挥着纽带性的结构洞作用。一方面社工作为连接义工与服务对象的桥梁,将志愿者的服务意愿与服务对象的需求结合起来,同时协调二者可能出现的矛盾冲突;另一方面义工具有群众性,经验丰富,能够协助社工将专业化服务资源与服务对象的本土化需求结合起来,实现专业的本土化生长,由此可见义工与社工处于服务实践结构的不同位置上,各自拥有可互补促进的资源。为了实现“义工”的专业化成长,需要以社工为主导进行服务培训,而非仅仅将志愿者作为人力资本缺乏的补充;与此同时,为了使专业化的“社工”服务得到社会认同,需要充分依托义工广泛的群众与地方经验,推进社工本土化服务。在一些专业性要求高的领域,例如法律、医疗、心理咨询等方面,形成“以志愿者为主导,社工辅助”的服务模式。为此,在社工与义工拥有的结构洞功能视角下,有利于进一步澄清并丰富“联动”内涵,二者处于独立的结构洞位置并拥有多元互补的资源,以致力于弱势群体和有需求的人群为理念,共同决策和行动,从而提升服务效益。

  二是重视弱关系对强关系的互补促进,拓展服务领域。格兰诺维特指出,弱关系较强关系有更多的优势,能够作为桥梁在不同群体中更广泛地传播信息,在异质性而非同质性的人群之间建立关系;互动频率较低但易于保持行动者的独立性[22]。基于弱关系的特征分析,社工机构之间,抑或志愿服务组织之间,虽然内部对服务对象和领域有所不同侧重,但总体上形成了具有共同理念和工作手法的同质性同伴互助组织,是一种强关系;而社工机构与志愿服务组织之间由于专业水平和理念的差异性而形成一种典型的弱关系,它们在联动发展过程中,各自保持独立性,却又能在信息传播范围上取得较好的效果。在转型背景下,面对复杂多变的社区发展困境,对专业化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社工或志愿者开始介入司法矫正、禁毒教育、艾滋病防治教育、性心理教育、家庭暴力等特殊领域。应对新领域的挑战,义工在资源整合方面具有弱关系的优势,大规模的义工群体中,拥有异质性强与经验丰富的专业义工,为新领域注入各种专业人员创造了可能性。为了保证服务的持续性与规范性,需通过社工与义工联动建立弱关系的互动,引导义工的专业化与系统化,同时从整体上提升社工与义工的社会资本,不断拓展服务的新领域。

  三是重建组织网络认同规范,整合服务资源与信息。组织化是组织间联动发展的基础性工作的前提与环境条件建设,而专业化发展则是组织内部独特性的标志,是机构或组织走向精细化、提升发展空间的基本尺度[23]。为了促进组织间的认同并形成一种良性互动,要对志愿者群体进行分类的策略性合作,特别重视核心骨干、经验丰富的志愿者进行合作,依靠他们在结构洞中的核心位置及其拥有的社会资本,有利于将社会工作专业化与地方特色需求结合,提升服务的专业性和系统性;其次对于一般志愿者,要以社工为主导进行专业化培训,将志愿者意愿与群众需求联系起来,开展针对性的服务,提升志愿者的自身能力;同时通过表彰激励给予义工情感性行动的回报⑤,促进义工与社工的合作。市场化、全球化将基层社会肢解并导致个人原子化,处于困境中的个人难以通过个人的努力实现“自助”,与此同时,当代社会服务已不再是仅仅通过单一社会服务部门就能满足多元化的需求,而是逐步走向依靠不同的组织联动,如公部门、私部门与第三部门,且所有部门都具有整合策略的能力。另外,在服务机构组织化策略中,社工或义工机构网络组织化发展可以借鉴医疗机构体系组成的医疗层级网络,根据服务水平的高低和实力大小定级,以此为义工与社工提供巨大的发展空间。

  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公部门与私部门在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过程中出现“失灵”现象,为第三部门兴起提供契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组织是社会建设与创新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社工+义工”联动的治理实践提出时代要求。然而基于中西方历史情景的差异,社工与义工的关系发展也呈现不同特征。在西方国家,社工源于义工的专业化追求,二者沿着平等合作——分道扬镳——回归平等合作关系的路径发展;在中国新常态下,从西方舶来的社会工作走上了一条“专业化先于职业化”道路,热衷于专业化而缺乏本土化;另一方面,具有规模大、历史悠久、经验丰富的志愿服务逐渐走向专业化和系统化。由于社会体制的特殊性以及社会组织发展历程的影响,不同组织对“联动”的真正内涵缺乏足够的认知,他们根据自身的独立性和资源的获得性便利将“社工+义工”模式解读为“社工+”或者“义工+”等多元模式的竞争,从而导致实践服务中的资源分离与浪费。研究表明,联动或合作,是一种在保证专业独立性发展基础上,提升组织化资源整合的重要形式,也是社会资本的核心内容。由此从社会资本视角研究发现,面对新常态下“社工+义工”联动模式存在规范断裂、组织间信任缺乏、社会网络系统碎片化等困境,尝试从“结构洞”位置功能、强弱关系协调、重建组织认同规范等方面探索联动发展路径。

  ①义工,英文volunteer的中文译法,也叫志愿者,我国大陆和港台地区由于对volunteer的译法不一致而有所不同(我国大陆地区一般称为志愿者,同时也有南北叫法,北方称之志愿者,南方则叫义工,香港称之为义工,台湾地区称之为志工),但实质内容基本是一致的。其起源于19世纪西方国家宗教性的慈善服务,在世界上已经存在和发展了100多年,本质是服务社会,核心精神是“自愿、利他、不计报酬”。本文主要使用中国南方以及香港的说法,称为“义工”或“志愿者”,他们的行为称为“义务工作”或“志愿服务”。因此在文中,主要使用“社工(社会工作者)”“义工”或“志愿服务”概念。

  ②笔者以“社工与义工”为主题,在中国知网最近一次搜索的时间为:2016年5月1日。

  ③CCETSW:Central Council fo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Social Work(North Ireland)北爱尔兰社会工作教育与培训委员会,简称CCETSW。

  ④结构洞理论是罗纳德•伯特结合奥地利学派和格兰诺维特的网络分析于1992年提出的。伯特认为,在社会网络中,某些个体之间存在无直接联系或关系间断的现象,从网络整体来看,好像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这就是结构洞。而将无直接联系的两者连接起来的第三者拥有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因此,组织和组织中的个人都要争取占据结构洞中的第三者位置。在社会学中,怀特将具有纽带连接的第三者的位置作用称为“中间人理论”,或是一种连接不同初级群体的次级群体的连纽带关系,或被格兰诺维特称为“弱关系”。主要观点详见罗纳德•博特(Ronald Burt),《结构洞:竞争的社会结构》,格致出版社,2008年版。

  ⑤林南把社会行动分为工具性行动和情感性行动:工具性行动被理解为获得不为行动者拥有的资源,包括经济、政治和社会回报;而情感性行动被理解为维持已被行动者拥有的资源,包括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就义工而言,提供志愿服务的过程往往在社会回报、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等回报方面具有较高期望。


作者简介:徐玲(1982.2- ),女,云南开远人,红河学院讲师,蒙自 661199,中国人民大学在读博士,研究方向:社会学,北京 100872;钟兴菊(1985.9- ),女,重庆人,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社会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社会政策、社会工作,重庆 40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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