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研究 理论研究

养老金融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沈华

2019年06月20日 07:07

娄飞鹏
《西南金融》2019年第07期

一、养老金融概念界定及理解

养老金融是以养老为根本目的的金融活动的总和,其本质仍然是金融,主体是与养老有关的储蓄投资机制,核心是以养老为根本目的,理论基础涉及到老年学、人口学和金融学等多个学科(姚余栋、王庚宇,2016)。养老金融发展的重点是养老金金融、养老服务金融、养老产业金融。养老金金融的对象是养老资金,是为储备养老资产进行的一系列金融活动,主要包括养老金制度安排和养老金资产管理,目标是积累养老金资产并保值增值;养老服务金融的对象是老年人群,金融机构围绕老年人的消费需求进行的金融服务活动,目标是满足老年人群各方面的金融消费需求;养老产业金融的对象是养老产业,目标是为养老产业提供投融资支持(董克用、孙博,2016)。也有研究认为,养老金融主要研究的是养老金在金融市场的投资,在实现自身保值增值的同时促进金融市场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胡继晔,2013)。在具体研究中,也有将养老金融界定为老龄金融的,其理由是养老金融的概念较为宽泛,并且不能体现从宏观金融方面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时代要求。所谓老龄金融是适应老龄社会要求的新金融,具体而言,就是60岁以下的年轻人在年轻时开展资产储备,待其进入老年期之后将利用储备的养老资产来购买所需产品和服务的金融运作机制(党俊武,2012)。老龄金融是金融体系和老龄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理论和实务界往往把二者等同看待,但是实际上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养老金融可理解为以服务对象来界定的金融,其更多的是针对老年人的金融需求及相关需求派生的金融需求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由于养老问题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理解,养老金融所面对的对象不仅仅是老年人而是所有人群。老龄金融则可以理解为以人口年龄结构不同来界定的金融。个人的需求会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变化,社会的需求会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人口老龄化社会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等不同于成年型社会、年轻型社会,从而也会导致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金融发生变化。基于这种理解,老龄金融的服务对象也包括所有的人群。可见,虽然养老金融和老龄金融从根本上都是应对人口寿命延长的金融,都服务于所有人群尤其是老年人群,但二者还是有不同点。

发展养老金融需要重点解决因为人口长寿带来的风险,借助金融工具为年轻人储备养老资产提供便利,让老年人生活更加美好。从理论研究和国内外实践来看,保障老年人的生活需要不仅是个重大经济问题,还是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尤其是借助基本养老金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带有较强的公共物品特点,决定了发展养老金融需要政府介入。同时,完全依靠政府保障老年生活不仅效率较低,甚至难以实现,因而养老金融发展也需要金融机构和个人的积极参与。总之,养老金融的发展既要兼顾其公共物品特点,也需要寻求商业可持续。

二、发展养老金融的人口背景

我国人口老龄化经历了较快的发展,“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特点突出,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结构性、高龄化特点突出,是发展中大国崛起过程中人口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与全球和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我国人口老龄化快、老年人规模大的特点更加突出。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水平仍然会在较长时期内快速提高,老年人规模较大的情况也将长期持续。总之,人口老龄化已经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尤其是我国是在人均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养老资产储备不足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这是我国发展养老金融最重要的人口背景。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与特点

一是老年人绝对数量较大。2000年步入老龄化社会当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为8822万人,2002年突破1亿人,至今一直是全球老年人绝对数最多、而且是唯一老年人口过亿的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17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为1.48亿人,占全球 65 岁及以上人口总数 6.55 亿人的22.53%。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总数比2017年全球人口排名第八的孟加拉国总人口少约1700万,比全球人口排名第九的俄罗斯总人口多约400万人。也

就是说,单独把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拿出来与同期全球各国总人口一起排名,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总数可以排到第九名。

二是人口老龄化的结构性特点突出。区域结构方面,农村地区老龄化超前于城市和乡镇地区。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0.06%,而城市和乡镇地区这一比值分别是7.68%、7.98%。人口老龄化与平均收入水平呈反向发展的趋势(娄飞鹏,2014)。年龄结构方面,老年人高龄化趋势突出,人口高龄化与老龄化基本同步出现。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抽样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 80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07%。2003~2017年,我国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占65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从 13.75% 提升至 18.20%。这说明,在老年人中高龄化趋势的特点较为突出。性别结构方面,女性老年人高于男性老年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抽样统计数据,2017年,我国各年龄段的人口中,60岁及以上女性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高于男性人口,并且在70~89岁年龄段的女性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比男性人口高的特点更突出。

三是人口老龄化速度呈加快趋势。从纵向比较看,1960~1999 年,我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提高3.06个百分点;2000~2017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提高3.73个百分点。从国际比较看,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仅用了26年,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用了40多年才完成这一转变,法国、瑞士、美国从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分别用了115年、85年、60年(孙祁祥、朱南军,2015)。

四是我国“未富先老”的特点突出。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基本与工业化、现代化同步,进入老龄化社会时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相对较高。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02年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7%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为5514 美元。美国、日本、韩国分别于 1942 年、1971年、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其当时的人均GDP依次是13138美元、2260美元、11948美元。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2000年)人均收入水平还相对较低,仅为949美元,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5。2017年我国的人均 GDP 也只有 8836 美元,低于同期全球人均GDP。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

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7年版的全球人口预测数据,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水平在未来仍然会进一步提高,具体呈现以下几个趋势:

一是老年人绝对规模将较大。不论假定的出生率高低,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一直保持较大的绝对规模,2020~2060 年总量呈上升态势,2060~2080 年总量呈下降趋势,2080~2100 年总量再次呈上升趋势。65岁及以上人口在2025年将超过2亿人,2040年将超过3亿人,并且在2060年达到3.93亿人的峰值。80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总量的变化趋势与此类似,2020~2075 年总量总体呈上升趋势,2075~2090年经历较短的下降之后,2090~2100年再次呈上升趋势。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在2050年将超过1亿人,2075年将达到1.53亿人的峰值。

二是人口老龄化水平将长期快速提高。从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看,未来都呈现较长时期的快速提高态势,2100年高、中、低出生率预测方案下,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依次为24.17%、31.72%、42.84%。低出生率的预测方案下,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快速提高的趋势将持续到2085年,之后趋于平稳。中出生率预测方案下,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快速提高的趋势将持续到2060年,在2060~2075年有小幅下降,之后至2100年呈现缓慢上升并趋于平稳的态势。高出生率预测方案下,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快速提高的趋势将持续到2055年,在2060~2080年呈下降趋势,之后将有略微的上升并趋于平稳。

三是老年人结构将发生变化。在人口老龄化水平提高的同时,老年人的年龄和性别结构也将发生一些变化。从年龄结构看,年龄较大的老年人占比在提高。65岁及以上各年龄段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中,2050年虽然65~69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仍然是最高的,但75~79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70~7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2100年转变为65~69岁、70~74岁、75~79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基本相当的态势。从性别结构看,不同性别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提高的同时,性别之间也有差异。65岁及以上各年龄段人口中,女性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相对于男性人口而言在降低。2030年65岁及以上各年龄段女性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明显高于男性人口,2050年两者的差距开始缩小,2100年65~90岁各年龄段男性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高于女性人口,90岁以上各年龄段女性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高于男性人口。

四是国际横向比较看,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首先,人口老龄化相对水平较高。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不仅高于全球总体水平,而且高于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欠发达国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差距大致在2055~2065年最大。从不同出生率的预测数据看,随着出生率的降低,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与全球、欠发达国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差距在扩大。高出生率情况下,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与全球、欠发达国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差距较小,中出生率情况下居中,低出生率情况下最高。也就是说,随着出生率的降低,我国人口老龄化相对水平将会更高。其次,人口老龄化相对速度较高。我国总人口、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球的比例呈下降趋势,但与总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例相比,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较高。无论联合国的哪种预测方案,我国总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例,以及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都呈现下降的趋势,低出生率情况下下降的趋势更加明显。但因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总量较大并且占我国总人口的比例在提高,所以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相对较高。

三、发展养老金融面临的问题

虽然从人口老龄化的情况看,我国亟待发展养老金融,但就现实情况而言,我国发展养老金融还面临着较多的问题。从养老服务金融方面看,我国缺少丰富的养老金融产品,契合老年人金融消费特点的金融产品相对较为稀缺,难以提供具有针对性的金融服务。从养老金金融方面看,国内养老观念和方式相对为传统,养老金积累规模较少,尤其个人专门针对养老的资产储备不足,不利于养老金金融的市场化发展。从养老产业金融方面看,养老产业发

展水平较低,经营中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增大了金融服务养老产业的风险。

一是养老金融产品短缺,针对性的金融服务较弱。随着人口老龄化水平的提高,金融机构也结合老年人的金融消费特点进行了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创新。银行业方面,中信银行创新推出中老年人的专属借记卡“幸福年华卡”,兴业银行推出“安愉人生”养老金融服务方案,从支付结算、投资理财等方面服务老年人客户。保险业方面,不仅推出养老保险产品,也试点开展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产品。基金业方面,较大规模地发展养老服务为主题的基金,积极参与目标日期基金的试点推广。信托业方面,利用其经营灵活的优势,参与养老信托产品、养老地产项目投资等。金融机构有针对性地研发推出养老金融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老年人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确实存在创新性金融产品与老年人的金融服务需求特点匹配度不高等问题,影响了金融服务体验满意度,也造成养老资产储备更多依赖于房地产。

二是养老观念模式传统,养老资产储备严重短缺。我国目前的养老模式是“9073”模式,即90%的老年人采用家庭养老,7%的老年人采用社区养老,3%的老年人采用机构养老。在养老过程中对家庭的依赖性仍然较高。由于家庭养老更多是依靠血缘关系来维系,养老资金依靠退休金或者由子女支付,也导致对养老资产的储备相对不足。富达国际与蚂蚁财富的调研数据表明,大部分人是等到40岁之后才开始养老储备,50岁以上且进行养老储备的人群中有75%在45岁时才开始养老储备。这说明进行养老储备的时间相对较短,进而决定了养老资产储备的规模较小。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表明,居民对养老资产储备预期的平均值为93.8万元,但71%的人口实际养老资产储备低于50万元,仅有24.5%的居民实际养老资产储备超过50万元。即使是有养老储备的人口,也大多简单采用存款的方式,不利于养老资产的保值增值。数据显示,居民储备的养老资产中,银

行存款或理财的占比为30.2%,商业养老保险的占比为 20.5%,购买股票或基金的占比为 13.2%。可见,在居民的养老资产储备中,主要还是简单的存款,投资养老意识相对较为淡薄,不利于养老资产的保值增值。

三是养老产业发展滞后,金融对其服务风险较大。我国养老产业发展相对滞后,难以满足老年人的服务需求。我国每千名65岁及以上老年人养老床位数从2000年的10张提高至2017年的30.9张(民政部,2017),有了较快的发展,但仍然低于每千名老年人50张养老床位的国际标准(杨孟著,2015),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尚无法有效满足老年人需求。与此同时,养老产业内的经营主体盈利能力较弱,金融机构为其提供融资服务面临较大的风险。中国老龄科学中心的调查数据表明,只有19.4%的养老机构盈利,盈亏平衡的养老机构占比为48.1%,处于亏损状态的养老机构占比为32.5%。养老机构发展还存在政策落实不到位,市场竞争不充分,公办养老机构收费低床位紧张、民办养老机构收费高床位空置率高,城乡之间以及城市内部城区和郊区之间养老床位严重失衡,机构自身建设滞后,养老机构人员严重不足和专业技能缺乏等问题,进一步制约了养老机构提升盈利能力,加大了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黄小希,2015)。这种状况也直接决定了金融机构为养老机构提供融资服务时面临较大的风险。

四、发展养老金融的总体思路

我国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的准备工作相对较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也在客观上对养老金融发展形成约束,这决定了我国在养老金融发展中没有试错的机会,需要有正确的思路来引领养老金融发展,利用有限的资源优先解决关键问题。具体而言,需要对养老金融有正确的理解认识,养老金融发展也需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从多个方面推动养老金融协调发展。

一是对养老金融要有正确的理解认识。养老金融并非是专门服务老年人的金融,而是服务整个社会、所有人口的金融,服务老年人是养老金融发展中的重点。从老年人方面看,其领取养老金、获得老龄产业服务、日常的理财等都需要金融,也是获得更多养老金融服务项目的群体;从年轻人方面看,在其尚未进入老年阶段时,就需要进行养老规划,以保障自己的老年生活水平,也需要积极参与到养老金融发展中来。养老金、老龄产业的发展均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因此,不能仅仅将其局限于针对老年人、养老金、老龄产业的金融。针对整个社会、所有人口的金融,这是对养老金融发展的科学定位。

二是养老金融的发展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互促共生,实体经济是金融发展的土壤,金融发展又可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金融发展水平超前于实体经济,或者滞后于实体经济都不利于二者的健康发展。养老金融作为金融的一部分,其发展也应遵循金融和实体经济发展的关系规律。尤其是我国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绝对数大,此时从养老金角度看难以实现让老年人有较高的保障水平。我国养老产业发展也明显滞后,不能有效满足老年人的需求,需要结合经济实力逐步发展提高。老年人的理财等金融服务需求同样受到金融机构服务供给能力,以及老年人对金融服务的认知等因素限制,短时间内迅速提升的难度较大。因而,既要明确发展养老金融的迫切性,也需要充分考虑现实条件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限制,让养老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有机协调。

三是养老金融的发展需要从多个方面协调。从国外的发展情况看,即使是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金,在美国、德国、日本也都有针对具体行业或人员的专业养老金,充分考虑了职业或者行业的个性化特点,以实现其协调发展。我国作为一个经济、人口大国,内部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养老金融的发展也需要充分考虑城乡差异、区域差异、行业差异、职业差异等因素,做好各方之间的协调工作。在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建立的过程中,既要实现总体框架的统一,也要考虑差异性,在总体框架范围内适当兼顾差异性特点,从而推动养老金融的协调发展。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金融服务需求需要政府予以足够的关注。企业和事业单位的补充养老保险,以及个人的自愿养老保险也需要充分考虑个性化特点。金融机构在养老金融发展过程中,既要根据其经营范围发挥专业特长,又要开展合作利用好机构合力。

四是养老金融发展需要调动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在基本的养老保障方面,需要财政在量力而行的情况下,鼓励个人积极参与,既体现公共养老保障体系的作用,也调动个人参与的积极性。也就是要建立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不同的人群适用于不同的制度组合,个人不付费者保障老年最低生活,个人付费者保障老年基本收入,个人自愿储蓄者保障老年有较高的生活水平(李珍,2014)。从欧债危机的情况看,养老金是债务危机的一个重要推

手,重灾区国家都是公共养老金保障程度太高,而私人养老金规模较小的国家(郑秉文,2011)。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收入规模、老年人数量等决定了公共财政不宜提供较高的保障水平,需要调动私人部门的积极性。金融机构在养老金融发展上,目前服务于政府政策需求的较多,主动发展养老金融的积极性不高。对银行业而言,其在发展养老金融方面具有资金规模大、网点渠道广、客户覆盖广、品牌信誉高等多种优势,而且对养老金融业务发展也介入的较早,但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尤其是与保险业、基金业相比,其养老金融发展相对滞后。信托业在养老基金业务方面早期参与较多,近几年也在逐步退出,没有充分发挥其优势做好养老金融的发展。

五、发展养老金融的相关建议

人口老龄化及其引发的人口养老规划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解决。政府既要为养老金融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也需要采取针对性措施,积极推动养老金融发展。金融机构作为金融服务的提供方,在养老金融发展中具有较大的潜力,需要及时调整经营理念、创新产品,积极发展养老金融。个人作为养老金融的需求方,也需要更新观念,做好养老规划,参与到养老金融发展中来。在发展养老金融过程中,需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既要政府积极引导,也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以解决养老金融发展中所面临的各种经济社会问题。

一是强化养老金融发展的政策支持。养老金融是带有民生性质的新兴领域,政府负有鼓励和支持养老金融发展的责任(于全强,2014)。从养老金融要重点服务的三大领域看,老年人、养老产业、养老金都需要较多的政策支持。首先,财政政策在养老金融发展中的政策支持需要加强。因人口老龄化而带来的长寿风险具有明显的公共风险性质,养老产业也具有准公共物品的特点,决定了财政政策需要在养老金融发展中发挥较大作用。事实上,财政的大

力支持正是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宫晓霞、崔华泰、王洋,2015),需要对养老金融和养老产业发展,以及个人积累养老金提供税收优惠支持。其次,货币政策作为重要的宏观调控政策,在养老金融发展中也需要发挥积极作用。一方面,通过货币政策稳定经济增长可以为养老金融发展提供更加充足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尤其是基础货币供应、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再贴现等工具具有一定的结构性特点,可以进行适当的倾斜,推动金融机构加大对养老金融的投入力度。再次,金融监管政策结构性特点更加突出,可以在推动金融机构做好养老金融业务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金融监管政策既可以通过监管,提高现有金融机构发展养老金融的积极性,鼓励并规范养老金融的产品创新(侯明、熊庆丽,2017),调整好金融机构的存量;又可以推动成立更多的专业发展养老金融的金融机构,提高金融机构的增量。最后,重点围绕养老金的运作强化管理,扩大养老金的投资范围,更好地实现养老金的保值增值。

二是强化金融机构在养老金融发展中的作用。金融机构作为金融服务的提供方,在养老金融发展中具有较大的潜力。政府发展养老金融的政策有效实施,需要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并组织落地。个人和企事业单位的养老金融服务需求也需要通过金融机构来满足。为了更好地推动养老金融发展,需要金融机构在其中发挥更加关键的作用。金融机构不仅要根据政府的部署,积极配合政府推进养老金融发展,更要从战略定位、资源配置等方面,按照商业化经营的要求,提高发展养老金融的主动性。金融机构需要围绕养老金融的客户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产品创新,不断加大对老年人、养老产业、养老金的金融支持。

三是调动个人发展养老金融的能动性。无论是优化养老金融发展的政策支持,还是提高金融机构发展养老金融的主动性,其主要是从供给方面发展养老金融。养老金融有效发展还需要从需求方面发力,最终通过供求的综合作用更好地促进养老金融发展。养老金融发展的需求侧最根本的是来源于人,这也决定了需要从个人发展养老金融的能动性方面着手,充分利用个人力量推进养老金融发展,具体包括树立正确的养老理念,不断提高金融素养,加强个人养老规划。养老金融不仅是服务于老年人群体,调动个人发展养老金融的能动性不仅是针对老年人,而是针对所有的个人,让个人树立正确的养老观念,做好个人养老规划,积极参与到养老金融发展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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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娄飞鹏,男,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后,副研究员,高级经济师,供职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总行,研究方向:宏观经济与宏观金融、养老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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