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研究 理论研究

古代成都与丝绸之路

钱翥

2017年06月22日 12:00

何一民
《中华文化论坛》2017年第4期


四、成都与长江经济带及海上丝绸之路

成都居长江主要支流岷江中游的成都平原,密集的水网使成都可以通过岷江连接长江,与长江沿线城市都能发生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既可连接荆楚湖湘,又可再下行与东吴互通,乃至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联系,因而将成都通过长江东向的对外联系和通过南北丝绸之路的对外交往结合一起来考察古代成都,可以更全面地总结成都在古代中国对外交往中的枢纽和中心的地位。

(一)汉唐时期成都在长江流域的地位

目前学界对以成都为起点的南方丝绸之路已有大量研究,通过南方丝绸之路,成都与南亚印度等国进行贸易往来已成定论。近年来,学术界对成都与北方丝绸之路的联系也得到确认。因此成都在汉唐时期处于南来北往的交汇点,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枢纽。但对于该时期成都沿长江东向的交流,成都在长江流域的地位,成都在历史上是否与海上丝绸之路发生联系等方面则较少被人所提及和研究。在综合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汉唐时期成都在长江流域的地位,以及成都向东与海外丝绸之路的联系。早在先秦时期,成都就与长江中下游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成都金沙遗址所发掘的玉琮就与良渚遗址的玉琮在形制和工艺上十分相似。而开明王朝的开国之君鳖灵就是长江中游人氏。长江作为横贯中国东西的一条水上交通大动脉,在古代中国交通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长江上游的蜀地正是依托长江航运将各种丰富工农业产品运输出去,得以与长江流域各地进行互通有无。汉唐时期,成都作为长江上游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是长江航运上游的起点,在长江流域占据重要的地位。

成都虽然受到四川盆地地理环境的制约,陆路交通不便,但水上交通则有着天然之利。成都所处的岷江,自古便具备航运的条件,沿岷江而下即可东入长江,经三峡,出夔门,可直达吴楚。《战国策》载:“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徇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31〕。“蜀地之甲,轻舟浮于汶(指岷江),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32〕。成都人早在开明王朝时期就表现出高度的开放性,突破闭塞的地形,积极向外拓展,沿江顺流而下即为突破交通闭塞的一个关键点。李冰任蜀太守时治理岷江,修筑都江堰,将岷江分为内、外二江,内江流经成都城外,东流而下,在嘉州与青衣江汇合,至今宜宾与金沙江相汇,因而古代成都的水上交通十分便利。《华阳国志·蜀志》载:岷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西汉以后历朝地方官员都将岷江治理作为重要的政务之一,进一步整修都江堰,使成都以下的岷江河道更为通畅。从成都经岷江至长江的航运的作用早在先秦时期和秦以后的各种军事和经济活动所证实。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后,“秦将司马错、张若在成都等地造船积粟,率巴蜀之众10万,大舶船万艘,米600万斗,日行300里,浮江伐楚”〔33〕。秦末战争,汉高祖刘邦以成都平原为战略后方,以蜀地的物产支援前方,如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萧何发蜀地“万船”载军粮沿江而下支援前线〔34〕。

汉武帝时,江南、山东发生水灾,汉武帝两次诏令调拨“巴蜀之粟”以解江南之困,数以万石的巴蜀之粟即通过岷江—长江航运运至灾区,赈救灾民。三国时期,费祎自成都出使吴国,诸葛亮在成都城南的万里桥畔为其饯行曰:“万里之行始于此矣”。三国时期吴蜀两国正是通过长江进行各种经贸和文化交往,特别是丝绸贸易十分兴盛。西晋灭蜀汉之后,为了攻打吴国,派大将王濬为益州刺史,在成都等沿江城市修造大船,公元280年王濬率水军数万余之众,由成都浮江东下,自江州(重庆)、夏口(武昌),直达建业,远比晋武帝所派出的其他五路陆路大军速度为快,孙吴皇帝孙皓自知大势已去乃主动请降。史称王濬所率蜀中舟师,“舟楫之甚,自古未有”〔35〕。隋唐时期,随着大运河的开通,全国航运交通走向兴盛,成都通过长江航运又与大运河建立了直接的经贸往来,其经济和文化与全国各地的交流更加方便和密切,成都不仅“水程通海货,地利杂吴风”〔36〕,而且与“交、广、荆、扬、越等州”有着密切的经济往来,成都城外锦江“运漕商旅,往来不绝”。“舳舻相继”,与长江中下游各地有着密切的往来,并对全国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综观先秦至唐宋时期,以成都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成为中央政府重要财赋之区和战略要地”〔37〕,正如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所指出:“四川自古就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争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险而坐守之,必至于亡”。成都对于中央政府除了政治、军事上的作用外,还以其发达的经济对长江中下游地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推动了长江中下游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故而在长江流域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岷江—长江航线在汉唐时期担负起了连接剑南西川和江淮地区商业运输的重任。杜甫在诗中写道:“风烟渺吴蜀,舟楫通盐麻”。“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唐代诗人杜牧也说:“蜀船载着蜀锦直航扬州”。李白则称“千里江陵一日还”。唐宋时期成都十分富饶,农业也非常发达,成都虽然远处西蜀,但却是关中地区粮食的主要供应地之一,川中漕粮顺江源源而下,船行至扬州再转入运河,再西北而行。在历朝统治者的强制性推动下,成都依托岷江—长江航运,与长江流域各主要城市发生了密切而广泛的联系,特别是江南地区的丝绸业受蜀地影响巨大。成都是蜀锦的故乡,是中国丝绸文化重要的发源地和主要生产地,蜀锦以其品质精美华丽,体积小价格贵而风靡天下,其产品和技术多流向长江中下游地区,推动了江南云锦等丝绸织品的兴起。考古人员在湖南长沙、湖北江陵等地的汉墓都曾发现过战国蜀锦。南朝刘宋人山谦之在《丹阳记》说:“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三国时,蜀锦成为蜀汉政权对外贸易的专利品,通过直接贸易和间接贸易行销曹魏和孙吴,形成“魏则市于吴,吴亦资于西蜀〔38〕”的局面,而这些物资交流正是从成都通过岷江—长江航运来实现的。中唐以后,地处长江上游的成都,和位于长江下游的扬州同为为全国最繁华的两大商业都会。成都与长江中下游的经济文化往来,在唐宋时期到一个高峰,直到元以后成都经济因战乱而衰落,在全国的地位和作用也迅速下降。

(二)以成都为中心的蜀文化与长江中下游文化有着长期的互动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在长达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各地各民族依托各自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基础,形成具有一定认同性和共通性的文化体系。就整个中华文明而言,可分为长江流域文化、黄河流域文化、蒙古草原文化、西藏高原文化、西域文化等多种文化体系。成都所处的蜀文化属于长江流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江文化中始终处于主体文化,占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①。以成都为中心的蜀文化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化交流联系非常广泛,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以及相互补充。除了大量文献记述有蜀文化与楚文化、吴文化之间的联系外,近年来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考古中发掘还发现了大量文物,可以直接揭示成都文化与长江其他地区文化的交流状况。如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成都造的精美漆器。在安徽马鞍山市雨山三国东吴朱然墓出土了一批彩绘精美的漆器代表作,漆案底部朱漆书“蜀郡造作牢”和“蜀郡作牢”铭文,均为蜀郡官府作坊所造的器物。成都物产丰富,对外贸易上不仅有风靡天下的蜀锦,而且漆器、麻、茶等均是商贸大宗。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地是中国最早人工种茶的发源地和茶文化传播中心〔39〕。大约在西汉时期,种茶业始由巴蜀传到今湖北、湖南一带;在东汉或三国时,种茶业又由荆楚地区进一步再向长江下游传播。蜀茶文化及其他文化正是沿着长江而下向东部广大地区进行传播和发展,乃至向海外推广。蜀文化在长江流域具有很强的活力,与长江中下游的楚文化,吴越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因而在关注蜀文化与其他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过程中,也许这样能进一步揭示出成都在长江流域的地位和贡献。

(三)成都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联系

汉唐时期成都与长江流域的联系已能有大量的资料可以直接证明,那么进一步思考,成都与海上丝绸之路是否也发生了联系,蜀商直接或间接开展海外贸易是否也存在可能性?目前。有一定的资料可以表明,成都通过长江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及海外各地发生联系是一定存在可能性,这可以从蜀地与海上丝绸之路主港的联系、蜀地的交通以及蜀商等方面进行探讨。

1.成都与海上丝绸之路主港的联系。要探讨蜀地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联系必须先探讨蜀地与海上丝绸之路主港的联系问题,即蜀地是否是海上丝绸之路主港的经济腹地,成都只有通过与海上丝绸之路主港发生联系,才能与海外国家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沿着此一思路,需要考察成都在汉唐时期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徐闻以及广州等地的关系问题。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亚欧及世界各进行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以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多个港口为主所形成的国际贸易网。现有研究表明,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南海起航的海上交通是目前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秦汉时期,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徐闻古港,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雷州半岛南部。此一地区很早就有人类的活动,先秦时期就成为中国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汉武帝鼎元六年始建县,徐闻港开始变得十分兴盛,成为汉代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之一。另外,北部湾东北部地区的合浦港也在先秦时期开始早期对外贸易。秦以后,灵渠开通,促进了中原地区与北部湾的经济、文化联系,由此促进合浦港在汉代崛起,成为当是与东南亚亚各国进行贸易的重要口岸。东汉时期,番禺(广州)兴起,取代徐闻、合浦成为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宋末至元代,泉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明初实行海禁,后因倭寇作乱,泉州港也逐渐衰落,漳州月港则兴起,取代其主港地位。从海上丝绸之路主港的变迁可以发现,中国的海上贸易有由南海向东海转移的趋势,这与中国历代政治经济发展的形势息息相关。目前要从文献上找到直接的史料,证明成都与这些港口有着经济联系的证据较为困难,但仍然可以从海上丝绸之路主港考古发掘中寻找蛛丝马迹。但是,考古发掘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仅能提供零散的材料,不能提供系统的、大量的证据。从考古发掘和前人研究的资料来看,汉代巴蜀的影响已经远及南海沿岸。1960年广州三元里发掘的汉墓中,出土了漆扁壶,漆扁壶最早在四川青川考古中发掘出来。在汉代,成都是制作漆器的主要城市,漆扁壶是蜀地传统的漆器形状,故有研究者认为三元里汉墓中发现的漆器扁壶的器物形状明显受蜀地的影响,可能是秦朝修筑新道后在巴蜀地区或楚国故地(楚地漆器生产受巴蜀的影响)的漆器产品的影响推动下生产出来的〔40〕。此外,对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也表明,在汉代尚有一条通往越南的水陆兼程的交通线路,通过此路由蜀入滇,西至大理,再沿红河可抵达越南河内,由河内出海则可通东南亚各国。有研究者认为这就是沟通蜀地、云南与中南半岛最古老的一条水道〔41〕。以上两点似可表明汉代成都已经开始与南海地区发生某种程度的经济、文化联系,进而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海外发生联系。

2.蜀商与海上丝绸之路。汉唐时期,蜀地货物行销全国,表明巴蜀商人已经具备长途贸易的能力,蜀地商人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将巴蜀货物销往全国各地,在对外联系上起到先锋作用,因而蜀商通过长江航运将大量蜀地所产货物运输到沿海港口,是具备这样的能力。有研究者通过对活跃于南北丝绸之路以及各通都大邑的蜀商进行考察,认为早在西汉前期,蜀商已经“遍布长安、番禺等国内通都大邑,把蜀地商品远销至西域、中亚、印度、东南亚、东北亚等地。蜀商还充当了南方走私贸易的主角,内地与西南夷和南越国的走私活动主要为蜀商所为”〔42〕。《史记·货殖列传》将卓氏和程郑两位蜀商放在西汉初年12位货殖高手和富商大贾之首,可见当时蜀商在全国的地位和活跃程度。蜀商的贸易活动可能已经通过以直接贸易和接力式的间接贸易相结合的形式,将蜀地所生产的物品和文化带到全国各地乃至异域。从南北丝绸之路发现的蜀地物产来看,蜀商在汉唐时期对成都的对外交流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活动能力已不容小觑,对沿长江向东乃至向海上扩展应当也具备这个可能性的。

汉唐时期成都与长江流域各地区已经有了大量的贸易往来,蜀地货物遍及全国,蜀地文化也通过各种途径向外传播,与长江流域各种文化进行交流、融合。此一时期,蜀商已经具备了长途贸易的能力,在繁忙的南北丝绸之路和长江航线上都有蜀地物产和蜀商的身影。成都地处四川盆地,四面环山,闭塞的地形并未使成都形成保守的文化,相反蜀商大胆的利用其聪明才智在崇山峻岭、高山峡谷以及悬崖峭壁间探索开凿出一条条通往各地的贸易路线,蜀道之难,并没有阻止蜀商的脚步,蜀地物产北越秦岭、大巴山,东出夔门,西走龙门山地,南下滇池,以至异邦,而成都作为一个中心和枢纽或影响全国或影响巴蜀,从未断绝。正是因为如此,世界第一种纸币——交子才会在成都产生。

五、成都与丝绸之路佛教文化传播

古代成都不仅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商贸中心、交通枢纽,也是重要的文化中心,特别是南北朝时期成都成为丝绸之路上佛教在中国内地传播的中心之一。

近年来考古学家在巴蜀地区出土和采集到东汉末年至蜀汉时期的一些与有关佛教的遗物,如绵阳何家山钱树铜佛像〔43〕、什邡佛塔画像砖〔44〕、乐山麻浩1号崖墓佛像〔45〕、乐山柿子湾1号崖墓佛像〔46〕、乐山西湖塘施无畏陶俑、彭山崖墓钱树陶座佛像、忠县涂井崖墓钱树铜佛像、白毫相陶俑及陶屋模型等均是东汉末至三国时期的文化遗存。〔47〕这些与佛教相关的文物,体现出犍陀罗乃至中亚的艺术特征,与北方丝绸之路关系密切,这些蜀地早期佛教遗存大部分是从印度、中亚经西域,穿越青海、河南道,经岷江河谷进入成都平原,然后顺长江而下向东南传播,并沿途留下印迹。东汉末三国时期,佛教传入蜀地,与本土正在兴起的道教文化迅速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本土化佛教文化,这一时期出现的佛像、类佛造像以及部分表面上看来是佛却并不是佛的祝祷冥福等造像,就是佛、道文化融合的产物。①由于此一时期前巴蜀发现的早期佛教遗存数量不多,其具体的渊源和传入路径尚未成为定论,但它们的发现已经充分表明佛教已经传入蜀地。

东晋初年,由此北方大乱,北方的佛教徒大量向南方转移,由此促进了蜀中佛教兴起。东晋高僧释道安为避战乱,曾率400余僧众南行,途中两次分遣其同门及弟子,其中赴蜀者很多,他们之中有部分人成为益州高僧,声名最盛者当属释法和、释昙翼和释慧持等。其他高僧如贤护、法绪和释慧睿等也很有名望,特别是释慧睿开创了成都与天竺直接交流佛教的先例。这个时期东晋益州的官员对于佛教的态度也很开放,如益州刺史毛璩为弘扬佛法提供了不少有利条件,推动了佛教在蜀地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地高僧来蜀传教弘法,大量寺庙也在成都等城市相继修建。

五胡乱华以后,丝绸之路河西走廊交通受阻,而经青海湖,沿陇南进入蜀西北,并顺岷江河谷进入成都平原的丝绸之路河南道兴起,成为继丝绸之路河西走廊之后又一条连接中国内地与西域的交通要道。丝绸之路河南道不仅是商贸交通的要道,也是佛教传播的又一条通道。

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渗透到中国各地,形成了全社会崇尚佛教的风气,此一时期,佛教东传的一条重要路线就是丝绸之路河南道,即从中亚经过西域,进入青海、甘肃,经川西北,到成都汇集,然后再从成都向西南扩散,并沿长江而下传播到建业等城市。〔48〕因而丝绸之路河南道上有大量僧侣往来于这条崎岖的道路上,他们多与国家使团、商队结伴而行,并多以成都为中转地。据记载:北印度的佛教高僧昙摩密多,从印度经龟兹、流沙、敦煌至凉州,于元嘉元年(424)辗转至蜀,来到成都,带来了自己的佛学译著,提高了蜀地佛学水平,他在成都停留了很长时间,并在各大寺院讲经传法,数年后再顺长江而下前往建康〔49〕。

另外,高僧释智猛“以元嘉十四年(437年)入蜀,十六年七月造传纪所游历。元嘉末卒于成都”。〔50〕又有西域僧人畺良耶舍于“元嘉十九年,西游岷蜀弘法”,后从成都至建康,翻译了大量的佛经。〔51〕475年,高僧释法显于从建康起程,来到成都,再沿河南道至西域,最后到达天竺,沿途经历30余国,然后再经丝绸之路河南道回到成都,在成都停留后又返回建康,往返历时15年之久,沿途讲经求学,传播佛教,可谓西游求法的典型,比唐僧玄奘早数百年。〔52〕刘宋时期,还有一位高僧释慧览也曾游学西域,后经河南道返回南朝,他曾居于成都左军寺讲经传法,对成都的佛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53〕此一时期,除了释法献、释慧览、昙摩密多三位高僧外,法显、释法绪、昙弘、释法汪、释慧睿、缰良耶舍、释智猛、僧伽跋摩、释僧隐、释玄畅、释明达等著名高僧也都是丝绸之路河南道上的行者,他们先后都在成都传播过佛学,甚至部分高僧则长期居于成都讲经传法。

齐梁时期,蜀地执政者需要利用佛教来稳固统治秩序,因而大力扶植和推广佛教,使高僧云集成都,如法瑗、释慧览、释僧隐、释法瑗、释道法、昙弘、释智猛等,这些佛法精深的高僧来到成都传法,缩短了蜀地与国内最高佛学水准的距离,佛学达到全国一流水平。齐梁时期。成都有多个佛教门派,各派代表人物皆各有所长,著述颇丰。释法琳为十诵律师,僧韶为毗昙师,周颙弘扬《三宗论》,僧郎为三论师,释宝彖著《涅槃》、《法华》等疏,僧旻著《成实论议疏》,此外,慧韶、警韶、智藏、宝渊、道超、僧乔等也是全国闻名的高僧,他们曾分别在成都各开法席诵读《涅槃》,在国内闻名一时。其时,成都常常有三四个法席同时开讲,听者踊跃,各种佛教活动规模宏大。与东晋和刘宋时期成都佛教主要依靠外来僧人不同,齐梁时期成都本土僧人崛起,如释法琳、法昙等均在蜀地出家,后赴外域求学佛法,归来在成都弘法;释宝渊、释智方等也自成都前往建康求学,学成后在扬越一带扬名立万,再携带佛经回到成都传法。此一个时期,成都佛教兴盛还有一个特点,即女尼不断增多。此外,南北各地高僧不仅入蜀传法,而且也有不少僧人是前来学法。

南陈时期,蜀地佛教在宋、齐、梁朝的基础上空前繁荣起来。无论是高僧数量、佛教活动规模,还是佛学著述及其影响等方面,比起国内其他各佛教中心都毫不逊色。《续高僧传》共记载了约40位蜀地高僧,其中既外来留蜀的高僧,也有本土成长的高僧。最著名的外来僧人当属北贤豆犍陀罗沙门阇那崛多,他在蜀地曾任益州僧主,专事传译,是当时最为著名的异域来华翻译佛经的重要僧人之一。外地入蜀僧人有名者还有释智凝、王褒、庚信等。另外,本土成长起来的高僧人数则占多数,其著名者如释宝海、释慧恭、释僧晃、释智炫、释慧远等。佛教各学术派系宗师的数量甚多,阇那崛多在龙渊寺译《佛语经》、《妙法莲华经晋门品重诵谒》等;释道基在福成寺著《杂心玄章》及《抄》8卷,是当时著名的毗昙师;招提寺慧远既是毗昙师,为毗昙学流传于西南做出很大贡献,同时还是一位成实师;释智凝将瑜伽师学的重要典籍《摄论》传到蜀地。由于佛教对于社会稳定起了重要作用,故而统治阶级对佛教的扶持有增无减,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佛教在成都和蜀地进一步发展,不仅对广大民众产生一定的吸引力,也不乏士人官员虔心信佛和富贵人家子弟出家向佛。南北朝时期,成都作为佛教传播中心,既有大量高僧来此传法,也有越来越多的僧侣走出去,成为佛教在中国传播的使者,成都所生产的佛教物品、佛经和佛像也源源不断地向外输送。由于成都居于南北文化交通的枢纽,因而佛教文化也具有南北交融的特点。

南北朝时期成都佛教的兴盛主要表现在寺庙多,规模大,佛像数量多。其时成都的佛教造像十分精美,独具特色。成都的佛像与北朝的云冈石窟和敦煌莫高窟佛像有若干相似之处,如佛蓄高髻,褒衣博带,菩萨的披巾在腹前交叉绕膝,有的戴平顶宝冠,项圈正中悬一珠,佛衣下摆和菩萨的裙缘在两腿左右呈锯齿状展开。佛和菩萨的身长与头的比例在5:1至6:1之间,头和手足稍大。成都出土的梁朝造像以本地山区所产红砂石为主要原料,兼有分青石。红沙石质地柔软,易于雕刻,所以造像非常精细,衣纹细腻流畅,且多涂彩贴金。齐以前成都的佛像还保留了异域人物特征,肩部宽厚,身材魁梧。但梁朝以后,成都的佛和菩萨的脸呈扁圆形,特别是菩萨头戴宝冠,悬饰缯带,端庄秀丽,完全是当地少女的模样,颇具地方特点。

梁朝成都的佛像题材内容和尊像组合非常丰富,佛像脚踏覆莲,身后巨大的浮雕莲瓣与飞天相辉互映。释迦牟尼佛多为大型圆雕,身着通肩袈裟或褒衣博带式袈裟,袈裟在前面形成数道平行的圆弧纹,紧贴身体,宛如刚从水中出来一般。有的佛像组合以观世音菩萨为主尊,有的佛像为侧胁侍四菩萨和四弟子。佛像的造型一般是菩萨面颊丰盈,扭身耸臀,薄衣贴体,如梁中大通元年的佛像,着通肩衣,褶璧走向在胸腹间似流水回旋,衣摆下缘装饰连续的涡状纹;大同三年的佛像则是褒衣博带,衣褶飘举,如行云流水,极富旋律感和美感。这些佛像造型明显受到北朝佛像造型的影响,如佛或菩萨的衣服褶纹都是运用北齐曹仲达最早创造的人物衣服褶纹法,后人将这造型风格称为“曹衣出水”。〔54〕梁朝成都的佛像与北朝、南朝的佛像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受其很大影响,但又表现出成都的特点。另外,成都的“佛教造像表现出浓郁的印度影响(笈多盛期秣菟罗佛像),是经犍陀罗、西域、吐谷浑直接传入的。这种新的风格经成都传入建业,对南朝佛像产生影响。”〔55〕齐末梁初,成都地区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汉族式佛装——褒衣博带的双领下垂式袈裟,随后这种袈裟在蜀地大量流行,并迅速风行全国,成为梁以后中国主要的佛像服式之一,这是佛教中国化的结果,而这种佛教中国化表征最早出现在成都,说明以成都为中心的西蜀地区在佛教东传和汉化的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南北朝时期,成都成为继洛阳、建业之后中国内地又一个佛教传播中心。而佛教在成都的发展,对于成都的城市空间格局、城市文化和人们的物质生活、精神文化生活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结语

数千年的发展历史表明,地理上的封闭性恰好促进了成都的开放性,推动了历代先民们为走出封闭的盆地进行了长期的不懈努力和奋勇开拓,从而使成都成为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和长江经济带及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成为汉唐时期中国对内对外开放的枢纽。因而,传承和弘扬成都优秀历史文化传统,转变发展观念和思路,抓住国家实施“一带一路”重大战略的机遇期,充分利用好自身的区位优势,主动融入到“一带一路”战略中,制定相应的有针对性的顶层规划设计,做到全方位、多层次的融入到“一带一路”战略中,借助这个新的平台为成都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推动成都发展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和世界文化名城。

(本文为“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部分内容已发表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城市通史”(项目编号:12AZD083)阶段性成果。

]]>

2017年06月22日 10:07
956
古代成都与丝绸之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