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研究 理论研究

“巴蜀文化”“巴渝文化”概念及其基本内涵的形成与嬗变(上)

钱翥

2017年09月29日 12:00

黎 小 龙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9月


具有当代科学意义的“巴蜀文化”概念,在抗战时期提出和形成。“巴渝文化”概念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提出。对近80年来“巴蜀文化”研究概况和学术史的梳理研究,已有系列成果①,但对“巴蜀文化”概念和基本内涵的提出、形成的界定,则歧义纷呈。从“巴蜀文化”到“巴蜀文明”和“巴渝文化”的嬗变与衍分的研究,则相对阙如。本文拟就此专题作系统梳理和探讨。

一、“巴蜀文化”概念的提出和形成

学术界对于抗战时期“巴蜀文化”概念的提出,有三种说法:一是以卫聚贤于1941年发表《巴蜀文化》一文为标志②;二是郭沫若“是提出巴蜀文化研究概念的第一人”[1]401,三是认为卫聚贤、王国维二人提出了“巴蜀文化”概念[2]19。具体考察从郭沫若到卫聚贤关于“巴蜀文化”概念提出的实际情况,这一科学命题的提出和形成呈现出一个渐进明晰的历程。

近代“巴蜀文化”的学术研究,发轫于1929年四川广汉县太平场燕氏宅旁大批玉器的发现,以及此后华西大学博物馆葛维汉(D.C.Graham)及林名钧对该玉器坑的科学发掘和研究。正是在这一学术背景下,旅居日本的郭沫若于1934年7月9日致林名钧的信中提出,“西蜀文化很早就与华北、中原有文化接触”,推论“四川别处会有新的发现,将展现这个文化分布的广阔范围”[3]上册398-399,谭继和正是据此提出,郭沫若是提出巴蜀文化概念和课题的第一人[1]400-401。显然,郭沫若提出的文化概念是“西蜀文化”,而不是“巴蜀文化”。不过,他已从考古发现的视域将四川作为一个“文化分布”的文化区域,已有“巴蜀文化”的区域认识和意识。但是,“西蜀文化”的概念毕竟不同于“巴蜀文化”。在卫聚贤于1941年明确提出“巴蜀文化”之前,除郭沫若对四川具有明显文化区域认识和意识外,徐中舒1940年3月《古代四川之文化》[4]28-41、顾颉刚1941年5月《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5]1-71,同样是把四川或巴蜀作为一个文化区域加以研究。以至当代学者评价顾颉刚一文,首次提出了“巴蜀文化独立发展说”(林向、段渝等)。但是,该文并无“巴蜀文化”概念的术语和称谓。文章有“蜀的文化”,甚至以嘲讽的口气评价汉唐以来建构的巴蜀与中原的关系云:“简直应该说巴蜀就是中原,而且是中原文化的核心了”[5]31,全文都是讨论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关系,却不明确称道“巴蜀文化”,可谓有“巴蜀文化”之实,而未正其名。

《说文月刊》3卷4期刊出“巴蜀文化”专号,卫聚贤于该期发表《巴蜀文化》一文,1942年又以《巴蜀文化》再次发表。前后两文均以巴蜀青铜器(主要是成都白马寺坛君庙青铜器)为其材料研究巴蜀文化,在当时产生极大影响。卫聚贤在《巴蜀文化》的开篇谈到该文命题的变化,是从《蜀国文化》拓展为《巴蜀文化》:

今年四月余到成都,在忠烈祠街古董商店中购到兵器一二,其花纹为手与心,但只有一二件,并未引起余注意。六月余第二次到成都,又购到数件,始注意到这种特异的形状及花纹,在罗希成处见到十三件,唐少波处见到三件,殷静僧处两件,连余自己搜集到十余件,均为照、拓、描,就其花纹,而草成《蜀国文化》一文。

八月余第三次到成都,又搜集到四五件,在赵献集处见到兵器三件,残猎壶一。林名均先生并指出《华西学报》第五期(1937年2月出版)有錞于图。其花纹类此,购而读之,知万县、什邡(四川)、慈利(湖北)、长杨(湖北)峡来亦有此特异的花纹兵器出土,包括古巴国在内,故又改此文为《巴蜀文化》。[6]1

从这两小段叙文可知,卫聚贤在1941年4-8月间三次到成都搜集巴蜀青铜器,在前两次搜集到的约30件青铜器基础上已写成《蜀国文化》一文。文章命名的变化缘于卫聚贤第三次到成都,特别是在林名钧引导下得阅《华西学报》一文,始知此类青铜器分布不限于蜀地,也见于古代巴国之地,实为巴蜀青铜器,遂改名《巴蜀文化》。郭沫若于1934年针对广汉出土的玉器提出“西蜀文化”概念,卫聚贤1941年在巴蜀青铜器的搜集、研究基础上提出“巴蜀文化”概念。从郭沫若“西蜀文化”到卫聚贤的“蜀国文化”进而“巴蜀文化”的提出,直接的导因无疑是玉器、青铜器新的出土材料,为巴蜀区域文化的认识提供了可信的佐证。而这一概念提出的认识背景,也呈现出从郭沫若到徐中舒、顾颉刚对四川、巴蜀整体文化区域的认识。卫聚贤在《巴蜀文化》开篇中专门谈到1940年8月重庆江北汉墓的发现以及重庆各地的崖墓[6]1。而该期《巴蜀文化》之后的文章,则是郭沫若《关于发现汉墓的经过》,文中详叙与卫聚贤一同赴江北培善桥发现汉墓的经过。由此可知,郭沫若的关于四川文化区域的认识对卫聚贤“巴蜀文化”概念的提出应有直接的影响。但是,明确提出“巴蜀文化”概念的,毕竟是卫聚贤,而不是郭沫若,也不是顾颉刚。

当明确抗战时期“巴蜀文化”概念提出的实际情况后,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抗战时期“巴蜀文化”概念的基本内涵是什么?这一概念形成和确立的标志是什么?

学界对抗战时期“巴蜀文化”概念的提出和形成,更多的是关注卫聚贤《巴蜀文化》一文对于这一概念的提出,往往忽略刊载该篇论文,并以“巴蜀文化专号”命名的先后两期《说文月刊》。而深入探讨抗战时期“巴蜀文化”概念的提出和形成,不仅要关注《巴蜀文化》一文,更须全面深入研究《说文月刊》两期“巴蜀文化专号”所蕴涵的“巴蜀文化”概念的基本内涵,以及它对于“巴蜀文化”概念在这时期形成的作用和意义。

《说文月刊》第一期“巴蜀文化专号”出版,是在1941年10月的上海。而第二期“巴蜀文化专号”的出版,则是《说文月刊》西迁重庆后于1942年8月复刊的首期,故特别注明“渝版”。前后两期“巴蜀文化专号”,共刊载25篇文章(零散小文、随笔类不计),另有一篇《冠词》,一篇《复刊词》。显然,这批文章的内容和它所蕴涵的《说文月刊》编辑思想,应是我们深入考察抗战时期“巴蜀文化”概念基本内涵的主要研究对象。

“巴蜀文化专号”这批文章所反映的“巴蜀文化”概念的基本内涵,可概括为五个基本的要素:巴蜀文化的地位、巴蜀文化的空间内涵、时间内涵、民族内涵和文化内涵。关于巴蜀文化的地位,金祖同在第一期“巴蜀文化专号”刊载的《冠词》评价:巴蜀文化“于中华文化,实多所贡献。巴蜀之于中国,虽地近边陲,而于学术文物有与中原、吴越相长相成者,安可不加注意者乎?”[7]2不仅肯定其历史地位,更将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与下游的吴越文化、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相提并论,在中国区域文化中确立其特定的独到地位。傅振伦《巴蜀在中国文化上之重大供(贡)献》指出:巴蜀“历史上,均有特殊的供(贡)献,而自成一系统”,文章从石经、雕版、陶瓷、织造、钱币交子等九个方面论述巴蜀古代文化的贡献和地位[8],与金祖同的《冠词》两相呼应。

第二,巴蜀文化地理空间的范围。《说文月刊》两期“巴蜀文化专号”刊载的文章,就其地理空间范围而论,除少数专类文章外(如葬制、汉墓、汉砖三文),其主要文章为古代四川历史文化研究,也有少量文章扩展到西康、云南、湖北相邻地区。1941年上海出版的“巴蜀文化专号”有数篇巴蜀汉墓文章。此外,又刊载张希鲁《云南昭通的汉墓》一文。1942年重庆出版的第二期“巴蜀文化专号”,载有郑德坤《华西的史前石器》,该文研究的石器分布范围,除以四川分布为主外,尚有湖北的宜昌(巴东列入四川)、云南元谋、西康雅安和道孚至泸河[9]83-92。可见,《说文月刊》“巴蜀文化”的地域范围,是四川省(今四川省、重庆市)和邻省的邻近地区。

第三,关于巴蜀文化历史阶段和时限的划分,则多种说法并存。金祖同《冠词》将巴蜀文化划分为“巴蜀古文化”和当代“巴蜀新文化”,并立足抗战“中华新文化”和国家“复兴”的视角,就巴蜀文化的当代意义提出:

溯自抗战军兴,国都西徙……巴蜀一隅,遂成复兴我国之策源圣地,政治、经济、人文学囿,蔚为中心……中华崭然新文化当亦将于此处孕育胚胎,植其始基,继吾辈研究巴蜀古文化而发扬滋长……使巴蜀新文化衍而为中华新文化[7]2。

金祖同在《冠词》的开首部分,追述了《华阳国志》《春秋》《蜀王本纪》等文献所记巴蜀两国及两族历史,继而接以两汉、三国、唐宋巴蜀历史文化。显然,金祖同所谓“巴蜀古文化”,就是巴蜀古代历史文化,而“巴蜀新文化”,则是与之相对应的巴蜀现当代文化。可见,金祖同以第一期“巴蜀文化专号”《冠词》名义发表的“巴蜀文化”概念,是包容古今巴蜀地域文化的总称。“巴蜀文化”概念提出的伊始,就包含了“学术文物”之“古文化”和复兴国家民族之“新文化”的两种涵义。这是《说文月刊》要担当的历史使命,也是编辑两期“巴蜀文化专号”,提出“巴蜀文化”概念的当代意义。金祖同对“巴蜀古文化”的认识,全面体现在《说文月刊》“巴蜀文化专号”的编辑思想之上。第一期“巴蜀文化专号”刊载了11篇论文,除卫聚贤《巴蜀文化》一文以出土青铜器研究为主外,其余9篇为汉代历史、考古方面的文章,《蜀胜志异录》则由先秦秦汉至隋唐。1942年“渝版”“巴蜀文化专号”刊载14篇文章,专论先秦巴蜀历史考古的文章共计8篇,除汉代研究及一篇记叙文外,其余数篇如《四川古迹之调查》《巴蜀在中国文化上的重大贡献》《钓鱼台访古》均为巴蜀古代历史文化研究,全不受先秦秦汉的时代限制。可见,抗战时期《说文月刊》“巴蜀文化专号”的“巴蜀文化”概念,在其“巴蜀古文化”的内涵之中,是包容了整个古代巴蜀的历史文化,不限于巴人、巴国或蜀人、蜀国的石器、青铜时代。

此外,以先秦秦汉巴蜀历史考古为“巴蜀文化”概念内涵的认识,在《说文月刊》“巴蜀文化专号”中也有较为充分、明晰的体现。1942年“渝版”“巴蜀文化专号”以“说文月刊社”名义发表的《复刊词》云:“三卷四期为巴蜀文化—成都白马寺的兵器,与重庆江北的汉墓。”[10]1从巴蜀青铜器时期下173延至东汉汉墓时代,这应是“说文月刊社”对1941年上海出版的“巴蜀文化专号”关于“巴蜀文化”概念的较为明晰的表述。对于“渝版”“巴蜀文化专号”(第二期)的具体约稿、编辑工作,缪凤林《漫谈巴蜀文化》开首语云:

《说文月刊》迁川继续出版,第一期为“巴蜀文化专号”,专考秦汉以前的巴蜀文物。聚贤一定要我为该专号写一篇论文,我说:“历史对于巴蜀文化的记载,始于汉人。近世发现的巴蜀文物,我所见所知的亦以汉代者为多,我不能凭空恣论汉前的巴蜀文化,我只能据汉代的记载和遗物,对于古代的巴蜀文化作一个合理的推测,”因草成这篇漫谈。[11]121

从这一段说明可以看到,缪凤林的“巴蜀文化”概念在其历史阶段的划分可分为两类:一是以卫聚贤《巴蜀文化》一文为代表的,“专考秦汉以前巴蜀文物”的“汉前的巴蜀文化”,这是与《说文月刊》两期“巴蜀文化专号”中关于广汉玉器、巴蜀青铜器、华西史前石器等系列文章相对应的特定内涵;二是除先秦时期外,也包括秦汉的巴蜀文化。缪凤林《漫谈巴蜀文化》一文的研究内容,主要是秦灭巴蜀以降战国秦汉时期的巴蜀历史文化。此类划分,与该期“说文月刊社”发布的《复刊词》对巴蜀文化时段的认识,最为接近。

第四,关于“巴蜀文化”概念的民族(族群)与文化内涵。缪凤林从民族的视角将巴蜀文化划分为“广义”和“狭义”。他说:“狭义的巴蜀,指的是‘巴人’‘蜀人’或‘巴国’‘蜀国’”,“广义的巴蜀,则除巴人蜀人或巴国蜀国外,《史记》和《汉书》西南夷所列举,西夷南夷亦皆计入”[11]121。这与《说文月刊》两期“巴蜀文化专号”将四川相邻的少数民族地区,如西康、云南等地作为同一文化区加以研究,在民族和族群内涵的认识应相一致。“巴蜀文化”概念的文化内涵,《说文月刊》区分为两类:一是具学术意义的“巴蜀古文化”,二是当代现实意义的“新文化”。金祖同在《冠词》中呼吁:中华新文化“继吾辈研究巴蜀古文化而发扬滋长……使巴蜀新文化衍而为中华新文化”[7]2。显然,金祖同的巴蜀“古文化”和“新文化”具有不同的涵义。巴蜀“古文化”是“学术文物”的传统文化,它在“发扬滋长”“中华新文化”的历史使命中,彰显了极为重大的当代意义;巴蜀“新文化”当与抗战民族文化精神的“中华新文化”相衔接,即赋予了极为神圣的时代使命。

综而言之,“巴蜀文化”概念的提出,从郭沫若、徐中舒、顾颉刚到卫聚贤,有一个渐进发展和明晰的进程,但明确提出“巴蜀文化”的是卫聚贤;而“巴蜀文化”概念和基本内涵的形成,则以1941年和1942年两期《说文月刊》“巴蜀文化专号”系列文章的出版为标志。抗战时期形成的“巴蜀文化”概念的基本内涵丰富而宽广,包括诸多要素:构成中华文化的各主要地域文化中,巴蜀文化具有独特的地位;巴蜀文化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仅限古“巴国”“蜀国”和“巴人”“蜀人”,广义的除四川、重庆外,也包括相邻地区的诸多少数民族;巴蜀文化包容古今,可分为巴蜀“古文化”和“新文化”。巴蜀“古文化”主要为“学术文物”意义,其时间划分三说并存:先秦时期“专考秦汉以前的巴蜀文物”;包容秦两汉,从先秦迄两汉;由先秦迄明清,跨越整个古代。在抗战“国府西迁”,巴蜀成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背景下,研究巴蜀“古文化”,对于“发扬滋长”巴蜀“新文化”和“中华新文化”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巴蜀文化的研究和发扬,在抗战特定的历史时期赋予了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历史使命。

二、“巴蜀文化”概念的嬗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考古发掘和新材料的不断出现,以及巴蜀文化研究的深入和拓展,“巴蜀文化”概念的嬗变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指向性。以“文革”十年为限,“文革”前的五、六十年代为一阶段,“文革”后的八、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为一阶段。“巴蜀文化”概念嬗变的指向性呈现出两个趋向:二是在抗战时期形成的概念内涵基础上深化、丰富和拓展;一是以成渝两地学者群为主体,分别由“巴蜀文化”向“巴蜀文明”“巴渝文化”新的区域文化概念提升和衍展。

抗战时期对于卫聚贤等人提出“巴蜀文化”概念的质疑和争议,在五十年代巴县冬笋坝、昭化宝174轮院等同类青铜器出土的科学发掘证据前而销声匿迹。顾颉刚在抗战时提出的“巴蜀文化独立发展说”,得到坚实的支持。正是在五十年代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巴蜀文化”研究在六十年代出现了徐中舒、蒙文通、冯汉骥、邓少琴、缪鉞、任乃强“第一次学术群体性创获”[12]15,形成一批具有时代代表性的学术成果,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但是,他们并没有对“巴蜀文化”概念予以明确地界定,从这时期的研究成果范畴可知,先秦秦汉时期巴蜀地区的历史文化是他们主要的研究领域。

对“巴蜀文化”予以科学界定的,是《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童恩正撰“巴蜀文化”条目:

巴蜀文化。中国西南地区古代巴、蜀两族先民留下的物质文化。主要分布在四川省境内。其时代大约从商代后期至战国晚期,前后延续上千年。从考古学上确认巴蜀族的物质文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商周考古的一大收获。[13]29

林向对童恩正的这一界定评价:“这是第一次对‘巴蜀文化’的科学界定,大致反映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术界对‘巴蜀文化’的主流看法……一系列重大考古新发现,特别是成都平原及长江三峡诸多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对上述‘巴蜀文化’的表述,应该有所改观了。”他作出修正后的界定如下:

“巴蜀文化”应该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巴蜀文化”,即中国西南地区以古代巴蜀为主的族群先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及其邻近地区,其时代大约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前后延续上千年。“广义的巴蜀文化”是指包括“四川省”与“重庆市”两者及邻近地域在内的,以历史悠久的巴文化和蜀文化为主体的,包括地域内各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由古至今的地区文化的总汇。[14]90

石器至两汉的研究,则与林向、赵殿增关于“狭义巴蜀文化”的划分相近。金祖同在《说文月刊》“冠词”中将巴蜀文化划分为“古文化”和“新文化”,当应是“广义巴蜀文化”的滥觞。袁庭栋、段渝、林向对巴蜀文化狭义、广义的界定,谭继和对巴蜀文化由古至今六大发展阶段的划分[12]20,近十年来四川学界《巴蜀文化通史》的编撰,就其文化概念和基本内涵的思想渊源,均肇始于抗战时期关于“巴蜀文化”的学术思想。

“巴蜀文化”概念嬗变的标志,是“巴蜀文明”和“巴渝文化”概念的提出与传播,这是近三十年来川渝学术界对于“巴蜀文化”概念最具时代意义的创新和贡献。据段渝的梳理,“巴蜀文明这个概念,是80年代中叶三星堆考古重大发现以后提出来的”[19]56,自此以后的三十年间,巴蜀文明的探讨成为当代巴蜀文化研究的一个重大议题和方向,逐步拓展和深入,呈现出一系列学术性、创新性明显的论题,形成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意义和学术价值的成果。在这一过程中,学术思想和学术理念、概念的创新和探索,对巴蜀文化学术研究的推动,起到了尤为关键和重要的作用。“巴蜀文明”提出以后,在其文明概念与巴蜀文化的研究方面,最具学术意义的应是关于长江上游文明起源和区域文明中心的研究。

赵殿增认为,巴蜀文明有一个孕育于石器时代、形成于青铜时代,融合于铁器时代的完整发展过程,是长江上游古文明中心[20]24。林向在1993年提出,巴蜀文化区以古蜀文明为中心,巴蜀文化区是“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21]1。此后,他分别就“蜀文明”和“巴文明”指出:“夏商周时期的四川盆地和邻近地区是以‘蜀’为核心的‘古蜀文明’的范围。东周时期,……‘巴文化’和‘蜀文化’一起,共同构成长江上游四川盆地的古代文明中心—‘巴蜀文化区’”[14]91-92。巴蜀文明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意义,赵殿增明确提出是中华汉文化的又一源头。林向认为,这为探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段渝《酋邦与国家的起源:长江流域文明起源比较研究》一著利用“酋邦理论”的方法,将长江上游的巴蜀文明纳入整个长江流域的文明起源比较研究[22]。四川的考古发现成果和四川学者的这些研究成就,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同。2005年10月,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中心主办的“巴蜀文化研究新趋势国际研讨会”在成都召开,来自美国、韩国、日本和国内各高校和科研单位的50余位学者参会。巴蜀文化与国家及文明起源是这次会议最为主要的议题。段渝在这次会议论文集《前言》提出:“近年来,巴蜀文化研究提出了‘三星堆文明’、‘巴蜀古代文明’和‘巴蜀是中华文明的一个发源地’的崭新论断。”李学勤最近总结:“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可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中国文明研究的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求得解决。”[23]1河北学者沈长云、张渭莲《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研究》,其主题内容均为夏商周黄河流域的国家起源,唯一例外,是专章讨论的《三星堆与古蜀文明—上古中原以外早期国家的探讨》[24]314-331。中国国家起源研究,“中原以外”的探讨,是以“古蜀文明”为其代表。该著所依托的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三星堆考古发掘材料,二是赵殿增、段渝等四川学者的研究成果。

关于“巴蜀文化”和“巴蜀文明”两概念的关系,谭继和认为:“巴蜀文化是比巴蜀文明广泛得多的概念”。“但它是比巴蜀文化更高一个层次的概念。”“巴蜀文明”概念的定义很难界定,“大体说来,巴蜀人行为的作用方式,思维的体验方式,知识的积累方式和智慧的创造方式,应该是巴蜀文明史研究的范畴”。所以,他在2002年提出编撰《巴蜀文明史》,并对巴蜀文化的发展划分为六大发展阶段:一是农业文明和城市文明诞生阶段,从距今4 500年的宝墩文化至三星堆一、二期;二是巴蜀文明初步发展的古典型,商周至战国时期;三是秦汉至唐宋,巴蜀文明两次鼎盛时期;四是明清时期巴蜀文明的蜕变和沉暮;五是近代巴蜀文化的式微和开新期;六是巴蜀文化的现代化时期[12]18,20。在2013年举办的“第二届巴蜀·湖湘文化论坛”上,谭继和《巴蜀文化概说》将“巴蜀文明”划分为“农业文明”和“城市文明”。巴蜀“农业文明”发生于岷山河谷,开始于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三角地带。“巴蜀城市文明形成于4500年前”,它的形成和发展,“同巴蜀山水有直接的关系”。巴蜀四塞176从以上二人的界定中可以看到,“巴蜀文化”概念的内涵有四个最为基本的要素:时间(历史阶段的划分)、空间(地理范围的界定)、族群、文化范畴。就“巴蜀文化”概念狭义、广义的内涵而论,两位学者的界定均包含了两个极端:狭义之最,童恩正仅限巴蜀二族的物质文化,林向仅限春秋战国时期;而广义之最,以林向“由古至今的地区文化的总汇”为其代表。时间是“由古至今”,空间是川、渝两省市及邻近地域,族群是巴蜀两族及各少数民族,文化范畴则是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地区文化的总汇”。林向对“巴蜀文化”狭、广二义划分的方法[14]90,受到袁庭栋1991年狭义、广义“两种含义”[15]2和段渝“三概念说”即“狭义的巴蜀文化”(“小巴蜀文化”)“考古学上的巴蜀文化”“广义巴蜀文化”(“大巴蜀文化”)[16]18,15的影响。从童恩正20世纪80年代首次对“巴蜀文化”概念的界定到林向2006年全面修正的20余年间,是抗战以来“巴蜀文化”概念发展、演变最丰富多样,也最为重要的历史阶段。就 “狭 义 巴 蜀 文 化”而 论:有 赵 殿 增 从 新 石 器 晚 期 到 西 汉 前 期 早、中、晚 三 段 划分[17]215-224,有袁庭栋“秦统一巴蜀之前”[15]2(战国晚期之前)的界定,还有段渝“先秦巴蜀文化”的断定[16]18,也有林向的“春秋战国秦汉的划分”;就“广义巴蜀文化”的划分,袁庭栋提出“广义的是指整个四川古代及近代的文化”[15]2,谭洛非认为,“巴蜀文化,是指四川省地域内,以历史悠久的巴文化和蜀文化为主体,包括省内各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由古至今的地区文化的总汇”[18]78。谭继和在“泛巴蜀文化”(即广义巴蜀文化)基础上于2002年提出,“一般说来,巴蜀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出现以来巴蜀地区人群生活方式的总和,它包含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等史前时代,也包含整个文明时代”[12]18。显然,林向于2006年对于“巴蜀文化”的界定,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二十余年间关于“巴蜀文化”概念研究和界定的一次综合与提炼,具有明确的时代代表性。将最近这二十多年学术界对于“巴蜀文化”概念的界定和论述与抗战时期的研究比较,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关于“巴蜀文化”概念研究的丰硕成果和极大进步,对“巴蜀文化”概念的科学界定更明晰、规范,其基本内涵构成的主要要素内容的研究更深入、系统,对“巴蜀文化”概念的认识更丰富、多样,从而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状态。但是,这些成果的主要论点与抗战时期研究成果也存在明显的沿袭关系。

对“巴蜀古文化”划分的三种类型的前两种:“专考秦汉以前”历史,与童恩正、段渝的界定相类;175的盆地封闭环境,激励、培育了巴蜀人冲出盆地,“开拓与开放,兼蓄与兼容”的“集体文化性格”。所以,巴蜀文化基本性质的形成和发展,来源于巴蜀“两种城乡文明基因与方式长期对立统一和矛盾运动的结果”[25]11-12。谭继和对“巴蜀文明”的界定,主要偏向于精神文明层面,“巴蜀文明”的内涵应更为宽广。但是,他对巴蜀文化历史发展六大阶段的划分颇具创见,特别是对长达三千余年的农业文明四个阶段的界定,基本符合巴蜀文化和巴蜀文明发展的实际。此外,谭继和认为文化是比文明“广泛得多的概念”和“巴蜀文明”是比“巴蜀文化更高一个层次的概念”的认识,在中国文化史和文明史研究中有充分的依据。“巴蜀文化”和“巴蜀文明”无疑是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构成部分,二者之间具有紧密联系的共性。就中华文化和“巴蜀文化”的起源而论,均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而中华文明和“巴蜀文明”的起源,受文明概念诸要素(城市、文字、金属器、大型礼仪)和社会政治组织演进的限定,长时期与国家加以联系。正是“酋邦理论”的运用,使文明起源上溯至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国家”时期。所以,谭继和对“巴蜀文化”和“巴蜀文明”关系的界定,前者为“广”,后者则“高”,二者紧相联系而又有所区别,可谓把握住两个概念的实质。

“巴蜀文明”概念的提出,在许多方面推动了巴蜀文化研究的发展,扩大了巴蜀文化的影响。区域文明中心、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等重大课题研究,超越了地域局限,而具全局性的独特意义。

作者简介:黎小龙,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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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9月29日 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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