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研究 理论研究

巴蜀文字与夏代文字之谜(二)

胡小文

2019年04月28日 02:15

冯广宏
文史杂志

一、巴蜀文字材料的初步整理 

早在1942年,卫聚贤先生在《说文月刊》3卷7期上,以《巴蜀文化》为题,公布了所收集的巴蜀铜器上h类48种纹饰符号。于是巴蜀文字的材料,便正式在学术界面世。但是,其中也混进了一些鹰品。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四川考古工作的深入,所发现的巴蜀文字材料日益增多。及时地将那些零星分散的材料整理出来,以供研究者参考,客观上就成为一项迫切需要。到了1978年4月,四川省博物馆刘瑛女士,毅然担负起这项重任,利用她便于收集的条件和善于画图的特长,刻绘出《巴蜀铜器纹饰图案》油印本,初步集中了一批较为重要的巴蜀文字和纹饰图案资料。1983年,她将这一成果加以补充完善,以《巴蜀铜器纹饰图案》和《巴蜀兵器及其纹饰符号》为题,正式刊登在《文物资料丛刊》第7辑上,成为巴蜀史学者们引用最多的文献资料之一。

最初发现的巴蜀文字,多集中在各类兵器上面。出现较多的是一些图像文字;而少量方块文字则仅存于若干长胡戈上。刘女士《巴蜀兵器及其纹饰符号》指出:四川地区东起巫山、万县,西至芦山、石棉,北抵广元,南达犍为、宜宾,皆有巴蜀兵器出土;尤为成都附近各县出土为多。时代上起商周,下至西汉。从考古角度看,这些兵器,都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文中将巴蜀兵器归纳为戈、矛、剑、钱四类,摘要如下。

1、铜戈。据冯汉骥先生的研究,可分5式:

i式戈为长援、无胡,锋向下略弯,方内,内上的穿呈尖桃形。一般援部和内上均有纹饰。其中成都交通巷出土铜戈内上浅雕一蚕纹;1976年绵竹出土铜戈援部铸有虎头。

ii式与i式略同,但戈本与内之间有长条形平阑。

iii式戈援作尖锐三角形,无胡,方内。其中馆藏一件援身两面皆浅雕一鹰;另一件内上近阑处有三字铭文(即《金石索》夔戈)。

iv式戈援部狭长而直,后部特宽,有脊,刃作弧形。其中1979年成都交通巷出土铜戈援部雕一龙形;20世纪50年代成都自马寺出土铜戈内上有巴蜀图像文字(中间形如骨刀,右为三个三角形连作弧形,左为六角星及日符。)。

v式则为有胡戈,又可分为中胡、长胡等4型;援部多雕有龙、虎形纹。这种类型的铜戈上,多出现巴蜀文字。其中巴县冬笋坝、广元宝轮院、成都羊子山34号墓出土的2型戈以及馆藏3型戈,内上皆有图像文字;峨眉符溪出土的4型戈,从援本至胡雕有龙纹,援的上部则有图像文字。新都、郫县的2型戈,胡上有类似彝文字母的一行巴蜀方块文字;郫县独柏树、万县新田的3型戈,胡上也有一行方块文字,但笔画要稍稍繁复一些,近似古汉字。

2、铜矛。多有弓形耳系,可分2式:

i式矛为长骸,骸与叶长大致相等,骹部两面多施以图像文字。1976年新津出土的矛,骹部一面为虎纹、花蒂、三个人头串;一面为手文与汉字“王”的组合、蜂纹与折线组合,及钩状、器状图像。1979年广汉文化馆收集的一件,骹部一面为虎、星、兽面,一面为水草、鹿、心手文、双折线与植物符号组合等。

ii式矛为短骸,图像文字仍在骹部两面。峨眉符溪出土的一件,骹部一面为蛙纹、七角星、双髻佩剑立人、手文、心文及一组组合图案。

3、铜剑。多呈扁茎的柳叶形,可分3式:

i、ii式剑无格,茎端有穿孔,剑基多浅刻图像文字。其中一件犍为出土的剑,一面为虎纹,一面为月、星、飞鸟、手文。

iii式剑有格,图像文字亦在剑基。巴县冬笋坝出土的一件,刻有带翼立人,双手处各有一方形图符;其下有带矩形框的云形符号。

4、铜钺。可分3式:

i式钺身呈椭圆形,折腰,近肩处多刻有简单图符。

ii式钺为直腰,弧刃,图符多刻于近肩处。

iii式钺有耸肩。

为了便于研究,刘女士将兵器上的巴蜀文字分解成180个图符,分列于17目,集中在一张图上。这对于释读巴蜀文字,无疑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工作。

《巴蜀铜器纹饰图录》一文,以讨论器物上的纹饰图案主, 附带涉及巴蜀文字。其中提到1965年成都百花潭出土的“符号纹盉”(当作鍪),盖上有一圈纹饰,其间夹有两组图像文字,相对排列;内圈还有一组图像文字;各组皆由两个图符构成。刘女士将许多铜器纹饰图案加以分解,列在一张图上,图中6、7和8就是百花潭鍪盖上的图像文字。1980年新都马家场战国大墓出土一批器物,上面多刻有同一图符,图中18就是这个巴蜀文字。1950年新津出土的云纹铜钫圈足上的图像文字,则列于图中24。此外,还有两件匙形铜带钩上,也有图像文字的组合。近年出土的大量巴蜀文字印章,亦集中绘在一张图上;其中以圆印、阴刻者居多。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印文当中,汉字“王”屡见不鲜。

 

二、分期断代的文字整理工作 

1991年,史学博士罗开玉君对巴蜀文化墓葬进行了分期研究。由于巴蜀文字器物多出自墓葬,因而将那些文字也作了分期排定,整理出更为系统的巴蜀文字材料。罗君指出:“巴蜀文字是我国古文字领域中迄今未破的一谜;也是巴蜀文化研究的重要任务。”他把现存文字资料分为3类:一是以组合符号的形式出现在器物上者,那些器物多数是铜器,少数是陶器、漆器;二是出现在印章上者;三是成直行出现在铜兵器上者。这些文字资料,部分是三十余年的采集品和见于考古报告者;部分是传世品和见诸古籍者。罗君在建立了晚期巴蜀文化遗存的断代序列之后,随之也对巴蜀文字加以分期、断代。

罗君将晚期巴蜀文化墓葬分为5期:

i期:包括成都百花潭中学10号墓;青羊小区四、五、六工区4座船棺;罗家碾两座土坑墓。其时代不晚于春秋战国之际,而亦有更早的可能。

ii期:前段有大邑五龙机砖厂4号墓船棺;后段有犍为金井万年二队两座土坑墓;新都马家大型木停船棺墓;蒲江东北一大队两座船棺、城东一座船棺;彭县太平二大队一座船棺。其时代约自战国早期至中期(公元前450年至前350年)。

iii期:包括巴县冬笋坝4、5、7、10、11、18、41号船棺;大邑五龙机砖厂l、2、3号土坑墓;成都青羊宫侧土坑墓;成都无机校土坑墓;成都枣子巷省政协院土坑墓;成都南郊土坑墓;绵竹清道三队船棺;瞿唐峡盔甲洞崖墓。其时代约为战国中、晚期之际,秦灭巴蜀之前(公元前350年至前316年)。

iv期:发现的墓葬最多。船棺有巴县冬笋坝2、3、s、9、12、14、16、35、42、43、49、50、51、84号墓;郫县晨光、红光各一座;土坑墓有涪陵小田溪7座;成都圣人灯十队2座;犍为金井万年二队1、2、3、4号墓及菜地一座;犍为五联五一大队1、2、4、6、7号墓;成都羊子山172号墓;荥经烈太一座;芦山清仁一座;珙县合作猫儿沟一座;巴县冬笋坝l、6、31、32、33、34、36、37、39、46、48、52、53、54、55、56、57、58、59、60、61、65、68、73、76、78、85号墓;广元宝轮院2、4、7、9、10、13号墓;成都洪家包216、217、221、222、223、225、226号墓;湖北荆门漳河车桥一座。其时代自秦灭巴蜀至秦末。

v期:包括越西华阳村2墓;涪陵点易三队2墓;绵竹清道粮站木版墓;绵阳东方绝缘材料厂木版墓;大邑五龙土坑墓;犍为五联五一大队十一队3、5号墓;重庆长航疗养院2墓;巫溪荆竹坝崖墓;奉节风箱峡崖墓;珙县沐滩乡新民村塘子1墓;成都石羊木椁墓;陕西紫阳白马石8墓。其时代自秦末至西汉初。

罗君关于巴蜀文字的讨论,也按上述5期的界定:

i期铜器上,已有少量图像文字存在。如成都百花潭铜壶上的“心文”,即为后世所继承。

ii期巴蜀文字,主要反映在印章上。11期前段的大邑五龙4号墓出土石印,印文简单,呈现原始特征。11期后段则出现铜印。如新都马家大墓出土的方印和圆印,在巴蜀印章中都是最大的一种;蒲江东北2号墓出土的方印也比较大。印无界格,似是这一时期的特征。图像文字中的波纹线,亦为后世所袭用;但此期的波纹钱,一个字里笔画只有两道。

iii期图像文字便丰富起来。新出回形文、u形文、手文、鱼文、鹰爪文等。方印和图像文字,则由蜀地渐入巴地。此期图像文字中的波纹线,笔画增多至三道。

iv期文字资料骤增,其数量可占到全部文字资料的62%左右。此期印章中方印、圆印、半通印并行;方印与半通印还出现了界格;并且有巴蜀文字印与汉字印同出一墓的现象。在涪陵还发现了圆形陶印。在铜器上,出现了许多笔画很细的刻画文字。

v期巴蜀文字资料,基本上只见于蜀地;巴地未见。在键为五联土坑墓中,首先出现了琉璃印章。

罗君这些分期论述,无疑有较多的启发性,从中可以看出巴蜀文字由少到多、由简单到复杂,而后迅速消亡的过程。他说,学术界长期以为巴蜀文字创自巴人;其印文是模仿汉字印;现在不必多论,便知其误。巴县冬笋坝50号墓出土印章6钮,其中汉字印有2钮,另4钮为巴蜀文字;荥经烈太一墓出印8钮,其中汉字印1钮,另7钮为巴蜀文字;一墓中出土二、三钮印章者更是普遍。由此可知,这些印章的性质,不可能仅代表族徽或图腾。文字中常见图符的分布范围,实已越出了巴和蜀的地理界线,甚至还见于南方其他地区。如印文“王”字,两广青铜器上亦较多见;锭形符号还见于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甲胄上。罗君认为,蜀中天师道符篆的基本组合形式,直接起源于巴蜀符号,或者说是巴蜀符号的汉语化。巴蜀印文和兵器铭识,也许与符篆一样,起着企求吉祥、辟邪除祸的作用。不过,罗君相信:巴蜀王国使用的是巴蜀文字,虽然汉字在秦灭巴蜀以前就可能传入,但巴蜀王国不会使用中原文字;所以,他对荥经曾家沟战国墓出土漆器上的“王邦”、“成亭”等铭文发生怀疑,以为时代或许没有那么早;又可能墓主是楚国移民,受到一定的巴蜀文化影响之故。

 

三、巴蜀古印文的整理和公布 

1998年,四川省文物局高文研究员等辑录了战国巴蜀铜印122件;秦印6件;正式出版《巴蜀铜印》一书,这是对巴蜀印文的一次集中整理,很有学术价值。书中不但拓出印文,还一一刊出了印章的照片,每件印章的下面,并注明时代、形状、规格、出处等详细资料,为巴蜀文字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此书前言指出:对于巴蜀古印,过去研究者很少涉及,只有少数几方巴蜀古印收入谱录,如龚心钊《瞻麓斋古印征》、《宾虹草堂藏古玺印》等。桐城姚石倩曾在成都编有《渴斋藏印》,为宜宾博物馆周植桑所珍藏。其中有不少未曾发表过的巴蜀古印,书中首次收录并加以公布。前言还说,巴蜀印文可能是带有巫术色彩的吉祥图语;有些可能是氏族徽号。巴蜀铜印中除巴蜀符号印外,还有一些汉字印,所刻如“富贵”、“中仁”、“敬事”、“万岁”、“可行”、“百”、“高”、“王子”等语,多为战国秦汉所流行。总之,此书印刷精良,印文清晰,弥足珍贵。

不过,巴蜀文字资料的系统整理、正式公布,迄今还嫌太少。许多材料仅分散见于各种文物考古报刊,多数照片模糊,图形过小,字迹不清,绘制不善;这对于研究者来说,真是过于苛刻了。卫先生、刘女士和罗、高等君付出了很大努力,功不可没,但个人的条件毕竟有限;而且文字资料目前还在不断出土,有价值的新材料仍在涌现之中。例如宣汉罗家坝最近发现的巴王墓,出土一件圆形铜印;2003年6月29日《成都晚报》15版刊印了它的照片,比较清楚。这一材料十分重要。因此,笔者建议:应当建立专门的巴蜀文字收集整理组织,及时公布正规的文字资料,以供学者研究。

1928年顾颉刚先生在《闽歌甲集序》中说过:“殷墟贞卜的甲骨,若罗振玉先生买到之后只供自己的赏玩,或者要待自己的研究完成之后再行发表,那么,这些东西便至今不能为人所知,有了同没有一样。惟其他肯尽量地印,供给别人研究的利便,所以会得造成一个新风气,在文字学和史学上开出一个新天地。”如今,巴蜀文字也像年发现殷墟甲骨文一样,需要更多的罗振玉先生,为这项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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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4月28日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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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难题“巴蜀符号印章”在四川荥经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