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研究 理论研究

成都与安阳、南京、杭州三大古都之比较

钱翥

2017年06月28日 12:00

何一民
《中华文化论坛》2017年第1期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先后有若干国家政权在中华大地上建立,由此形成了若干都城。据史念海先生研究,中国历史上的都城约为217个,“涉及的王朝或政权277个,其中建立在内地的古都164处,建立在周边各地的古都53处;这些古都所在的地理位置涉及到27个省、市、自治区。”〔1〕由于这200余个都城建立的时间不同,所在区位不同,作为都城的时间不同,规模大小不同,影响大小不同,因而都城之间有着很大差异,始有学者提出了“大古都”这一概念,即将古代都城划分为多个等级,其中有少数都城被称为大古都。初有五大古都之说,即西安、北京、洛阳、南京、开封为五大古都;后有六大古都之说,即将杭州也列入大古都行列。20世纪后期以来,先后有安阳、郑州和大同三个城市相继跻登中国大古都行列,而成都则始终被列为一般古都。成都之所以未被列为大古都,并未有人作出详细说明,但可以从之前有关大古都的标准略见一二。归纳中国古都学界所确立的大古都标准,主要有如下几条:一是主体王朝的都城,二是建都时间较长,三是规模较大,四是有重要后续发展的城市。后三条比较容易理解,但第一条则令人费解。什么是主体王朝?在秦统一中国以前,主体王朝如何确定?夏商周之外的国家是否就不能纳入中国大古都行列?如果是这样,那么如何反映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化?此外,秦统一中国之后,中国出现过多次分裂时期,分裂时期的主体王朝又如何确定?如三国时期,哪一个国家是主体王朝?五代十国时期,又是哪一个政权是主体王朝?因而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现代中国国家的形成的视角来考察,以主体王朝作为是否是大古都的标准是有所不足的,并与今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相违背。因而,此条标准不应予以考察。

在以往的研究中,也有学者对成都的大古都地位予以认定,如台湾学者吕佛庭撰《中国十大名都》,就将成都作为中国十大名都之一①。刘志宽等主编《十大古都商业史略》也将成都作为中国十大古都之一。②李国成编《中国古代十大名都》,同样将成都作为十大名都之一。③另外,有研究者撰《中国古都等级划分和古都并称由来》一文,其文长达3万余字,系统地对中国不同地区的古都进行了梳理、分析和排名。④该文对中国大古都提出了两种排名,从排名序列来看,成都在以殷墟为肇端的大古都排名中是第8名,如果以二里头遗址为起点的大古都排名是第9名,在两种总排名中成都均在前10位。由于以上的研究和排名仅为个别研究者的见解,未能成为定论,也未引起中国古都学会和相关权威专家的重视,故而成都的大古都地位未能得到认定。⑤大古都之所以称为“大古都”,关键在于“大”,而大与小是相对的,应从时间、空间和影响等方面来考察。从时间方面讲,大古都的建都历史悠久,都城历史积年比一般古都更长;从空间方面讲,大古都的城市空间规模大、人口多,超过一般古都;从影响方面讲,大古都管辖的范围超过一般古都,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比一般古都更高,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辐射力和聚集力超过一般古都,影响力也比一般古都更大,更深远;从长时段考察,大古都后续发展也超过一般古都,重要的大古都不应是昙花一现的城市,往往有着较强的生命力,在非都城时期也有较大发展,如西安、洛阳、南京、杭州等城市都是如此。如果撇开正统王朝之说,仅从认定大古都的其他基本条件来看,成都完全符合相关要求,综合考察,成都与安阳、南京和杭州等三大古都在古都地位上具有若干相似之处,各有千秋。本文将通过对成都与三大古都的地理环境与位置、都城历史积年、城市历史地位和当代的发展等多方面进行比较,深化成都可为中国大古都的认识。

一、成都与三大古都的自然地理环境比较

自然地理环境是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与载体,自然地理环境的优劣对于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影响至关重要。陈桥驿先生和马正林先生在论及大古都的条件时都强调“地理位置和山川形势优越”是重要条件之一。〔2〕因而有必要对成都与安阳、南京、杭州的自然地理环境进行比较。安阳位于华北地区晋、冀、豫三省交汇处,属黄河流域,温带气候,冬季气温降至零度以下,东南北三面都较为开阔,地形复杂多样,西部为太行山东麓山区,东部为黄淮海平原。

南京位于长江中下游长江南岸,北接辽阔的黄淮平原,向西可达江汉平原,向东是富饶的长江三角洲,南面则是秀美的皖南、浙北。由于南京有着长江天堑护卫,地势雄伟险要,因而自古被称为“龙盘虎踞”之地,是“山环水绕、形势天成”的帝王之都,为兵家必争之地。秦淮河穿南京而过,然后注入长江,孕育了南京独特的历史文化。杭州位于长江三角洲南部、钱塘江入海口、京杭大运河南端,处于亚热带季风区,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拥有秀美的自然风光,人文古迹众多。城内有名扬天下的湖光山色——西湖,素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誉。

成都居四川盆地成都平原中心,属于长江上游岷江流域,亚热带气候,风光秀美,美丽富饶,沃野千里,河流纵横,冬夏宜人,水旱不饥,物产丰富,自东汉以来就是著名的“天府之国”,千百年来,农业一直都很发达,从未衰落。

通过以上简单的概述,可以看到成都与安阳在地理形势上有一定的相似:皆是西靠高山,东临平原。成都以西是雄伟的青藏高原,向东则是宽广的成都平原,良田沃野,水系纵横;安阳位于洹漳流域,处于华北平原西部,背靠太行山,向东则是一望无际、广袤丰饶的黄淮平原,土壤肥沃,水分充足。《管子·乘马》强调了定都的理论原则:“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而成都、安阳二城市皆符合管子关于定都的原则。

这种地理条件在农业时代具有重要的优越性,可以在军事上有利于国都安全,政治上有利于保障统治集团的利益,经济上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有利于支撑城市发展。但相比之下,成都的自然地理、气候、经济等条件更加优于安阳,一是成都平原的气候和水土资源适合农业的发展,成都的农业在汉以后成为中国农业最发达的区域之一,而农业经济在农业时代是最主要的产业,成为城市和区域发展的重要支撑;安阳地区的农业远不及成都地区,在农业时代难以长期支撑一个大城市的发展。二是成都虽然位于成都平原之上,但是“益州险塞”,四周有着大山屏障,因而不易遭到外部的攻击,在历史上所遭战争破坏的次数相对较少;三是安阳无险可凭借,长期处于兵家必争之地,极易遭到战争的破坏,而不容易再发展;成都位于四川盆地,盆周的山川是很好的保护屏障,虽然也曾遭到过战争的破坏,但却能劫后再生。殷都和邺都的城市历史都曾中断,而成都却能持续发展,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不过与自然地理环境也有着重要的关系。

成都与南京、杭州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有同有异,但皆可称为优越,得天独厚。南京为龙盘虎踞,杭州被称为人间天堂,成都则为天府之国,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为三大城市所在地区发展农业和工商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都和南京、杭州所在地区皆是中国古代粮食的重要产地,也是油菜、棉花、桑蚕、茶叶、水果等经济作物的重要产地。由于农业的发达,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三大城市在历史上都是著名的工商业城市,并为在一定时期立国建都创造了条件。但成都与南京、杭州相比,农业起步更早。据考古发现,成都平原是中国最早发生农业革命的地区之一。从目前的考古材料来看,新石器时代后期,古蜀先民就已经开始进行原始农业生产。考古学家在位于成都平原的什邡桂圆桥一期遗址发现有数量较多的农作物,其中黍的数量占据了绝对优势,该遗址第一期的年代最早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这些旱作农产品的发现,说明在距今5000年前,成都平原已经步入农业时代。在距今4600-4300年的桂圆桥二期遗址层,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数量较多的水稻,水稻的品种相比其他农作物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仅发现有零星的黍、粟。〔3〕宝墩古城建立的时间,大致与桂圆桥二期遗址相当,考古工作者在宝墩古城遗址也相继发现有一定数量的水稻。〔4〕由此表明,此一时期水稻在成都平原已经得到广泛地种植,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已经从以旱作农业为主向以稻作农业为主转型。〔5〕南京、杭州的经济开发相比成都要晚得多,秦汉以前,南京和杭州的农业与城市文明都落后于成都。

总体考察,成都与安阳、南京和杭州三大古都相比,自然地理条件各有优劣,但安阳的自然地理条件不及成都、南京和杭州。而自然地理条件是城市生存、发展的载体,对于城市的影响十分重要,成都、南京和杭州之所以能在历史上虽曾多次遭到战争的破坏,其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始终未能失去,以致三大城市在当今仍然分别为三省的省会,始终保持着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与每一城市所具有的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安阳在历史上虽然也曾出现过辉煌,但是在失去都城地位后则长期处于衰落或不发展状态。

二、成都与三大古都的建都历史比较

在有关认定大古都的条件上,都城历史积年被视为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因而,比较成都与三大古都的建都历史十分关键。成都与安阳、南京和杭州三大古都皆为历史悠久的城市,特别是成都与安阳在先秦时期先后孕育出了辉煌灿烂的早期文明,分别是长江上游和黄河中下游的文明起源地之一,这是成都与安阳的最大相似之处,成都与安阳的建都历史都早于南京和杭州。

安阳是殷商晚期的都城。公元前1600年,黄河流域建立起中国第二个奴隶制国家——商。商第二十代国君盘庚将都城迁至今安阳小屯,曰殷,并在此建立起灿烂的殷商文明。夏鼐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中谈到,认为殷已经具有都市、文字、青铜三大文明要素。1899年前后安阳小屯一带发现刻字龟甲,经学者认定是商代甲骨文,并确定甲骨文出土地点即是殷商废都。1928年至1937年,“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对安阳殷墟进行了15次大规模考古发掘,获得了10多万片甲骨和2000余件青铜器,20世纪50年代后又发现近3000多件青铜器,并出土大量的玉璧、玉璜、玉琮、玉璋,制作精美,工艺精湛。安阳殷墟不仅是商王朝国都和军事重地,也是黄河流域的经济文化中心。殷商灭亡后,其都渐废,最后消失。春秋时期,在殷商故地今河北临漳县西所建的邺城与殷都并无直接的传承关系。邺城在三国时期成为曹魏政权的五都之一;南北时期也相继成为后赵(319年-351年)、冉魏(350年—352年)、前燕(357年-370年)、东魏(534-550)和北齐(550年—577年)的都城,但各朝存在的时间都较短。据史念海先生统计,安阳的建都历史总计约351年。〔6〕

南京的城市历史兴起晚于安阳。春秋时期,南京地区才开始出现早期的聚落。战国时期,南京地区开始建城。两汉时期,南京地区出现较快的发展,为三国时期秣陵成为吴国都城创造了有利条件。公元229年,吴王孙权称帝,在秣陵建都,改名为建业。其后,东晋、宋、齐、梁、陈等五个政权也相继定都于今南京。五代十国时期,南唐政权也在此建都。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南京称帝,以应天府为都城。晚清时期,洪秀全以南京为都城建立太平天国,统治范围达东南地区多省,政权长达14年。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华民国临政府也以南京为首都。袁世凯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后,南京失去了首都地位。1927年南京成为国民政府首都。1937年抗战爆发,南京沦陷。抗战胜利后,南京再次成为首都,其都城地位一直保持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故而南京被称为“六朝都城”,或“十朝都会”,其历史积年共计449年。〔7〕

杭州所在的地区历史悠久,考古学家于20世纪30年代在今杭州市所属良渚镇发现一系列史前遗址,距今5500年—3900年之间,后来考古学家将这一早期考古学文化命名为良渚文化。良渚文化的中心区域面积约33.8平方公里,包括莫角山遗址、反山遗址、瑶山遗址、庙前遗址等,发掘出土了大量玉质礼器、宫殿建筑、祭祀场所、城墙,证明良渚文化已经进入“早期方国”阶段,对于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有着重要意义。良渚文化的发现将杭州地区的文明向前推进。但是,良渚文化在3000多年前突然衰退,一直到秦统一中国后,该地区才出现城市,秦朝在灵隐山麓设钱唐县治,属会稽郡,从而开始杭州早期城市的发展。中国从南北朝以后,经济重心南移,江南地区得到较大开发,到唐宋时期,杭州所在江南地区已经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地区,各类物资供应充足,隋朝所修建的江南运河使杭州襟江带河,成为东南水陆交通枢纽。正是有着雄厚的区域经济实力为支撑,杭州先后成为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和南宋政权的都城,都城历史积年共计210年。〔8〕

相比以上三大古都,成都的建都历史不仅早,而且都城历史积年更长。先秦时期,成都先后成为蚕丛、柏濩、鱼凫、杜宇、开明等五代蜀王国的都城,历时长达2000余年。《蜀王本纪》载:蚕丛、柏濩、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华阳国志》也有类似的记载。但由于这些文献所载过于简略,且非当时的文献,因而不少人认为记载的内容多不可信。20世纪中叶以来,成都地区相继发现了三星堆遗址、羊子山土台遗址、宝墩文化古城遗址群、十二桥遗址、金沙遗址等,以充分的考古实物证明了五代蜀王的存在和成都的建都历史,证实了古代文献关于五代蜀王在成都建都的历史并非虚言,而是信史。由此可以计算出成都在中国历史上的都城历史积年长达千年以上。成都宝墩文化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存在于距今约4500年至3700年前,包括新津宝墩村、都江堰芒城村、崇州双河村、郫县古城村、温江鱼凫村。宝墩文化是成都平原最早的古城遗址群,是巴蜀地区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历史证据。宝墩文化证明,成都平原上曾出现高度发达的早期城市文明。以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是20世纪中后期和21世纪初期中国考古的两大发现之一,从而揭开了古蜀文明神秘的面纱,完全更新了世人对成都历史的认识,证实了成都作为长江上游文明中心地位,并充分证明了成都是中国最早的都城之一。〔9〕

根据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的双重印证,从距今4500年至3700年间,蚕丛王和柏濩王相继在今成都城区周边建立了多个都城,最早的都城就是宝墩古城,总面积达276万平方米,宝墩古城的规模在同一时期的古城中排名在前四位,其高大的城墙和大型的建筑遗址表明,修筑如此规模巨大的城池,不仅需要动员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还需要进行合理的分工和管理,因而宝墩古城的修筑决非部落首领所能完成,只有以王权为核心的早期国家才能够胜任如此巨大的工程。继宝墩古城之后,蜀人又相继在成都修筑了大邑高山古城、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村古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古城等多个都城。如果说早期蜀王所建立的国家,只是早期文明时代的“方国”,其国家形态和制度还不完善,管辖的范围还比较小的话,那么以今三星堆遗址为都城所建立的鱼凫国,则是制度比较完善,管辖范围较大的早期国家。夏商之际,鱼凫王继蚕丛王和柏濩王之后,以成都平原为核心地区建立起了强大的鱼凫国,并以今三星堆古城遗址为国都。在三星堆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的大型青铜制品、黄金制品、玉石制品,以及巨大的城墙遗迹,城墙内分布着宫殿区、宗教区、生活区、作坊区。〔10〕显而易见,三星堆古城曾是一座有规划的王都,经济、文化相当发达,以青铜文化为特征的三星堆文化被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迹”,见证了高度发达和繁荣的古蜀文明。三星堆文化也早于安阳殷都时期。

商周之际,杜宇取代鱼凫王成为蜀国新的统治者,建立新的杜宇王朝,开始称帝,并将政治中心迁至今成都主城区(金沙遗址),以今郫县为别都。此一时期的国家制度更加完善,物质文明更加发达。21世纪初,考古工作者在成都主城区发现了金沙遗址,出土了成吨的象牙、野猪獠牙、鹿角,以及2000余件金器、玉器、石器、青铜器、陶器等珍贵文物〔11〕。金沙遗址大量的出土文物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表明这里曾经是杜宇王朝的都城。

春秋战国时期,开明氏取代杜宇,建立开明王朝,将其都城从今成都城区迁移至今成都近郊,其后,开明王五世再次将国都迁回至今成都主城区。开明王朝幅员辽阔,北至汉中盆地,东至嘉陵江,西至青衣江羌地,南达岷江下游。

成都平原史前古城遗址群的发现,证明了成都作为长江上游文明中心的地位,也证实了成都的都城历史十分悠久。成都建都历史,即使从三星堆古城算起,也早于安阳殷都,更早于南京、杭州等大古都。大量考古发现已经充分证明先秦时期成都的都城历史积年长达千年以上。秦统一中国后,成都也曾多次成为割据政权的都城。西汉末年,公孙述在成都称帝,建立“成家”政权。东汉末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建立“蜀汉”政权,是东汉末年三国时期最重要的三大政权之一,也是在中国历史上拥有最大影响力的政权之一,其时,中国处于分裂时期,因而并无正统之说,三国皆自称正统。西晋末年,李雄在成都建立“成汉”政权。五代十国时期,王建、孟知祥分别建立前蜀、后蜀,皆定都成都。由此可见成都在秦以后曾先后为成家、蜀汉、成汉、前蜀、后蜀等五个重要政权的都城,“成家”政权历时12年,“蜀汉”政权历时42年,“成汉”政权历时47年,“前蜀”政权历时18年,“后蜀”政权历时31年,从成汉至后蜀灭亡,成都的都城历史积年为146年。唐代,成都曾为陪都,称“南京”,历时数年;北宋时期,王小波、李顺起义,建大蜀政权,以成都为都城,历时2年余;明末,张献忠建大西国,以成都为都城,历时3年。如果加上蚕丛、柏濩、鱼凫、杜宇和开明五代蜀王建都的时间,成都的建都积年将长达2000余年,如果仅从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计算,成都的都城历史积年也长达千余年,可以说成都是一座拥有悠久建城史和建都史的文化名城。

从以上可见,先秦时期,成都与安阳分别是长江上游地区和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文明起源中心,不仅建立起了地域辽阔、制度完备、阶级分明的国家,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高度发达,而且还对周边地区产生了较为强大的辐射作用,对中国历史的发展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那就是当代安阳城区与商都和邺都的城址并非同一城址,也无历史传承关系,正是因为如此,安阳的大古都地位曾一度被部分学者所质疑。而城址的重合性本应该成为是否可以称之为大古都的一个重要的条件,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更多的研究者并未看重这一条件。反观成都,3000多年来城址有拓展而无迁移,今主城区与历史上的都城具有高度的重合性和继承性,这一特点应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并应将其作为认定成都大古都地位的重要依据之一。

成都与南京的建都历史相比,建都历史更早,都城历史积年更长。唐以前,成都的影响力大于南京。但是南京曾作为明朝都城长达53年,为统一国家的都城,其影响十分巨大。两城市相比,则各有所长,另外,南京与成都一样,2000多年城址不变(成都的时间更长),充分体现了两大城市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活力,同时也是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体现。在城名方面,南京与成都有较大差异,南京在历史上曾用过62个名称,有金陵、秣陵、石头城、建业(邺)、建康、蒋州、白下、上元、江宁、集庆路、应天、天京等。成都在开明王朝以后的2000多年间,其城名一直延用至今而无变化,这在中国城市史上极为少见,体现了成都城市文化的独特性和城市文明的一脉相承。

成都和杭州的都城发展史相比,有较大差异。一是建都时间先后不同。成都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是多个政权的都城,从金沙遗址发掘的太阳神鸟、金权杖等金器以及大量的青铜器、玉器来看,成都当时的物资文明和精神文明已经发展到当时世界的领先水平,是一座规模较大,人口众多的王都。而杭州地区在秦代还是一片随江潮出没的滩地,并未建城,直到秦始皇时才设钱塘县治于灵隐山。二是在建都数量上有所不同。成都在先秦时期曾是五个早期国家的都城,秦统一后,成都也成为多个割据政权的国都,其中有五个政权在历史上有较大影响,特别是三国时期的蜀汉政权影响甚巨。杭州在历史上仅有两次建都历史,即吴越国和南宋王朝,都城历史积年仅221年,比成都的都城历史积年要少得多。杭州的都城历史积年虽短,但作为南宋都城影响却甚巨,在这一点又上胜过成都。三是成都与杭州在唐朝以前的发展水平也不同。两汉时期,成都已经成为全国“五都”之一,是重要的工商业大都市;而此一时期的杭州还仅是隶属于吴郡的一个小城。杭州的崛起是在隋唐时期京杭运河贯通后,江南地区大开发推动了杭州的发展,由此才开启杭州经济发展的辉煌时代。

三、成都与三大古都在非都城时期发展的比较

成都与安阳、南京和杭州三大古都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和不同的命运,尤其是在非都城时期有很大的差异。安阳曾是商朝的都城,殷人在这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殷商文明,奴隶制国家机构完整,统治稳定,商王朝在此建都200多年,农业生产和以青铜业为代表的手工业发展十分迅速。但是商王朝灭亡后,殷都的贵族和平民四散逃离,宫殿宗庙被掠夺瓜分,繁华一时的殷都沦为废墟,掩埋在地下数千年,直到20世纪才被发掘出来,被世人称为殷墟。曹魏时的邺都虽然也曾繁华一时,南北朝时期也曾五次成为都城,但在失去都城地位以后也就很快衰落。有学者就明确指出:邺都以及后来的安阳都不是殷都的延续,不能视作同一座城市〔12〕。陈桥驿先生指出:“一个现代城市要获得古都的称号,还必须符合另一种历史事实,那就是当年的古都所在,是不是落在现在这个城市的境域之中”。〔13〕邹逸麟先生在论证安阳应为大古都时也承认:“这一点对安阳来说是有缺陷的。”尽管“从沿革地理角度看,安阳和邺是一脉相承下来的。”〔14〕安阳虽然曾经有辉煌的历史,但是在周朝建立后完全衰落。魏晋南北朝时期,邺城虽多次作为都城兴盛一时,但在失去都城地位后出现严重衰落,其后建立的安阳,与邺城并无直接的承袭关系;安阳在隋唐以后只是一个普通中小城市,在全国并无重要影响,至今也只是中国中部地区的一个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在全国和全球的影响力相对较低。

南京城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变迁,几起几衰,由于形势险要,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因而政治局势一旦发生变动,就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多次遭到严重的破坏。但是南京城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故而每次衰败之后都能够再次崛起,并且长期成为区域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元代南京为集庆路治所。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改集庆路为应天府,成为明朝初年的都城。朱元璋对应天府城大兴土木,进行了长达20余年的营建,城市人口规模一度达70余万,空间格局也形成了宫城、皇城、京城、外郭四重城格局,京城城垣长达35公里,外郭周长达60公里,是当时世界人口最多,空间规模最大的城市。明成祖将都城迁至北京以后,应天府仍然保持了留都的地位,设立了南京六部等机构,由于政治中心的虹吸效应,南京在明朝仍然有很大发展,到明中叶时发展成为百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和南方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清代,应天府改为江宁府,为江苏省省会和两江总督驻地。民国建立后,南京两次成为民国政府的首都。新中国成立后,南京一直保持着江苏省省会地位,改革开放以后南京成为副省级省会城市,长江下游城市群的核心城市,是国务院批准确定的中国东部地区重要中心城市、全国重要的科研教育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

杭州因位于长江三角洲,在宋以后的行政地位一直较高,元明清时期皆为省会,区域行政中心地位保证了杭州在区域内的优先发展态势,在明清时期发展成为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改革开放以后,杭州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紧紧抓住了对外开放的机遇,招商引资,发展经济,成为位于全国经济发展水平前列的特大城市之一。

成都从杜宇在今成都主城区建都以来的3000多年间,城址一直是有拓展而无迁移,城名也在开明王朝定都以后的2000多年间未曾更改,虽然在历史上也曾遭到战争破坏,但是城市历史从未中断,重创之后都能够在原址重建和更生,这在世界城市史上可谓极其少见。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演变中,成都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从汉代至唐宋时期,成都为南北丝绸之路和长江经济带的交汇点,并由此产生了重要的国内国际影响。汉代,成都“列备五都”,为都城长安之外的五大工商业大都市之一。唐代,成都也是全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之一,史称“扬一益二”。

新中国建立后,成都不仅是四川省省会,也是西南地区的科技、商贸、金融中心和交通、通讯枢纽。改革开放以来,成都在国家的战略地位更是不断提升,近年来随着国家向西开放战略的实施,成都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从以上来看,成都与南京、杭州在非都城时期的后续发展方面,有较多的共同之处,三个城市一直是区域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特别是从元朝建立行省以来的数百年间,三大城市一直是各自所在省区的省会,分别是西南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著名都市,城市人口规模长期具于大城市行列,保持了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至今仍然是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相比之下,安阳则在历史上长期处于不发达状态,而当下也未能在中国城市体系中占有一席重要地位。2015年,安阳市“全市生产总值1672.2亿元,增长7.2%;其中,一产增加值139.2亿元,增长4%;二产增加值873.3亿元,增长5.8%;三产增加值659.7亿元,增长11.1%。三次产业结构为8.3∶52.2∶39.5。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3亿元、支出223.3亿元,分别增长5.3%和16.2%。”〔15〕安阳的三次产业结构为11.8∶57.1∶31.1,产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安阳的经济发展在河南省内难敌省会郑州,以历史文化作为城市特色的旅游业发展也远不及洛阳、开封两座大古都。2015年,南京“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9720.7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9.3%。”“按常住人口计算,全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18171元,按平均汇率折算为18973美元。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例调整为2.4:40.3:57.3。服务业主体地位继续强化,服务业增加值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57.3%,比上年提高1.5个百分点。工业结构升级加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全市工业的比重为45.3%。”〔16〕杭州在“2015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10053.58亿元,比上年增长10.2%。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87.69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3910.60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5855.29亿元,分别增长1.8%、5.6%和14.6%。人均生产总值112268元,增长9.1%。按国家公布的2015年平均汇率折算,为18025美元。”〔17〕与以上三城市相比,成都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超安阳,也略高于南京和杭州。2015年,成都“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10801.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7.9%。其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373.2亿元,增长3.9%;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4723.5亿元,增长7.2%;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5704.5亿元,增长9.0%。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生产总值74273元,增长6.6%。一、二、三产业比例关系为3.5∶43.7∶52.8。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157.6亿元,比上年增长12.9%。其中,税收收入800.1亿元,增长3.3%。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68.4亿元,增长9.6%。”〔18〕成都的经济不仅发展较快,而且发展潜力巨大,不仅是未来10年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而且也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城市之一。2016年,成都被提升为国家中心城市,成为中国城市体系中最顶层的城市,将进一步强化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科技中心、文创中心、对外交往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的功能建设,加快发展成为世界文化名城。因此,成都在中国未来发展格局具于更加重要的地位,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结语

综上所述,成都与安阳、南京、杭州三大古都相比,在自然地理环境、建都历史、发展变迁和当代的地位作用等方面各有千秋。

成都与安阳都是在先秦时期就开始建城,并长期作为都城,如果仅就都城的历史积年来看,成都的都城历史积年超过安阳。安阳作为商朝都城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然而,如果就秦统一以后两城市的地位和作用来考察,成都在多个时期则超过安阳,特别是在汉代和唐代,成都作为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作为南、北丝绸之路和长江经济带交汇点,作为中国内陆地区对内对外开放的枢纽,〔19〕
不仅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安阳相比成都,除在作为商都和魏都外,其余时间都乏善可陈,安阳在南北朝以后失去都城地位,也就失去了发展动力,成为普通中小城市。而成都却始终保持着大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和功能,特别是在当代的发展更是超过安阳。

另外,成都与大古都南京相比,无论是在地理条件、建都积年、历史上的区域影响力还是城市规模、城市延续性、影响力等方面相比,则是各有所长。当代成都与南京相比,同样也是不分伯仲,皆为副省级省会城市,也都是万亿级的经济中心城市,其影响力远远超出行政区划,成为国家级的重要中心城市。

至于成都与杭州相比,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如先秦时期良渚文化和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都同样灿烂辉煌。秦统一以后,成都是“天府之国”,而杭州则是“人间天堂”,都是富庶之地,农业经济发达,手工业兴盛,商业繁荣。成都和杭州都未曾作为全国统一政权的都城,但都城的地位都十分重要,影响巨大,南宋偏安一隅,并未统一全国,这与三国时期的蜀汉相似,而五代十国时期的前蜀和后蜀也是影响颇巨的独立政权,与一般意义上的政权有很大区别。当今,成都与杭州的发展亦各有所长,皆为副省级省会城市,2015年两城市的GDP均在万亿以上。但成都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在国家未来发展战略中的地位更加重要。

通过以上对成都与安阳、南京和杭州的比较,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成都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都,都城历史积年上千年,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遗存,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从汉代至今,成都始终保持着西南地区最重要的中心城市地位,并在中国历史上和当代有着重要国内国际影响力的特大城市,完全符合大古都的所有条件,跻登中国十大古都行列,当之无愧,其大古都地位的认定是中国古都学研究不断深化发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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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成都市统计局.2015年成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2016-5-23.
〔19〕 何一民.对内对外开放的枢纽与古代成都的三次崛起——重新认识成都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6,(2).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城市通史编纂”(项目编号:12AZD08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何一民,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 成都 61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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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6月28日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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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成都与丝绸之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