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研究 理论研究

三星堆祭祀形态探讨

钱翥

2018年05月25日 12:00

赵殿增
《四川文物》2018 年第 2 期

 

多年来我们一直认为,三星堆古国具有神权国家性质,[1]不仅大量器物是祭祀用品,而且一些重要遗迹现象,可能也与祭祀有关,包括室内外的祭拜场所和埋藏祭器的方式等。其中关注的重点,就是遗址中心的月亮湾台地和祭祀坑所在的三星堆地区。我在 《三星堆文化与巴蜀文明》中曾提到:“也许还有另一种可能,即城中心区月亮湾夯土是一个大型建筑的台基;三星堆土堆也可能不是城墙,而是一个单独建造的土台。它们都可能与祭祀或殿堂、宗庙之类的建筑物有关,在三星堆古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这些分析有待下一步进行有计划的较大规模的发掘来验证。”[2

 

近些年三星堆“青关山大房子”的发掘,北城墙和月亮湾小城、仓包包小城的重要发现等,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上述推测。“青关山一号大房子”全面揭开之后,我们就认为它可能与摆放神像祭器并进行日常祭祀活动的建筑物有关;勘探后再次表明三星堆突立城南,与其它城墙并不相连,也使我对它可能与祭祀有关的看法更加明确;三星堆遗址存在众多祭祀坑,是许多发掘研究者在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发现以来逐步形成的看法,慢慢得到较多的认同。这里我准备将关于三星堆祭祀形态研究的一些新认识,提出来与大家共同探讨。

 

三星堆土堆的性质和作用

 

关于三星堆古城的布局和特征问题,我提出一些看法,供参考。

 

(一) 三星堆古城城墙的布局

 

三星堆古城城墙 19841985 年调查确认,19881995 年进行了多次试掘,发现了明确的东城墙、西城墙、南城墙,北城墙推测已被大河冲毁,初步构成了一个梯形的古城,面积约 3.6 平方千米。[3]城内中北部,发现一段南北走向略向东南弯曲的“月亮湾城墙”;城区南部,发现一段呈东南—西北走向的“三星堆城墙”,与大城之间的关系尚不明了。

 

近几年又对三星堆古城的城墙进行了重点勘探和试掘,主要收获是发现了城区西北部的“月亮湾小城”,面积约 46 万平方米;在城区东北部发现了“仓包包小城”,面积约 8.8 万平方米,从而呈现出三星堆古城一大两小的总体格局。这是三星堆考古史上又一次重大进展,对了解古城的历史、变迁、功能、性质具有重要意义。[4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同志对复原古城的全貌和修建过程做了多种设想,对探讨古城的性质和作用很有启发。孙华也提出来可能有一个“西南小城”,“很可能是三星堆人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是该城的祭祀区”,[5]都值得进一步探讨和验证。

 

城墙是否能跨越马牧河河床,真正形成一座四面环合的大城?我认为可能性不太大。从古河床地形情况看,古代的马牧河可能比现存的细小的马牧河要宽阔很多,当时不大可能把城墙从河上跨越过去,也没有这样的必要。因为三星堆古城不是先筑城再发展,而是从三星堆一期开始就在马牧河两岸发展起来之后,在三星堆二、三期的“三星堆文化”阶段,才陆续筑城的,并且成为了一个神权国家的祭祀中心。从遗址中尚未发现实用的兵器等情况说明,三星堆古城所起的防御作用可能并不是很强,或许只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保护作用。我认为三星堆古城的大城很可能四面城墙并未环合,其中东西城墙的有些地段,就到马牧河岸为止了。至于将中部的“月亮湾城墙”向南延长,直接跨过马牧河,并与三星堆土堆相连,似乎当时既没有必要,更不大可能。从马牧河南面现存的地形地貌看,南区的中部也并不存在一条南北走向的“城墙”,因此不大可能再合围成一个“西南小城”。

 

(二) 三星堆土堆的性质和作用

 

关于三星堆土堆是否为城墙?我也提出一点个人看法。

 

“三星堆”是位于三星堆古城南区中心位置的三个土丘,它的高度、形状、地点、方向都非常突出,成为当地历史上最具的代表性地名之一。特别是 1980 年在土堆东北侧发掘出丰富的文化层和密集的居住遗址、1986 年在土堆西南地区侧发掘了两个大型祭祀坑之后,名声大振,已被正式确定为整个遗址群,乃至整个古文化、古城、古国的代表性名称。[619891990 年试掘后,发掘者曾认为三星堆是古城的南城墙;但19941995 年在三星堆南面 500 米处又发掘了长达 1100 米的“龙背梁子”,试掘后正式被定为南城墙,[7]三星堆土堆就成了孤悬在城中的一个土堆,因此人们对三星堆是否是城墙一直有些存疑。北京大学孙华发表文章说“三星堆”是“人为堆筑的土丘”,把它画在“西南小城”的中间,并不与其他城墙相连接,而是强调了它与祭祀坑等存在连带关系,可能是三星堆人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8]近些年来的勘探发掘,并没有发现它与周围城墙相连的新证据,因此我更加觉得“三星堆”有可能不是“城墙”,而是与祭祀活动有关的土堆。

 

认为“三星堆”是“城墙”的主要依据,是在试掘中证明它人为堆筑的,并在土堆东南侧发现了一条“濠沟”,可能是“护城河”。但在否定了它是“南城墙”之后,“三星堆”与其它“城墙”的关系一直不能得到令人信服的说明。我曾提出三星堆“也可能是从事祭祀活动的高台”,[9]前题就是承认这种土台是使用了“城墙”的建造方法修建的,因为当时可能还没有像后来“羊子山”那样成熟的筑台技术,就用筑城的方法建造了三星堆,因而也就在取土的地方,留下与“濠沟”相似的土坑。但从“三星堆”的高度、长度、形状、位置、历史情况,特别是它与大型“祭祀坑”、“青关山大房子”,及其与“古城”的关系来看,它都更像是一个单独建造的“土堆”,与“城墙”有着不同的性质和作用。下面分别做些阐述。

 

“三星堆”的高度现存 46 米,原来可能更高,并且高踞于河畔台地之上,远远高于大城和小城各处的城墙,站在上面,可以环视城区并望眺远方。土堆比较陡峭,堆筑的方法与其他城墙也略有不同,更加追求的可能是土堆的高度,应有其特殊的用意。

 

1980 年初实测“三星堆”长 180、宽 4060米,西北端是一个比较高的陡坡,东南端在农家的竹林里,现尚存一段土坡。虽然三个土堆已被砖厂取土挖去两个多,但总长的情况仍然保持下来了。我们认为土堆的两端可能都已经到头了,这正是三个土堆的总长度。今后若要再做发掘,除了横剖面之外,最好从两端各开纵向的探沟,只要挖到原来的土堆坡面和基础,看它是否还在延长,“三星堆”两端到头与否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比高度、长度更能说明“土堆”性质和作用的,可能就是“三星堆”的形状。从名称和已有记述中都可以看到,“三星堆”一直是三个相连的土丘。1980 年代初开始发掘时,还可以看出三个土堆的大体范围,在第一和第二个土堆之间,曾有一条水沟穿通;第二和第三个土堆之间,也曾有一条小路经过,可见它们原是三个相连的土丘,与城墙建筑有较大的差异。早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 《汉州发掘简报》 里就记述说:“燕家附近的一个小山旁,有个大半圆形弯曲地,好似一轮明月,名叫月亮湾……南面较远处有座小山,有三个小圆丘,把它们视作星座,称这些土墩为三星堆”。[10]而在清 《汉州志》 中,就已经有了“三星伴月堆”的记载,可见“三星堆”此前久已存在。“三星堆”位于“三星堆古城”南区,在一片宽阔地带的中央,位置突出而显要。它与周边的城墙都没相连接,而与三星堆一、二号大型祭祀坑,以及“青关山一号大房子”的中轴线方向一致,都是以北偏西约 45°,正对着西北方的神山,说明它们之间有其内在的关联,可能都与对神山的崇拜和祭祀有关,“三星堆”有可能就是其中一个“假山”式的“祭台”。

 

(三) 三星堆土堆性质的佐证

 

我们从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玉边璋图像的研究中也发现,“三星堆”有可能最初就是三个人工建造主要用于祭祀的土丘或假山。这里我们通过对“祭祀图玉璋”的再研究作为旁证,从一个侧面来进一步探讨三星堆土堆的性质和作用问题。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中出土了一件玉璋 k2③∶201-4),上面刻有四组完整的祭祀图像,内容丰富多彩,形象具体生动,是研究三星堆古国时期祭祀活动具体情况的绝好材料,也是我们认识三星堆等土台祭祀作用的重要依据。[11]玉璋上的图像使用了重复刻绘相同图景的方法,用来强化表现一个共同的主题。四组画面的内容、布局、大小、组合,都基本相同,只是朝向邸部的两幅,因邸部较窄少刻了一个站立人像。每种同类的器物、景观、人像、动作,都准确雕刻得完全一样,刻画线条精确熟练。这些情况说明,玉璋上的图像显然不是随意所为,更不是偶然的刻画,它可能是为了特定的具体祭祀内容,用已经相当成熟了的构思和技艺,有计划有规律地表达一种常见的活动场面和理念,并可以长期反复使用,是对当时一般性、常态化了的典型祭祀仪式的形象记录。因此它成为最能直接表现三星堆神权国家祭祀活动和信仰观念的文物之一,应称之为“祭祀图”。

 

整个玉璋上共刻有 16 座山,22 个人像,8只牙璋,4 只象牙,8 只巨手,4 个船形图案,分为基本相同的四组,每组图像中都有四座大山,有五或六人正在进行祭祀。

 

每组画面的中央,都有一道云纹条带,将画面分为“天上”和“地上”两个部分。“天上”下部并列有两座“神山”。神山两侧,有两只“巨手”。两座神山之间,刻画一只悬浮的船,装载着准备升天者,正经过两山之间进入天国。神山之上,站立着三个衣着华丽的人像,可能是天神或祖先神,正在天上接受崇拜和祭祀。

 

“云气”之下,可能是代表“地上”或“人间”。画面的上部,也刻有三个盛装的人像,可能是正跪在“山”上进行祭祀活动的巫师或祭司。下层的跪拜人像与上层的站立人像,采用的是相同的手势,表明他们相互之间是可以通过手式互通信息,实现“人神相通”,达到祭祀的目的。对于这件玉璋图像的内容和内涵,我有专文讨论。[12

 

这里简单谈谈它与三星堆土丘的关系问题。

 

“地上”跪拜人像之下有两座小山。山的两侧,各插一个牙璋,两山之间,横放一只象牙。这些礼器和祭品的出现,说明下层的山丘可能不是被祭祀的对象,而是举行祭祀的场所。跪人像就是在这样的“山”上面进行祭祀活动的,以便达到更加接近上苍的目的。至于说这两座山上也和上层的神山一样,有太阳、云气、山丘等纹饰,或许可以理解为巫师们将这些用于祭祀的高台加以神秘化,认为它有与神山相等的地位和作用,在这里祭拜就能与上天相通了。我们认为这是两座“山”是供巫师在上面进行祭祀活动的“假山”或“高台”,也就是一座神圣的祭坛。综观整组玉璋图像,可能是表现巫师们正在三星堆城内的“土台”“祭坛”前面,遥祭处于西北方云天之上的“神山”上的“天神”“祖神”的完整场面。其中在“地上”摆放祭品的“神山”,或许就是被筑成山形的三星堆土堆之类的“土台”与“祭坛”,跪着正在地上进行祭祀活动的,是巫师或祭司;云天之上是“神山”之上,站立着古蜀人的“天神”和“祖神”。他们之间用同样的手式,传递并贯彻上天的旨意,达到“人神相通”的祭祀目标。其中在“地上”摆放祭品的“假山”,我们认为可能就是被筑成山形的“祭台”或“祭坛”。

 

三星堆三个特意建造的土丘,可能就是这种人造的“神山”,曾作为举行祭祀活动时的“祭台”。从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与三星堆在方向一致、位置相连、场所相关的密切关系来看,这些大型的“燎祭”和“瘗埋”,可能就是在三星堆上指挥进行的。最近冉宏林根据地层情况,提出三星堆西南是经过平整的祭祀场地。[13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中出土最大的“青铜立人像”,正是站在一个高高的方形“祭台”之上,指挥着整个祭祀活动的。三星堆也或就是这种高台,现在我们站到三星堆上面,遥望西北方的岷山,仍然有一种看到了云天之上神山的感觉,说明三星堆当年可能就是用于指挥大型祭祀活动、进行遥祭神山与上天的重要高台。

 

退一步说,即使三星堆是使用“城墙”的建造方法修建,并曾作为城墙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从“三星堆”的高度、长度、形状、位置、历史情况,特别是它与祭祀场地和“祭祀坑”的关系来看,它都可能曾被用做指挥祭祀活动的高地,发挥了祭台的性质和作用。月亮湾、仓包包等处的部分城墙,也可能有过类似的作用。我在这里不辞冒昧将个人的一点浅见发表出来,把它作为三星堆神权古国祭祀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供三星堆研究者和观赏者借鉴参考。

 

青关山一号大房子的结构和功能

 

近些年来在三星堆遗址西北部的青关山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其中最重要的收获就是发现了编号为 F1 的“青关山一号大房子”。

 

(一) 青关山一号大房子的结构特征

 

“青关山一号大房子”,位于青关山第二级人工土台表面南部,平面为长方形,纵轴呈东南 -西北走向。长 65、宽 16 米,建筑面积超过 1000平方米。发掘者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及墙基内包含物判断,一号大房子的使用年代为三星堆遗址三期,废弃年代在商代晚期,大致与一、二号祭祀坑同时,是三星堆遗址迄今为止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商代单体建筑基址。[14]“一号大房子”可以说是一个“巨型”建筑,“墙基”由红烧土块垒砌,房子中间有一条宽敞的“穿堂过道”,因长期走动已形成坚硬的路面,成为整个建筑物的主轴,呈东南—西北走向,朝向西北方的岷山。南、北、西墙墙基外侧有一排密集排列的凸字形“檐柱”遗迹,南、北各有60 多个“檐柱”、西墙墙基外亦有 5 个 (复原后可能有 1020 个) “檐柱”,总数达 100 多个。“墙基”内侧还有一列平行的“柱础”。“墙基”及墙基外侧的“檐柱”、内柱的“柱础”,均由红烧土块垒砌基础,并夹杂有大量的卵石,红烧土块大多成形似砖,应为异地预制。大房子内部有两排“侧室”,沿中轴线对称分布。廊道两侧各有 3 排没有柱础的小柱洞,每排 20 多个。在红烧土墙基、“檐柱”和室内夯土中,有 10 余处发现掩埋玉璧、石璧和象牙的现象。三星堆遗址“青关山一号大房子”有一些明显的特点:

 

1. 面积巨大,建筑面积逾 1000 平方米,是三星堆遗址乃至全国迄今为止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商代单体建筑基址之一。

 

2. 墙体坚固,“墙基”宽厚,外侧用上百个“墙垛子”加固。“墙基”、及墙基外侧的“檐柱”、内侧的“柱础”,均由红烧土块垒砌,并夹杂有大量的卵石。

 

3. 结构特殊,有宽阔的中轴通道。大房子中间有一条宽敞的“穿堂过道”,呈东南—西北走向,纵贯全屋,两端开大门,成为整个建筑物的主轴。它与一、二号祭祀坑及三星堆土台中轴线方向相同,均为北偏西约 45°,正对着西北方的岷山。

 

4. 内室众多,“侧室”分为两排,沿中轴线对称分布,均朝向中轴通道。

 

5.“侧室”的位置有比较密集的几排柱桩,直径略小,可能不是支撑房顶的立柱,而可能是构建平台的桩基,在这样的平台上放置神像和祭祀用品,供在中轴通道上的人们贡奉和祭奠。通道上有坚硬的路面,说明当时人们主要是在通道上活动,向两边的“侧室”中神像和礼器进行祭拜的。

 

6. 出现祭祀用品,用来为建筑奠基。墙基、“檐柱”和室内夯土中,有掩埋玉璧、石璧和象牙的现象。这些都不可能是生活用品和日用藏品,而是敬神和祭祀的物品,放在夯土中奠基。

 

7. 地处高台重地。青关山位于三星堆古城西北部的高地,“月亮湾小城”的中央,在古代中国通常是国都的宗庙、殿堂或宫殿的位置。勘探得知,下面还有三四层夯土层与文化层,厚达45 米,下面可能还有早期的大型建筑物。

 

(二) 青关山一号大房子复原研究的两个问题

 

一是小柱洞的作用问题。在中央通道两边的“侧室”内,各有 3 排小柱洞,每排 2223 个,基本相互对称。小柱洞没有柱础,直径较细,我认为这样的柱子承载力量较小,不可能是支撑“干栏式”楼层或房顶的立柱。这样的柱子细小而密集,若都是立柱,既不利于人员居住、活动,也不利于再存放物品。我认为这 6 排小柱洞,可能是用来搭建的低矮的平台,在平台上放置神像和礼器祭品,用以供人们从中央通道进行祭祀与供奉,也就是说这些平台可能就是巨型大房子两侧的祭台。

 

二是红烧土墙的作用问题。大房屋的红烧土墙厚实而坚固,并在外面用 100 多个“墙垛子”进行加固,墙基内侧还有两排“内柱”。墙基外侧的“檐柱”、内侧的“柱础”,也都用特制的红烧土块垒砌。如果说它是“干栏式”建筑,这样结实的墙体,就起不到实际上的承重作用了。我们认为这种厚实而坚固红烧土墙,应是单层建筑的主要承重墙体,它和红烧土墙外侧的“檐柱”、内侧的“内柱”一起,共同支撑着主体梁架和屋顶,从而构建成一座宽 16、长 60 多米,面积达上千平米的单体大型建筑。

 

关于“青关山一号大房子”的复原设想,我认为“青关山一号大房子”的可能是一座两面坡屋顶的大型单层单体建筑,顺房子纵轴,有一条笔直宽敞“穿堂过道”式的通道,贯穿全屋,两端中央开两个大门。整个建筑物的主轴和通道呈东南—西北走向,指向西北方的大山。通道两边的“侧室”,分为两排,各有四至八间,沿中轴线对称分布,均朝向中轴通道。“侧室”内有木构的平台,用于摆放神像祭器等器物,供人们从中央通道进行祭祀与供奉。总之,它是一座既可以保护存放大量大型器物,又能够保证经常人来人往进行祭拜,具有保存场所和活动场地双重功能的特殊建筑物。

 

这些特征表明,它不是一般的居住和贮藏性房屋,也不像是举行政治议事活动的宫殿,而可能是一个神圣的大型宗教礼仪性建筑。它与红山文化牛河梁“女神庙” (长 25 米,有 7 个侧室 1 个单室,出陶塑女神像、动物像、彩陶祭器)、[15]郫县古城“大房子” (5 号房址,长方形,面积550 平方米,呈东南 - 西北方向,长轴线上整齐有序地排列着 5 个长方形卵石台,可能是祭台)[16]都有类似之处。我们认为三星堆遗址“青关山大房子”的性质,可能与它们相仿,推测应是三星堆神权古国时期一座重要的“神殿”或“神庙”,专门用来摆放神像和祭器,并进行经常性的祭祀仪式。

 

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大量神像和礼器,平时不可能长期放在室外,必然要有一个相当大的建筑物来摆放。从“青关山一号大房子”的面积、高度、结构、分室情况看,大体上可以把“祭祀坑”出土的所有神像和祭器放置其中,并能在此进行经常的祭祀活动,因此它具有了“神殿”或“神庙”的功能。在墙基、“檐柱”和室内夯土中用玉璧、石璧和象牙奠基,更说明了这座建筑的重要性和神圣性。在重大祭祀时,把神像和祭器部分或全部搬到祭台旁边的祭祀场所,举行祭拜活动。有些祭器在进行特定的祭祀仪式之后,没有再抬回来,而是被直接埋藏于祭祀坑之中了。它的废弃年代大致与一、二号大型祭祀坑同时,说明两者很有可能是一起被废毁和埋藏的。因此我们认为青关山上的“神殿”或“神庙”,可能就是三星堆古国繁荣时期人们进行日常祭祀仪式的一处最重要的场所,是表现神权古国宗教信仰的一个标志性建筑物。

 

(三) “青关山一号大房子” 性质的佐证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青铜神坛”(k2③∶296) 表现出了三星堆古国祭祀活动的一些具体情况,不仅表现了三星堆古人已具有“天”“地”“人”三界的观念,而且反映出“神殿”或“神庙”在三星堆祭祀仪式中的重要地位,可以作为“青关山大房子”性质研究的参考与补充。[17]“青铜神坛”用四座云气缭绕的“神山”,把“天上”和“人间”分开。“人间”站有四个“祭师”,头顶神山,手持祭器,正在“作法”。“祭师”额头生出一缕云烟,上面有以“人面具”形态出现的神灵,实现了“人神相通”。“神山”之上,是一座四方形的“神殿”或“神庙”,代表天上的“神界”。“神殿”或“神庙”四面,各有五个“祭师”正在跪拜,上方则有“人首鸟身”的图腾等神像,构成一个重要的祭祀活动的中心场所 。“青关山一号大房子”在三星堆古城中的地位和作用,可能就是这种“青铜神坛”四方形建筑相仿的“神殿”或“神庙”,是经常进行祭祀活动的神圣宗教场所。

 

我认为“青关山一号大房子”有可能不是宫殿,而是摆放神像祭器并进行日常祭祀活动的建筑物“神殿”,因为我们认为三星堆是崇尚神权的“神权古国”,从两个大型祭祀坑出土的文物看,这些曾经放置在“大房子”中的器物,主要是神像、神器和祭器,称为“神殿”更加准确些。它与以宗族为基础,崇尚王权的“王权古国”侧重于它祭祀祖先神灵的“宗庙”,有着明显的差别。“神殿”说与“宗庙”说或宫殿说,哪种看法更确切些,还需要进一步的发掘、研究和探讨。

 

三星堆祭祀坑的类型和特征

 

我们在这里再重点探讨一下最能反映三星堆祭祀形态的“祭祀坑”问题。

 

(一) 关于三星堆 “祭祀坑” 的名称

 

三星堆一号和二号祭祀坑的名称,经过多年讨论,已被较广泛采纳。[18]从土坑的位置、形状、方向、器物内容、摆放方法、回填方式、坑口建筑等方面看,都说明它是一种有目的有秩序的祭祀行为所致。无论是对天地神灵举行的大型祭祀,或是对失灵神器进行的掩埋仪式,还是自已对亡国宝器进行的焚烧瘗埋,都是作为一种隆重祭祀仪式的最终结果,都可以称之为“祭祀坑”。或者是这几种内涵兼而有之,具有多重意义。

 

我们认为,很可能是三星堆“神权国家”鼎盛时期过后,由于对物力人力的消耗过度,导致了经济的崩溃和社会的动乱,最终发生了严重的生存灾难和社会恐慌,人们就认为是这些神器已经失灵了。在距今约 3200 年,人们通过一两次盛大而奇异的祭祀活动,对着西北方神山中的天神祖先,举行了最后和最大的祭典,然后打坏焚烧神器和祭器,表示把他们送回了天神界,有序地埋藏于祭祀坑中。随后就把国家的中心迁到成都的金沙遗址,开始了十二桥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杜宇氏蜀王”时期。[19]这种分析,包涵了“祭祀说”“失灵法器掩埋说”“亡国宝器埋藏说”等三种较流行的说法,或许比较符合原来的情况。而“火葬墓说”和“犁庭扫穴说”,与发掘情况出入较大,我们认为不能成立。

 

至于有些学者认为用“器物坑”客观慎重些,也未尝不可。但发掘 30 年后对土坑性质仍未有一个确定的说法,似乎又对读者不大负责任。为了明确表述三星堆古国的特征和性质,反映目前的研究水平,我们认为还是尊重和采用发掘单位经过论证和出版审定所做出的“祭祀坑”之名为宜。

 

我们还进一步发现,三星堆遗址内外还有许多“灰坑”“器物坑”的形式和内容,也可能与祭祀活动有关,是一种广泛意义之上的“祭祀坑”。深入分析这些“祭祀坑”的形态与内涵,对于了解三星堆遗址、三星堆文化乃至三星堆古国、三星堆文明的性质和特征,具有重要的意义。

 

除一号和二号祭祀坑,20 世纪在三星堆遗址内外还发现过四五个埋藏玉石礼器的土坑,如1929 年月亮湾燕家院子器物坑、[201987 年仓包包祭祀坑、[211976 年高骈乡器物坑[22]和 1990年盐亭县麻秧乡玉器坑等,[23]我们曾对此做过初步分析,提出它们也应是祭祀坑。[24]这种观点逐渐得到认同,并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验证。2000 年月亮湾发掘出 8 座形状各异的土坑,内存完损不等的大量器物,有的浅圆坑中放满红烧土块、碎陶器和璧、琮、瑗等玉石礼器残件;有的长方形坑中放置 100 多件小平底罐等较完整的陶器;有的在很浅的圆坑中部堆放各类陶器,已突出于坑口,可能是平地之上堆埋而成的。这些坑即不可能是墓葬,更不是有意存放的窖藏,也不同于盛贮器物或垃圾的灰坑,我们当时就提出它们可能与祭祀活动有关。[25]参考金沙遗址中心区数十个祭祀坑的情况,[26]将月亮湾这组新发现的器物坑定为祭祀坑,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近几年三星堆遗址在进行了科学规划、全面勘探、重点发掘,同时又对三星堆遗址多年的发掘资料进行了系统整理,有不少新的发现,取得了重要成果,其中也有些可能是祭祀坑。联想到1980 年以来发掘的众多红烧土坑、器物浅坑等特殊形状的灰坑,我们认为它们可能都与祭祀活动有关,说明三星堆遗址中曾出现过许多不同形式、内容、时代、等级的各式祭祀坑,数量可能有几十甚至上百个之多,它们是三星堆文化时期这里经常进行祭祀活动的产物和实证。我们可以从这些坑的形态、内涵、时代、分布等方面,来探讨一些它们的祭祀性质问题。

 

(二) 三星堆祭祀坑的类型

 

三星堆祭祀坑的形制大致可分为五类:即大型长方坑、中型长方坑、红烧土坑、不规则浅坑、小型圆坑。

 

1. 大型长方坑

 

包括三星堆一号祭祀坑、二号祭祀坑、燕家院子器物坑等,长、宽、深各达数米,埋藏器物数百上千件。

 

一号祭祀坑 K1) 在三星堆遗址区南部,“三星堆”土堆西南约 60 米处,坑长 4.54.64、宽 3.33.48、深 1.461.64 米。坑的侧面正对着“三星堆”,主坑道与“三星堆”土堆方向一致,都朝西北方的大山。坑底埋藏神器、礼器、祭器 420件,包括人头像、人面具、尊、垒等青铜器 179 件;金杖、金虎等金器 4 件;璧、琮、瑗、璋等玉器 129 件;斧、白、铲、矛等石器 70 件;盏、盘、罐、器座等陶器 39 件,还有象牙、海贝等,代表了三星堆古蜀先民进行宗教祭祀活动时的主要用品。器物在坑底放好后,又从主坑道向坑里倾倒了大量烧过的骨碴,呈斜坡状复盖在器物之上,再用五花土将土坑填满夯实,坑口还有相连的建筑遗迹 。[27

 

二号祭祀坑 K2) 在 K1 东南 30米、亦在“三星堆”土堆西南约 60 米处。坑长 5.3、宽 2.22.3、深 1.41.68 米,方向与一号祭祀坑一致。坑内埋藏神器、礼器、祭器 1119 件,包括立人像、大人面具、神树、神坛等青铜器 730 件;金面罩、金挂饰等金器 61 件;璧、琮、瑗、璋等玉器 116 件;璧、瑗、矛等石器 15件;还有象牙 67 件、海贝 4600 枚等。二号祭祀的器物数量和品种都要大大超过一号坑,器形也有较大的不同。器物采用了分三层有序摆放的方式放置,上面未倾倒了烧过的骨碴,而是直接用五花土地将土坑填满夯实。从开口地层看,K2 要略晚于 K1 。[28

 

燕家院子器物坑在三星堆遗址区北部中心区域,“月亮湾”土堆西北、“真武宫”土堆西南、马牧河北岸的月亮湾台地中部。1929 年发现,经清理发掘形制亦为长方形土坑,“长 7尺、宽 3 尺、深 3 尺”。坑内器物分层摆放,整齐有序。坑底埋藏的主要是璧、琮、瑗、璋、戈、矛等玉石器,据说共有 400 多件,现存于各博物馆约百余件,均为祭祀礼仪用品。其中最突出的是出土了 20 多件大小成套的石璧,其中最的直径 70 厘米,小的 14 厘米,与遗址中经常出土的石璧、石璧蕊制作方法相同,是三星堆时期最常见的礼器之一。[29]从形制、比例、器物类型、放置方式来看,都与二号祭祀坑有相似之处,表明它也是祭祀仪式后瘗埋礼器祭品的祭祀坑,只是未发现青铜器而已。燕家院子器物坑中并未发现火烧过的痕迹。如果说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是大型燎祭的结果,燕家院子器物坑就有可能就是痤埋祭神的产物,两者在性能和形式上有明显的不同。

 

2. 中型长方坑

 

包括仓包包、高骈、仁胜祭祀坑等,长、宽、深 12 米左右,埋藏器物数十件。仓包包祭祀坑在三星堆遗址区北部偏东“仓包包”土堆上,“仓包包”土堆亦朝向西北方的大山。1987 年发现,为一长约 2、宽约 1、深约0.4 米的长方形土坑,坑内有烧骨渣和灰烬,器物最突出的是出土了 3 件铜牌饰,一件呈圆角长方形,饰变形兽面纹,并镶嵌绿松石;一件呈角长方形,饰 5 10 个镂空 S 纹;一件呈倒长梯形,表面有朱砂。玉石器有璧、环、斧、锛、凿等,其中有 21 多件大小成套的石璧,分为两组,每组 10 11 件,亦与遗址中经常出土的石璧、石璧蕊相同。[30]从土坑形制和器物类型来看,它也可能是祭祀仪式后瘗埋礼器祭品的祭祀坑。

 

高骈祭祀坑 1976 年发现于三星堆遗址西北 3千米的高骈乡,为一长约 1、宽约 0.5 米的长方形土坑,坑内出土有玉斧、玉刀、玉矛的等时代较早的器物,而没有璧、琮、瑗、璋等后期典型的玉石礼器。坑中还出土了 1 件铜牌饰,呈圆角长方形,饰兽面纹,镶嵌绿松石,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更为相似,两者可能有密切的关系。[31]从铜牌饰形态看,高骈祭祀坑可能略早於仓包包祭祀坑。

 

1997 年在三星堆遗址西城墙外 1 千米的仁胜村,发掘了一处早期墓葬群,共有 29 座,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其中大部分有人骨架和随葬品,有几座没有人骨架或随葬品,而是埋藏着象牙、牛骨架,有的墓埋藏有锥形器、泡、珠等玉石礼器。[32]这些共存于墓葬群中的器物坑,可能是用做某种特殊的祭祀仪式,因此也可以称之为“祭祀坑”。

 

3. 红烧土坑

 

三星堆遗址多次发掘中时常发现有一些红烧土坑,一般为圆形,直径 2米左右,坑附近没有建筑遗迹,由于发掘初期不了解具体情况,有时也称之为“红烧土堆”或“红烧土层”。2000 年在月亮湾台地发掘时,清理了一座较完整的红烧土坑,有利于我们弄清这些红烧土坑的情况和性质。该坑位于台地中部,为圆形浅坑,直径2.2、深 0.3 米,坑底有 10 多厘米厚的红烧土层,坑内有一些玉石器残块,均被火烧过。可看出器形的有璧、琮、瑗各一块,正好是三星堆祭祀用玉石礼器的典型组合。[33]推测这里是一处使用期较长的焚烧燎祭的场所,祭器中包括古蜀人最常用的礼仪用品。在 19801981 年三星堆发掘区中,也有五六个形状大小相似的“红烧土陶片堆积”,叠压在房屋基址之上,位置在三星堆东北侧,[34]可与月亮湾台地的红烧土坑有类似的祭祀性能。

 

4. 不规则浅坑

 

三星堆遗址中还有相当数量的不规则浅坑,内放有较为完整的玉石器或陶器,再用浮土进行掩埋。坑的形状不很规则,深浅也不一致,埋藏器物的多少也各不相同,表现出一定的独特性。以 2000 年在月亮湾台地发掘的一号坑为例,坑为圆形,直径 1.5 米,很浅,基本上是一块平地,中央堆放器物,有豆、钵、盏等陶器,和一些石器,其间还的些灰土。最后用浮土进行掩埋,形成一个略高出地面的土丘。[35]这样的土坑既不象生活的居室,又不像贮存物品的窖藏,更不像是墓葬或窑址,包括埋存数十件陶、石、金、玉器的青关山 H105 等[36]第四期的大型灰坑在内,都可能也是某种简单的祭祀仪式后掩埋祭品的“祭祀坑”。

 

5. 小型圆坑

 

三星堆遗址内外另外一种较奇特的遗迹,是一些直径只有几十厘米的圆形小深坑。一般修建古蜀文明研究得比较规整,坑底多铺一层卵石,再放几件豆、钵、盏等陶器,用松土填满。它们不象是居室、墓葬或窖藏,我们认为它们也可能与祭祀活动有关。这样的小型圆坑在三星堆遗址之外,什坊、汉源、甚至于越南等地也常出现,[37]坑内放置的都是三星堆文化的典型器物,它们都可能是一种影响广泛的特殊祭祀遗存。

 

(三) 三星堆各类祭祀坑的年代

 

三星堆各类祭祀坑的年代也有所不同,三星堆遗址四期均有,以第三期最多,最大,最丰富。

 

1. 一期

 

以仁胜祭祀坑为代表。这时的祭祀坑是混存于墓葬群之中的,土坑的形制也与墓葬基本相同,只是没有人骨架或随葬品,而是埋藏着象牙、兽骨架和礼器。它们可能是利用墓葬之坑,进行了某些祭祀仪式,再将祭品埋入而形成的。同时出土有类似良渚文化的玉锥、玉泡等礼器,陶器以磨光陶罐为代表,还未出现“三星堆文化”时期的典型器物,时间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三星堆一期文化”阶段。从出土器物看,这时的祭祀活动可能受到良渚文化的强烈影响,是三星堆祭祀文化的初始阶段。

 

2. 二期

 

以高骈、仓包包祭祀坑为代表。两座坑中都出土了铜牌饰,从器形特征看,与二里头出土的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既有相似之处,又有较大的不同,可能是二里头文化铜牌饰的发展和变异,时代略在二里头文化晚期至商代前期阶段。这些坑中已经出现了有玉斧、玉刀、玉矛的等时代较早的礼器,和大小成套的石璧、石璧蕊等三星堆特有的器物类型,大约是在二里头文化等文化影响下,三星堆自身的祭祀文化的形成阶段。

 

3. 三期

 

前段:燕家院子器物坑为代表。坑内器物据说有 400 多件,摆放有序,主要是璧、琮、瑗、璋、戈、矛等玉石礼器,和 20 多件大小成套的石璧,均为三星堆时期典型的礼器组合。坑的形制、器物放置方法虽然与二号祭祀坑有相似之处,但未发现青铜器,而且玉石礼器器形要原始一些,更加接近商代中期的中原玉礼器。燕家院子器物坑的时代大约相当于二里岗文化与殷墟交界之际,是三星堆自身祭祀文化的成熟阶段。

 

后段:以三星堆一号祭祀坑、二号祭祀坑为代表,达到三星堆祭祀文化发展的顶峰阶段。两坑内共埋藏神器、礼器、祭器一千七百多件,包括人像、面具、神树、神坛、尊、垒等青铜器;金杖、金面罩、金挂饰等金器;璧、琮、瑗、璋等玉器;璧、瑗、矛等石器,还有象牙、海贝枚等,形成一组庞大的神器、礼器、祭器群,表现了三星堆神权国家祭祀文化神奇面貌。两座坑的开口地层有所差别,埋藏方式各有不同,所埋器物也有些区别,形成时间可能有先后,但不会相距太远。从总体的特征分析,这两个坑主体器物的时代应属于三星堆三期后段,大约相当于商代晚期。[38

 

在一号祭祀坑的回填土中,发现了尖底盏、小器座等陶器,具有三星堆四期文化,即“十二桥文化”的器物特征。因此有些学者认为一号祭祀坑形成于三星堆遗址第四期,即“十二桥文化”阶段。这样的看法也许有一定道理,但也说明这两个坑的主体器物不是在“十二桥文化”阶段制造的。古蜀时期的几个考古学文化之间,都曾有一段交叉过渡期,“十二桥文化”的器物在三星堆遗址第三期末段已经出现,是正常的。因此我们提出可以将一、二号祭祀坑作为三星堆遗址第三期文化正式结束,和三星堆第四期文化即“十二桥文化”开始占主导地位的标志,两坑之内瘗埋的主要器物,则应认定是“三星堆文化”繁荣时期的典型器物。

 

4. 四期

 

以青关山 H105 等大型灰坑为代表。在三星堆遗址的第四期,三星堆古城内外仍有较多的文化遗存,包括一些不同形态的祭祀坑。这一阶段的祭祀坑一般都比较小,未再出现埋藏大量青铜器、玉石礼器的器物坑。但也有出土数十件器物的祭祀坑,如 2014 年青关山 H105 的大型灰坑,坑底摆放着长颈壶、尖底杯、三足禾等陶器,还有玉璋、玉锛、金泊等礼器,具有十二桥文化特征,[39]时代在三星堆遗址的第四期,说明两个大型祭祀坑痤埋之后,仍然有人在三星堆古城中继续生活并进行着不同规模的宗教祭祀活动。

 

(四) 三星堆的祭祀坑的特征

 

我们再对三星堆祭祀坑的内涵和意义,做一些综合性的宏观探讨。至于每次祭祀活动的主人、对象、目的、过程,各次使用神像祭器的种类、特征、内涵、用法,都会有一定的差异,则需要分别进行更加深入具体的分析研究。

 

我们将这些器物坑都归类于“祭祀坑”,是因为这些坑的形制和内涵都比较特殊,明显不同于古代的墓葬和专门埋存物品的窖藏,更不是废弃物和拉圾坑。不仅坑内器物基本上都是用于祭祀的神像和礼器,而且其瘗埋方式本身就具有独特的内容和含义,可能是各种特定的宗教礼仪活动的最终结果。它不同中原地区用于对社稷宗庙先王墓葬等进行祭奠已经规范化了的“祭祀坑”,而是三星堆古国人们在“万物有灵”信仰指导下,对天地祖先各种神灵进行各种不同等级不同形式的祭祀之后留下来的遗存,主要分布在三星堆、月亮湾、仓包包等古城的中心地区,是一种神权国家经常使用的更加广泛意义上的“祭祀坑”。

 

三星堆的祭祀坑有其鲜明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坑内器物基本上都是用于祭祀的神像和礼器祭品、建造与瘗埋方式本身就具有独特的内容和含义、祭祀坑是某种宗教礼仪活动的最终结果这三个方面。

 

1. 祭祀坑内器物都是用于祭祀的神像和礼器

 

祭品,反映了三星堆古国以原始宗教为主体的信仰习俗。

 

关于一、二号祭祀坑内器物的类型和功用,从简报、报告到众多论著,已有很多学者进行过详细的研究,一致认为它们是用于祭祀的神像和礼器、祭品,表现出三星堆古国的信仰习俗。笔者也认为它们反映了以“万物有灵”为特色的原始宗教信仰,包括以太阳、树木、山川、星云为代表的“自然崇拜”;以鸟、鱼、龙、虎为代表的“图腾崇拜”;以眼睛、巨手为代表的“祖先崇拜”;并通过以立人像、人头像为代表的“巫祭集团”的活动,组织成独具一格的“神权国家”。

 

燕家院子器物坑出土器物据说有 400 多件,主要是璧、琮、瑗、璋、戈、矛等玉石礼器,和大小成套的石璧,均为三星堆时期典型礼器,也与中原等地的玉石礼器非常相似,是祭天地四方的重要祭祀用品。坑内器物分层摆放,整齐有序,也是进行用于祭祀活动的具体体现。高骈、仓包包祭祀坑中出现了有玉斧、玉刀、玉矛的等礼器,和大小成套的石璧、石璧蕊等三星堆特有的器物类型,数量和种类都应是用于祭祀的物品。坑中出土的铜牌饰,亦有其特定的宗教意义。至于说中小型祭祀坑内,除了一些石璧、石璧蕊等玉石礼器之外,陶器中的高柄豆、灯形器、尖底盏、器座等物品,并没有多少实用性,也可能是常用于祭祀的物品。至于象牙、海贝等物,既是财富的标志,更是献给神灵的祭品。

 

2. 祭祀坑的建造与瘗埋方式,具有独特的宗教内容和含义。

 

从祭祀坑的形制类型看,其建造与瘗埋方式都是多种多样的,反映了不同的祭祀对象和意图。仁胜村墓地中的早期祭祀坑,使用的是与墓葬相同的土坑,埋藏的是象牙、玉器、牛立等祭品,可能是对亡灵的一种悼念与祭奠。

 

后来出现的燕家院子、仓包包等长方形祭祀坑,埋藏了成套的玉石礼器,则是一种单独的祭典仪式,采取的是瘗埋的祭祀方法。浅圆形的烧土坑,使用了璧、琮、瑗等典型玉石礼器,是一种火烧的燎祭。不规则浅数量较多,坑内放有较为完整的玉石器或陶器,再用浮土进行掩埋。坑的形状、深浅不一致,埋藏器物的多少各不相同,表现出一定的独特性,可能是一般部族平常所用的祭埋方式。直径只有几十厘米的圆形小祭祀坑,数量较多,修建规整,放几件豆、钵、盏等陶器,用松土填满,估计是家族常用的一种祭祀方法,也传播到其他地区。至于一、二号大型祭祀坑,不仅土坑巨大,器物众多,而且采用了焚燎 (火烧)、灌祭 (杀牲放血)、悬祭 (挂于树上)、瘗埋 (挖坑摆放深埋) 等多种祭祀方法,可能是对天地、山川、祖先、图腾、和各种各样的神灵进行的一次大型综合性祭祀活动的结果,具有多方面的宗教内容和含义。[40

 

3. 祭祀坑是特定的宗教礼仪活动的最终结果,它们与三星堆土台等“祭台”“青关山一号大房子”等“神殿”或“神庙”,共同构成了三星堆祭祀仪式的基本形态。其中包括进行露天祭祀活动的高台高地,如三星堆土台等;也包括三星堆时期摆放神像祭器、平时进行室内祭祀活动的地方,如青关山一号大房子等;更包括三星堆各次祭祀活动之后将祭器瘗埋形成不同时期、不同规模、不同形制的“祭祀坑”。它们是三星堆神权国家文明形态的重要表现形式,共同构成了三星堆祭祀仪式的主要活动场所,是最能反映三星堆古国面貌的一组重要文化遗存。

 

三星堆祭祀形态所反映的历史文化现象

 

三星堆的这种特有的祭祀形态反映出一些重要的历史和文化问题,我们略做分析。

 

(一) 三星堆祭祀形态所反映的历史问题

 

三星堆各期祭祀坑正好处于 40003200 年前的三星堆文化阶段,对研究三星堆文明的历史、文化、社会、观念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以两个特大型祭祀坑最具代表性。

 

三星堆遗址工作站汇报中指出:“青关山一号大房子”的废弃和一、二号祭祀坑的瘗埋大体是同时的。这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即两者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我认为“祭祀坑”里埋的器物,原来可能都是放在青关山“神殿”或“神庙”之中的,出于某种极为重要的原因,先后搬到三星堆周围,在举行了神圣的大型祭祀仪式后,分两次有序地埋入了祭祀坑中。

 

青关山上千平方米的“神殿”或“神庙”,完全可以放下祭祀坑中的大部分器物,而且原来应该主要是放在神殿里面,从器形上看,它们又是长期积累起来的。举行大型祭祀仪式,需要广阔而神圣的场地,三星堆“祭台”周围,正是合适的场所。祭祀仪式后,将神像和礼器祭品焚烧打碎埋入坑中,祭祀坑就成为整个祭祀活动的最终结果,并保存了祭祀仪式的最后形态。青关山上面的大型“神殿”“神庙”,也从此被彻底废弃了。这次祭祀活动,可能是三星堆祭祀活动的最大和最后的辉煌。此后三星堆虽然仍有居民生活并从事祭祀活动的遗迹和遗物,城墙也还在培修和使用,但古文化和古城古国的中心,此后就转移到成都地区了。

 

我认为这些遗存可能是一次重大文化和历史事件的标志,它既是三星堆文化向十二桥文化过渡的标志,也是古蜀文明中心从三星堆转到金沙的标志,还是古蜀历史一个重要转折点的标志,即鱼凫氏蜀国被杜宇氏蜀国取代的标志。

 

这次大型祭祀活动,保存下来极其丰富的遗迹和遗物,数量众多,地点明确,时代集中,特征显著,并与嗣后的十二桥文化及金沙遗址紧密衔接,成为一组具体而精彩的考古资料综合体,为我们研究古蜀文明的重大文化历史事件,提供了极为难得的珍贵实物依据。

 

(二) 三星堆祭祀形态所反映的文化问题

 

三星堆古国时期通过反复地进行着各种规模和形式的祭祀活动,不断强化了神权国家的思想理念、向心力量和统治能力,成为了一处影响宽广的宗教祭祀中心。从神像、礼器、祭品的规格、数量、形态来看,当时祭祀的规模和场面都已达到了非常宏大和热烈的程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加之川西平原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宽松的人文环境,使祭祀的许诺和人们的愿望比较容易实现,更加强了三星堆祭祀活动的灵验性,形成对周围文化强大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正像“奥林匹克”、“那达慕”等庆典活动最初都曾是祭神活动的一种仪式那样,三星堆祭祀活动成为一次次盛大的聚会,吸引和汇聚多方面的人群前来参与,促进了文化、艺术、经济、技术,乃至思想观念的交流与发展,形成了长江上游一个高度发展的古代文明中心。从东西方众多古文明的典型文物在三星堆集中出现,在三千多年前可能已经存在着“早期丝路文明”这样一条交流途径,三星堆古国或许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和枢纽,在东西方世界上古文明交流与发展史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值得我们特别引起重视、需要认真研究的又一个重要课题。这里提出一些初步看法,与大家共同讨论,有待在今后的考古工作中去考查和论证。

 

总之,三星堆遗址、三星堆文化、三星堆古国、古蜀文明,既有它符合历史进程规律的一般性,又有其神秘而奇异的特殊性,尚有大量的未知领域和未解之迷,值得我们坚持不懈地进行研究,以探求它的真谛。李学勤在 《三星堆考古研究》 “序言”中说:“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考虑到巴蜀文化本身的特色,以及其与中原、西部、南方各古代文化间具有的种种关系,中国文明研究中的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求得解决”。[41]顾颉刚 20 世纪三十年代在总结蜀史研究成果时,讲了两条结论:一“古蜀国的文化完全是独立发展的”,二“蚕丛等为蜀王”是“真的历史的事实”。[42]苏秉琦说:“广汉等地的材料,应从它可能是蜀中的一个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课题进行探索研究,其意义、工作方法、前景就大不一样了。”[43]这些精辟的论断,对三星堆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期望新老考古工作者共同努力,把这一课题的研究继续向前推进。

 

作者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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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5月25日 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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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