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操蛇神怪的出土情况
操蛇神怪于东汉中晚期突然出现在巴蜀地区的墓葬中,成汉时期再次出现,随后消失。考古报告(简报)称之为镇墓神(俑)、魌头、方相氏、辟邪、武士俑、石人、陶俑等。目前已见资料发表的操蛇神怪共计46件,包括三维立体的陶俑、石俑及二维平面的石刻画像,主要分布于今四川和重庆。四川地区包括成都平原、川南地区、川北地区、川西地区,大体相当于汉代的蜀郡、犍为郡、广汉郡、越巂郡。重庆地区即川东地区,相当于汉代的巴郡。
(一)四川地区
1. 成都平原。出土的操蛇神怪最多,共计24件。
成都北郊出土9件。新都区3件。马家山汉墓出土1件,“残甚,面部凶恶,一手执斧,一手舞蛇”。1982年马家山M22又出土类似俑1件,仅余俑头,面部表情与前述基本相同。2002年三河镇互助村汉墓HM2出土1件,较马家山的两件保存更为完整,“头发挽髻,两侧各有一角,双耳直立,阔嘴,露獠牙,口吐长舌,舌及腹部,面部狰狞;身穿短衫,左手操蛇,右手执钺,脚穿草鞋”。金堂县3件。赵镇M23出土的2件操蛇神怪保存完好,神态与互助村HM2相似。十里村成汉墓出土1件。成都北门外天回山汉墓出土1件、羊子山M1出土1件。
成都南郊出土14件。彭山9件。彭山崖墓群M45出土1件,M46出土1件,M550出土3件,M560出土3件,M677出土1件。除M46所出保存较好外,其余残缺严重,有的只余面部,有的身体局部残缺,但整体特征与M46所出相似。新津1件。出土于堡子山汉墓。
双流4件。出土于陶家渡汉墓、华阳广福村M48、华阳田家寺M26、牧马山灌溉渠古墓。
成都市区出土1件。出土于桓侯巷。
2. 川南地区。9件。
乐山出土8件。柿子湾崖墓首次发现操蛇神怪石刻图像,多与门吏俑成组出现在墓门两侧,主要见于柿子湾I区M7、M22、M27、M30。2013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对柿子湾墓群再次进行了调查,在B区M墓门两侧又发现操蛇神怪图像2幅。外,另有立体陶俑2件,出土于中区大湾嘴汉墓及五通桥511工地汉墓。
西昌出土1件。出土于西郊乡成汉墓。
3. 川北地区。5件。
绵阳出土3件。河边乡出土1件。吴家区汉墓出土2件,其中1件无首,左手执蛇,右手执斧;另1件残甚,仅余俑头,面部凶恶。
德阳出土2件。什邡民主镇成汉墓出土2件,其中M5所出保存较好,弓形眉,突目呈橄榄形,高鼻梁,大耳,长舌下垂,头部有犄角六只,左手执蛇,右手握环柄刀
4. 川西地区。2件。
均出自雅安,其中石刻画像1幅,出土于芦山沫东乡汉墓;陶俑1件,出土于宝兴县硗碛乡汉墓。
(二)重庆地区重庆地区出土6件。其中奉节巫山麦沱M47、渝中化龙桥、丰都槽房沟M10所出为3件完整的俑,其造型特征与四川地区相似。仅余俑头的有3件,出土于合川沙坪公社、巴县白市驿镇和奉节赵家湾M4。
通过梳理得知:此类操蛇神怪的空间分布范围明显集中,主要分布于四川地区,部分分布于重庆地区;时代基本限于东汉中晚期,少量延至成汉。操蛇神怪以陶(石)俑比例最高(39件),石刻画像7件。随葬操蛇神怪的墓葬以崖墓为主要类型,砖室墓其次,石室墓最少,仅1座。墓葬形制既有单室墓,亦有多室墓。墓主人阶层多集中在中下阶层。
二、检视不同模式的解说
已有前辈学者对操蛇神怪进行过专门研究,一些学者曾尝试解释操蛇神怪的性质,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操蛇神怪为古代打鬼的方相氏(部分考古报告中也称之为方相氏),或与方相氏有几分相似,原因在于:皆执兵器;方相氏穿“玄衣朱裳”,而陶俑身上往往涂有朱砂;方相氏蒙熊皮、戴面具,而陶俑皆是人戴着兽面;都有驱鬼镇墓的作用。关于方相氏,《周礼·方相氏》云:“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大丧,先驱,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驱方良。”再检视已有的46件考古材料,未发现一件身披熊皮者,而是“身穿短衫”(新都三河镇HM2),“身着长袖袍,外挂短袖袍”(乐山中区大湾嘴汉墓),“着襦,腰系带”(乐山柿子湾BM1),“着交领中长袍”(宝兴县硗碛乡M1),“着右衽长袍”(丰都槽房沟M10)等者,身上涂朱砂者仅有2件,分别出自金堂赵镇M23、奉节巫山麦沱M47,材料不足征;第三,关于“黄金四目”,《周礼·方相氏》引韩侍郎云:“四目为方相,两目为倛。”而结合实物及文献,笔者认为操蛇神怪并非四目,实则多为三目(后文详述)、少数两目;第四,“执戈扬盾”,操蛇神怪实为一手执斧钺一类的兵器,一手执蛇,执蛇应为其突出的造型特征之一,不应忽视;第五,至于是否头戴兽面具尚难遽断,除彭山汉墓和金堂M23发掘报告中认为其戴假面外,其他报告只字未提,图像上亦难以看出。实际上关于方相氏的视觉形象已大量发现,如洛阳老城西汉墓、山东嘉祥武氏祠东汉墓等墓葬中都有方相氏的图像,笔者认为此类“熊头(戴熊头假面)、蒙兽皮(熊皮)、环眼、手执兵器”的视觉形象与文献记载的方相氏是相合的,而将川渝地区的操蛇神怪也定名为方相氏还需谨慎。
还有学者将操蛇神怪定义为“吐舌陶塑造像”“吐舌状镇墓兽”,或笼统称之为“镇墓俑”。如傅娟认为这类吐舌陶塑造像出自川渝的东汉墓中,与当地的某种巫术信仰有关。宾娟进一步指出这类镇墓兽长舌外露、双手持蛇和斧钺等兵器的形象,是川渝地区“信巫鬼、重淫祀”的巫术习俗在墓葬中的反映。吴荣曾从神话迷信的角度对其功能、流行时间、特征分别进行简述,并认为其和战国楚墓中的镇墓兽基本一致。谢洪波对川渝地区东汉墓镇墓俑“瞠目”“大耳”“口吐长舌”“执斧钺”“握蛇”“头上长角”进行了具体的功用分析。对于上述研究,笔者亦有惑:为何这类陶俑于东汉中晚期集中出现于巴蜀地区,于成汉时期再次兴盛,随后又迅速消失?其特殊的视觉造型究竟表达了怎样的意涵?
三、操蛇神怪的时空分布与早期道教
根据已掌握的材料,操蛇神怪主要分布在今川渝地区,北至绵阳,南达西昌,西起雅安,东及重庆。
出土操蛇神怪最多的彭山县,“本汉武阳县也。秦惠王时,张仪、司马错伐蜀,蜀之王开明拒战不胜,退走武阳,获之,即其地也”。《舆地广记》:“彭山县,本汉武阳县,属犍为郡。东汉为郡治焉,晋因之。”《云笈七签》卷二八《二十八治》引张天师《二十四治图》云:“太上以汉安二年正月七日中时下二十四治,上八治,中八治,下八治,应天二十四气,合二十八宿,付天师张道陵奉行布化。”彭山县所在汉武阳县即是张道陵二十四治之一北平治所在地,《云笈七签》载“北平治:在眉州彭山县,去成都一百四十里”。唐末五代高道杜光庭(850~933年)随僖宗入蜀,《蜀中名胜记》“彭山县”引其诗:“桐柏真人曾此居(武阳),焚香崖下诵灵书。”桐柏真人即张道陵之父张翳,“桐柏真人大顺生汉天师道陵,是为玄教之宗”。另据魏峡先生考证,张道陵祖上从辟疆之孙开始至其父张翳均为武阳人,无论张道陵是否出生于武阳,至少在武阳或附近地区生活过相当长时间。彭山县以南同属眉州的洪雅县,有《张道陵碑》,南宋洪适《隶续》卷三著录为《米巫祭酒张普题字》,此碑即是张道陵五斗米道在这一带传教的反映。武阳县除下辖彭山县外,还辖新津县。张道陵曾在新津设二十四治之稠稉治、本竹治、平盖治和平冈治,新津堡子山崖墓亦出土操蛇神怪1件。武阳县以南为汉时南安县,今四川乐山,《元和郡县图志》“嘉州”云“今州即汉犍为郡之南安县地也”。《舆地纪胜》卷第一四六引域志图经》云:“张天师祖墓在延祥观杨雄故宅,今玉皇殿前斗坛即墓也。”《元丰九域志》卷七:“嘉州……延祥观,旧名杨雄观,本雄旧宅,至道三年赐额。……张天师祖墓。”又《三洞群仙录》引《仙传拾遗》:“乾符中,进士赵郁卧疾于嘉州开元观,稍愈,于殿上见一少年,弊盖鹑衣白洁,与郁并坐,郁因言此观巨功制作,国力兴创,何乃俯逼殿后而有墟墓也?当问郡人,皆不知。少年笑曰:‘此汉相留侯之后,辟强之孙,天师之祖也,为南安太守殁于郡而葬于此。’”由此,张道陵及其祖上极有可能活动于武阳县、南安县,今彭山、新津、乐山一带。而此三地正与操蛇神怪的分布相重合,共计出土操蛇神怪18件。
《云笈七签》载二十四治之首治阳平治“在蜀郡彭州九龙县去成都一百八十里”。《三洞珠囊》云“第一阳平治在蜀郡繁县界,去成都一百八十里”。据考证阳平治初在彭州,后迁至其旁的繁阳山(今新都境内)。《蜀中广记》卷五“新都县”云:“在繁水之阳,因以为名。”又杜光庭《录异记·繁阳山麻姑洞记》云“繁阳麻姑洞,即二十四化之第一,阳平之别名也,在繁水之阳,因以为名。《本际经》云:‘天师张道陵所游太上说经之处。’在成都府新都县南,临江,十五里,众山连接,孤峰特起,是也。”葛洪《神仙传》载“天师张道陵……得黄帝九鼎丹经,修炼于繁阳山。”据王纯武先生考证繁阳山(今新都三河乡)及邻近的马家山、天回山东汉崖墓群即是杜光庭所述繁阳麻姑洞。新都三河乡HM2、新都马家山汉墓、新都马家山M22、天回山汉墓均出土操蛇神怪。天山还出土了带图案的摇钱树,有学者认为这些图案正是五斗米道所崇奉的五斗星图。天回山所在阳平治附近,今成都北郊羊子山M1、东乡青杠坡亦有操蛇神怪出土。
乐山到绵阳的川西平原是五斗米道的核心据点。1988年绵阳吴家区出土了2件东汉晚期操蛇神怪,笔者推测可能与阳平治在188年随张鲁北迁汉中有关,或是中央教区阳平治的信教者经金牛道向成都以北地区布道交流的结果。不光在沿线发现有似北斗星的浮雕、着道服的摩崖造像等道教遗迹,且在今绵阳一带亦流传有张天师为民除蛇的故事。《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十八:“又告梓州有大蛇,藏山穴中,鸣则山石振动,时吐毒雾,行人未及三五里,率中毒而死。真人(张道陵)以法禁之,不复为害。”《元和郡县图志》:“秦并天下,是为蜀郡。汉高帝分置广汉郡,今州即广汉郡郪(治今绵阳三台县),广汉二县地也。管县九:郪,射洪,通泉,玄武,盐亭,永泰,飞鸟,铜山,涪城。”《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又载:“吾观蜀中,蛇毒鬼气,绵亘山谷,生民不知,潜罹其害。吾甚悯之,今且修行清静之化,辅赞大道,抚育元元尔。”张道陵视蛇为鬼,称其充斥蜀中山谷之中,并时常加害百姓。那么此类“一手执兵器,一手执蛇的操蛇神怪”与早期道教,尤其与张道陵除蛇打鬼是否有关?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二十四治之玉局治“在成都南门内,以汉永寿元年正月七日,太上老君乘白鹿,张天师乘鹤,来至此坐局脚玉床,即名玉局治也”。1966年成都南门内浆洗街桓侯巷成汉墓出土操蛇神怪1件。另,南门外双流区出土4件。这一带曾有张道陵镇鬼之说,如《蜀中名胜记》卷五“双流县”载:“有天师观,纪胜云在广都县北,张道陵祠旁,坛下有井名伏鬼井,赵阅道记华阳县衡山有井,妖怪藏其中,道陵运石以镇之,鬼妖乃绝,邑人为立祠。”广都县,本汉旧县,隋仁寿元年避隋炀帝之讳,改为双流县,今成都双流区。
此外,操蛇神怪还出土于今金堂、什邡、西昌、雅安、重庆等地。《云笈七签》载:“真多治,山在淮安军金堂县,去成都一百五十里。”“昌利治,山在淮安军金堂县,东四十里,去成都一百五十里。”“后城山治,在汉州什邡县。”“公慕治,在汉州什邡县,去治一百里。”“蒙秦治,山在越巂郡(今西昌)台登县西,去城二十里,去成都一千四百二十里。”上述金堂、什邡、西昌三地恰是张道陵所立二十四治之真多治、昌利治,后城山治、公慕治,蒙秦治所在地。二十四治之平冈治,又名灵泉治,《云笈七签》:“平冈治,山在蜀州新津县。”《新津县志》:“平冈治宋李阿真人羽化处,按李阿汉时人,非宋人也,又名李宽,《洪雅县灵泉寺记》云:‘灵泉寺,古所谓平冈治者,乃汉李阿真人修炼处,据此则在洪雅……’”据考证,平冈治初在雅安芦山县,后迁至洪雅、新津。芦山县今存建安十年(205年)《汉故领校巴郡太守樊府君碑》,樊敏(120~203年)为芦山县樊家祠人,碑文载“季世不详,米巫虐、续蠢青羌,奸狡并起,陷附者众”,反映了当时雅安芦山一带五斗米道的强盛,此地亦出土操蛇神怪2件。平都治位于今重庆丰都的平都山,平都曾是巴子国的别都。王纯武考证在平都山汉墓中,多有和青城山及其他地方相似的道符图案,且有麻姑洞(传麻姑自新都繁阳山来平都访王方平),侧面反应了张天师道与平都山的联系。《巴县志》:“巴子时都江洲,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根据《元和郡县图志》江洲即今重庆市,垫江即今合川。在今重庆丰都、合川及周边出土操蛇神怪共计6件。
张道陵(34~156年),明帝时(58~75年)为江洲(今重庆,巴子国都)令,顺帝时(126~144年)创立道教, 汉安二年(144年)在巴蜀立二十四治。“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215年张鲁投降曹操,次年卒,天师道组织开始分化、涣散,“三张”的道教传统随即转衰。整个蜀汉时期,未见有关巴蜀地区天师道活动的记载,直到成汉据蜀期间,巴蜀地区的天师道再次强盛。再看这46件考古材料,如前所述,其时代基本限于东汉中晚期(39件),少量延至成汉(7件),可见操蛇神怪与巴蜀地区的早期道教除了在空间上的紧密关联外,二者在时间上的兴衰亦息息相关。故此,将操蛇神怪与早期道教相关联,或许是探究其特定时空分布的一条较为客观、有效的阐释途径。
四、操蛇神怪的视觉形象与道教意涵
(一)驱鬼与尸解
《汉书·郊祀志》:“有物曰蛇。”注:“物为鬼神。”[82]《后汉书》注引《东京赋》曰:“(捐)〔捎〕魑魅,斮獝狂。斩委蛇,脑方良。囚耕父于清泠,溺女魃于神潢。残夔魖与罔象,殪𡐨仲而歼游光。”注曰:“魑魅,山泽之神。獝狂,恶鬼。委蛇,大如车毂。方良,草泽神。耕父、女魃皆旱鬼。恶水,故囚溺于水中,使不能为害。夔魖、罔象,木石之怪。𡐨仲、游光,兄弟八人,恒在人间作怪害也。”可见,汉人将蛇等同为在人间作害的鬼怪。早期道教亦视蛇为害,除前述《历世真仙体道通鉴》所载张道陵在梓州为民除蛇的故事外,梁蜀人李膺《蜀记》则记载了张陵在鹄鸣山为民除害降蟒,后为蟒蛇所吞的壮举。《佛道论衡》卷乙引《蜀记》曰:“张陵入鹄鸣山,自称天师。汉嘉平末,为蟒蛇所吸,子衡奔出,假设权方,用表灵化,生縻鹄置石崖顶。到光和元年,遣使告曰:‘正月七日,天师升玄都。’米民之山獠遂因妄传,贩死利生,逆莫过此之甚。”巴蜀地区这类一手执蛇、一手执兵器,面部恐怖的操蛇神怪,即表现了打蛇的瞬间,獠牙、长舌、嘴部涂朱更是渲染了其能食蛇(鬼)的形象。日本学者量博満指出“吐舌”在楚文化中可解释为对邪恶的“诅咒”和“吞食”。操蛇神怪与楚文化是否有关联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但笔者同意獠牙、长舌的视觉特征亦与驱蛇(鬼)、食蛇(鬼)有关。
由于考古报告(简报)暂未详述更多嘴部涂朱的例证,此处且备一说。 此外,操蛇神怪置于墓葬中也可能与期道教的尸解有关。尸解在汉晋十分流行,如关于尸解的形式,王充《论衡·道虚》云:“所谓尸解者何等也?谓身死精神去乎?谓身不死得免去皮肤也?如谓身死精神去乎?是与死无异,人亦仙人也。如谓不死免去皮肤乎?诸学道死者,骨肉具在,与恒死之尸无以异也。”又西晋道士葛洪引《仙经》云:“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蜕,谓之尸解仙。”蛇向来被视为危害尸体的阴间邪恶势力,操蛇神怪在墓中的作用即为保护尸体不受阴间鬼怪的侵害以便尸解升天、肉体成仙。无论是王充的“身不死得免去皮肤也”,还是葛洪的“先死后蜕”,保护好墓主尸体,都是早期道教中尸解成仙的重要基础之一。
(二)三眼神崇拜
对三眼神的崇拜是五斗米道对巴蜀文化的承袭及发展。三眼神在巴蜀地区受到民间广泛的信仰,蜀人的祖先人皇、蚕丛、主大帝、青衣神、斗姆、马王及炳灵等皆为三眼神,随后大量的三眼神被纳入道教神系中,现存青城山的隋代张道陵石像同样为三眼形象。操蛇神怪所表达的亦是对三眼神的崇拜,其额头正中多有一圆形(角状)饰物。过去未有学者对此物进行讨论,考虑到巴蜀地区流传悠久、广泛的三眼神信仰,以及前述操蛇神怪分布地点与早期道教二十四治之关系,笔者认为操蛇神怪可能反映了巴蜀地区三眼神崇拜的宗教信仰。
从目前掌握的46件考古材料来看,操蛇神怪的头部造型略有差异,甚至有些出土于同一地点的形象也不尽相同,如有的“人身怪首,头有鹿角”,有的“牛角牛耳人面”,有的“虎首人身”。而在操蛇神怪流行的200年间,其较为稳定的造型特征是“一手执蛇、一手执兵器,口吐长舌”,面部狰狞可怖。至于其所长为鹿角还是牛角,为猪耳还是牛耳,为突目还是人眼,笔者认为这些次要的、变化的象征符号只是为了表现、渲染操蛇神怪的阴森恐怖。对于操蛇神怪的原型,目前尚难找出某一具体神怪(动物),其应是人们心中各种鬼神形象的集合,如“虎首、大眼”的幽冥守护者土伯,“牛角牛耳牛面”的穷奇,“面部凶恶、负责打鬼”的神人神荼、郁垒,“头有鹿角、驱蛇辟邪的”麋鹿神(镇墓神),以及《大荒北经》中“操蛇、虎首人身”的神怪……或许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操蛇神怪非凡的神力,才能实现人们保全尸体、升天成仙的美好愿望。
五、余 论
将视线暂时从操蛇神怪转移至墓内伴出的其他器物(图像),墓葬中除生活用具、陶俑、模型、生产工具等表现墓主生前生活的随葬品外,还有一类多次出现且性质特殊的器物(图像)引起笔者注意,主要有以下几种:“持节方士图”“秘戏图”、西王母俑(像)、摇钱树(座)。《后汉书·传》引《典略》曰:“初,熹平中,妖贼大起,汉中有张修。〔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太平道师持九节杖,为符祝……修法略与角同……”《洞玄灵宝道学科仪》“九节杖品”:“科曰:凡是道学,当执九节杖,辅老救危,各有名字,不可不知。”巫鸿、罗二虎等学者亦认为此类“持节方士图”可能就是五斗米道的师,为早期的道士(方士)形象。关于“秘戏图” ,疑与早期道教“房中术”“男女合气之术”有关。而“西王母”在四川则被当作超越阴阳的宇宙主神来崇拜,甚至很可能是被当作道教的主神来崇拜。至于摇钱树(座),亦有学者认为其为早期道教遗物,可能是道教做法的法器之一。
然而由于墓葬被盗、自然坍塌、人为破坏等原因,本文仅仅提出从伴出器物(图像)的角度对操蛇神怪及其所在原境的道教意涵进行探讨的可能性,进一步研究则俟诸更多材料的发现和公布。
四川、重庆地区出土的操蛇神怪集合了人们心中各种鬼神形象,拥有超自然的神力,其兴盛、消亡、分布、内涵都与巴蜀地区早期道教密切相关。从时间上看,操蛇神怪集中出现在东汉中晚期至成汉时期,以东汉晚期为主,成汉时期次之,东汉中期最少。从地域上看,操蛇神怪分布于张道陵一系立二十四治、传教布道之空间范围。从文化上看,操蛇神怪与其伴出器物(图像)建构了想象中的“人间”、阴间、仙界三层信仰体系,即:以“秘戏图”、墓主生前生活类随葬品为中心的,生命在“人间”的延续;以操蛇神怪、镇墓俑(兽)为中心的,肉体在阴间的延续;以“持节方士图”、王母俑、神仙仙境类随葬品为中心的,灵魂在仙界的延续,其共同表达了巴蜀地区早期道教超越大限,长生不死,灵魂永生的基本诉求。虽然尚不能言操蛇神怪是五斗米道直接影响下的产物,但作为一种特定时空范围内的宗教现象,操蛇神怪是早期道教信仰在巴蜀地区墓葬文化中视觉的、物质的、观念的显现,从中或多或少可以窥见“三张”时代的痕迹,其源头与早期道教一样同为巴蜀地区民间流行的妖巫鬼道,二者之关联、考古材料与早期道教之关联都是值得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