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研究 理论研究

唐诗中的丝绸之路与天府之国

钱翥

2017年09月18日 12:00

苏 宁
《文学评论》2017/04


丝绸之路上交流的不仅有丝绸与珠宝,还有文化、艺术与宗教。唐诗,作为具有鲜明中国印记的历史文化符号,曾以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宏阔气势书写了丝路历史,今天,更是使得 “一带一路”古今联通,意象重叠。

从古代丝绸之路重要节点长安再往西南,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的连接正在被学界重视,通过梳理而逐渐明晰起来。沿着这条路,两地不仅在经济、交通方面有紧密联系,文化方面也可看作有紧密关系的一个整体。据龙晦考证,“东晋张骏上书于朝,便是假道蜀中以达建康,甚至为了上表的畅通,不惜称藩于李雄; 北凉沮渠蒙逊僭位于河西,也常与益州刺史朱龄石相互报聘来往,因此蒲江摩崖有凉的纪年,这便是很自然的了。在佛教方面,蜀中之贤护、法绪均来自河西,刘宋中叶法献由巴蜀至于阗取经,北魏西行求法之智猛,长住凉州,后入蜀传授禅学,元嘉末寂于成都,故汤用彤先生云: ‘宋时蜀中禅法之盛,本与北凉有关’”①。敦煌与四川两地相距遥远,但是它们之间的交通很早便已开始。四川大足的民间石刻作品与千佛洞民间壁画之间就有很强的相似性。②唐诗中有关丝绸之路的描绘,更有力地证明了二者之间的联系。从唐诗的精彩描绘中,我们可以看到: 隋唐五代时期,这条交通、文化与商贸交流的丝绸之路,作为东西方交流的纽带,由中亚向中国西部延伸。巴蜀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在丝绸之路中发挥了特殊作用,形成了一个开放的异质文化交流场域。

考古发现表明,中国境内古遗址墓葬中发现的东罗马金币及仿制品,其年代大都集中在隋唐时期。中国的丝绸等物品也在这一时期大批流入西方。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北高加索地区陆续发现的中国文物中,有 6 至 12 世纪丝绸残片 200 多件,还有大约 5 至 9 世纪写有汉字的残纸,其中有买卖丝绸的汉文账单。罗马作家老普林尼曾惊呼:“我国每年至少有 1 亿赛斯塔钱 (约合 10 万盎斯黄金) 被印度、赛里斯 (即中国) 和阿拉伯半岛夺走。”③这样的盛况诗人也曾描绘过。唐代诗人储光羲在 《送人随大夫和蕃》一诗中写道: “西方有六国,国国愿来宾。圣主今无外,怀柔遣使臣。

大夫开幕府,才子作行人。解剑聊相送,边城二月春。”运往各国的丝绸中就有来自天府之国的蜀锦。从唐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 “丝”,如齐纨、鲁缟、越罗、蜀锦、楚练、广练、吴绢等,其中蜀锦在诗句中有较多涉及。唐太宗贞观年间,“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人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④。玄宗时期,“贞观之风,一朝复振。于斯时也,烽燧不惊,华戎同轨。西蕃君长,越绳桥而竞款玉关”⑤。“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⑥沿“丝绸之路”东来的 “西域诸国”众多,胡商与大唐贸易活动频繁,“使公私往来,道路无壅,彩宝交易,中外匪殊”⑦。

一 唐诗中巴蜀与 “胡风”的连接

丝绸之路的对外交流在唐代达到顶峰。龙晦认为,“唐代国力鼎盛,丝绸之路畅通,西域与长安成为国际交通要道。唐代以成都为南京,是当时规模很大的都市之一,因此巴蜀与西域的交通亦很频繁”⑧。从唐代的鼎盛时期开始,蜀与江南就同为重要的经济重镇。随着玄宗、僖宗两次避乱入蜀,巴蜀成为唐王朝的临时都府。五代中原动乱,隋末和唐末两次农民大起义都未波及巴蜀地区。经济的富庶、政治的相对安稳为巴蜀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唐之衣冠之族多避难在蜀”⑨,大批文人雅士、乐工舞伎进入蜀地,胡风乐舞得以在巴蜀流传。 “蜀中则与南诏、土蕃相邻,又与河西走廊商路接近,外来的刺激,不但促使两地经济更为发达,也使其各自保持了与中原略有不同的地方文化特色。”唐代末年,蜀地“很快安定下来,并吸收了大量避乱南来的文化、政治、艺术人物,使两地的文化艺术事业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在文学、绘画、宗教事业上,更为鲜明地表现出与唐代文化不同但显然与其有紧密联系、由唐代文化派生出来但又有明显的创造性、足以代表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水准高度,同时也具有一定地域性的特征”⑩。陈子昂、李白、杜甫、刘禹锡等唐代大诗人,在他们的诗篇中都描绘记载了丝路文化在巴蜀的繁盛。

武周时期,曾开蜀山以取道通吐蕃,对此陈子昂 《感遇》之 “丁亥岁云暮”曾加以抨击,“朔风吹海树”、 “苍苍丁零塞”诸篇则描写了这一时期的交流。安史之乱,岑参也曾在西蜀作诗,如“四海犹未安,一身无所适。自从兵戈动,遂觉天地窄” (《西蜀旅社春叹寄朝中故人呈狄评事》),“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当时巴蜀地区与丝路的联系更是全方位的。“诸蕃商胡,若有驰逐,任于内地兴易。”杜甫由同谷赴西川,走的即是丝绸之路,曾赋诗 《成都府》: “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大江东流去,游子去日长。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信美无与适,侧身望川梁。鸟雀夜各归,中原杳茫茫。初月出不高,众星尚争光。自古有羁旅,我何苦哀伤。”

唐诗的描写与文献记载、考古发现,可以互相印证出巴蜀的丝路历史。陈祚龙认为在敦煌卷册中,可以发现 “一些足资解说与佐证赵宋以前,诸如: 敦煌、成都间的交通路线之消息”, “说明中世四川文化迳向我国西北推展的情景之一斑……现在敦煌卷册之中,原系 ‘出于巴蜀’的‘印本’,或经当地的仕女依据巴蜀的 ‘印本’,随行传抄的 ‘写本’文献”。 “在敦煌发现了相当可观的出自四川地区的文书,证明在唐代中国,这两个最西部的地区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从几件文书中窥得一斑。比如,有一个《维摩诘经》讲经文 (P. 2292 号文书) 显然是在四川写就,后来又被带到敦煌的。”梅维恒总结说: “甘肃东部、陕西中部和四川北部这几个地区,它们组成了我将要提到的一个文化 ‘流域’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从众多的敦煌文书中得出的。”

唐诗中对丝绸之路与西域的描写,是对这一“文化流域”的有力证明。

早在汉代,胡人即是汉人接触最多的域外人。据 《后汉书·五行志》载: “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族皆竞为之。”

西域之风改变了汉人生活的诸多方面,蜀地也受到影响。至唐,蜀地开始出现更多与胡人有关的记录。唐代诗歌中 “胡”字比任何朝代都多。丝绸文明与巴蜀的交汇,在隋唐五代时期形成了汉之后的又一次高潮。唐代诗人的笔下开始大量描写胡人、胡国、胡马,以及胡旋女与胡乐、胡舞,描写这一切构成的 “胡风”。如贺朝 《赠酒店胡姬》: “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锵锵。红氍铺新月,貂裘坐薄霜。”唐诗中不乏这类场景。甚至可以说,西域之风使唐诗开辟了新的境界。诗人笔下的 “胡人” 栩栩如生。白居易在《西凉伎》中写胡人 “紫髯深目两胡儿,鼓舞跳梁前致辞”; 李白 《上云乐》则说 “不睹诡谲貌,岂知造化神”; 李端 《胡腾儿》说 “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光流珠帽偏。醉却东倾又西倒,双靴柔弱满灯前。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丝桐忽奏一曲终,呜呜画角城头发。胡腾儿,胡腾儿,故乡路断知不知”。从地域到人物,从风物到歌舞,从征战到风景, “胡”字在唐诗中频繁地出现: “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 (岑参 《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 “幽州胡马客,绿眼虎皮冠”(李白 《幽州胡马客歌》)。

这些 “醉却东倾又西倒”,长有 “诡谲貌”的“胡人”“胡腾儿”,让人耳目一新的 “胡风”,在与巴蜀有关的诗歌中多有出现。从诗歌描写中,我们能想象胡旋女沿丝绸之路走来,漫漫丝路上“胡人” “胡女”留下了长长的身影。唐代诗人记录了这片天地。沿 “丝绸之路”向东,“胡马嘶和榆塞笛”(李商隐 《宿晋昌亭闻惊禽》),“胡马顾朔雪,躞蹀长嘶鸣”(李白 《古风五十九首》之二十二)。杜甫笔下雄风纵恣,“掣鲸碧海”,丝绸之路真可谓 “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杜甫 《房兵曹胡马诗》)。

且看李白走丝路,过蜀道:胡尘轻拂建章台,圣主西巡蜀道来。剑壁门高五千尺,石为楼阁九天开。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谁道君王行路难,六龙西幸万人欢。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万国同风共一时,锦江何谢曲江池。……锦水东流绕锦城,星桥北挂象天星。四海此中朝圣主,峨眉山下列仙庭。秦开蜀道置金牛,汉水元通星汉流。天子一行遗圣迹,锦城长作帝王州。水绿天青不起尘,风光和暖胜三秦。万国烟花随玉辇,西来添作锦江春。剑阁重关蜀北门,上皇归马若云屯。少帝长安开紫极,双悬日月照乾坤。( 李白 《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

诗歌以浓烈的笔调渲染蜀地的繁华及其在大唐帝国的重要地位,描述蜀地、蜀道与西域的连接。“胡尘轻拂” “圣主西巡”……可以想象是怎样一派华丽的场景。这些描写蜀地与西域关联的诗歌,或赞颂圣主、王道,或写战乱之苦; 或抒写行路的艰难,或状离别之悲情; 或描绘 “好歌舞于道”的胡姬、沽酒女、歌舞伎的丰姿。唐诗中故有的 “黯然销魂”的悲伤格调跃然纸上,但整体的基调是积极乐观、昂扬向上的。蜀地与西域连接产生的空阔、壮美的空间感,使诗人往往在抒发惆怅、伤感之情时,融入了雄阔的气势。充满异域风情的 “胡腾儿” “胡旋女”、胡马、古道等意象,营造出情景交融的气氛,从而增加了诗歌的内涵。

二 唐诗中的巴蜀宫廷乐舞、回鹘舞与丝绸之路

巴蜀地区 “士多自闲,聚会宴饮,尤足意钱之戏”。卢求 《成都记·序》称, “今惟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曰扬、益”,又说蜀地 “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扬不足以侔其半”。自公元 907 年王建建立前蜀政权,至公元 965 年宋平定后蜀,前后蜀时期巴蜀社会稳定,乐舞、赏游之风盛行。西域文明在巴蜀地区汇集,通过诗歌、宫廷乐舞、变文、说唱等文学艺术形式传播开来。“村落闾巷之间,弦管歌声,合筵社会,昼夜相接”, “惟宫苑是务,惟宴游是好”。前蜀王建统治初期,任用唐代大文学家韦庄为相,制定了 “开国制度、号令、行政、礼乐”,其中专设了为宫廷教习和管理演出的机构———教坊,仿唐教坊设置。韦庄 《秦妇吟》一诗对此有所记录。韦庄两次入蜀,最后定居蜀中,留下了对蜀中社会文化的记载,有不少诗歌描写了当时沿丝路传入蜀中的宫廷乐舞。花蕊夫人也有宫词曰: “离宫别院绕宫城,金版轻敲合凤笙。夜夜月明花树底,傍池常有按歌声。” “舞头皆著画罗衣,唱得新翻御制词。每日内庭闻教队,乐声飞出到龙墀。”由此可知唐代宫廷雅乐的演出形式及音乐舞曲,已经由丝路传到五代时期的天府之国。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乐舞在丝路的传播是双向的,巴蜀乐舞与丝路文明的交流融合十分丰富。五代成都宫廷乐舞吸收融合西域乐舞之精华,声乐、器乐、百戏、歌舞均大放异彩。《新唐书·礼乐志》载: “贞元中,南诏异牟寻遣使诣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言欲献夷中歌曲,且令骠国进乐。皋乃作 《南诏奉圣乐》,用黄钟之均,舞六成,工六十四人,赞引二人,序曲二十八叠,执羽而舞‘南诏奉圣乐’字,曲将终,雷鼓作于四隅,舞者皆拜,金声作而起,执羽稽首,以象朝觐。”唐贞元十六年 (800),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在成都完成 《南诏奉圣乐》,送到长安,唐德宗在麟德殿亲自观看后,即令太常府演习, “自是殿庭宴则立奏,宫中则坐奏”。《南诏奉圣乐》成为中唐以后坐部乐和立部乐的重要节目,常共演共舞。

唐诗没有遗漏此类重要事件。杜甫曾赋诗盛赞唐代成都的宫廷雅乐和民间歌舞: “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赠花卿》), “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 (《成都府》)。唐五代时期前后蜀宫廷乐舞昌盛。宫廷盛况、浮华景象可见王建诗 《元日早朝》: “大国礼乐备,万邦朝元正。东方色未动,冠剑门已盈。帝居在蓬莱,肃肃钟漏清。将军领羽林,持戟巡宫城。翠华皆宿陈,雪仗罗天兵。庭燎远煌煌,旗上日月明。圣人龙火衣,寝殿开璇扃。龙楼横紫烟,宫女天中行。六蕃倍位次,衣服各异形。举头看玉牌,不识宫殿名。左右雉扇开,蹈舞分满庭。朝服带金玉,珊珊相触声。泰阶备雅乐,九奏鸾凤鸣。裴回庆云中,竽磬寒铮铮。三公再献寿,上帝锡永贞。天明告四方,群后保太平。”可想见当时蜀中宫廷歌舞 “延袤十里”“穷极奢巧”的景象。日日 “左右雉扇开,蹈舞分满庭”。但宫中亮点,却为胡风,如同花蕊夫人 《宫词》写道: “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蛮腰。”

唐代巴蜀宫廷乐舞盛行,西域之风影响广泛。五代前蜀皇帝王建墓室棺壁上的二十四伎乐石刻图像即仿宫廷乐舞的规模和唐代宫廷雅乐建制而作。这个墓葬遗存,提供了唐五代时期巴蜀乐舞与西域紧密联系的证据。二十四乐伎,从棺座西面左侧图像排列顺序起: 第一伎所击是羯鼓。石刻乐器中鼓类达八种九件,鼓与舞关系密切,为首的即是源于龟兹乐的羯鼓。第二伎所击铜钹,原为印度乐器,约在 4 世纪中叶传入中国,五代时期在成都作为宫廷乐器。第六伎弹箜篌,原为西域乐器,约在 2 世纪末由丝路传入中国,在隋唐时期广为流传。第七伎吹筚篥。筚篥是一种胡笳,音乐凄凉忧怨,故又有悲案、悲笳之称。第十四伎弹琵琶,名 “琵琶伎”,排列位置似为领队。琵琶为龟兹乐,约在 4 世纪末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隋唐时期非常盛行。再如,第十九伎吹筚篥,第二十伎拍板,第二十一伎击羯鼓,第二十二伎摇鼗击鸡娄鼓。这些乐器都来自西域。

二十四伎乐中的很多西域乐器乐舞,早在南北朝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艺术交流融合的重要时期就开始传入巴蜀,五代时期在宫廷乐舞中普遍使用。唐代高僧玄奘 《大唐西域记》,对古龟兹音乐舞蹈在唐代的影响也有极高的评价,认为其“管弦伎乐,特善诸国”。陈寅恪认为: “隋代上自宫廷,下至民众,实际上最流行之音乐,即此龟兹乐是也。”

这些来自丝绸之路的文化艺术在巴蜀盛行,让文学面貌为之一变,唐诗中不乏热情洋溢的赞誉。如李颀 《听安万善吹觱篥歌》: “南山截竹为觱篥,此乐本自龟兹出。流传汉地曲转奇,凉州胡人为我吹。傍邻闻者多叹息,远客思乡皆泪垂。世人解听不解赏,长飙风中自来往。枯桑老柏寒飕飗,九雏鸣凤乱啾啾。龙吟虎啸一时发,万籁百泉相与秋。忽然更作渔阳掺,黄云萧条白日暗。变调如闻杨柳春,上林繁花照眼新。岁夜高堂列明烛,美酒一杯声一曲。”顾况 《刘禅奴弹琵琶歌》则说: “乐府只传横吹好,琵琶写出关山道。羁雁出塞绕黄云,边马仰天嘶白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它表明唐代巴蜀宫廷乐舞与西域胡乐胡舞有密切关联,丝路连接着两地,使其交互影响。

五代时期,巴蜀流行的西域舞蹈还有回鹘舞蹈。据 《资治通鉴》记载: “同光三年十一月,丙申,蜀主 (王衍) 至成都,百官及后宫迎于七里亭。蜀主妃嫔中作 《回鹘队》入宫。”回鹘即回纥,唐代建立回纥政权,于唐贞元四年 (788),改回纥为回鹘,主要分布在今鄂尔浑河流域。回鹘舞是唐代西域乐舞的一种代表性舞蹈,以旋转轻快、舞步轻盈为显著特征。蜀宫妃嫔作 《回鹘队》,以此旋转的队舞形式、轻盈飘逸的舞风迎接蜀主。这种舞蹈在唐诗中多有描写。白居易曾盛赞胡旋女之胡旋舞,其 《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胡旋舞》诗曰:

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曲终再拜谢天子,天子为之微启齿。

元稹 《胡旋女》一诗中的胡旋舞另有风情:天宝欲末胡欲乱,胡人献女能胡旋。旋得明王不觉迷,妖胡奄到长生殿。胡旋之义世莫知,胡旋之容我能传。蓬断霜根羊角疾,竿戴朱盘火轮炫。骊珠迸珥逐飞星,虹晕轻巾掣流电。潜鲸暗吸笡波海,回风乱舞当空霰。……巧随清影触处行,妙学春莺百般啭。倾天侧地用君力,抑塞周遮恐君见。翠华南幸万里桥,玄宗始悟坤维转。寄言旋目与旋心,有国有家当共谴。

岑参 《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 歌》言:美人舞如莲花旋,世人有眼应未见。高堂满地红氍毹,试舞一曲天下无。此曲胡人传入汉,诸客见之惊且叹。慢脸娇娥纤复秾,轻罗金缕花葱茏。回裾转袖若飞雪,左 右生旋风。任半塘把唐五代成都地区的乐舞评价为 “蜀戏冠天下”,并指出, “天下所无蜀中有,天下所有蜀中精”。这时的 “蜀戏”,还以乐舞表演为主体,但已开始出现了故事、道白等戏曲元素。唐代巴蜀艺人有姓名见于文献记载者不少。这些乐工、歌伎舞姬、俳优、杂剧丈夫等,都是专职从事表演、由宫廷供奉、受过专门训练的艺人,其中也有随皇帝入蜀的衣冠士族。唐人段安节在《乐府杂录》中记载,懿宗咸通年间,太常第一部的张小子,善引箜篌, “弹弄冠于今古,今在西蜀”。宋人孙光宪 《北梦琐言》记载,弹琵琶的乐工石潨,号称石司马,也是 “乱后入蜀,不隶乐籍,多游诸大官家,皆以宾客待之”的乐工。此外,还有著名音声人金五云等。这些艺人唐诗中都有赞誉: “蜀王殿上华筵开,五云歌从天上来。”(陈陶 《西川座上听金五云唱歌》)蜀地 “软舞”和 “健舞”,也是唐诗描写的对象。这两种舞表现了来自西域的不同风格。“剑器舞”,可谓 “硬舞”,胡舞 “回裾转袖若飞雪,左右 生旋风”(岑参 《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歌》) 的风格,对其有明显影响。杜甫 《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作于唐大历二年 (公元 767年),是描绘唐代 “健舞”之 “剑器舞”的名篇。其 《序》曰: “大历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府别驾元持宅,见临颍李十二娘舞剑器,壮其蔚跂,问其所师,曰: 余公孙大娘弟子也。”杜甫由此回忆起曾看公孙大娘舞剑的情景。诗言: “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耀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据 《明皇杂录》记载: “上 (唐玄宗) 素晓音律,时有公孙大娘者,善舞剑,能为 《邻里曲》、 《裴将军满堂势》、《西河剑器浑脱》,遗妍妙,皆冠绝于时。”“剑器舞”有单人舞和双人舞,巴蜀地区单人剑舞表演盛行,公孙氏的高超舞技对其影响极大。杜甫的诗篇见证了这一西域舞蹈在巴蜀地区流传的历史画面。

“柘枝舞”原是中亚一带的民间舞,从石国(位于中亚塔什干地区) 传入中原,与汉族轻柔舒缓的传统乐舞结合后产生 《屈柘枝》。大约在唐僖宗入蜀避难时传入蜀中。 “柘枝舞”属于软舞,著名舞伎灼灼即僖宗时期最著名的 “柘枝伎”,后年老贫困死于成都酒肆。五代时期在蜀宫宴乐中还有 “柘枝舞”表演。王建在宫词中描写了 “柘枝舞”演出形式的变化: “玉箫改调筝移柱,催换红罗绣舞筵。未戴柘枝花帽子,两行宫监在帘前。”“柘枝舞”的表演还见于其他诗人的描写,各有不同: 或 “柘枝初出鼓声招,花钿罗衫耸细腰”(章孝标 《柘枝》),或 “舞停歌罢鼓连催,软骨仙蛾暂起来。……旁收拍拍金铃摆,却踏声声锦袎摧” ( 张祜 《观杭州柘枝》),或“紫罗衫宛蹲身处,红锦靴柔踏节时。微动翠蛾抛旧态,缓遮檀口唱新词”(张祜 《观杨瑗柘枝》),大多描写其节奏鲜明,气氛热烈。 “柘枝舞”虽为 “软舞”,但舞姿中有浓郁的西域风格。蜀中“柘枝舞”以箫和筝起乐,保留了蜀地轻柔舒缓的传统乐舞形式,又具健朗明快风格,成为唐代“软舞”的传承地。

唐诗中有关蜀地乐舞与丝路联系的描写,除四川的前蜀王建墓、后蜀孟知祥墓等五代十国时期君主的墓葬外,巴蜀各地出土唐代墓葬中也有很多考古发现的例证。如万县驸马坟出土仪仗队列瓷俑,中江文馆所藏唐代琵琶乐伎。这些四川出土女乐伎俑生动展现了西域胡人的风采。见于南宋安丙家族墓的乐伎石刻、壁画,在其展现的凤笙、三十六管笙等乐器中,亦不乏唐五代至宋朝在巴蜀地区流行的西域音乐舞蹈形态。

三 唐诗中的说唱变文与丝绸之路

伏俊琏认为,“变文与蜀地关系最为密切。据《太平广记》引 《谭宾录》的材料,唐代安史之乱以前 ‘转变’(转唱变文) 就已在蜀地民间广为流行,成为广大民众喜好的娱乐活动。又据 《高力士外传》记载唐玄宗从蜀地回到长安,就以从蜀地带回的 ‘转变’作为娱乐的形式之一。现存唐诗中关于 ‘转变’的作品,几乎都和蜀地、蜀女有关”。据幸晓峰的考证,“五代时期,说唱变文在巴蜀地区盛行。现藏于法国巴黎图书馆 《维摩诘经讲经文》第二十卷,卷末题记记载了后蜀广政十年八月九日,普贤院主比丘靖通在西川静真禅院,写此第二十卷后的题记,以及记载 48 岁时在州中明寺开讲时,极是温热的情景”。

蜀中流传的这种集论辩、争奇为一体的说唱变文,写入唐代诗人的篇章,并经由唐诗更好地在丝绸之路沿线传播开去。同时,唐诗也从说唱变文中吸取了营养并进行再创作,书写了丝绸之路的故事。唐末诗人吉师老有 《看蜀女转昭君变》,记载了说唱女艺人的表演: “妖姬未著石榴裙,自道家连锦水濆。檀口解知千载事,清词堪叹九秋文。翠眉颦处楚边月,画卷开时塞外云。说尽绮罗当日恨,昭君传意向文君。”有学者认为,诗中所写 “这位来自锦江边的女子,讲的正是王昭君变文。李贺 《许公子郑姬歌》: ‘长翻蜀纸卷 《明君》,转角含商破碧云。’演唱者是 ‘郑姬’不是 ‘蜀女’,但她用的画图是 ‘蜀纸’制成的,说明其传自蜀地。这些诗中所写的王昭君变文,恰好还保存在敦煌遗书中。说明敦煌变文的代表 《王昭君变文》就是由蜀地传入敦煌,再经过敦煌艺人的改写”。成都万佛寺出土的梁大同年间观音造像,龛座有四幅石刻造像。其中就有类似讲唱乐伎的浮雕 (见万佛寺萧梁普通 4 年造像石 WSZ41、万佛寺萧梁大同 3 年观音菩萨造像石 WSZ45)。石刻造像与唐诗记载蜀女讲唱的《看蜀女转昭君变》场景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贯休诗 《蜀王入大慈寺听讲》言: “玉节金珂响似雷,水晶宫殿步裴回。只缘支遁谈经妙,所以许询都讲来。帝释镜中遥仰止,魔军殿上动崔嵬。……木铎声中天降福,景星光里地无灾。百千民拥听经座,始见重天社稷才。”这正是对蜀主王建与百姓共同欣赏讲唱的生动记载。而贯休本人亦为讲唱高手,不仅唱,而且能写: “贯休之《失调名·赞念法华经僧》,调式 3. 3. 7. 7. 7 两首,教煌卷子为 S. 4037,原题为: ‘禅月大师赞念法华经僧’”。贯休两次入蜀, “署号 ‘禅月大师’,蜀主常呼为 ‘得得来和尚’。又据 《鉴诫录》卷 5,上人天复中进楚游蜀,正与王建任节度使时相值。”“今 《全唐诗》卷 826 贯休有 《长持经僧》一首,无论内容、情调、词汇及用韵,均有与上引歌辞类似或相通之处。……故歌辞当为贯休所作,应无任何问题, ‘禅月’之名既为入蜀后所得,判为两蜀之于教煌文化交通,当亦无大过。”
除变文外,唐代还有不少来自丝路、由民间创作产生的文学作品及音乐舞蹈。有的诗歌具有鲜明的西域特色。在川西高原的部落族群,以游牧为业,多骑马奏乐,西域影响甚深,所谓 “不解丝竹,唯坎铜鼓”。马上音乐大多 “有琵琶、横吹,击缶为节”。不仅蜀地,川东亦如此。李白作 《清平调》,刘禹锡在巫山、夔州作 《竹枝词》,都记载并描绘了民间音乐中的胡风胡韵。自汉代起即已流行于巴地的联袂踏歌民间乐舞,与胡舞有着深远的渊源关系,正由于此,白居易《郡中春宴》中曾写道: “蛮鼓声坎坎,巴女舞蹲蹲。”

综上可见,一方面,丝绸之路所带来的社会变化、文化风尚为唐代巴蜀诗歌、宫廷乐舞等文学艺术创作带来多维影响。那些 “寄言旋目与旋心”的异域风情,使唐诗从文学面貌到审美的意趣都发生了改变。文学艺术风格样式更加多样,文化革新在巴蜀孕育勃发。另一方面,从唐诗中我们也看到,通过丝绸之路的连接,巴蜀文化的深厚积淀与丰富内涵深深影响了唐代的文化。唐诗为巴蜀文化与丝绸之路的灿烂历史提供了可靠见证。在今天,唐诗的记载和丰富意象,仍将启迪我们从 “一带一路”的壮丽前景中汲取智慧和信念。


[作者单位: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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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9月18日 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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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巴蜀的道教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