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复活“蜀国弦”，重塑古代东方音乐之都形象的建议

“扬一益二”，成都是唐宋时期全国经济文化最繁华的两大都市之一，是当时东方世界的音乐之都。杜甫曾用“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和“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祗应天上(指宫廷)有，人间(指民间)能得几回闻”的诗句盛赞成都管弦歌舞之繁盛。前蜀皇帝王建陵墓——永陵遗址及其遗物是唐宋成都经济文化走在中国乃至世界前列辉煌历史的见证，是成都作为古代东方音乐之都的历史见证，被誉为“开明盛世的文化”(联合国信息与对外联络处主任克里斯蒂娜·恩格菲尔德语)、“中国历史上具有深刻意义的一座纪念碑”(奥地利驻北京大使约塞夫，梅龙斌语)，对于西部开发中重塑成都文明形象具有重要价值。
    永陵王建棺床侧有石刻24乐伎，形神鲜活，动感翊翊，保留了唐代燕乐座部伎演奏歌舞的瞬间场面，是唐代成都作为古代东方世界的音乐之都的历史载体和文化石。
    石刻乐伎中有乐伎22人，舞伎2人，使用乐器达20种，分属于燕乐中的龟兹和清商乐两个系统。燕乐指宴会时演奏的音乐，以龟兹乐为主。龟兹乐是西域民族音乐，多为鼓舞曲，使用琵琶、箜篌、筚篥、排箫、笙、笛、毛员鼓、腰鼓、答腊鼓、鸡娄鼓、革兆 牢等管弦击乐器。清商乐是汉族大曲，主要使用虎、吹贝、吹叶、弹筝、琵琶、腰鼓、羯鼓、都昙鼓、铜鼓。还有两个领唱手执拍板的乐伎。
    这组伎乐是唐代音乐的生动写照：一是除舞者外，全为坐姿，表明是座部伎在室内演奏。座部伎比室外演奏的立部伎技巧难水平高地位珍贵，故王建死后还想把这组宫庭乐队带入天国。二是表现了器乐的开放性。龟兹乐与清商乐并存兼容，又善于吸纳天竺(印度)、扶南(柬埔寨)、高丽(朝鲜)等外国音乐，共同组成表现为极为丰富的燕乐，受到人们的喜爱，而刻板的庙堂雅乐则越来越衰微，证明唐宋是雅乐衰微、燕乐兴盛的转折时期，而五代前后蜀是唐代高度发展的宫廷燕乐兴盛的代表。三是唐代极盛的“蜀国弦”乐器和乐曲，到五代前后蜀时仍保持兴盛势头。唐玄宗和唐僖宗两次逃难入蜀，促进了蜀派音乐的发展。玄宗时，张野狐等音乐家入蜀，形成杜甫称赞的“锦城丝管日纷纷”的音乐之都的形象，把“天上(宫廷)”乐曲传播到“人间(民间)”。僖宗时，有金五云等歌手入蜀，形成“蜀王殿上华筵开，五云歌从天上来”的盛况。源于巴渝舞和竹枝词的“蜀国弦”乐曲和乐琴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蜀中是蜀国弦琴制作的故乡。成都雷氏世代制琴，流传至今的“九霄环”雷琴已成稀世奇珍。蜀国弦又是一种有蜀风特点的歌舞乐曲。它既有李贺诗所说：“拂袖风吹蜀国弦”，“蜀国弦中双凤语”的轻佚软舞的特点，又有“蜀派躁急，若浪激奔雷”的勇毅健舞的特点。只要看看石刻伎乐中打击乐器有12种，占了一大半，就可明白其演奏中震谷惊雷的排场和气势。有学者认为石刻伎乐表现的是霓裳羽衣曲，其实应是“蜀国弦”歌后边的表现，因为广安发现的南宋安丙墓壁石刻乐伎18个几乎是王建墓石刻的承袭，只是增加了阮和竹琴等软舞成分，减少了健舞的鼓数，宋代本就不如唐代的勇健。
    现在“蜀国弦”已经失传，但可根据石刻乐伎形象加以研制复原。如果把全部乐器复制出来，创作一台蜀宫燕乐“蜀国弦”在永陵演奏，作为成都古代东方世界音乐之都的标志，那么，这个历史化石一定能够活起来，成为前景无限的旅游资源，其效果肯定可与风行全国的随州曾侯乙墓编钟相媲美，甚至超过!
    建议四川省成都市两级政府重视“蜀国弦”乐器和乐曲的复制和复原工作。目前，永陵博物馆与成都市歌舞剧院正联合研制王建墓石刻乐伎的乐器复原工作，建议省、市政府将其列为重点文化工程，给予高度关注和扶持。
    (本文是作者在四川省政协八届五次会议大会上的发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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