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研究 理论研究

徐中舒先生的“两论”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巴蜀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

胡小文

2019年09月02日 02:51

谭继和
《中华文化论坛》2019 年第 1 期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巴蜀文化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迥然不同于 1949 年以前,在质和 量两方面有三点显著变化 :

一是研究观念、研究视野与研究方法有质的变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史 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不少学者在研究地方史包括研究巴蜀文化史时,努力学习运用马克思主 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特别是当时四川史学界的前辈几乎都很认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 于古代社会的理论,例如,马克思关于美国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摘要,恩格斯据此书 写出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用以指导自己关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史的研究。早 在此前的 1930 年代时,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就宣称要用恩格斯的“起源论”来指导 写书,“考验辨证唯物主义的适应度”,要写出恩格斯没有写出过的“下半页”——“关于中 国古代社会文化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巴蜀研究方面的老学者,实际上正是在做郭沫若所 宣示的撰写恩格斯“起源论”缺乏东方中国一页的“续编”的工作。在政治运动繁多的情况下他们仍坚持着古代历史和巴蜀历史的研究,思考着如何运用马恩的思想和理论。以吾师徐中舒先生为例。他师承王国维关于“取外来观念与本国固有材料之结合;取地上文献与地下文物之结合”的“二重证据法”,提出并运用文献、考古与民族资料相结合的“多重证据法”研究古巴蜀文化史。同时,还努力学习恩格斯的理论,在1960 年代初,他写出了“论自然经济、阶级和等级”的论文,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来分析西周封建领主制社会问题。他在上世纪80 年代为李绍明、冉光荣、周锡银所著《羌族史》作序,提出古代巴蜀女国、附国甚多,其文明的传承,证明不仅父系氏族制社会产生文明和国家,母系氏族制社会一样会过渡到文明并产生国家。这一创新性理论观点,即酝酿于他在上世纪50—60 年代对恩格斯“起源论”的学习与研究。今天看来,中舒先生的研究,确是在向着以中国古代文明史填补恩格斯“起源论”下半页“关于古代东方社会的空白领域”的研究路径开拓道路,荜路蓝缕,努力前行。他用这样的创新理论研究巴蜀古史,不论今天如何评价,都是巴蜀研究发展史上的笫一次,至今还需要我们沿着这个研究思路继续开拓下去。

新中国建立前与建立后,关于巴蜀文化研究在历史观方面的巨大变化,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至今尚未引起学者的问题意识的关注。徐中舒先生在1940 年3 月即发表了《古代四川之文化》,先于卫聚贤《巴蜀文化》论文之前,是最早研究巴蜀文化的学者之一。他后来在1959 年发起关于巴蜀文化学术研讨热潮,第一个写出并发表了《论巴蜀文化》论文。从新中国建立前后这两篇论文,可以看出他的史学观的巨大变化,这也是巴蜀文化研究两个发展阶段不同性质的标志。

二是1949 年以后的巴蜀文化研究工作出现了新重点,这便是有关巴蜀的民族研究和田野

调查的兴起。

这首先是由于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关于民族识别的急迫需要。从1950 年代初起,国家和省一级民委机构系统地组织和开展了西南少数民族现状和历史的调查工作,其中主要内容是调查民族社会状况与民族文化状况。当时由于“人类社会学”已经在高校被禁止列为课程,一批老学者,如著名的人类学家李安宅、夏征农、于式玉等先生不再教课,而转入了民族学的田野调查与研究。与此同时,一批年轻的新学者,如李绍明、陈家祥、曾文琼等也参加了民族调查队伍。他们做了大量西南民族文化资料积累的工作,奠定了新中国民族研究事业的基础,同时为新中国民族划分,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一时期留下了大量各个民族的原始调查资料,其中包括社会与阶层关系、文化习俗与民族特色、独特风习、独特经济关系等等。由于这些资料是当时状况的实录,所反映的历史与现实状况又具有活态性,稍纵即逝,因而留存至今,就成为十分珍贵的原生态史料。这一时期的民族研究论文也不少,反映了这一阶段民族研究的巨大收获。徐中舒先生作为四川大学历史系主任对民族田野调十分重视,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是从1950 年代起,巴蜀研究出现重考古发掘与考古研究的趋向,一直继续到上世纪80年代始有改观。突出反映在研究论文数量上的变化。上世纪50 至60 年代发表的巴蜀文化论文总量是超过上世纪40 年代的,但其主要内容是考古发掘报告及其研究,而有关巴蜀文化的历史文献与历史研究的论述则数量较少。

上世纪50 年代到70 年代有关巴蜀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情况,主要有:
一,成渝铁路、宝成铁路修建中的巴蜀考古遗址和遗存的发现。其中,特别重大的是 1950 年代初修筑成渝铁路时在资阳鲤鱼桥关于“资阳人”头骨及其周边石器时代遗存的重大 发现。“资阳人”经后来考古学家若干次科学测验,定为四万年前原始人的遗骨,代表着原始 人转变为真人(智人、能人),人类开始出现思维和智慧的时代,有极大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 当时“资阳人”的发掘由著名学者兼新闻人张圣奘先生主持,邓小平高度关注,曾做专门保 护的指示。后来又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裴文中先生等专门加以研究。

二,四川船棺葬、石棺葬的发现与研究。1954 年在巴县冬笋坝和昭化县(今广元市昭化 区)宝轮院同时发现战国至西汉时期的船棺墓葬区,这是属于巴人的船棺。但后来又在蒲江、 绵竹等地多处发现,同一时期的柳叶形铜剑也在芦山县发现。这是属于蜀人区域。这些发现 与发掘,引起了关于船棺葬性质、族属、地域、习俗和文化内涵的热烈争论。是巴人的习俗, 还是蜀人的习俗,或是巴蜀人共同的习俗,成为该争论的热点。冯汉骥、王家祐、杨有润等 先生在 1958 年发表了《四川古代船棺葬》的论文,探讨了巴文化地区战国至西汉的船棺葬文 化。1960 年由四川省博物馆发表了《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探讨了巴人船棺等五类墓葬。出 土器物中有关铜剑上手心龙虎纹的发现,成为巴文化的重要象征。关于石棺葬文化,李绍明 先生在 1950 年代最早发表了关于理县石棺葬的报道。以后冯汉骥先生以及童恩正、林向等先 生在 1960 年代相继发表了有关岷江和杂谷脑河流域有关石棺葬的调查和研究成果。1950 年代 至 1970 年代关于船棺葬、石棺葬的调查和研究,开启了上世纪 80 年代石棺葬、船棺葬研究 的热潮,吸引了不少学者参与研讨,出现了专门论著。

三,成都羊子山春秋至西周土台遗址的发现与清理,为古蜀杜宇时期蜀文化研究露出了 曙光。羊子山 172 号墓的发掘是 1956 年进行的,与此同时,在该地区发现许多蜀人墓葬,出土器物以青铜玉器方扣与圆扣、漆器以及玉器等为蜀文化特征。到 1980 年代,这块地域还陆 续有发现,是成都地区新石器时代直至西周时代古蜀国文化的考古发现,具有极大研究价值。 1961 年王家祐先生最先探讨彭县(今彭州)濛阳镇竹瓦街窖藏铜器。其中牧正父己觯与覃父癸觯,经徐中舒先生考订,是蜀人参加武王伐纣的遗物,表明蜀与殷、周中原文化,早有联系。 四,这个时期关于成都青羊宫战国遗址夹砂粗褐陶器的发现,特别是卜甲、卜龟的发现,表明蜀地盛行卜算文化。成都南郊遗址发现战国陶器、兵器以及西周铜罍 ;成都百花潭战国 时期嵌错宴乐水陆攻战图象铜壶的发现、郫县红光公社战国铜器,特别是有蜀人文字的铜戈 与印章的发现、芦山县战国时期古蜀铜剑与印章的发现,乃至甘孜铜器的发现,特别是川东 地区和川西地区铜戈铜剑等多处的发现 ;涪陵小田溪战国土坑墓的发现,其中虎纽铜錞于乐 器与错金铜编钟 14 枚、以及柳叶形剑等遗物,对研究巴文化特征有极大价值。铜兵器中还出 现秦始皇二十六年蜀守武造的铜戈,刻有工匠名,均有价值。由这些多地多特色战国铜兵器 考古发现,开始了巴蜀戈与巴蜀剑的特征的研究。此外,成都天回山战国土坑墓及陶器与铜 兵器的发现,新繁水观音殷末周初遗址四个地层中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陶器、铜器层叠式 出现,是值得研究的重要文化现象。需要特别提出的是这一时期关于广汉三星堆区域,如月 亮湾、真武宫一带,陆续有发现,这些遗址多位于鸭子河、马牧河台地上。这些发现为 1980 年代三星堆的惊世考古发现奠定了基础。①加上汉代石刻、汉隶、碑记等记载与研究,再加上唐以后文物,如宋代苏适墓志、明代洪雅九胜山明墓为代表的唐宋明清的考古发现,还包括川东地区涪陵白鹤梁石鱼的调查与研究,梁平播州营石刻研究等题材,兼及于台湾《四川文献》 在 1960 年代登载的綦江汉隶字碑和蜀儒陶闿士、胡俊等墓志……所有这些考古发现与研究,呈现出 1950—1970 年代巴蜀考古文化一枝独秀、异彩纷呈的面貌。当然,大量考古发现还待上个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但 1950—1970 年代巴蜀考古一枝独秀的情况,确为 1980 年 代以后巴蜀考古崭新面貌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中舒先生在这一时期直接写的巴蜀考古的论文不多,但他对考古发掘工作十分重视,凡 有关考古遗存的研讨都有他的参与和指导,他对当时四川文物考古的指导性作用是不可低估 的。尤其是当时考古发掘考释的关键性问题,都是他在思考和解决。如 :巴蜀与武王伐纣的 相关器物、巴蜀楚特殊关系的器物铭文,对巴蜀图语与纳西东巴经文字的比较研究等问题, 他都是带头首创性的考释、考订与研究,始终是站在考古学前沿的,起着引领学术潮流、建 设巴蜀文化研究学科的领军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的巴蜀考古研究一个重大贡献是为确立巴蜀文化发 展谱系及其文脉和内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加上 1980 年代以后 的大量发现,使巴蜀文化研究界有可能构建起巴蜀考古发展系列的完整链条。同时构建起从 三星堆到彭州濛阳镇竹瓦街,到新都马家大墓,再到郫县犀浦,直到金沙遗址、商业街战国 开明时代船棺葬遗址、城内指挥街遗址等等地点形成的一条不同时期古蜀文明发展的中轴线, 即“古蜀文脉”的清晰线索。这种巴蜀文化考古发展体系的构建工作,都离不开中舒先生的 贡献与思考。

1950 年代、1960 年代有关巴蜀文化的研究就是在上述四方面成果累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期间最大的学术亮点是在 1959 年至 1962 年间四川学界出现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发 动的巴蜀文化百家争鸣的讨论热潮。这个热潮的发动者、弄潮者和领军者就是中舒先生。不过, 这个热潮只持续了近三年,即又走向沉寂。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直到 1970 年代末, 就几乎没什么研究论文了。

1959 年徐中舒、蒙文通、缪钺、冯汉骥、任乃强、邓少琴等先生发起了新中国建立后的 第一次有关巴蜀文化研究的学术讨论。徐、蒙、缪等先生均写了研究论文。在这些研究论文 基础上于 1960 年由四川大学历史系组织了第一次“巴蜀文化学术讨论会”。在会上,徐(当 时系四川大学历史系主任)、蒙、缪(当时系四川大学历史系古代史教研室主任)等先生互相 辩难,各抒己见,形成了“鸣巴蜀之盛”的百家争鸣胜况。他们对巴蜀文化,尤其是古巴蜀 文化做了深入的研究,各自阐述自己的研究观点并互相切磋辩难。这两年间有关巴蜀文化研 究的成果构成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个巴蜀文化研究热潮,比抗战时期卫聚贤、顾颉刚、徐中舒、 郑德坤等先生发起的巴蜀文化研究的初步热潮,规模更大,更有深度。审视这次热潮中出现 的观点慧颖、史料丰实的成果,其对后来的巴蜀文化研究事业和研究队伍的发展,所起的奠 定研究史料之基、引领综合总体研究之先、示以研究来呈大方向的巨大作用,确实不应低估。 这一阶段的众多研究成果是现代巴蜀文化研究发展史上又一个阶段性标志的里程碑。

 

吾师徐中舒先生是这一时期巴蜀文化研究领军群落里的带头人物,以他的《巴蜀文化初论》(1959 年)、《巴蜀文化续论》(1960 年)为代表。这“两论”既是承袭他在1940 年代抗战时期所撰的《古代四川的文化》论文的实证研究范式,同时又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他运用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多综合历史观和多重证据研究法对巴蜀文化加以会通统体研究的拓荒性的佳作。

《初论》以中华地域文化通览的视角,对古代四川地域经济文化的基本面貌、基本性质和基本发展轨迹作了探索,提出了“四川是古代中国的一个经济文化区,但是它并不是孤立的”观点,并作了论述和阐释。中舒先生通过丰富的史料考释和论证,说明了这个“经济文化区”的三个特点:

中华文化是分地域独立发展并各有其特点的。四川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文化区域,有自身的发展特色。如深盐井开凿技术是四川最早,至今“对现代新式凿井工程”还有现实作用。蜀锦来源于古“锦段”“锦绣段”,是“四川的特产”,是蜀人与哀牢人、氐人“共同创造的果实”。此其一。植根在四川大地上的巴蜀文化不是封闭的,自古以来就有开放的眼光和向外开拓的活力:“古代四川人民从不甘心局限于这一个小经济文化区内,而决心开辟道路,向外发展。”①此其二。古代巴蜀文化也从来不是孤立的,与中华大地上其它地域文化从来有着各种联系,是互学互鉴的关系。互学互鉴互融是地方文化发展的动力。尤其是与中原文化有着紧密的关系:“从地理和民族的分布来看,古代四川和中原的联系,肯定是存在的”②。中舒先生以栈道、索桥、新繁水观音和忠县㽏井沟遗址、青羊宫出土陶器和卜用龟甲等考古和文献材料为例,阐述了古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交往交流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殷商、西周和春秋战国三大阶段不同的内涵和特征。他认为巴是“水居民族”,“巴则水居射猎,虽有农桑,也是受了蜀的影响。”“巴楚接壤,巴所受中原影响较多。”蜀是农业发达民族,“蜀左言、无文字”,“蜀无姓”,“说明蜀的言语文字以及社会组织,和中原地区都大不相同”。“秦蜀接壤,蜀所受中原影响较少”,“蜀与中原文化联系,既由秦巴间接而来,因此蜀文化的发展,就受到很大的限制。”③这些观点说明巴文化与蜀文化同中原文化有不同的联系和不同特征的交往关系,是极富启发性的。此其三。在这三点基本认识基础上,中舒先生对蜀文化和巴文化的所在地域及其历史发展,分别作了详细的论证和考释。

在对“蜀的历史”考释中,中舒先生首次对研究蜀国历史最基本的资料作了考释疏理和列表整理,证实“古代巴蜀”“壤地相接,但是它们的经济文化,还有很大的差别。”④巴文化与蜀文化同属“巴蜀文化共同体”,但二者又各有其文化性格和不同个性。现在流行的这个观点,特别是“巴蜀文化共同体”的观点,早在上世纪60 年代中舒先生就注意到了,是他首次提出。对于蜀文化,中舒先生认为,“蜀地从有记载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发达的区域”,“因为蜀地农业的发达,至迟在战国时,蜀就已经具备了国家的形式”,“有了统一的水利建设事业”⑤。对于蜀的地域和历史,直到四川普遍存在的“大石文化”,中舒先生《初论》均作了扼要的考述和论证。对于巴文化,徐先生的《初论》根据文献与考古材料着墨甚多。他认为“巴郡、南郡蛮 有五姓”,板楯蛮有七姓,“姓是大姓的姓,是一种部落组织。每一个大姓,就是一个部落”。 巴有姓,说明巴还在部落联盟阶段,“巴还没有完成国家机构”。“蜀无姓”,说明蜀“已经超 过了部落组织而进入国家形式了”①。对于巴地所在范围及其历史,尤其是捍关、弱关、汉中、 巴黔中、三峡,中舒先生均作了充分论证。对于巴人的故都,江州、垫江、平都、阆中、枳 等处均作了充分考证。对巴族来源的廪君、巫诞,以及板楯蛮、豫州蛮、渝水賨民等,均作 了精密的考据。

中舒先生特别重视新的考古材料。在《初论》中,他花了大量篇幅论证船棺葬、錞于、铜钲、 铜锣、铜鼓等形制的考古遗存与巴族的关系。最难认识的,是巴蜀图语符号文字。徐先生认 为这是巴文,特别论证了巴文与“么些”(即纳西)象形文字的关系,强调指出“巴文和么些 文”“应具有一定的亲属关系。么些文可能就是在巴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②。巴文、么些 文和汉字最初还有可能是同出一源的。而么些文(即纳西族东巴经)可能就是晋代南中“夷经” 一脉相传的文字。这些论断皆为后继研究巴蜀文字的学者所本,具有重要的认知和启示意义。

《初论》还以古代西南民族迁徙衍变传承轨迹的广阔视角论述巴与僚的关系。中舒先生认 为巴族祖先廪君出于巫地诞族。诞即疍,乃水居民族。“古代巴族又有僚称”,古称“僚子”, 汉代南郡潳山蛮和巫蛮以及渝水賨民(“古板楯七姓蛮”)在六朝时被称为“巴氐”,到唐宋时 被称为“南平僚”(渝州蛮),这一历史轨迹,说明巴就是僚,“后来的僚族,就是出于巴郡南 郡蛮的”③。不仅巴地是僚所居,蜀地和南越地域都有僚。常璩说“蜀土无僚”,这“本来是 一个错误的结论”。“蜀土原来就有僚族”,僚族就是“未汉化的巴族”④。

总之,徐先生在《初论》一文里,通过多方考证,证实了中国南方,尤其是西南大部分区域, 皆为僚人居住地,而僚人就是“未汉化的巴族”。这个观点当时曾引起辨论,缪钺等先生曾与 之商榷。通过当时的学术争鸣与辩难,徐先生又撰《巴蜀文化续论》一文,不仅坚持了《初 论》的观点,而且把这一观点发展得更鲜明了。他在深入发掘史料的基础上,以“天下为一家, 中国为一人”的广阔视野,审视《初论》的观点,更进一步丰富发展为“中国基本的广大的 人民群众,原来就只有蛮、僚两族”,“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原来就是一家的”结论⑤。由这 个结论,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徐先生当时已经具有“文化中国”的历史观,“中国”是因文化而 立国的,中华民族的各子民族不是种族和血缘的区别,而是文化的差异形成的,中华各族“原 来就是一家”,因此,文化是基因是灵魂,是铸就“中华一家”的根柢。徐先生这个“文化中国” 的思想,如从近说,是源于他在《初论》《续论》里对巴蜀文化基本性质及其与中原文化关系 的科学探索得出的认识。如从远说,则源于他早年在清华国学院就开始了的对殷周民族复杂 演变关系以及两大古民族集团高阳氏和高辛氏的互交互融的探索,逐步形成了他关于中国古 史研究的徐氏学派的特色。

《巴蜀文化续论》的最大特色是深化了《初论》的各种论点,“从更广阔的范围”,“从全 国范围入手”,从“明瞭蜀境周围的历史”⑥及其自然环境的特色入手,广泛深入地阐述了巴 蜀地域文化的基本性质与特色以及民族关系,对巴蜀古代社会与古代民族的变迁之轨迹作了深入系统的梳理。

《续论》一文对巴蜀文化的五个关键问题作了探索和回答 :

其一,对古代巴蜀地域上存在过的有关基层地域和社会组织的一些特殊名称,如:宗、里、 邑、甸、县、都等名称所体现的古代巴蜀农业公社的不同社会性质、文化内涵和不同发展阶 段,作了充分探讨。对于这些名词所包含的繁杂史料,徐先生没采用繁琐杂沓的文献考据方法, 也没有采用空谈义理(理论)的研究方法,而是以训诂法为基础,尤其是以古文字学方法的 渊博知识,来训释宗、里、邑、都等不同字词的文化内涵,从而得到对巴蜀地区农业公社“各 个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聚落”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如从宗(源于周代宗法)衍生出“宗部”“宗 帅”“宗伍”“宗兵”等组织的演变,体现出从原始“鬼主”(大鬼主、都鬼主)氏族组织,到“方士大姓”的家族制氏族公社,直到国家雏形的社会组织的历史衍变过程。这就是以训诂学 方法为思辨之基得出的结果。历史文献的研究方法中,训诂学居于中间地位。它向下是考据学, 易流于繁琐。它向上是义理学,易流于空疏。徐先生的研究方法是抓住“训诂”这个牛鼻子, 以考古、文献、民族三重资料的考据相融合,提升为以实学为根基的义理思辨的结论。这样 既不会陷于空谈义理哲理,也不会陷于纷繁复杂的考据,这就是徐先生在巴蜀文化研究方法 上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也是《初论》《续论》两文的价值所在。

其二,南方部族多为孤立封闭的农村公社。他们所居处的自然环境因其特异性而被赋与了 黔、越、溪、洞、阴、阳、林、箐等不同的名称。这些名称体现了不同族群、不同部落的文化 内涵及其独特个性,也体现了这些族群、部落的社会组织的不同来源和不同特征。徐先生对这 些名词所包含的社会、人文和历史的内涵作了深入的挖掘,得出了“百越出于龙山文化,百濮 出于仰韶、龙山的混合文化”①,“古代所称的‘百濮’和‘百越’,就是中国大陆上存在的许 许多多的农业公社的总称”②的独到结论。他进一步指出巴就是“濮”,坝、浦、灞就是巴或 濮的对音。他们因为居在坝上,就称为“巴”,因为居在浦上,就称为“濮”。巴、濮都逐步成 为巴人濮人的自称。今天来看,值得特别珍视的是徐先生提出了中国古代农村公社发展的一个 普遍模式。他指出杨、越、于中、黔中、商于、溪、洞、峒、蜒(疍)、林、箐、郎、雩、瓯、 儴、俍、兰、阆等字,虽有不同字义,但都是“古代的农村公社”“各个孤立的群体”的代称。 这些“古代的农村公社都是各个孤立的群体,每一个公社,其中为居宅,居宅之外为田园,田 园之外为牧场,牧场之外即为森林,公社与公社之间就是森林蓊郁的弃地或隙地”③。徐先生 从文献资料和民族资料中发现的这种“居依山谷林箐”,大森林大竹林围绕的村落的社会组织, 又被称为“洞”或“峒”,是当时南方民族居住的常态样式。在后来的研究文章中,他进一步 把它们称为以谿峒村社为代表的“古代村社共同体”模式。成都平原著名的林盘文化就是这 种田园村社共同体的产物。

其三,以“氐类”为中心,专析“西南夷”民族成分的变迁。说文“氐,本也 ”,“氐” 之本义即为低、为平。徐先生据此字本义,以历史文献材料证之,“氐族即为居于水滨或低下 的平原的族类。”④这是氐族文化个性最准确的解释,是徐先生发现的。徐老的研究并未停止 于此,而是据此进一步指出了汉晋人与汉晋文献共识与认同的一种文化现象 :“巴、蜀及西南 徼外的蛮夷皆为氐族”,就“是指分布在(今天)四川、贵州、云南三省非汉族的蛮夷而言”⑤,“可见西南夷为氐类就是当时的人一致的认识”①。

徐老进一步揭发了这一“西南地区总称氐类”的文化现象的深层次矛盾 :西南地域广阔, 部族种类繁多,各地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经济文化悬殊如此,而总称为氐类,这是 一个很难解答的问题。”②徐老从这里入手,以问题为导向,对氐类与羌、姜、戎、庸、崇、邛笼、 石雕的关系,特别是与巴、蜀、楚的关系作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指出其概念的演变与历史 的变迁以及文化内涵的变异,是“当时所处的不同的社会阶段的反映”③。这些令人耳目一新 的研究方法,深遽的思辨和颕异的观点,对推动后来的巴蜀文化的启示和研究,有着重大的 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的巴蜀文化研究思维,虽然走向多元化,但徐老等老一辈的贡献与传统, 仍然是主流,是基调。

其四,从巴賨与白虎传说的关系,论证巴的起源 ;论证巴与濮两族长期杂居而变为一族 的历史过程 ;论证巴人受楚驱迫而由原居地江汉平原西迁四川盆地,进入号为“于中”的大 巴山无人地带,居住于附著于山区的平坝,或近水旁更低坦(氐诞)的土地,逐步开发巫、 于中,又南迁开发黔中的历史进程;论证巴人溯清江西上,建立五都,由枳(涪陵)到平都(丰 都)江州、垫江、阆中的过程;论证賨人是巴濮大姓融合定都于阆中,而向秦汉纳贡的特殊“賨” 称谓的产物。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巴蜀文化研究勃兴状况,说明上述这些论证对巴蜀文化研究 有着重要的启示和推动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启示 :

一,“巴”与“蜀”的结合是个历史过程,是巴人与蜀人两种不同文化性格长期互学、互鉴、 互交、互融的结果。巴与蜀成为文化命运共同体是巴濮西迁进入四川盆地的长期进程,在战 国时期才最终得以完成。值得注意的是,徐先生特别重视以“僰围”或“樊篱”为城寨的居 于农村公社外围森林地带的狩猎部族对巴蜀地域的开发作用。楚称荆楚,濮称僰人,廪君之 “廪”,即森林的林,这些名称的由来,皆是在自己部族周围种植荆楚或棘围之意。这些原为 狩猎经济的部族,正是在荆棘之外的农村公社的带动下,利用这些隙地的开发而迈向农业经 济生活的。从更广泛的区域看,这也正是古高辛氏集团利用林带隙地在高阳氏农业集团带动 下走向农业经济的,巴人也是利用森林隙地在蜀人高级农业的引领下而走向农业与渔猎并兼 的经济生活的。因此,古代农业部族村落之间的广阔林地,正是容纳和消化渔猎部族并使其 经济生活向农业转向的最大空间,也是古代部族和睦相处、社会和谐和生活安宁,实现古代 静态农业生活方式的有效空间。古巴人和古蜀人两种不同的经济生活与生产方式的转向和互 融,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广阔的林带空地。因此,这种荆棘空间形态就具有极其重要的推动古 代经济生活转型的文化价值和意义,所以,徐老极其重视并把这种古代空间形态着重发掘出来。

二,徐先生特别重视西南民族、部族之间迁徙杂居的长期历史过程,对于民族心理与文化修 养的互鉴互学与互为提升的作用,特别是对各部族心向中原文化凝聚,“心长向国”的爱国主义 向心力的培养作用。《蛮书·名类篇》有“丰巴部落心长向国”的记载。徐先生据此推论“丰巴 即濮巴对音。巴、濮本为两个部族,因为长期杂居而逐渐成为一族,西南部族中此例极多”,④如 冉与駹为冉駹,麽蛮与些蛮为麽些,斯与榆为斯榆,包与蒲为包蒲,邛与笮为邛笮,布濮(水)

与槃木(王)合为巴濮,濮与巴合音为僰,皆是两族从文化上融为一族的明证。徐先生说, 因为历代长期融合,一心向“仁道”,因而“他们的文化,还是与中原相去不远”,“他们具有 深厚的汉族文化的修养,他们到唐代还是‘心长向国’。他们经过这样长久的时间,对祖国还 保存了这样深挚恋慕之情。”①这些深情论述,是以巴蜀文化的历史记叙与历史记忆的深入挖掘, 加深了我们对中华民族文化,以中原文化为凝心聚力的正统,形成多源一脉、多元一体特性 的认识和理解。

其五,以“蛮僚的族属问题”为中心,论证复杂的民族称谓“蛮、闽”、“氓、民”、僚、貉、 葛僚、仡僚、归追、鬼方(即怀、隗、媿)、挛隄、韦、濊、薉、昆吾、顾、狄、夫余(即蒲姑)、 莫徭、苗、白马氐等部族的历史渊源、分布地域与发展的脉络。这是横向的空间分布的研究。 同时,徐先生又专门分析了这些族类在夏代、殷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直至唐宋时代各族南移 北迁、东流西向及与中原交汇的各种情况,这是纵向的时代流徙的研究。他通过这种横向与 纵向相结合的比对和研究,得出了“中华民族为一家”的结论。他认为“氓和民是中国历史 上最广大的土著部族。他们和历史上称为蛮或闽的人,都属同音同义的名称。在更古的年代里, 他们就应属于同一族类的人群。他们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广大的劳动人民,他们就是中国历史 的创造者。”②他进一步分析并归纳古中国为蛮、僚、狄三大族群 :“中国基本的广大的人民群 众,原来就只有蛮、僚两族,甚至于僚还是蛮的一支。从远道来的,也只有使用细石器的狄 族。他们在长期杂居之后,也成为蛮僚的姻族。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原来就是一家。”③ 中国原本就是一家,中华民族原本是一家,这是中华文明历史道路形成的不可易移的结论和信念。 徐先生不仅以历史的资源、历史信息与历史知识和智慧,论证了这一结论 ;而且以这一信念 的理论自信指导了他对巴蜀文化的研究。这是他留给我们巴蜀文化研究史最宝贵的一笔思想文化遗产。

谭继和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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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9月02日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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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玉琮彰显古蜀文化的包容与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