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研究 理论研究

从“驷马桥”到“灵关古道” | 巴蜀文化的人文历史符号

胡小文

2020年08月07日 07:40

易旭东
方志四川

官商仕贾,侠夫壮汉,走卒贩夫。

以平等的视角,让形形色色的舞剧上演。

唱的人,真性情;看的人,伟丈夫。

在“驷马桥”,司马相如不仅实现驷马荣归的梦想,并以此为起点,将中国的西南边界推进到澜沧江畔,汉武帝先后设置犍为郡、蛘舸郡、越西郡、沈黎郡、汶山郡、武都郡、益州郡等七郡,云南、贵州与广西等地,纳入汉王朝行政管辖之中,极大地影响到中国日后的版图。

文化上,中国文化精英的“异代知音”。
“人生偶像”。书写传统文化里“才子佳人”的完美版本。
中国正史上记载的为数不多的“爱情喜剧”。
“汉赋超男”。继大禹、“蜀泮”后,秦以来出川第一人。
“骄狂”“胆大”的人文性格,与巴蜀文化的“英雄崇拜”品性有关。
屈原往后到扬雄,除司马迁以外的中国头号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星,华彩辞章,扬名京城,以一篇《子虚赋》,进而被召至京城,授职封官;以文人特有的艺术化、审美化的手段,“一闻”而非“一见”,“以琴心挑之”的传情方式,用文心、文化之心、文圣之心获得爱情。
“家徒四壁”的司马相如,吸引卓文君的不是门户,而是才情;豪商出身的卓文君,吸引司马相如的不是财物,而是美色。爱情结合,才色之恋,一个神奇而浪漫的经典范例。

优雅时尚。
不管是境界的崇高,还是社会的世俗。
一生的“一夜情”、一世的“裸婚”。
现在决绝的BH女、21世纪的闪婚,比之相比,也显得矜持。
究竟是古人生活丰富多彩?
还是现代人生活无深度可挖掘?
男人们苦恼于要脑残的美女,还是要充满智慧的丑女?女人们则在有钱却霸道、没钱却温柔的男人中做选择题。网络上,很多女人公然求包养,为了物质享受,宁愿做小三。
任何时代,真爱总是让我们感佩。

爱情是基础、出发点,延伸出亲情、友情、乡情、民族情。
“相如为之师,乡党慕其迹”。

四川自古多有辞赋大家,汉朝有司马相如、扬雄、王褒,唐宋有李白、苏轼、苏辙;当代也有何开四、魏明伦、潘成稷等人。千年文脉,源远流长。
精神上,勇于创造,首倡“非常精神”。
自励自新。在《难蜀父老》一文中提出:“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旨向在“非常”的核心,在敢于为天下先,提倡首创精神。因此,强调“非常”之旨,在“异”于庸常。

借晓喻天子之意,打消汉武帝开边的犹豫,坚定开边的信心。阐明了和少数民族相处的道理,以亲民的态度,成功地说服了众人,使少数民族与朝廷合作,为开发西南边疆作出了贡献。

人生北向。得益于自我意识的强健和人格精神的勃发。
功名南延。体现政治智慧、人文关怀,朴素的民族平等思想。
首先,把少数民族看成是中华大家庭中的成员。
提出汉帝国的边疆政策、少数民族政策的核心内容:强大而文明的汉帝国,肩负着怀柔四夷,以文明化四夷的历史责任;带给四夷的是先进与文明;方式是怀柔,也要控制的“羁縻”。

其次,以“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的大气魄,来完成“国道工程”的任务。
独特的精神标识。《难蜀父老》,以解答问题的形式,假想性地“以蜀父老为辞而己诘难之”,主题显出锐进创新与因循保守,力求拓边西南与维持西南现状的两大思想的战略对决。
历史前进、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
异乎寻常的事物开始出现时,民众可能会感到恐惧,及至获得成功,天下便清平安乐;以大禹治水的精神鼓舞官民,说人民辛苦,大禹也辛苦,但合力创造了显于万世的美好功业。
创新创造。洋溢着强烈地域文化精神的个性人格。
思想亮点。在大时代风云激荡之际,不跟风、不盲从,保持冷静,自励自新。
这,也是对“损民”“难成”说的有力批判。
“非常”的雄心、气度,温文安逸与活力新潮,深植于巴蜀文化与血脉之中。

还是中国文官制度的先行者、践行者。
科举考试,文人入仕的主要途径。
制科入仕,特殊人才的主要通道。
为唐宋选拔“非长之才”的“制科”考试,不拘一格延揽人才,提供“模板”。
入仕济世安邦,对中国文化精英、特殊人才具有超强的吸引力。
“终南捷径”。颇深“相如情结”的李白,拒绝以科举入仕,最终以诗歌而得到唐玄宗召见,近乎司马相如经历的重演。杜甫向唐玄宗献《三大礼赋》,获得待诏翰林之赏誉……

最符合身份、展示才情风流、契合个性特征。
得意时,以相如才情自诩。
失意时,以相如志向自勉。
君臣契合。文人与君王间,因共同的文学爱好而达成契合,一种精神上的默契,仅仅或主要凭借文学才能获得官职,以文学写作作为事业,中国文学开始以专业创作的形态运行的标志。
形成中国文学史发展的常态,开辟了稿费的文化传统。
“相如情结”。艳羡司马相如以“以琴心挑之”的超常手段,获取美满爱情的风流韵事;向往司马相如以华彩辞章惊动天子,获招引赏识的奇特仕途经历。世俗生活、精神追求相结合。
作为一种理想追求、愿望情结,都幻想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
传统中国,社会共同的“皇帝情结”;道德境界上,推崇孔孟,形成“孔圣情结”;文学艺术上,仰慕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执着精神,积淀成“诗圣情结”。

“圣人情结”高雅,“相如情结”世俗。
前者由雅而伪,变成一种政治表态;后者因俗而真,实为一种人生需求。
“圣人情结”和“相如情结”并存。
一位心智健全的男人,自可标持安邦治国的雄心壮志,也不妨常将孔孟、屈原、杜甫,作为人生的楷模,但万万不可否认潜藏于心中的“相如情结”,否则便有虚伪作态的“装嫌疑”。

“窃资无操”。不少专家学者认为,自西汉扬雄开始,历代文人对司马相如的婚姻多有微词,指斥“琴挑”是“窃妻”,让卓文君临邛“当垆卖酒”,迫使卓王孙出钱是“窃赀”。
甚至举例,苏轼痛骂司马相如为谄媚小人,赴卓氏之宴是“率钱之会”。
如今,“雨后春笋”般的自媒体,以“窃妻”“窃赀”为“源头”,哗众取宠。
还原历史。最早的《蜀王本纪》出自手笔。同为汉代大儒的扬雄年青时,就刻意模仿“不似从人间来”的司马相如,只要一作赋便想模仿司马相如,赞叹:“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也!”

汉代蜀学的开创者。
李白也坦承从小就“私心慕之”,15岁就成司马相如的忠实粉丝。
苏轼的风流文章,也受益“得之于内”的教化之风。
乐观包容。自励自新,“非常”气度。一段被苏轼多次引用的话:“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
不仅是年轻的苏轼,巴蜀文化的精英,又何不如此。
苏轼梦与司马相如为隔代文友。

司马迁写《司马相如列传》时,全文收录三篇赋、四篇散文。
班固在《汉书》中,称他为“辞宗”。

鲁迅先生也感叹相如之赋,“卓绝汉代”。
小贬大崇。有不少专家学者引苏轼中年的一些言论,断定苏轼对司马相如为人,行文皆持否定态度。其实,不能只看对待司马相如的态度之“皮”,还得探其崇仰仿效的“髓”。
苏轼一生,被“圣人情结”和“相如情结”,交替折磨。
人来马往。“灵关古道”上,热闹非凡。
“黑铁时代”,从“灵关古道”,到“茶马古道”,从土司到流官,从州治到县治,“南方丝绸之路”必经之地,见证多种治理模式的交互变化,也见证历代治理者迥异的胸襟、气度。

直到20世纪50年代,因国道108线修通,变得人马稀落。
慕名而来。不见昔日繁华,仍有不少徒步爱好者、历史学家重访古人足迹。
惹人注目。被磨得光滑的路石,最好的历史见证,往来于古道上的军队、商旅之多,一路上印满的马蹄印,有时一个接一个,有时走一会,又是一个,深浅不同,大小各异。
一些地方道路狭窄,人马只能重复前面的脚印走。
一天天,一年年,不知多少年月,多少马帮行走,才会形成旷世之作。
2000多年后,踏上“灵关古道”,踩的依旧是大大小小的石块。

下马易履步行。有些牢固,有些破碎,忐忑而行。
路途的艰险,丝毫不亚于劫匪的凶悍。
雷雨的天气,山谷中还能听见悠远的铜铃、清脆的马蹄声响。
北纬28度,攀西高原的阳光,温暖大凉山翻涌的云,留住小相岭湿润的风,滴滴汇聚的清泉,滋养了这片土地,崇山峻岭间的灵关古道,回荡着马蹄铃声,美丽与欢歌,热情与奔放……



仿佛从古老而幽暗的意识深处,穿越而来。
沉默的古道,满布青苔。
忘记曾经的繁华、喧闹,只有一片静谧、无声。

相同的空间维度,体验不同的时间维度。
如今,邛崃市临邛镇有口“文君井”,当年卓文君与司马相如卖酒之地。

一曲凤求凰,贯穿一条街。“琴台路”,成都的一个重要地标,以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之间以琴吟诗、以诗结好的爱情故事而定名。

如今,沙河北起北郊洞子口,沿金牛、成华、锦江三城区,逶迤而下,在市区东南下河心村归流府河,全长22.22公里。美称成都“生命之河”,与府河、南河并称为成都“姊妹三河”。
飘荡的是浮华,沉淀的是精华。

《凤求凰》没有失传,失传的是那种至诚至爱的性情,对待爱情的那种纯粹和忠诚的态度。坐在角逐名利的漩涡里,带着浮躁的心态,永远读不懂经典。

重要“节点”。

驷马桥,左依“凤凰山”,右傍“太阳鸟”,“金牛道”起点,见证卓文君与司马相如“月夜私奔”“当垆卖酒”,从驷马桥北上京都,送走鼓荡大一统文化中国的梦想者与策动者,从驷马桥南行“灵关古道”,迎回完成“一带一路”的践行者、宣传者。

历史具象,不可复制。

巴蜀文化的人文历史符号。


]]>

2020年08月07日 03:45
564
领略蜀锦的传承与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