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研究 理论研究

司马相如赋作的地域文化心态与美学精神(一)

钱翥

2018年03月12日 12:00

李天道 魏春艳
《中国文学批评》2017年第2期


就司马相如看,不但其性格风貌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而且,他似乎极为乐意在其辞赋审美创作中显示自己年轻气盛与善于自我否定、自我更新的个性,从而致使其赋作地域文 化心态显著,气 概 恢 弘、视 域 开 阔。司马相如生活与成长的巴蜀地区,文化背景独特。所谓 “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 (李白 《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巴蜀地区自古以来物华天宝,地灵人杰。受地域环境的影响,巴蜀之人泼辣凌厉,特别能够求新逐异,重祭祀、喜歌舞、自然任性、率直豪放、勇敢尚武,民风淳朴厚重,尚义言孝,锐勇刚强,呈现在司马相如的赋作中,则表现为一种既务实求真又开拓创新、机敏灵活、善于变通、遇事镇定,处变不惊、幽默鬼黠的美学精神。西南地区具有厚重的原始宗教的神秘氛围,从而造成司马相如赋作中的离经叛道、无所顾忌、胆大妄为、敢想敢为、标新立异、敢说敢干的进取精神。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辞赋创作中司马相如都敢于创新求变,大胆锐利地进取开拓,泼辣果敢、勇往直前、放言无惮、敢于冲破僵化的传统观念。这一反叛精神致使他在当时的文化思潮中扮演 “时代先锋”的角色。司马相如生活的汉代,中国文化大一统局面刚刚定型。而司马相如则凭借其大胆冲决的创造进取精神,对辞赋创作特征的准确体认和对汉代声威时代精神的表现,以汉大赋的艺术方式,成为汉代时代精神的艺术代言人。司马相如以后,有扬雄、王褒,此后历经魏晋李密,唐之陈子昂、李白、薛涛,五代西蜀花间词人,宋代三苏,元明清的虞集、杨慎、李调元,到20世纪的郭沫若、何其芳和 “巴蜀新生代诗”群体,莫不因大胆冲决、反叛、创新和强烈的个性情感表现而积淀为中国文学的范式精品。因此,对司马相如赋作的探讨,应首先从巴蜀地域文化心态与美学精神对其人文性格特征的形成和影响着手。


所谓美学精神,应该既有当代生活的底蕴,又有文化传统的血脉,是优秀传统文化在美学方 面的 重要体现,蕴含着一 个民族、一个区域的社会生活和文学艺术创作的审美理念和实践经验。① 作为中华美学精神的重要构成,巴蜀文化的美学精神蕴藉于该地区的优秀审美创造中,如绘画、书法、音乐、建筑、园林、文学等艺术门类,通过此以彰显出巴蜀文化的独特风貌和发展轨迹。与此同时,也呈现出中华美学精神的多元共存性。

并且,美学精神不但是区域审美文化特色的显现,也影响到区域审美文化独特风貌的形成。作为一种精神创造活动,文艺创作首先呈现为创作者的人文性格特征。这种人文性格特征的形成与地域文化心态和美学精神的影响分不开。不同的地域往往存在着该地域的人在长期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从历史沿袭而巩固下来的,具有稳定的美学精神及其诉求,并且同地域情感和社会心理密切结合,成为人们自觉或不自觉的一种审美价值取向,生动地呈现于该地域的风土人情、传统习俗、文化教育、审美活动之中,表现出一种美学精神。这种地域的文化心态与美学精神,自然会影响创作者的审美个性与审美趣向,决定作品审美风貌的形成。这在汉代赋作家司马相如的身上及其赋作中有生动的体现。

具体分析起来,司马相如赋作突出地体现出一种恢宏气概和通达开放的地域美学精神。其 《上林赋》和 《子虚赋》极力 “铺陈”和 “铺叙”上林苑与云梦泽的地理风貌和自然景 观,视 野 宏 阔,想 像 超 远,控 引 天 地,错综古今,苞括宇宙,总览人物,举凡自然景物、社会人物和想像所及之物,无不 “铺陈”于赋中,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致使其突显出一种通达开放的地域文化心态与恢弘包容的美学精神。即如班固所指出的,司马相如 “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 (《汉书· 扬雄传》);因此,其赋 作呈现出一种“侈丽宏衍”(《汉书·艺文志》)的审美风貌。王充也认为,司马相如 “敏于赋颂,为弘丽之文”,其赋作 “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 (《论衡·定贤篇》)。这些地方所谓的“闳”、“弘”、 “钜衍”,都有 “大”、 “达”,即通达开放的意思。

这种包容性和通达开放性还突出地呈现在司马相如赋作的 “铺陈”对象中。从 《汉书·艺文志》看,司马相如创作有二十九篇赋。现今存下来的有 《上林赋》、 《子虚赋》、《大人赋》、《哀二世赋》、② 《长门赋》(见 《文选》)和 《美人赋》 (见 《古文苑》)等。作为其 赋 作 “铺 陈”对 象 的 生 活 事 件 有 “蒐狩”、 “览古”、 “旷达”和 “美丽”四类,其中 “蒐狩”与 “旷达”二类为其首创。另外有目可考的尚有 《梨赋》 (《文选·魏郡赋》注引)、《鱼菹赋》 (《北堂书钞》引)和 《梓桐山赋》(《玉篇·石郭》言及)三篇。这在其赋作所 “铺陈”的审美对象中,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同时,从其赋作 “铺陈”的实际描述来看,《上林赋》、 《子虚赋》几乎涉及当时甚至以后辞赋创作的生活事件范围。它除了主要表现诸侯和天子的游猎活动外还对地貌山川、草木鸟兽、宫馆苑囿和音乐舞蹈等作了广泛的描写。这些赋作的 “铺陈”对象有的已是当时辞赋创作的一般描写范围,如草木、鸟兽等;有的则在后代逐步发展成独立的 “铺陈”对象,如宫馆、舞蹈等。因此,可以说,作为司马相如赋的 “铺陈”对象的生活事件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赋家所涉猎的内容;正是司马相如的这种卓越的创作实践,才使辞赋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在武帝时即呈现出令人眩目的绚丽色彩。显然,这也与推许不同主张、见解,具有包容百川的气概和通达开放的巴蜀地域美学精神是一致的。

巴、蜀是四川地区的古代称谓,既是族名,又是地名、国名。最早,甲骨文中就有“蜀”的记录,古代文献中亦有巴人、蜀人的记载。根据这些记载,有学者就认为 “巴”,最早应是一古老民族的族名,因其族群集居地嘉陵江的弯曲之状而被赋之为 “巴”,再衍为地名。也有学者认为 “巴”,本是壮傣语系的一支,他们沿水而居,以船为家,以捕鱼为主要生活来源,在生活中与鱼的关系密切,故称。这些说法既呈现出原始图腾崇拜的意味,又呈现着文化地理学的色彩,至今尚难有定论。蜀,从殷墟甲骨文和周原甲骨文的记载看,在殷周时期,“蜀”已是一个方国或一片地域的名称。从字源意看,“蜀”为 “蚕”虫象形。《说文》云:“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四川盆地是巴蜀文化得以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地理环境。成都平原,号称 “都广之野”,地势平坦,物产丰富,横贯川西南和四川盆地的长江,自古以来就是巴蜀地域的交通动脉。而纵列川西高原岷山山脉,则是南北民族迁徙的往来走廊,从而致使四川盆地在中国疆域中处于一个交汇点, “西番东汉,北秦南广”,一方面,东南西北各种文化因素交汇,使其形成一种内涵极为丰富的既能汇纳百川、兼容并收,又能融会 创新、变通发 展 的 文 化 特 色。同 时,另一方面,四川盆地又 “其地四塞,山川重阻”,四周高山阻隔,内外交通不便,音讯难通。但在战乱频繁的年代, “蜀道难”的自然险阻使外界入侵减弱,巨大的盆地内腹有广阔的回旋余地,加上封闭的地形,使其内部文化结构相对稳定,能自成系统。秦并巴蜀,为巴蜀地区与中原文明的经济文化交流敞开了大门。生活在巴蜀盆地中的先民,吸收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修建水利工程,发展生产,使巴蜀地区成为当时全国最为富庶的地方之一。同时,又保持强烈的地方特色,在特定的地理地貌、水土气候中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其思想意识必然地被烙印着所在环境的鲜明印记,他们的生产劳作和生存方式,正是所形成的意识观念和价值标准的外化和物化。这种物化形态就是 “第二自然”。它通过反馈于后代创造者的意识又继续固化、强化着人们的创造特征,并不断地积聚、沉淀、繁衍壮大成为后代巴蜀人的文化生存环境。也就是说,巴蜀盆地独异的客观自然和原始先民由此创造物化的 “第二自然”,还有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特有的民情风俗、审美意识和美学精神,逐渐积淀为特定的行为规范和心理模式,成为根植于世代人群内心深处的 “集体无意识”。后代子民的行为举止和思维方式,都在意识和无意识中体现着这种思维方式和区域文化特征。而相对闭塞的地理阻碍使外界异质文化的入侵和影响减弱,辽阔的疆域和数量庞大的人群,又使区域文化有充裕的运行流布的空间。优裕的经济条件,也为巴蜀文化的发展繁荣提供着坚实的物质基础,多样的地貌景况和自然风物的缤纷多彩,“天下之山水在蜀”所提供的丰蕴多姿的审美观照物,又冶铸着巴蜀人的审美敏感机能。人类与生俱来的创造和审美天性,就在巴蜀盆地所提供的得天独厚的诸种优裕条件中得到了尽情发挥。纵览中国文学史,每个阶段都活跃着巴蜀精英的创造雄姿,且很多是开一代风气的文坛巨擘。这种鲜明而强烈的规律性特征,都离不开巴蜀地域原因,离不开悠久而丰蕴的巴蜀文化厚实积淀。这些,就是巴蜀文人人文性格形成的物质条件与地域文化土壤。

孕育巴蜀 文化的巴山蜀水,百 川 交 流,形成巴蜀文化汇纳百川的态势,因此,巴蜀文化的构成,是多元文化的融合。从根本上说,巴蜀文化不断容纳和吸收外来文化,从而逐步构成一种很有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巴蜀文化的构成过程,就是其自身不断吐旧纳新、弃旧图新的自我完善过程,因而致使其具有强烈的纳新性、开放性、包容性。巴蜀文化的文明化,就是同中华文化达到最广泛的文化认同相一致的历史实现过程。中原文化重礼;荆楚重巫,以楚辞为圭臬。巴人“尚鬼信巫”,蜀人 “重仙”。 《华阳国志》云:“鱼凫仙化,随王化去,化民往往复出。”这就是蜀人仙化想象力的真实记载。 《诗经·宾之初筵》云: “屡舞僊僊”。 《庄子》云: “僊僊乎归矣”。《说苑》云: “辨哉士乎,僊僊者乎”。司马相如 《大人赋》云: “僊僊有凌云之气”。清代黄生认为: “此盖借僊字轩音为先”。 “僊”通仙人之仙。显然,这种 “仙”文化对蜀人 “重仙”心态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并进而影响致巴蜀文人富于想象,在文艺创作中善于 “架虚行危”、 “凭风诡滥”、“凌 云 托 志”、凌 虚 翱 翔,以 “苞 括 宇 宙”,“总揽人物”,穷极宇宙、凭虚构象。也正是由此,从而形成巴蜀文化强烈的开创性与想象性、创新性美学精神。受此影响,巴蜀地区,历来就人杰地灵,人才辈出,且具有强烈的前瞻意识,善于顺应社会结构转型,富有更新的超前性、冒险性。

就蜀文化来看,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蜀地,被称之为 “一完美之盆地”,① 即如司马迁在 《史记·货殖列传》中所指出的, “巴蜀亦沃野”。对 此,陈 子 昂 在 《谏 雅 州 讨 生 羌书》中指出 :“蜀为西南一都会,国家之 宝库,天下珍货,聚出其中……人富粟多,顺江而下,可以兼济中国。”② 在 《上蜀川军事》中又指出: “国家富有巴蜀,是天府之藏,自陈右及河西诸州,军国所资,邮驿所给,商旅莫不皆取于蜀。又 京 都 府 库,岁 月 珍 贡,尚在其外。此诚蜀,国之珍府。”③ 杜甫 《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中也指出: “河南、河北贡赋未入,江、淮转输 …… 惟蜀剑南,自用兵以来,税敛则殷,部领不绝,琼林诸库仰给最多。是蜀之土地膏腴,物产繁富,足以供王命也。”④ 由于秦岭挡住了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冬季寒潮到达时多半已经是强弩之末。加上大巴山的千谷万溪,引导着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北上,所以,蜀地山青水秀,气候宜人。加之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平原上河流纵横交错。修筑于两千年前的都江堰,举世瞩目,一直灌溉、滋润着这片土地,致使这一神奇富饶、物华天宝的区域一直被誉为 “天府之国”。特定的 “水土”自然孕育出一定的文化。史学家班固在 《汉书》中记载云: “巴蜀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食之饶,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佚。”巴蜀之地,由于经济条件好,从而养成 了百姓 性 情 旷 达、生 活 闲 适,喜爱享受自然,并且热爱生活,追求优雅闲适、节奏舒缓的生活方式,表现出一种爱好冶游、喜尚娱乐的美学精神。就饮食文化看,据常 璩 《华 阳 国 志》 记 载,巴 蜀 人 早 就 有“尚滋味”、“好辛香”的饮食审美取向,而艺术文 化 方 面 则 崇 文 重 彩,士 人 “多 斑 采 文章”。应该说,正是由于这种文化氛围的作用,从而形成常璩所谓的 “君子精敏,小人鬼黠;与秦同分,故多悍勇”⑤ 的地域文化性格与心态。所谓 “精敏”,即头脑灵活,反应快,思维敏捷; “鬼黠”,即聪明狡猾,慧黠聪慧; “悍勇”,即勇敢。自古以来,巴蜀之人不仅机智,而且落拓不羁,喜欢放浪形骸、个性自由、不拘礼法、个性张扬。其辞赋创作,主张独抒性灵,重文采,想象奇幻,上天入地,从古到今,自由驰骋。就巴蜀地区的文人来看,从司马相如始,一直到郭沫若、巴金,其审美创作与文 风 文 貌、审 美 趣 向,都呈现出这种巴蜀地域美学精神特质。

对于西汉初的中国文坛和当时的赋作领域,司马相如的确是劈空而来的一位天才作家。司马相如之前,巴蜀文坛一片蛮荒景象,虽有所谓 “巴渝舞曲”不仅受到汉高祖刘邦的喜爱,后来还被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改编成颂体的 《俞儿舞歌》,但其实质不过是一种 原 始 歌 舞,类 似 今 天 某 些 少 数 民 族 的“锅庄”。而司马 相如 青年出 川,客 游梁 时,即写下浩荡之文 《子虚赋》,令爱好文艺的汉武帝见而慨叹 “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①司马相如受召到长安后,又相继写出 《上林赋》、 《大人赋》、 《长门赋》等名赋,后代论汉赋,多推其为第一大家。司马相如的出现使巴蜀文学的发展首次震惊世人,他于巴蜀文学,不啻混沌初开时最亮的那颗星。即如扬雄所说:“长卿 (司马相如字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耶?”② 这里就指出,司马相如作赋是得到了神助。的确,司马相如的赋汪洋恣肆、气势宏大、华美艳丽,后世赋家鲜有能与之比肩者。对此,有学者以敏锐的眼光指出:被后代视为类书、字典,味同嚼蜡的这些皇皇大赋,其特征恰好是 (西汉)时代精神的体现。③ 关于以司马相如赋作为代表的汉大赋的出现,马积高在 《赋史》中从文体发展史的角度作了精到的分析:一种文体在某一时期特别发达,本身发展的规律是有一定作用的,同时也要受到其他文体的制约。问答体的文赋在汉代特别发达,首先是因为它在战国末才产生,尚有充分的发展余地,其次则是当时其他文体不能充分满足社会和作者表达思想感情的需要。在汉代,论说文和文学已逐渐分家,史传自司马迁以后,也向着与文学分家的方向在发展。当然,这是指在实践上,在理论上还无此认识。乐府诗人才由民间兴起,文人尚不熟悉。这样,赋自然就成了文人最注意的一种文体。而在赋中,骚体已经得到了较充分的发展,而且它较适合于抒情言志,而不适合于从各人方面去反映帝王生活的气派。只有文赋形式比较自由,无施不可,自然就受到特别的注意了。④ 这里就指出汉赋表达的 “自由”与 “无施不可”。对于自视甚高,喜爱天马行空,想象力丰富,通六合、贯天地,能够 “苞括宇宙”,具有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的司马相如来说,通过辞赋创作来呈现自己狂傲的心 性,自然是最为任性随心、适情顺意的事。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今天的学术界对汉赋的探讨虽已日趋深入,然而对汉赋的代表作家司马相如,却还没有作出与之地位相称的研究。为什么历史把启动汉赋的重任交付这样一位来自 “西僻之国,戎狄之长”的西蜀作家来完成,而不交给才学识堪与匹敌的贾谊,或东方朔、枚乘、邹阳?司马相如赋曾数受批评,甚至被讥为 “字林”,然而他的赋却又令后代无法企及,司马相如为汉赋大家也是不争的事实,人们对他的喜爱揭示了什么问题?对司马相如与其赋作的分析总给人隔靴搔痒的感觉,这反而使问题更显神秘和迷离。因而揭 开司马相如成功的秘密,对揭示巴蜀文学特征显然会大有帮助。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 “中国古代环境美学思想专题研究” (13AZD02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李天道,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成都 610066);魏春艳,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成都 61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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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3月12日 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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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巴蜀地区鱼肴变化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