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研究 理论研究

“巴蜀文化”“巴渝文化”概念及其基本内涵的形成与嬗变(下)

钱翥

2017年10月09日 12:00

黎 小 龙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9月


三、“巴渝文化”概念的提出和形成

“巴渝文化”概念的提出和形成,迄今已近三十年。以“巴渝文化”名目发表的论著,对于“巴渝文化”的研究和讨论,从未间断。

对于“巴渝文化”概念,有文章提出质疑,可概括为三点:一是认为一个文化概念的形成是严肃、科学的,而“巴渝文化”概念不是诞生在学科发展的基础上,而是重庆成立直辖市以后,适应政治需要和市民心态需要,由重庆媒体的“煽惑”而提出;二是巴渝文化源远流长是一个“虚假命题”,“源”与“流”并不一致,巴族、巴国灭于秦而融入中华文化,已终止于秦;三是“巴渝文化”概念提出后的影响仅限于重庆或川东范围,域外应者寥寥[26]45。显然,讨论“巴渝文化”概念的提出和形成,对以上质疑无从回避。

关于“巴渝文化”概念提出的严肃性和科学性问题。追溯“巴渝文化”概念提出、形成的客观历史状况,它与抗战时期“巴蜀文化”概念提出的方式相同,都是历史考古学术界以严肃、科学的精神和态度,通过学术研究的方式提出。时间不是1997年直辖以后,而是1989年。提出“巴渝文化”概念的,不是重庆媒体的记者,而是重庆历史、考古学界的一批学者。提出这一概念的背景和目的,不是迎合重庆直辖的政治需要,也不是适应什么市民心态,而是“巴蜀文化”“巴文化”学术研究内在发展与三峡文物抢救性保护的社会推动双重因素的结果。从1989年重庆博物馆编辑的第一辑《巴渝文化》论文集正式出版(重庆出版社,1989年11月),到1999年第四辑《巴渝文化》的出版①。在10年时间内,110余篇关于“巴蜀文化”和“巴渝文化”的历史考古类学术论文以《巴渝文化》刊名连续出版四辑专集,在学界产生广泛影响。这是重庆“巴渝文化”概念提出的集合方式,也是这一概念形成的学术基础和标志。直辖之后媒体与相关方面推动的“巴渝文化”的宣传,无论其理性的探讨,或其它方式的报道,都根植于此前近十年严谨的学术研究的成果。

关于“巴渝文化”的“源”与“流”是否一致问题,这是中国区域文化,特别是长江流域及整个中国南方区域文化研究的一个共通性问题。中国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在秦汉时期的形成,就是建立在先秦诸多方国、民族的融合之上。除中原黄河流域华夏文化区外,长江流域的巴蜀、荆楚、吴越都经历了由先秦方国文化和民族文化向秦汉大一统下的地域文化的转型,这不是源与流不一致问题,而是民族文化融合趋势下的转型问题。“巴渝文化”在其源与流的关系中,与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有着相同的历史轨迹。作为长江流域一个特定地理单元的地域文化,“巴渝文化”的源远流长是一个客观的历史发展进程。熊笃认为,“如果重庆文化要寻一个能贯通古今历史源流的、代表主流而又具有地域文化个性特色的文化,那就非‘巴渝文化’莫属”[27]108。可见,“巴渝文化”命题,没有“虚假”,惟有真实。

“巴渝文化”概念的域外影响问题。这一概念提出伊始,在其形成过程中就逐渐为重庆之外的中国学术界所认同,并积极参与相关学术论题的研究和探讨。从出版的四辑《巴渝文化》论文著者的地域和单位构成,我们可以看到“巴渝文化”概念提出的早期,有一个由文博系统向其它学术领域,由市内向市外及全国扩展的过程。1989年出版的《巴渝文化》刊载近30篇论文,其作者均为重庆博物馆或重庆文博系统的研究人员。1991年春,第二辑《巴渝文化》出版,作者除以重庆博物馆为其主体外,收入西南师大两文(黎小龙、蓝勇)、四川大学一文(张勋燎)。这应是高校和四川成都学者参与《巴渝文化》文集的开端。1993年秋,中国先秦史学会、西南师大历史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市博物馆等数家单位主办“首届全国巴渝文化学术研讨会暨重庆巴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来自北京、河北、四川、山东、陕西等省市历史、考古学专家与重庆学者共计60余人参会。西南师大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的《巴渝文化》第三辑,即是这次参会论文的特辑。该辑刊载文章34篇,重庆博物馆和文博系统仅9篇,外地学者15篇,重庆各高校为10篇。其中有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巴史的几个问题》。而以“巴渝文化”命名的两篇文章,均为外地学者:一是中国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孟世凯《巴渝文化琐论》,另一篇则是南京大学张之恒《巴渝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这些文章,多为巴渝历史和文化本源性的研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可见,“巴渝文化”概念的提出,在重庆之外的全国学界,其影响绝非质疑者所谓“应者寥寥”。

应当说,1989年出版的首辑《巴渝文化》,即是“巴渝文化”概念正式提出的标志。从1989年到1994年第三辑《巴渝文化》的出版,五年间先后有80余篇论文在《巴渝文化》发表。特别是1993年秋“首届全国巴渝文化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来自全国各地学者对巴渝历史、文化的研究和交流。这一系列的成果和学术活动,标志“巴渝文化”这一概念在重庆直辖以前已正式形成和确立。在这四辑《巴渝文化》的编撰基础上,刘豫川、扬明(铭)在1999年发表《巴渝文化》一文,对“巴渝文化”概念的内涵予以明确地界定:
  
所谓“巴渝文化”,是指以今重庆为中心,辐射川东、鄂西、湘西这一广大地区内,从夏商直至明清时期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合。[28]96对于“巴文化”和“巴渝文化”的关系,文章概括了巴地青铜器、陶器和文字系统“巴人图语”的特点,提出:
  
这些特点,构成了先秦的时期考古学上所谓的“巴文化”。实际上,这一“巴文化”的概念主要是物资(质)的,如果将这一文化概念扩展到当时社会的物质和精神诸领域,并经与秦汉汉文化交融,传承发展到隋唐以后,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巴渝文化”。[28]96以上两小段的概括,应是自“巴渝文化”概念提出以来,最为全面、明确地界定和概括。它对“巴渝文化”概念基本内涵的诠释极为全面,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空间、时间、文化。空间,除“今重庆”为中心外,辐射川东、鄂西、湘西,这一地区是古代巴族、巴文化的分布地,已超出了先秦巴国及秦汉巴的地理范围;时间,夏商至明清,并不包括民国以来的近现代,“巴渝文化”在其时间内涵上界定为巴渝之地的古代文化;文化,“物质的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合”,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全都包括在这一文化内涵的界定之中。不过,“巴渝文化”之中还包括了考古学上,仅限先秦时期物质文化的“巴文化”。

刘豫川、杨明(铭)二人1999年对“巴渝文化”概念的界定,最明显的区别和差异是历史阶段的划分。10年前,1989年第一辑《巴渝文化》出版时,该著正文之前刊登了以“重庆博物馆《巴渝文化》编委会”名义发布的《编者的话》,摘要如下:
  
两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重庆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进而广之,一百八十万年前,川东巴渝之地上,就站立着我们的原始先民。其后,部落纷争,王国兴衰,朝代更迭,历史演进,石器、铜器、铁器、大机器渐次发展,乃有今日之川东与重庆。由于地域、人群、历史发展不均衡等诸多原因,形成了巴渝有个性的文化氛围,蕴于浩茫的历史烟云中。[29]编者的话“巴渝文化”概念的基本内涵,在这一段“前言”类的说明中,已完全呈现了出来:地理范围,是川东重庆;历史阶段,跨越了石器、铜器、铁器、大机器时代,应是包容古今;文化内涵,由地域、人群、历史发展不均衡等原因形成的,具有“个性”的文化,民族、地域和物质、精神全都包容在内,这里彰显的无疑是大文化的概念。将刘豫川、杨明(铭)10年后对“巴渝文化”概念与之比较,区别在两方面:地理空间有所扩大,除川东重庆外,扩展至鄂西、湘西;时间划分加以收缩,仅限铜器、铁器时代(商周至明清)。以“编委会”名义在《巴渝文化》第一辑出版表述的关于“巴渝文化”概念和基本内涵的识,较为完整的贯彻到以后10年间对于《巴渝文化》四部著作的编辑之中。贯通古今的大文化概念,在《巴渝文化》第一辑的编辑中,即已显现。该辑共刊载28篇论文,大致可划分为重庆古代历史、近现代历史、考古与文物、民族史几个主要内容。就时间内涵而论,纵贯古今。《古代重庆》一文的时间上限,追溯至23 000年前旧石器晚期的“铜梁文化”。而该辑的时间下限,不仅刊载有一组近现代文章,如《周恩来与郭沫若》《周恩来与抗战时期重庆的话剧运动》等。更有当代传统民间艺术研究,如《四川皮影戏艺术》《蜀艺漫话》。该期唯一一篇以“巴渝文化”命名,也是“巴渝文化”概念正式提出以后第一篇以之命名的文章,是刘豫川《璀璨的巴渝文化遗迹—重庆市文物普查收获综述》。该文记录的文化遗迹的上限,同样是始于远古旧石器“铜梁遗址”,继而是新石器的江津王爷庙遗址、合川沙梁子遗址、巴县干溪沟遗址等。而遗迹的下限,古遗址和古墓葬注明为1840年,古建筑则下延至清末光绪年间;“近现代重要史迹及近现代代表性建筑”,扩展至“近代开埠到抗战期间作为国民政府陪都及中共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驻地”所遗留下的“遗址、旧居、纪念地及名人墓葬”[29]295、307。显然,该文所蕴涵的“巴渝文化”的时限,是从远古的石器时代,经历铜器、铁器,直至近现代“大机器”时代,这与《巴渝文化》编委会对“巴渝文化”的界定,应是完全吻合一致的。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0年后第四辑《巴渝文化》的出版。该辑近30篇文章分编为五个栏目,在其《目录》分别注明:“巴蜀历史考古”“本土文化研究”“城市文化与近代化”“陪都史研究”“文物保护与研究”,依然是由石器时代至近现代,包括巴渝地区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的综合研究。可见,1989年第一辑《巴渝文化》出版时,编委会表述的“巴渝文化”概念,在这10年先后四辑的《巴渝文化》编辑中,得到始终如一的贯彻。但是,深入探究这四辑110余篇文章,与《巴渝文化》编委会关于“巴渝文化”概念不同的认识和界定,集中出现在1993年“首届全国巴渝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综合这次学术研讨会关于“巴渝文化”概念的讨论,有以下数种观点:一是“巴渝文化”与“巴文化”关系,以及“巴文化”有微观、宏观划分说法的提出。管维良提出:“巴渝文化是否就是巴文化?……现在所论的巴渝文化与古代巴渝地区的文化是否是一回事。”并认为,“宏观巴文化是……一种具有大跨度时间,大跨度空间的大文化”。从时间角度,应由古迄今;“从空间上,凡出有巴文物的地方,或文献记载巴人活动过的地方;从内容上讲,凡与巴有关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皆属于巴文化的范畴。”[30]155-156这一界定,大体与《巴渝文化》编委会的表述相近。不过,管维良着眼点是古代的巴,而编委会着眼点是特定地理空间范围(川东、重庆)的地域文化。二是“巴渝文化”历史阶段划分出现与编委会截然不同观点,孟世凯认为,巴渝文化“有一个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巴渝历史文化是颇有特色的区域文化之一”,是“古代巴渝先人所创造的历史文化”[31]135,140,141。显然,孟世凯是将“巴渝文化”界定为巴渝地区的古代文化。此外,有将“巴渝文化”界定为先秦两汉时期。张之恒《巴渝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以考古发掘材料和考古学方法为主,辅以文献记录,认为巴渝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从新石器时期至商周秦汉,可分为三个阶段:前巴渝文化,早期巴渝文化,晚期巴渝文化[32]195-201。可见,刘豫川、杨明在1999年对“巴渝文化”概念的界定,应是建立在“巴渝文化”概念提出10年以来,对各种观点的综合与概括,既是对《巴渝文化》编委会表述的修正,也是对这时期有关“巴渝文化”概念和基本内涵思考、认识的概括。

不过,《巴渝文化》四期专辑所奠定的,关于“巴渝文化”历史阶段的界定,逐渐成为具有主流概念的认识,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余楚修在2000年提出,“巴渝文化……指孕育于巴山渝水间,伴随着这一地区人类语言的产生而产生,在历史长河中发展演变的相对独立的文化。”[33]3熊笃于2001年将“巴渝文化”归纳为“十大系列”:“巴渝文化源远流长,巫山原始文化、巴族巴国文化、三国文化、丰都鬼神文化、巴渝竹枝词民间艺术、大足石刻艺术、宋末抗元军事文化、明玉珍大夏文化、辛亥革命文化、陪都及红岩文化等构成了巴渝文化的完整系列”[34]。2005年《论“巴渝文化”是贯通重庆古今的主流文化》进一步诠释其大文化观概念[27]104-108。2006年6月,由重庆市社科联、重庆师范大学主办的“巴渝文化研讨会”上,曾繁模对“巴渝文化”作了最为简要的概括,“巴渝文化是以重庆为中心,包括周边地区从古至今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合”[35]。此外,薛新力[36]31-33、胡道修[37]79-88均在这时期著文,阐释和认同巴渝文化贯通古今的大文化观。在“巴渝文化”概念和基本内涵讨论的同时,“巴渝文化”与“巴蜀文化”的关系成为学界关注的另一个议题。2000年春,余楚修《巴渝文化刍议》指出:“巴蜀文化”是“一种地域性的青铜文化”,“其亚文化只能是巴文化、蜀文化,决不是巴渝文化。”[33]3薛新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巴渝文化与巴蜀文化是既有紧密联系又有明显区别的两种文化”“巴渝文化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地区文化”[36]31。熊笃系统梳理了巴与蜀3 000年间的“文明进程史”,认为“巴与蜀在行政区划上经历了九分九合。分,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个性;和,产生了交融的文化共性”。“‘巴蜀文化’这个概念就其共性而言固可成立;而‘巴渝文化’这个概念就其个性而言,同样可以成立”[27]107。进入21世纪初期的关于“巴蜀文化”与“巴渝文化”关系的讨论,应是对前10年“巴渝文化”概念提出和形成的深化与拓展,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巴渝文化的研究。

近十年来,四川、重庆分别确立和开展《巴蜀全书》和《巴渝文库》的重大文化工程,对巴蜀历史文献进行全面的整理和研究。而指导和影响这两项文化工程的,则是“巴蜀文化”和“巴渝文化”的概念和基本内涵。在《巴渝文库》的第一个项目《巴渝文献总目》的开展和研讨进程中,与“巴渝文化”概念直接相关的议题,就是对巴渝历史阶段和地理空间的界定。经多次讨论,该著《凡例》将地理范围确定为:古代以秦汉时期的巴郡、晋《华阳国志》所指“三巴”为限,民国时期以重庆直辖后的行政区划为基础,根据民国时期的地理建 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张弛;时间范围:上溯先秦,下迄民国[38]1。在《巴渝文献总目》的讨论和审定中,系统梳理抗战以来关于“巴蜀文化”“巴渝文化”概念和基本内涵的形成及嬗变,成为大家的共识。最终由蓝锡麟撰写的“总序”,关于“巴蜀文化”与“巴渝文化”关系的论述,颇具新意,他提出:“巴蜀文化与巴渝文化不是并列关系,而是种属关系,彼此间有同有异,可分可合……。自古及今,巴蜀文化都是与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同一级层的长江流域的一大地域历史文化,巴渝文化则是巴蜀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巴渝文化之于巴蜀文化具有某些异质性……就构成了巴渝文化的特质性。以此为根基,在尊重巴蜀文化对巴渝文化的统摄地位的前提下,将巴渝文化切分出来重新观照,合情合理,势在必然。”[39]3这些观点和认识,可谓近十年“巴渝文化”研究最具创新意义和学术价值的论述。1989年提出的“巴渝文化”概念,在重庆市直辖以后为社会广为传播,产生广泛影响。不仅直接推动文化的繁荣,也为学术发展带来活力。学术思想的创新,可谓意义非凡。

探究1989-1999年期间,“巴渝文化”概念提出和形成的原因,可归结为“巴蜀文化”“巴文化”研究发展的内在学术推动,以及三峡工程和三峡文物保护的紧迫性带来的区域文化意识的增强。

正是在这内外两方面因素的交互作用和影响下,“巴渝文化”概念在这时期得以提出和确立。抗战以来的“巴蜀文化”研究,对于巴、蜀两个在历史和自然地理上紧相联系,又各具特色、相对独立的地域文化的探讨,已是每个时代巴蜀文化研究的共通现象。除综合性问题的讨论外,凡须深入研究,均有“巴文化”“蜀文化”的专题性讨论。此类现象,从抗战延续至八十年代前期。从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重庆继徐中舒、冯汉骥、邓少琴之后的第二代学者,如董其祥、管维良、彭伯通等将主要努力集中于“巴文化”的研究,形成了一批具有时代代表性的成果。当三星堆、十二桥遗址等新的考古发现推动四川学者的巴蜀文化研究步入“古蜀文明”“巴蜀文明”的探讨时,重庆历史考古学界则从“巴文化”逐渐向“巴渝文化”研究嬗变。成渝两地学者关于“巴蜀文化”研究中的地域文化概念的创新,在20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这一时段上,出现了明显的分流。这一学术现象的内在推动因素,仍然植根于巴蜀文化研究的学术发展和学术研究。

就外在社会因素而论,三峡工程与三峡文物的保护,对于重庆“巴渝文化”概念的提出和形成,有直接的影响和推动。1989年首辑《巴渝文化》的近30篇文章,载有刘豫川《璀璨的巴渝文化遗迹—重庆市文物普查收获综述》[29]294-311,这篇文章内容是根据1987年一年多来全市文物普查,对重庆市文物遗迹的总结性综述。但用名“巴渝文化遗迹”,足见“巴渝文化”的提出,与重庆的文物保护有直接的关系。而这时期的文物普查,在重庆和三峡地区,随着三峡工程的论证,文物的抢救性保护已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议题。10年后,当《巴渝文化》第四辑于1999年出版时,该期的第一篇文章是王川平《站在历史新起点上的重庆文博事业》,对重庆下一步的文物工作中的第二项,即是“继续抓好三峡文物抢救工作”,文章指出,“世界的舆论在看着我们,全国人民在关注着三峡文物”[40]4。重庆文博界和学术界正是在这样的时代使命和文化责任下,强化重庆和三峡的区域意识,提出“巴渝文化”的概念。这既是学术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是三峡文物保护这个特定时期社会和区域发展的需要。

当我们系统梳理了近三十余年关于“巴蜀文化”概念的嬗变之后,我们必须不无遗憾地指出,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前期“巴蜀文化”概念的衍展、嬗变最为丰富多彩的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川渝两地学界所关注的焦点,不仅出现明显的分流,而且各自坚守在自己研究的命题,双方甚少交集互动。四川学界专注于“古蜀文明”和“巴蜀文明”,重庆学界则热衷于“巴渝文化”。四川的学者,即便追溯抗战以来“巴蜀文化”的研究,以至近来“巴蜀文明”的探讨,却共同忽略同一时期重庆学界热烈讨论的“巴渝文化”。重庆的学者,即便三峡考古取得丰硕成果,成都学者在“巴蜀文明”研究中运用三峡考古材料探讨“峡江流域文明的起源”[22]215-217,也没有参与到诸如巴蜀区域文明中心、长江上游文明起源和文明进程的研究及讨论。在近20多年时间内,当四川、重庆以外的全国不少学者积极参与到“巴蜀文明”和“巴渝文化”的研究和讨论时,相形之下,川渝两地学界在这时期在巴蜀区域历史文化的研究却呈现高度默契的分离。这样奇特的学术现象,可谓“巴蜀文化”和“巴渝文化”学术史上的奇葩,值得我们深思和反省。

新的资(材)料的发现,学术研究的发展以及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通常会带来学术思想和理论方法的创新。抗战时期“巴蜀文化”概念的提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成都学者关于“古蜀文明”和“巴蜀文明”的探讨,重庆学者关于“巴渝文化”概念的提出和研究,都是学术发展和社会推动双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而学术理念和概念的创新,如“巴蜀文化”“巴蜀文明”和“巴渝文化”的提出和传播,不仅直接推动了学术的发展和繁荣,扩大和提高了地域文化的影响,更成为川渝两地促进社会进步,推动社会文化繁荣的文化源泉和精神动力。

作者简介:黎小龙,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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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文化”“巴渝文化”概念及其基本内涵的形成与嬗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