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赋作的地域文化心态与美学精神(二) _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天府智库-理论研究-特色研究 特色研究 理论研究

司马相如赋作的地域文化心态与美学精神(二)

钱翥

2018年03月16日 12:00

李天道 魏春艳
《中国文学批评》2017年第2期



司马相如赋作还生动地呈现出一种独立特行、放诞风流的个性特色与张狂不羁的美学精神。早 在东汉,班固在 《汉书·序 传》中就称司马相如为 “辞宗”,即辞赋创作的宗师。后来,刘勰在 《文心雕龙·风骨》篇中说:“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其人格个性鲜明独特,文风自标一格。 “大丈夫不坐驷马,不过此桥”① 的题词,更是生动地表现了他狂傲自放、好奇逐异的张扬个性和蜀人士风。在辞赋审美创作方面,司马相如主张 “赋家之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② 强调辞赋创作应对事物有真知灼见,有独到的体悟,且含化于内心深处,确有所得,必须务出己见,要 “得之于内”、“得之于心”。他禀承了巴蜀人的自由不羁精神,具有不 拘礼法、张扬 个 性 的 性 格 特 征。他在 《难蜀父老》中曰: “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 “且夫贤君之践位也,岂特猥琐龌龊,拘文牵俗,循诵 习 传,当 世 取 悦 云 尔 哉!”显 然,所 谓“有非常 之 功”,不 “猥 琐 龌 龊,拘 文 牵 俗,循诵习传,当 世 取 悦”,与 “常 人”相 异 的“非常之人”,就是喜欢特立独行、任性自在、恃才放旷、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自由随心美学精神的人。

司马相如及其赋作的这种美学精神的形成与巴蜀地域文化的 “英雄崇拜”品性有关。巴蜀 自 来 就 不 乏 英 雄。武 王 伐 纣 时,得 到“巴蜀之师”的加盟,为正义之战赢得了决定性胜利。可以说,从蚕丛、鱼凫到杜宇、开明,就是古蜀文化史上的 “英雄时代”。这一时代的都 江堰 水利工程,孕育了古 蜀文化,为两千年来蜀文化发展的源泉, “蜀山川及其图纪能雄于九丘者,实乘水利以蓄殖其国”。都江堰工程实是当时世界农业文化的一个结晶。而成都十二桥遗址的竹木结构建筑,以其 “干栏”式技术,造就了绵延巴蜀的巢居文化。作 为 巢 居 文 化 的 三 大 特 色———笮 桥、栈道、巢居,至今仍然盛行于岷江上游的横断山脉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广汉三星堆遗址中的巨型青铜偶像及金杖、金面罩,以额鼻、纵目、夸张为特征,富于奇特想象。这应该是蜀人精神形态上一个重要的文化特点。作用于文人,则形成其文艺创作中勇于突破传统,不断进取,以突破自我,具有一种敢于创新的探索精神和反对权威、反对传统等地域文化心态,且往往有一种过激,表现为一种自作主张、自以为是,乃至于骄狂偏激。就司马相如而言,其从事辞赋创作的目的既有献赋求仕的意愿,但追究起来,更多的则是任性 “自娱”的要求。这一点使他与同为巴蜀文人的扬雄不同。司马相如的献赋,并不只是博得君王一笑。扬雄则不然,他并非专门的辞赋家,辞赋只是他晋升和讽谏的工具,不能像司马相如那样热爱辞赋创作并从中得到愉快和满足。在扬雄看来,辞赋创作必须达 到讽谏 目的、一定 要有社会效益,要有讽谏时政的用处。然而汉赋的价值并不只是讽谏,而在于其本身所存有的巨大的审美价值。就司马相如的赋作看,之所以传世并脍炙人口,则在于司马相如辞赋创作中所呈现出来的那种 “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盛大气势中,在 “一经一纬”所形成的五色生辉宫商弥漫的华丽之美中。刘熙载有这样一句话:“司马长卿文虽乏实用,然举止矜贵,扬雄典硕”。③ 这句话道出了汉赋的审美价值之所在。而扬雄却摒弃辞赋创作的审美价值而追求实用价值与社会效益,或者说是企图通过辞赋创作的审美价值来实现其社会效益与实用价值。这其实也是两汉经学家辞曲理论中所体现出来的内在矛盾。作为西汉末年的一代大儒、经学家,身兼文学家、思想家两种身份的扬雄,自然未能脱此窠臼。对此,扬雄自 己 已 经 进 行 过 反 思,其结论是, “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法言·吾子》)。这就是说,扬雄自己也看到,作为文学的一种书写形式,汉赋的讽谏效应原本是有限的,并且有的时候,不但不会有作用,反而会助长君王贪图享乐的意念,致使其越发走向歧路。文艺创作毕竟需要虚构,其想象的成 分过于现 实生活,其审美价值多半具有诗意化色彩,与现实生活显然是有差距的,有所不同,不能过多地置其本身审美特性于不顾,一味追求社会效益与实用价值。于是扬雄决定放弃汉大赋的写作。据 《法言》记载,有人问扬雄对赋的看法,扬雄的回答是 “童子雕虫篆刻” “壮夫不为也”。他进一步解释道:“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认为 “赋”不应丧失其讽喻 精 神,要 有 法 度;而 “大 赋”一 类,则一味追求辞藻华丽,丧失 了讽谏 的意 义。对此,二百年后,以聪明敏捷才思过人出名的杨修曾有过如此评价:“修家子云,老不晓事,强著一书,悔其少作”。①

的确,司马相如赋作的 “铺陈”手法注重浓墨重彩,对作为 “铺陈”对象生活事件往往极尽渲染之能事, “丽”的风貌非常突出,因此,扬雄批评 “丽”得过度,而近乎靡丽、侈 丽;当 然,也 有 人 赞 赏 其 “铺 陈”手法,认为 “辩丽可喜”,能够娱人耳目。今天,就美学的视域看, “丽”的审美风貌的确能够给人带来赏心悦目的感受。同时,司马相如赋作所呈现出的 “丽”的审美风貌是多元的,如 《上林赋》就具有一种色彩的斑斓艳丽之美,如所谓 “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中的 “丹水”和 “紫渊”, “明月珠子,玓瓅江靡。蜀石黄碝,水玉磊砢。磷磷烂烂,采色澔旰”的 “明月”、“玓瓅”、“黄碝”、“水玉”、“采色”; “玫瑰碧琳,珊瑚丛生。瑉玉旁唐,瑸媥文鳞。赤瑕驳荦,杂臿其间”中的“玫瑰”、“碧琳”、 “珊瑚”、 “瑉玉”、 “瑸媥”、“赤瑕”等,铺采摛文,错彩镂金,精细入微,华丽精美。又如赋中所谓的 “华榱璧珰”句,《文选》李善注引韦昭曰: “华榱为璧,以当榱头也。”赋中所谓的 “乘镂象,六玉虬”句,李善注引张揖曰:“镂象,象路也,以象牙疏镂其车辂。六玉虬,谓驾六马,以玉饰其镳勒。”其场景 “铺陈”极具绮丽,形容建筑物装饰华丽,金光碧色,光彩夺目,金碧辉煌,富丽堂皇,彩辉耀目,令人目不暇接。又如赋作中,有一段描绘女乐的文字, “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绝殊离俗,妖冶娴都,靓妆刻饬,便環绰约,柔桡嬛嬛,妩媚纤弱。曳独茧之褕袣,眇阎易以戌削,媥姗徶屑,与俗殊服。芬芳沤郁,酷烈淑郁,皓齿粲灿,宜笑玓瓅,长眉连娟,微睇绵藐。”这里先交代女乐的美丽举世无双,然后依次摹写其施粉黛,修鬓发,以及举止的轻柔,身段的苗条,神态的妩媚,服饰的奇特,步履的轻盈,体香芬芳浓郁,皓齿粲 灿,笑 靥 可 爱,娥 眉 细 长,明 眸 含 神,真是精工细笔,艳丽无比,完全可以用 《上林赋》中所谓 “丽靡烂漫”四个字来加以形容。然而在 这 些 看 似 有 规 律 的 “铺 陈”中,亦不乏机智灵巧的跳跃。如赋作中为了表现楚国可供游猎之地的广大,先让子虚讲述自己,曾为 “宿卫十有余年,时从出游”,然于楚王后园 “犹未能遍睹”,接着又在具体描述云梦之前,谓 “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盖特其小小者尔,名曰云梦”。在此,作家虽然没有对楚王后园与除云梦外的楚国大泽作任何实际描写,但它们的无比广袤却已给人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这 是 由 大 处、虚 处 落 笔,再辅以对小者云梦的实写,使作品的内容虚实相间,以小见大。反之,作品又在描述上林中的园林宫馆设施之后,以 “若此者数百千处,娱游往来,宫宿馆台,庖厨不徙,后宫不移,百官具备”的虚写,将已实言的事物无限放大。故前人称司马相如赋 “善于架虚行危”, “既会造出奇怪,又会撇入窅冥,所谓 ‘似不从人间来者’此也”。② 并且,司马相如不仅善于描绘现实中的各种景物,同时也善于拟写幻想中的神仙世界。他的那篇《大人赋》即以通览八 、使神役仙的奇异色彩,吸引了汉武帝,使他读后大悦,竟 “飘飘然有凌云之气”。① 凡此种种,可以说,在司马相如身上,更多地体现了古巴蜀人 “精敏”、 “鬼黠”的文化个性。应该说,尽管地占尽天时,但其地理环境对蜀文化的发展也有一定程度的挟制作用。蜀地呈一盆地状分布,因此它 与中原文化的交流较为 困难,故而在文化的发展上稍显闭塞。杜甫 《东西川说》所录云: “近者,交其乡村而已;远者,漂寓诸州县而已。实不离蜀也。大抵只与兼并家力田耳。”或许正是因蜀人生活的富足与自然环境的舒适,从而形成蜀地自得意满的文化 心态。的确,相 对 中 原 地 区 而 言,蜀地仍然属于政治文化中心之外的边缘之地,而在文明尚不发达的蜀中大多数地方,本土之人常表现出一种桀骜不驯的文化心态。且巴蜀地处西南,故而兼有南方文化的绚丽多情和西部文化的雄健坚韧。这些文化心态在司马相如的身上都有突出的体现。由于大一统的国家格局的作用,因政治因素带来的中原文化的冲击一次次加强,使得巴蜀地区的文化消化、吸收了中原文化的质素,同时也使得巴蜀文化缘着长江而出,与其他文化交流、融会,以熔铸出新的文化并形成地域特性。

据历史资料记载,秦汉时期巴蜀地区曾有过两次大的人口迁徙。第一次大移民发生在秦灭巴蜀与秦灭六国之后。第二次大移民,则发生在东汉末年。这样,巴蜀地区与中原之地发生了频繁的人口迁徙和商业交往。显然,这种人口迁徙和商业交往,使得四川盆地成为一个开放系统,带来了四川盆地与外部物质、能量与信息流的输入和输出。中原文化缘长江而上传入蜀地;蜀地文化也缘长江而出,与中原及各地文化产生融汇。身处西蜀繁华之都的蜀中文人也不例外。当时由成都经乐山缘江而出,水路畅通,往东可达长江入海口。蜀中人多由此路出川,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中原地带去寻求功名,成就一番 伟 业。从 而 形 成 巴 蜀 地 区 开 放 的 文 化心态。

加之巴蜀远离儒家正统文化权威,儒家理性压力很小,而感情的生长显得十分峻急和赤裸,特别是这种傲情与某种巴蜀作家恃才傲物的叛逆意识一相配合,更加势不可挡、无所顾忌。在 众多 踌躇满志 的出川士人 中,司马相如堪称 “出川第一人”。他一生孤高猖狂,后来虽遭朝廷闲置,也决不与邪俊为伍。他洁身自好,在官场受挫后、经过几度的徘徊和痛苦的思想斗争,怀着对黑暗现实的愤怒,做出了最后的决定:挂冠归里。

青少年时在蜀中的任侠生活所带来的司马相如性格中的率性自然、慷慨仗义,影响了司马相如一生的作为。他热烈向往侠者非同凡响的生活,挥金如土,自由超脱地调笔谈。司马相如一生 自 命 不 凡,傲 然 于 世。西汉鼎盛时期,气 象 繁 荣,具 有 包 容 万 邦、海纳百川之宏大气概。而这一时期的巴蜀虽受上千年中原文明浸润滋养,然终因僻居西隅,封闭而又 物华天 宝,士 人 多 自 视 雄 长、恃才傲物,却 又有 浓烈的浪 漫与几分天 真。一旦出蜀融入主流文化之中,往往以狂放不羁、锐 意 进 取 之 姿 态,特 立 独 行,终 落 得“木秀于林”的结果,为治国者所难容,仅能在风骚领域流芳百世,在自由人格上为人景仰,在传统文化中成为独放异彩之奇葩。从另一方面来看,巴蜀盆地因为得天独厚的自然气候和物产条件,以及朝廷所实施的一系列发展农耕、鼓励生产的政策而迅速提高着自己的实力,使当时的巴蜀盆地成为社会稳定安宁、经济繁荣 的 一 方 乐 土。也 就 是 说,巴蜀盆地那相对稳定安宁的区域环境,相对丰裕的物质经济基础,都为一个新的精神文化创造高潮的出现,准备了良好的前提条件。时代精神的表现需要,社会环境的稳定和物质经济基础的优越,都为西汉时期司马相如的辞赋创作准备了极好的前提条件,而盆地中美丽的自然山水等 “客观存在”对他审美创造心理意识的模塑,他对华美艳稚和形式精美的区域文化美学的规范导引,都决定了一种新的文学创作高潮的格局规模。从而使他以自己的辞赋创作和表现形式特点,以及数量众多的赋作作品,尽情赞美世俗人生享乐的思想内容和对文学创作华丽形式美的大胆建构,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树立了一种全新的范式,从而成为漫长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种独异绽放的奇葩。所以说,司马相如独特的地域文化心态便是巴蜀文化的特殊情蕴与中原主流文化的碰撞激发,加上他个人的天纵才情,从而成就了他的独特个性。这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心态,概略地说,就是兼容并包的大家气度,特立高标的独创精神,入世而又超越的人生态度,既深情婉媚又雄浑阔大的艺术境界,以及诙诡谐谲、化俗为雅的幽默机趣。

同时,要说明司马相如,必须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巴蜀文化事 业在汉代 的发展,起于 汉 景 帝 末 年 蜀 守 文 翁 在 蜀 立 学。所 谓“风雅英伟之士命世挺生”① 是文翁之后的事。而文翁兴学成都时,司马相如已经从梁国归来,并与临邛巨 富卓王孙之女卓文君 成婚。也就是说,司马相如个性特征的形成是在文翁大量引入中原文化之后的事,这使得其在文学上的崛起颇富传奇意味。任何一种文学体裁总是有一个渐渐发展到高峰的过程,然而司马相如一出场便为汉赋树起一座高峰。巴蜀文学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有人将之归因于司马相如具有类似于战国纵横家的气质。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战国余风犹在,凭三寸不烂之舌或生花妙笔轻取富贵是许多士人的梦想。秦始皇焚坑儒并未能阻断百家思想传播到西蜀这样的地方。秦灭巴蜀,移民万家实之;秦末战乱,人们多有避乱蜀中,他们带来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以及诸子典籍中众多光芒四射的人物形象。司马相如 “少时好读书”,这些书显然是诸子之书而非仅仅是儒家经典。他学击剑,这也符合一个 受战国余 风影响、富雄心壮志的士人的特征。他还仰慕被司马迁称赞为 “名重泰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的赵人蔺相如,因为崇拜他,才将自己改名为 “相如”,立志要做一个智勇双全的人。而在后来奉命出使西南以及力劝武帝通西南夷并最终使西南夷内服的一系列事件中,他也显露了自己的政治才华。然而这些都不是司马相如的本质特征,在贾谊、邹阳、司马迁等人的身上,战国之风的影响都是很明显的。由于时代的变化,他们都被迫把才情转移到文学上,在东方朔的 《答客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把司马相如和贾谊放在一起比较,可以更好地发现地域文化对辞赋创作风貌的影响。贾谊人称 “洛阳才子”,非常年轻就受到文帝器重, “召以为之位”,不久就 “超迁至太中大夫”,文帝甚至还准备让他就 “公卿之位”。后来受到老臣们的嫉妒,被调去任长沙王太傅,其政治才华是相当出众的。贾谊论说文和赋 也 写 得 非 常 好,代 表 作 有 《过 秦 论》、《论积贮疏》、《治安策》及 《吊屈原赋》、 《鹏鸟赋》等。有人将贾谊与屈、宋并提,是有道理的。在贾谊的赋中,能看到严谨的论证、深刻的 哲理、旷达的 思 想、深 刻 的 历 史 感,能看到战国末期以来百家思想融汇而成的先秦理性,经过与贾谊的才情结合而展现出的光采与魅力。而在司马相如的赋中,则更多的是气势的恢宏、文辞的华美、想象的不羁,神话与史实、幻境与实景浑同合一、相融无间的审美境域,所感受到的是个性的自由不羁、感性生命的极大张扬。这显然是两种审美观念的差异,源于两种不同的文化土壤。贾谊生长的洛阳,公元前世纪就成为东周的都城。洛阳所在的伊、洛地区为华夏文化中心,曾经一度为列国交争和会盟的主要场所。尤其是战国时期,所在各国发愤图强,是改革较早的地区。故这一地区多法家、纵横家,其文章和说辞气势凌厉,富于雄辩色彩,且生动犀利,富于文学性。到西汉制礼作乐,处士横议之风减,士人的热情投入到维护一个新兴的统一的王朝中去。这就形成了贾谊说理绵密、富有气势、娓娓道来、曲折生动的文风,其忠于国家之良苦用心历历可见。

此外,如果说三代的钟鼎还让人窥见巫术时 代 痕 迹 的 话,那 么 春 秋 时 经 过 孔 子 对“怪力乱神”的扫荡,在 《诗经》中人们看到的则是雅颂各得其所,文质彬彬、中庸与克制。通过对神话的历史化,孔子确立了先秦实践理性精神,这在当时是对思想的极大解放,体现了人文主义精神。它和诸侯争霸的形势一起推动了实用文风的发展,这就是散发着理性思辨光芒的诸子散文。这显然是社会的进步。然而进步是有代价的,这就是对审美追求的放弃,对原创力与想象力的扼杀。到了秦汉,先秦实践理性精神进一步发展为工具理性,诸子对宇宙自然和人类的热烈探讨已成往事,哲学和理性的任务只剩下如何为帝国的存在与统治建立合情合理的理论,以及如何使统治更有效的问题了。董仲舒完成了封建国家的哲学建构;司马迁完成了历史理性的最高成就;而贾谊,则成为这种理性精神在文学上的代表。

而司马相如是不理会这些的。尽管他初次出川时在城门发下 “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此门”的豪言壮语,尽管他后来奉使通西南夷取得成功,但他并不刻意于功利。他没有东方朔的满腹牢骚和强烈的士不遇感,没有司马迁那种震撼人心的悲剧感,也不像贾谊那样随时随地竭忠尽智为国家出谋划策。他的最高官位是任中郎将出使西南夷。史载他“与卓氏婚,饶于财,故其事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事,常称疾闲居,不慕官爵”。这就是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是自由而不受约束的。他出生于中等资财的家庭,其家庭大概在西南商业中心成都经营工商业,后来为了他们的 “犬子”(相如少时名)的前途,他们孤注一掷地将资财全部用来为儿子置办车骑服饰,让他也上长安去做郎官。司马相如游梁归来,生计无着,只得投奔好友临邛令王吉,演出一场 “凤求凰”的 “窃资于卓氏”的喜剧。临邛巨富卓王孙, “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时才貌双全的文君正新寡在家,司马相如于是和王吉合谋演了一出双簧戏。卓王孙听说县令来了贵客,就设宴相邀,相如故意 “谢病不能往”,而王吉在席上则 “不敢尝食,自往迎相如”,在几百宾客的引颈盼望中司马相如姗姗而来,雍容闲雅,风流倜傥,“一座尽倾”。席间王吉捧琴上前,相如奏了一曲 《凤求凰》以挑文君之心。文君本慕其大名,此时从门偷窃,更是心向往之。司马相如又贿赂文君的侍女,向文君表白心迹,文君 “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到了成都,文君才发现其家徒四壁,后来二人 又回到 临邛,卖掉 车骑开了酒店,文君当垆卖酒, “相如身自著牧犊鼻裤,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卓王孙羞愤交加,闭门不出,后经人劝说,勉强分给文君 “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 “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① 这件事在当时传为美谈,司马迁修 《史记》,将它记录在司马相如传中,作为其 “鬼黠”的证据。司马相如 本人或 其他人,对此也津 津乐道。然而后来有人据此骂相如 “窃资无操” (《颜氏家训·文章》),简直是历史的误会。其实司马相如并非 “无操”,而是他根本没有所谓“操守”的概念,他的本性就是 “放诞风流”。他的家庭没有教他节操的观念,他所读之书则教他应随机应变抓住一切机会。此时的巴蜀大地,还没有什么文明与礼制的观念能够束缚他思想的自由,反倒哺育了他狂放自在的 个 性 和 奇 伟 的 想 象 力。 他 不 是 标 准 的“士”,他身上少了一些 “士”应有的历史沉重感,然而古今人们对他的认可与喜爱恰恰反映了当时的巴蜀与中原不同的文化特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 “中国古代环境美学思想专题研究” (13AZD02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李天道,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成都 610066);魏春艳,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成都 61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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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3月16日 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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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相如赋作的地域文化心态与美学精神(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