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研究 理论研究

巴蜀文字与夏代文字之谜(三)

胡小文

2019年05月05日 01:44

冯广宏
文史杂志

一、巴蜀铜戈上的方块文字 

目前学术界有异议的巴蜀文字,是镌刻在巴蜀铜戈上的铭文。这些方块文字,是巴蜀文字的主体。

巴蜀铜戈的类型,曾由四川冯汉骥教授分为5式;后来,吉林张忠培先生作了一定修正;近年北京李学勤先生又将蜀戈分为5式8型。但就一般而言,巴蜀式铜戈可简单地区别为无胡戈和有胡戈(中胡、长胡)两类。无胡戈通常只有两穿;有胡戈则多有三穿,近年发现的文字戈多属有胡戈。早期文字戈摹本,以吾友钱玉趾君所绘为最精,可作研究依据;本文拟加以引用。现将目前业已公布的巴蜀方块文字戈编以字母代号,陈述如下。

a戈——夔戈

早在古器物图录上著录的,是刊于《金石索》上的“夔戈”横行铭文三字。在铜戈类型上,属于巴蜀式无胡两穿式,四川省博物馆原有收藏。此戈铭文,清代冯氏兄弟按古汉字从左至右释为“夔之戈”。细看中间那个字,虽然与篆文“之”字相似,但书写风格却有差异,另两个字就更差远了;因而铭文应定为巴蜀文字。

b戈——棘字戈

1959年,湖南常德德山26号战国墓中,曾出土一件巴蜀式中胡三穿戈,从援末至胡,两面各有铭文一行6字。因其中一面的头5个字很像汉字“棘”,故湖南周世荣先生名之为“棘字戈”;并称1952年长沙砚瓦池78号墓、1957年长沙烈士公园3号墓和长沙近郊曾出过这种“棘字戈”。熊传新君则疑铭文为早期楚文字。李学勤先生指出:此种“棘戈”清代中叶以来屡有著录。目前已知出土地点的共有9件:湖南4件(长沙2件,常德和桃源各l件);湖北2件(1979年江陵南城l件,1986年荆门包山4号墓出土l件);四川2件(郫县和新都各l件);越南东山文化遗址出土l件。不过,由于此戈内上两面都有典型的巴蜀图像文字,加上文字系统语言风格特殊,因此这12个方块字属于巴蜀文字的可能性更大。

c戈——荆州棘戈

湖北荆州博物馆所藏春秋战国之际的长胡三穿戈,胡上有3字铭文,头两字与汉字“棘”字更加相似,但亦疑其为巴蜀文字。

d戈——桃源棘戈

最近,湖南桃源县宝洞靖周采菱城附近战国墓出土长胡三穿戈,胡上有4字铭文,中间两字也与汉字“棘”相似,亦疑其为巴蜀文字。

e戈——琱戈

《金石索》上刊有汉阳叶东卿所藏中胡三穿戈,一面胡上有方框花纹,下有一字,程昌畴释为“琱”,故称琱戈。另一面胡上有龙纹,下有4字;程昌畴释为“八宝平阜”;冯云鹏释为“庚永用”。按此戈形制似为巴蜀式;且为汉阳收藏家所得,则出自湖北的可能性很大。因此,疑其两面皆为巴蜀文字,其字形与下述白马石戈文字有相近之处。

f戈——偲戈

在湖南长沙废铜仓库中,曾清理出一件巴蜀式长胡三穿戈,援脊上方有铭文一行12字。李学勤先生曾按古汉字将前11字释为:“偲命曰献与楚君监王孙袖”。他说,此戈是典型的巴蜀式戈,形体与郫县红光、万县新田两戈相近。因这一铭文涉及楚与巴蜀的关系问题,分外珍贵。“偲”可能是巴人领袖;“王孙袖”则是楚国王族,由于受命监管巴人,故称“楚君监”。可是考虑到此戈援脊下方还有三个泪滴状的巴蜀符号,这一行12字究竟是不是汉字,非常可疑;而且这些字,又与郫县独柏树戈上的巴蜀文字相当接近;因此,仍有疑为巴蜀文字的可能。

g戈——独柏树戈

1972年,在四川郫县红光公社七大队四队独柏树战国土坑墓中,出土一件中胡三穿戈,援本至内上两面皆铸有虎纹,胡上两面各有巴蜀图像文字,援脊下方两面皆有4个泪滴状的巴蜀符号。其中一面的援脊上方,有铭文一行11字,文字笔画与偲戈有相似的特征,但显然不是汉字。

h戈——新田戈

1973年,重庆博物馆在万县新田采集到一件中胡三穿戈,援脊上方有铭文一行11字。胡上有一个字,近似两个古汉字“弓”并列在一起;援脊下方有3个泪滴状的巴蜀符号。此戈铭文与古汉字差异较大,有些字方块化程度差,字与字之间不易分辨。

i戈——白马石戈

陕西紫阳县白马石出土的长胡三穿戈,援本至胡两面各有一行5字铭文。其中一面的头4字相同,其风格与碉戈类似。

j戈——新都戈

近年在四川新都发现一件中胡三穿戈,内上有方框式的巴蜀图案,胡上刻有铭文一行6字。文字笔画较简,符号化程度高。

k戈——张家碾戈

1976年,四川郫县晨光公社向阳大队张家碾战国船棺墓中出土一件中胡三穿戈,形制与新都戈相同,内上有方框中带两个尖角的巴蜀图案,胡上刻有铭文一行8字。文字风格与新都戈类同。

l戈——符溪戈

四川峨眉符溪发现一件中胡三穿戈,内上亦有类似的巴蜀图案,胡上刻有铭文一行7字。文字风格亦与新都戈类同,但因锈蚀相当严重,多数字迹不清。

m戈——什邡戈

1995年,四川什邡市元石镇政府宿舍出土一件长胡三穿戈,内上亦有类似的巴蜀图案,援脊上方近阑处有文字两个;向下延长至援脊下方的胡上,又有铭文一行5字。文字风格亦与新都戈类同。

 

二、关于巴蜀戈文的讨论 

随着巴蜀铜戈的不断出土,铭文中那些方块文字也不断增加,于是引起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1979年童恩正君就曾正确指出:“巴蜀境内,有中原文字的流行,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在春秋战国时代,本地还有另一种文字,这可能是巴蜀两族自己的创造。”他观察了独柏树戈和新田戈后,认为时代当属春秋晚期至战国前期;“从文字的结构来考察,这种文字是方块字而非拼音字;是直行而非横行。它与汉字一样,应属于表意文字的范围;而且还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发展历史,完全脱离了原始的象形阶段。”这段早期的论述,奠定了此种巴蜀文字研究的基础。

1991年,段渝君对巴蜀方块字作了深入的探讨。他同意童君“表意文字”的论断,并认为那是一种相当进步的表意文字。其在字形笔画构成的总体水平上,基本达到直笔化和线条化,比直观的象形字前进了一大步。巴蜀方块字的行款,为从上到下直行排列,与古汉语行款大体一致。从戈文的分布地域来看,不仅是蜀地,而且也有巴地,连湘西山地也有发现,这充分说明它是一种通行的文字。这些方块字,不能运用古汉字的规律予以解读;是不同于汉字的另一种古文字系统。有人把它说成楚文字,似可商榷;因为楚文字可以释读,而巴蜀方块字目前却无法释读。两者不属于同一文字系统,是显而易见的。段君的结论是,巴蜀方块字是比较成熟的文字,水平接近甲骨文和金文;与西亚早期文字相比,丝毫也不逊色。它的起源可上溯到商代晚期甚至更早。它无疑是蜀人发明创造的成果,巴人正是借用蜀人的古文字,而不是相反。

1995年,梁文骏君观察了郫县等5件文字戈后指出,这种文字不属于中原地区的古文字类型;郭沫若、徐中舒先生都曾断定其为失传的地方文字,亦即蜀文字。四川考古界也肯定它是蜀地通用的固有文字,属于表意文字范畴。这些戈文,与春秋战国时代中原铜戈铭文有共通之处,字形结构都是方块形、成直行。从广汉三星堆2号坑出土的石边璋和成都十二桥出土的陶轮上刻文,可以找到戈文方块字的渊源。

1989年以来,钱玉趾君提出过一些新的看法。他发现夔戈、张家碾戈、新都戈等铭文的字形特征,与彝文字母十分相似;特别是夔戈的右二字、张家碾戈第l和第4字、新都戈第l和第3字,竟与现在的彝文字母完全相同。由于彝文是一种音节文字,所以他推断古蜀文字也应该是一种音节文字。1992年,钱玉趾君又提出巴蜀两族各有文字系统的论点。他根据郫县、新都、峨眉等蜀地文字戈形制的一致性以及铭文字形的相似性,认定戈上铭文应是蜀族文字,属于与彝文相同的音节文字类型;而独柏树戈、新田戈和湖南的几件铜戈铭文,则当属巴族文字,推测也是音节文字类型。但它们两者都不是纯粹的音节文字,只不过蜀族的音节文字纯度要高一点。

 

三、巴蜀方块字释读的尝试 

巴蜀铜戈上的方块字,迄今已发现不少。本文共引用了99个;计为:

a夔戈——3字;
b棘字戈——12字(两面);
c荆州棘戈——3字;
d桃源棘戈——4字;
e琱戈——5字;
f偲戈——12字;
g独柏树戈——11字;
h新田戈—12字;
i白马石戈—10字(两面);
j新都戈—6字;
k张家碾戈—8字;
l符溪戈—7字;
m什邡戈—7字。

但由于字迹模糊,难以辨识的至少也有7至8个,因此能够利用的字数大概是90个。除去明显重复的字,则不同的单字还不到60个。这给释读带来不少的困难,故而目前所做的工作还比较肤浅。前人按古汉字规律作出的释读,如《金石索》将夔戈铭释为“夔之戈”、琱戈铭释为“庚永用”等,似乎并不可靠。钱玉趾君释后者为“虎戈用”,笔者亦曾试读为“黾用戈”,都有很大的猜测成分,难以作为定论。

巴蜀戈铭肯定受到中原戈铭的影响,其字形有意无意地模仿汉字,自在意料之中。例如上海博物馆旧藏巴蜀式中胡三穿戈,内上有典型的巴蜀图像文字,援本镌有虎纹,援脊上方则刻有汉字铭文一行6字,文为“郗 采之造戈”。此戈巴蜀图像与汉字铭文并存,可证当时巴蜀地区两种文字系统实互相渗透。笔者认为,“郗”和“采”似乎都是巴蜀字,并非汉字。前者与棘字戈的“棘”相似。而后者又与新都戈、张家碾戈铭中那个像篆书“朱”的字相似。其余各字则为汉字无疑。

 

钱玉趾君将巴蜀方块字与彝文音节文字加以对比,无疑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所谓“音节文字”,指一个字就是一个音节。它可以是韵母字,也可以是声母与韵母拼出来的字。此种文字与拼音字母有别,拼音字母是一种音素,总数较少;而音节文字则不然,凡是语言中有多少个音节,大体上就该有多少个字,所以字数就会很多。明代彝族土目安国泰《夷书》就曾说过,“韪书”(即彝文)字母共有1840个。

对于彝文起源问题,近年学者们在研究上取得了一定进展。陈士林君引师范《滇系·杂载》及《腾越州志》谓创自汉代;而据四川凉山彝族传说,则为距今55代至58代(距今约一千三百年)的阿使拉责所创,是为唐代。不过,三国时代的彝文碑近已发现,故彝文至迟也该创自汉代。武自立君曾罗列大量资料,并据1930年罗文笔所译彝文《说文·序例》谓为“三圣”所造,其时代为彝族始祖希幕遮以下29代武老撮时,距今九十余代二千余年。丁椿寿君则以为武老撮时代约在公元前6世纪初。由此可知,古彝文或创自战国时期。从时间顺序来看,巴蜀文字的创造时代应当早于彝文,后来在创造彝文字母时很可能借用了巴蜀文字的某些字形。如果真是这样,与彝文相似的巴蜀方块字,其读音就可能与那个彝字基本相同,或者字义也有相近之处。这样,我们或许就找到一把破译巴蜀文字的钥匙了。

刘少匆君在他的近作中探讨蜀人的族源时,曾经引用过几句彝语。彝文里的那个“蜀”字,竟然与新都戈、张家碾戈铭中那个像篆书“朱”的字相似;这就证明了钱君所论有理。由此,我们还认识了那个巴蜀方块字,原来它是个“蜀”字。

不过,钱君所举新都戈、张家碾戈铭中与彝文字母相同相似的字例,都是近代统一了的表音式彝文,现存古彝文碑碣中并不是那样写法。丁椿寿君指出,近30年来,许多人误把表意的古彝文,看成与今彝文无别的表音文字。当表意论者发表了无可置辩的阐述,才使彝文恢复了本来面目。他认为,彝文和汉文同属表意文字体系。彝文造字方法也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类。如果所论属实,则巴蜀方块字自当属于表意文字范畴,而非表音文字系统。

至于湖南常德棘字戈一面那5个相同的字以及荆州棘戈、桃源棘戈中间两个相同的字,是否可以释读为同一个汉字“棘”,则颇成问题。不过可以肯定,这几个巴蜀方块字应当是同一个字。既然这个字出现如此频繁,说明它应该是族名或国名之类共有的称号,带有某种神圣的性质。从蜀王开明史称“荆人”来考虑,并计及湖南、湖北在上古九州中列为荆州;故笔者推想,此字似可以释读为“荆”;即从字的构形,也能看出这一推想的合理性。在新都戈、张家碾戈、符溪戈、什邡戈中,也有像篆书“朱”的字在铭文中频繁出现。它们很像是上述“荆”字的一半,可能就是它的简体。这个只剩下半边的字,宜按彝文读为“蜀”。把“荆”字取其一半构建成“蜀”,有深刻的含义:意味蜀人确实是由荆人分化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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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5月05日 0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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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文字与夏代文字之谜(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