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问题研究 理论研究

美洲人权法院引渡第一案的意义及其启示

胡小文

2017年11月08日 12:00

柳华文
《国际法学》2017年03期

  国际合作追逃追赃是中国反腐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交通和通讯的日益便利,腐败案件中追逃追赃的任务越来越突出。在2014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吹响了境外追逃腐败分子的号角。他指出:“不能让国外成为一些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腐败分子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追回来绳之以法,5年、10年、20年都要追,要切断腐败分子的后路。”[1]201410月,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加大海外追赃追逃、遣返引渡力度。”[2]

  近年来,人权问题常常成为中国对外追逃遣返引渡的障碍[3]。中国福建公民黄海勇是经济犯罪嫌疑人,不是腐败犯罪,但是引渡过程中他涉及的国内和国际诉讼过程典型反映了中国对外追逃工作、包括反腐败境外追逃工作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在20149月举行的美洲人权法院的庭审过程中,中国专家首次在国际人权法庭出庭,协助秘鲁政府应诉,并且成功反驳了原告的相关主张。20156月,法院判决由于不存在死刑和酷刑风险可以将其引渡回中国①。

  实际上,国际司法机构审理引渡中人权问题的历史并不长,1989年欧洲人权法院审理的索艾林案(Soering v.the United Kingdom)是这一国际实践的起源[4]。黄海勇诉秘鲁案则是美洲人权法院关于引渡框架下国家义务的首个案例[5],对于该法院和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以及欧洲人权法院等区域性人权司法机构和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具有一种启示作用。作为案例,美洲人权法院在此案中总结和运用的法理在国际法和国内法上具有重要的影响。

  一、基本案情

  1990年代末,中国福建公民黄海勇因涉嫌在中国犯下走私普通货物罪,涉案金额巨大,受到中国司法机关追究②。他先是逃往美国,后来逃到秘鲁。中国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秘鲁共和国引渡条约》向秘鲁提出引渡要求。在历经数年,用尽秘鲁国内从地方法院到最高法院、从刑事法院到宪法法院的救济手段后,该案被提交到美洲人权委员会。

  根据《美洲人权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建立的美洲人权委员会和美洲人权法院是美洲国家组织最重要的区域性人权保障机制。委员会设在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美洲国家组织总部,而法院设在哥斯达黎加的首都圣何塞。

  美洲人权委员会目前例行的工作程序是,申诉个案在审查之后一律提交美洲人权法院审理。2010111日,美洲人权委员会正式受理此案。20131030日美洲人权委员会将“黄海勇诉秘鲁”案提交给美洲人权法院[6]。根据法院的程序规则,被指称的受害者、被诉的国家是案件的当事方。人权委员会仅在程序上可以作为当事方,但是它更是以美洲人权体系的“公诉人”的身份出庭工作[7]204

  美洲人权委员会认为,黄海勇自20081027日在秘鲁被拘捕以来,已经并持续成为武断和过分剥夺人身自由的受害者。秘鲁当局的有关措施缺乏正当程序基础,在“临时逮捕”名义下延续了长达5年而无最终结论。在不同的引渡阶段,秘鲁当局在办案、寻求以及评估中国提供的保证方面有一系列过失和不当(omissions and irregularities)。这不仅是对正当程序(due process)的多方面的违反,而且在考虑到死刑和酷刑行为可能发生的风险的情况下,也没有遵守保障黄海勇生命权、人道待遇权的公约义务[8]。在人权委员会的报告中,委员会认定,秘鲁侵犯黄的人身自由、生命、人道待遇、公正审判和司法保护权。委员会建议秘鲁采取必要措施保证引渡程序尽快结束,根据秘鲁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严格遵循2011524日秘鲁宪法法院的裁决,拒绝引渡黄海勇[9]

  早在20131122日的新闻公报中,人权委员会就指出,该案首次使美洲人权法院有机会就引渡案件和裁决中必须适用的标准形成案例法;特别是,法院将可以就引渡申请国关于死刑和酷刑风险所做的外交或者其他种类的保证发表意见[10]

  《关于人的权利和义务的美洲宣言》(简称《美洲人权宣言》)194852日由第九届美洲国家国际会议通过,比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早了7个月。《美洲人权宣言》在序言中强调:“人的权利的国际保护应当成为演进中的美洲法律的主要指南。”而这也越来越成为几十年来的美洲人权制度和机制发展过程的一种写照。因此,美洲人权法院在审理黄海勇案的过程中,将充分关注对于人权的保障,而国家实现公诉的权力、打击犯罪的任务并非它的首要关注。不过,其前提和基础是现行相关国际法的适用。

  二、庭审情况

  201493日,美洲人权法院以巡回法庭的形式在巴拉圭首都亚松森的巴拉圭最高法院开庭,审理黄海勇诉秘鲁案。此次美洲人权法院的庭审,由该法院7位法官中的5位组成法庭。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院长暨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赵秉志教授、时任中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参赞的孙昂和秘鲁前司法部长托马博士作为秘鲁政府邀请的三位专家证人,经美洲人权法院批准到庭作证。笔者当时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应秘鲁政府邀请并经法院同意,担任专家证人并向法院提供经过公证的书面证词。根据法院工作规则,专家证人是否出庭作证,由法院根据需要确定[11]704

  法庭全天听取了秘鲁政府方面3位专家证人的证词,并由各方进行了盘问和辩论。赵秉志教授的作证及各方对其盘问主要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与本案相关的中国刑事司法程序和实体问题,赵秉志教授曾出庭作证的中加遣返赖昌星案件有关情况。孙昂参赞的作证及各方对其的盘问则主要围绕中国引渡法制与实践以及中加遣返赖昌星的外交承诺而进行。秘鲁前司法部长托马博士的作证及各方对其的盘问主要围绕与本案相关的中秘引渡条约和秘鲁相关国内法律问题而进行。在自我陈述之后,专家证人依次接受了秘鲁政府方面、美洲人权委员会代表、黄海勇律师的质证以及法庭的发问。

  美洲人权委员会美国籍委员卡瓦利阿罗和黄海勇聘请的两名律师在交叉询问和辩论中,肆意攻击中国司法制度和人权状况,污蔑中国政府在西藏、新疆“迫害”当地少数民族、“迫害”“法轮功”,以中国人权状况恶劣为由,要求法院阻止秘鲁政府向中国引渡黄。黄的律师还向法院声称,西方国家因不满中国人权状况而拒绝向中国移交嫌犯,要求法院参照办理。

  孙昂严词驳斥了委员会和黄的律师的不实之词,介绍了中国司法制度和人权事业的新发展,以我国近年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澳大利亚签订引渡条约以及从加拿大遣返赖昌星和自美国遣返余振东为例,说明我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已就引渡和遣返逃犯成功开展合作。

  笔者向法院提交的书面证词主要是有针对性地证明中国的法治和人权保障情况。

  法庭对出庭作证的专家证人表示感谢,并特别表示赵秉志教授和孙昂参赞的作证对他们了解中国刑事法制与实践很有帮助。在当天下午三位专家证人作证结束之后,参与庭审的三方又进行了辩论和陈述。

  按照惯例,一般在庭审后的半年到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美洲人权法院会作出裁判。

  三、法院的相关判决及其法理主张

  前已述及,20156月,美洲人权法院正式作出判决,判定秘鲁政府可以引渡黄海勇回中国,不存在死刑和酷刑的风险。

  ()控辩双方的相关主张和法院确定的审理任务

  法院强调了引渡的重要性,以及相关国家合作的义务。它在判决中正确地指出:“这关系到各国的共同利益,因为可以使犯有某些罪行的人员能够被绳之以法。”(判决第119)同时,法院强调,在引渡程序的框架内,或者其他的国际司法合作方式下,《美洲人权公约》的成员国应当遵守公约规定的人权义务。因此,“在引渡程序中,应当遵守相关国家在人权方面的国际义务,以及应有的程序的要求,同时,这一法律手段不能被用作逃避惩罚的途径。”(判决第119)

  为了确定引渡黄海勇将使秘鲁政府承担的责任,法院须专门分析秘鲁关于保证自称的受害人的生命和人身安全权利的义务,以及在面对声称会威胁到这些权利的辩护时遵守不予推回原则的义务。

  具体来说,在本案中,原告方声称,对黄海勇而言,有三种不同程度的危险:一个是因请求引渡的罪行而执行死刑的危险,一个是被秘密执行死刑的危险,还有一个是遭受酷刑或残忍、非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对待的危险。原告方代表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向秘鲁政府提交的所谓不执行死刑的担保不可信”;由于中国存在所谓“有实施酷刑的背景”,秘鲁政府“也应当要求提供不会遭受酷刑或残忍、非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对待的担保”;而且,“担保本身不能对避免残忍对待提供应有的保护”,秘鲁政府应当对中国的人权现状和黄海勇先生的特殊情况进行分析(判决第122)

  秘鲁政府则坚持认为其履行了与尊重并保障黄海勇生命权、人身安全和司法保障相关的国际义务。秘鲁政府强调,最高法院和宪法法庭均评估了迄今为止其决定采纳的担保。遗憾的是,美洲人权委员会没有对这些方面进行评估。秘鲁政府强调,法院应当考虑在法院起诉时的情况,并且对委员会和原告过期或者至少不完整的信息来源进行谨慎的评估。另外,秘鲁政府指出,虽然《美洲人权公约》和《美洲地区预防和惩治酷刑公约》为了防范和处罚酷刑的不遣返原则,只要推断(不是没有证据的单纯的断言)相关人员可能面临生命危险或可能遭受酷刑、非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就适用不遣返的原则,但是在本案中,推断没有得到证实。秘鲁政府强调,其最高法院已经收到中国外交部门和最高人民法院提交的不执行死刑的担保,并且将其视为一项不可回避的承诺。另外,秘鲁政府特别指出,“请求国现在的背景并非像委员会和代表试图确认的那样”(判决第123)

  美洲人权法院认定,尊重并保障权利的一般义务衍生出特殊的义务,可以根据权利主体的特殊保护需求确定这些义务,这种需求可以根据其个人的情况或是其所处的具体情况确定。法院认为,在本案中,秘鲁政府在面对黄海勇的引渡请求时,有义务保障《美洲人权公约》第4(生命权)和第5(人身安全权利)中指出的权利,以及与第1条第1款有关的权利,加上《美洲地区预防和惩治酷刑公约》第13条规定的不遣返原则。这可以从联合国普遍性人权机制和欧洲区域性人权机制的法理与案例中获得支持(判决第125131135段、143)

  原告方声称的是一种可能发生的风险。法院认为,由于《美洲人权公约》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权的国际保护,因此,应当允许在发生侵权之前对这种案例进行分析。因此,需要法院对相关人员被引渡后发生这些伤害的可能性做出论断。在这个意义上,由于尚未完成引渡,法院应当有条件地审查秘鲁政府的责任,从而确定,如果被引渡,是否将侵犯所谓的受害人的生命权和人身安全权利(判决第142)

  ()法院对涉及引渡的死刑风险的判断

  美洲人权法院指出,原告方代表对请求国违反程序风险的主张主要指的是所谓的严刑逼供和缺少《美洲人权公约》所要求的保护,甚至最终导致强制执行死刑。因此,法院在与酷刑以及残忍、非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风险相关的问题上审查了所辩称的风险,以及所辩称的强制执行死刑的风险,如有必要,将针对请求国可能出现的公然拒绝司法的情况进行相应的考量(判决第136)

  法院认为,在分析黄海勇在请求国可能面临的风险时,应该考虑并评估目前可用的所有信息,包括在秘鲁最高法院二审之后中国立法的进展情况,以及在秘鲁宪法法庭作出判决之后中国提交的外交担保。要考虑终审判决时存在的危险情况,如有必要,还应当分析所声称的侵犯司法保护权的情况(判决第141154)

  黄海勇被通缉的罪行之一——普通货物走私罪,在其被羁押和被请求引渡时,按当时的中国刑法,是可以适用死刑的。但是201151日,同年2月颁布的中国《刑法修正案()》开始施行。根据专家证人赵秉志在庭审过程中的解释和德国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的司法报告,中国《刑法》第12条承认有利于当事人的刑事追溯原则。因此,请求引渡黄海勇的走私罪消除了判处死刑的可能(判决第147149)

  针对原告方所谓存在“秘密执行死刑的危险”,法院强调,美洲人权委员会和相关代表并没有对所谓的该项危险提供具体的信息。“一般来说,作为与请求国执行死刑相关的背景因素,委员会和代表指出,对执行死刑的数据和统计都不是公开的,据说是作为国家机密处理的,没有分类的数据指出被秘密执行死刑的人员的数量,对此,请求国自身也是确认了的。不过,本庭认为,根据该信息,不能推断出黄海勇先生如果被引渡到中国就可能面临真实的、可以预见的人身危险。”(判决第121153)正因为在中国普通货物走私罪按照法律不适用死刑,法院认为不论原告方提到的有关中国适用死刑的犯罪的报告以及适用死刑的犯罪数量,还是秘鲁方面强调的中国在这方面的进展或者改善,都是无效信息,或者与法院在本案中的评估要求不相符合(判决第154)

  ()法院对涉及引渡的酷刑风险的判断

  法院认为,在审查可能面临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或者自由权危险而适用不推回原则时,要确定的这种危险应当是真实的、可以预见的结果。因此,在程序义务上,秘鲁政府应当进行单独的审查,核实并评估。如果相关人员陈述可信、确凿或者能够证明可能面临的危险情况,就当遵守不遣返原则(判决第129155156)

  法院参考了联合国和欧洲区域人权机制的法理。在这方面,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已经采用了实际危险标准,即,结果是必然并且可以预见的结果;而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已经指出,危险必须是可以预见的、真实的和个人的。欧洲人权法院也已经表达了该标准,并且指出,应当有根据地提供理由,从而确信的确存在违反酷刑与残忍对待禁令的真实的危险。法院同意这些标准,并且认为,“为了确定是否存在残忍对待的危险,应当审查将申请人遣返至接收国后可以预见的后果,同时,考虑该国的整体情况,以及申请人的个人情况”(判决第157160)

  在审查所辩称的在请求国的危险时,法院应当审查认为存在所辩称的危险国家的情况,并且将提交的信息与《美洲人权公约》规定的标准进行对比,不过,法院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对请求国国家情况的判定,也不意味着确定请求国的相关责任(判决第169)

  判决认为,在审查被引渡人在目的国可能面临的危险情况时,引渡考虑该国的实际情况,而不仅仅是官方报告的情况,而仅仅批准条约并不能确保不会遭受酷刑。同时,虽然国内存在一些确保人权或禁止酷刑和其他非残忍、非人道或有辱人格折磨的标准,但这不足以确保实现适当的保护,防止有悖于《公约》的情况发生。另外,法院指出,在分析目的国可能存在的危险情况时,仅仅参考该国整体的人权状况是不够的,需要证明被引渡人的特殊情况(在这些情况下其将面临真实的、可以预见的个人危险,并且在被引渡后遭受酷刑或残忍、非人道或有辱人格折磨的危险),例如,隶属于一个受迫害组织、请求国之前存在酷刑或残忍折磨的先例、导致请求引渡的罪行等一些目的国的特殊情况(判决第172173)

  法院引用了欧洲人权法院的判词:“仅仅参考某个国家人权情况的整体情况,不能找到驳回引渡的依据。如果法庭可以使用的资料介绍了整体情况,一个特殊案例中的申请人的具体主张,应当参考能够证明其害怕受到残忍对待的个人情况,用其他证据来佐证。仅在一些最极端的案例中,法庭不需要这些个人情况的证据;在这些案例中,目的国整体的暴力情况的强度,会使遣返至该国的人毫无疑问地面临违反(《欧洲人权公约》)3条规定的实际的危险。”③

  法院注意到,在引渡程序的卷宗中有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新闻和报告,指出并收集了中国违反酷刑和其他残忍、非人道或有辱人格对待禁令的做法(判决第161)。法院还认为,在审查一个人在引渡目的地国的管辖范围内可能面临的人权危险时,可以使用国内来源的报告,也可以使用国际组织或者非政府组织的报告(判决第171)

  在本案中,对于可能存在的酷刑或残忍、非人道或有辱人格折磨的危险,美洲人权委员会和代表辩称,不同的国际组织和代表(如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和前联合国酷刑或其他残忍、非人道或有辱人格折磨问题报告专员曼弗雷德·诺瓦克)以及非政府组织(如“国际大赦”组织和“人权观察”组织等)已经表达了对酷刑相关法规缺陷的关注,并且对刑讯逼供、中国的羁押情况以及缺乏对酷刑责任人的调查、起诉和处罚情况持续进行了指控。但是,法院认为,委员会和代表所依据的信息指的是中国整体的人权情况。根据这些情况,不足以认为黄海勇将面临违反酷刑或其他残忍、非人道或有辱人格虐待的真实的、可预见的个人危险。代表和委员会均没有提供辩词、证据或依据来证明,这种整体情况将根据黄海勇的特殊情况对其带来个体和具体的人身危险。代表提到的有关所谓被指控犯有恐怖主义罪行的人员、人权捍卫者、政治犯以及维吾尔族人员的人权情况,与黄海勇先生一案没有丝毫关系(判决第175176)

  同时,法院确认,2014年中国方面提供的最新的防止酷刑危险的外交担保是“令人满意的”(判决第177-186)

  综上,法院判定:目前,请求引渡黄海勇的走私普通货物犯罪不存在依法适用死刑的可能;另外,没有证据证明引渡黄海勇将使其面临违反酷刑或其他残忍、非人道或有辱人格虐待禁令的真正的、可以预见的人身危险。因此,法院的结论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引渡黄海勇,秘鲁政府没有违反《美洲人权公约》与其第1.1条有关的第4条和第5条载明的确保其生命权和人身安全权利的义务,也没有违反《美洲地区预防和惩治酷刑公约》第13条第4款规定的不遣返义务(判决第187188)

  ()法院确定本案可以使用的证据

  美洲人权法院注意到关于证据材料的时间要求。它认同欧洲的司法机构在引渡问题上惯用的法理,即为了确定一个国家的责任,应当对被请求国在引渡时可以了解或应当了解的信息进行分析,如果没有发生引渡,则应当对欧洲司法机构进行审查之时可用的信息进行分析(判决第140141)

  当后发生的证据与更早出现的事实材料所显示的事实有不同或者有差异的时候,显然应该以后面产生的证据为准。本案中原告方无视中国法治与人权进步的具体事实,提供的证据或者不具有相关性,或者不符合法院审理案件当时的中国法治与人权的状况。在这里,时间因素是考量证据的重要方面。

  本案中,秘鲁政府对美洲人权委员会使用的、作为所谓的请求国人权的危险情况依据的某些信息提出了异议。具体指出“委员会引用的某些人权机构以及联合国某些专题报告员发现的情况,都是多年以前的情况,不能反映今天的现实”。在确定中国的相关情况时,法院判定,它应当考虑秘鲁政府的这项意见(判决第170)

  本案的审理因为当事方声称的是可能面临的侵犯人权的风险,举证时以人证为主。法院在判决中专门列明,“法院还收到了声称的受害人黄海勇以及证人Kin Mui ChanHe Long Huang在公证人面前作出的声明(证明),以及Carmen Wurst de LandázuriBen SaulGeoff Gilbert、柳华文和Jean Carlo Mejía Azuero作为专家的意见。对于听证会期间获得的证据,法院听取了专家赵秉志、孙昂和Víctor Oscar Shiyin García Toma的意见。”(判决第37)

  法院在多处提到了秘鲁政府推荐并获得法院认可的专家证人的证言。赵秉志教授关于中国刑法的证言为法院认定(判决第147-149段,注199201202203207)。柳华文研究员的证言也获得关注。比如,法院在判决正文中提到:“秘鲁政府在卷宗中提供了专家柳华文的意见,强调了在维护酷刑与其他残忍、非人道或有辱人格虐待的禁令,以及排除严刑逼供方面的改善情况,或是新的控制、通报和监管情况,以及在中国羁押人员受到的待遇情况。”(判决第175)判决在注释中专门提到:“上述专家强调,《刑法》、《刑事诉讼法》和《人民警察法》明文禁止酷刑和虐待,新《刑事诉讼法》已经明确了排除非法获得证据(例如,通过酷刑或其他暴力行为和威胁获得证据)的法规。另外证言称,有多项标准明确了调查对羁押人员非法取证或严刑逼供以及体罚应当遵循的步骤,如《刑事诉讼法》、《行政监察法》、《人民警察、公安机关纪检委员会管理法》和《人民检察官法》。另外澄清说,有快速通信途径可以指控或投诉酷刑或虐待,如调查和审讯过程使用录音和录像方法,经常对羁押人员进行体检,也强调了为了防止酷刑而正在推动使用的方案。”(判决第233)

  又比如,法院在判决中提到:“委员会表示,没有司法机制来执行上述担保。不过,法院注意到专家孙昂的意见,他说,根据中国《引渡法》第50条,‘在中国外交部提供外交担保之后,这些担保对中国所有司法机构都是有效力的’。法庭认为,在本案的特殊情况下,担保以及提供的监测方法是充分的。”(判决第186)

  判决中较少使用大量文字引用专家意见,中国专家证言获得引用,并且有肯定的判定。这说明,此次中国专家证人参与诉讼是非常成功和有效的。

  四、案例意义与价值

  ()本案是美洲人权法院引渡第一案

  判决承认,本案是美洲法院在引渡程序框架内对《公约》成员国义务进行第一次宣判。对此,秘鲁政府对“引渡”作狭义理解,反对首开先河地应用到驱逐出境、避难或驱逐的案例中。但是,法院不同意这一意见,而是作了扩张的解读。法院指出,保障生命权与人身安全权利的义务,以及面对酷刑和其他形式的残忍、非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对待的危险,或是生命权危险时的不遣返原则,“适用于将一名人员遣返至另一国的所有方式,包括引渡”(判决第130)

  该案被称为第一案,可以说它在美洲人权法界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而且,因为本案在审理和判决过程中,相当程度上参考了联合国人权条约机构处理相关申诉的个案和欧洲人权法院受理相关案件的法理,所以本身在实质上并非全然地创新;更为准确地说,它是处理相关引渡、遣返案件与人权保障关系时当下国际法法理的最新总结与体现。

  ()本案对其他国际人权司法机构的影响

  美洲人权法院认为,应当考虑欧洲区域性的国际法院相关问题广泛采用的法理,以及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框架下人权事务委员会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非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框架下禁止酷刑委员会的观点和决定(判决第131)。法院的态度如此明确,表明了虽然从法律上说,美洲、欧洲和非洲等区域性人权机构和组织互不隶属,它们与联合国等普遍性国际组织的人权机制在法律上各自独立,但是作为人权国际保护的权威和专业机构,它们在国际人权法的法理上具有相通性、一致性。至少,客观上,这些机构和机制在努力追求和保持一种整体性和统一性。黄海勇诉秘鲁案体现了这一点。

  美洲人权法院在黄海勇诉秘鲁案的判决中大量引用了欧洲人权法院的案例的判决及其推理逻辑和观点,也引用了联合国人权条约机构的推理逻辑和观点,体现国际法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的特点和趋势[12]。实际上,这反映的正是美洲人权法院近年来工作的一个特点。它一贯引用自己的先例,同时也常常提及其他人权机构的调查和决定,其中包括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特别报告员、禁止酷刑委员会以及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法[7]216。法院曾引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2款和第3款来支持它的这种作法,并将其解释为需要考虑相关的整个国际制度[13]。它也曾指出:“总体来看,当代人权条约,特别是《美洲人权公约》,都不是传统类型的那种为了缔约国之间的利益而实现对待交换的多边条约。”[14]

  反过来,美洲人权法院在本案的判决,也必将对其他区域性国际人权司法机构和人权机制的工作产生相互借鉴和影响的作用。这种借鉴和影响,并非严格的法律义务,从形式上说,不存在有法律根据的法律效力,而是理论和参考意义上的辅助渊源,应该说是实质上的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本案对国内司法机构处理人权问题的影响

  黄海勇在美洲人权法院判决之后,在秘鲁国内做了最后一次努力,再次将案件诉至秘鲁宪法法院。但是美洲人权法院的判决对作为《美洲人权公约》的缔约国以及接受法院管辖权的秘鲁的国内司法机构来说,具有重要的影响;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包括秘鲁在内的相关国家拒绝履行法院判决的情形是罕见的[11]853-8552016523日,秘鲁宪法法院重审此案后最终判定,秘鲁政府可以引渡黄海勇回中国[15]。这最终扫除了引渡黄海勇回中国的法律障碍,也是秘鲁通过完成国内法律程序,作为缔约国实施美洲人权法院判决的重要行动。

  本案的判决是终局性的裁决,对当事人和当事国家来说具有法律约束力,对于美洲人权委员会和接受美洲人权法院管辖的国家来说同样具有重要的法律效力。美洲人权法院对于美洲国家国内立法、司法的影响越来越大,甚至在特殊情况下,有人以《美洲人权公约》为根据在国内进行诉讼[11]941。对于这些国家以外国家的效力,主要是基于人权法宗旨与原则以及相关法理的统一性而产生的参考与参照的意义。

  相关事项并不复杂,因此目标和宗旨既定的情况下,处理问题的关键在于运用同样的法理和逻辑推理标准,对具体国家和具体个案进行适用和判断。

  不能说再遇有类似事实的案件,都可以做出引渡或者遣返不违反相关国家批准、加入的国际人权条约产生的保障人权的义务,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相关的判断必须考虑适用较为统一的法理和逻辑标准。

  而且,对于同一个国家来说,在没有明确、可信的相反的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不应该做出相反或者明显不同的判断。

  ()本案对于国际社会的影响和启示

  在国际社会,原则上,人权的国际保护已经成为法律和实践两方面的现实。但是,如何具体地开展国际间的人权交流与合作,特别是开展具体的行动,是不无争议的,也远远谈不上成熟或者发达。在欧洲、美洲的区域性人权机制下,人权的国际关注和司法干预走得相对较远,也较为典型。

  更为经常的,我们看到,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自设话语权,定期发布他国的人权国别报告,对他国的人权保障一般和专门领域的状况品头论足。一些西方非政府组织,如“大赦国际”、“人权观察”等,同样是自诩人权卫士,通过公开发布报告的形式批评包括大量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的人权状况。

  目前的国际社会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界本身也是当下国际社会治理的现实边界。在全球化的今天,各国之间无疑会发生更频繁和深刻的互动,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沟通、交流、了解和信任。如何判断这其中的人权因素,考虑到何种程度才是客观、公正、正常、正确的?国际司法协助、引渡与遣返中的人权因素和问题就典型地反映了这种需求。

  本案中美洲人权法院的法官们在判决中较为严格地遵守了当下国际法、包括国际人权法的相关法理,审慎、客观地评估各种证据材料和各方主张,体现了较强的专业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判决中提及了国际组织及其特别报告员、一些非政府组织对中国反酷刑状况的批评,提到了原告方提出的发生在中国国内的一些所谓的严重侵犯人权的个案,但是法院坚守严格的法律逻辑,认真评估相关材料与本案的真实关系。这并不容易。任何时候,法律推理都不应该简单地感情用事,更不能带着偏见和歧视性的态度来判断。法院没有给予这些批评和个案多少权重,体现他们冷静的头脑和在国际司法程序上的慎重。

  中国作为发展中人口大国,近年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迅速,法治和人权事业不断取得进步。这也是美洲人权法院判决原告方相关主张无效的重要基础。这也可以对那些不分青红皂白、一味诋毁和抹黑中国的外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形成一种启示:应对中国怀有善意,尊重事实,至少不能将政治对抗和法律以外的因素带入司法程序。

  五、结论和建议

  在联合国层面,受理酷刑申诉的场合除了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及其议定书的条约机构禁止酷刑委员会之外,还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条约机构人权事务委员会等[16]223。中国已经签署但是尚未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国虽然批准了《禁止酷刑公约》,但是没有接受有关个人申诉的程序。基于中国关于人权条约的一贯立场,联合国的条约机构不能受理来自中国国内的个人申诉案件。

  但是,当中国公民因为腐败等犯罪行为逃至国外,却可以因为所在国是相关国际人权公约的缔约国并且接受有关条约机构或者区域性人权司法机构的管辖权,提起反对遣返或者引渡的个人人权申诉或者诉讼。

  这种申诉或者诉讼本身在宗旨上是为了更好地通过个案保障人权,但是实际上却容易被滥用,当作拖延和阻挠遣返或者引渡的法律手段。加上当事人利用所在国国内司法程序所做的拖延和阻挠,极大地增加了中国境外追逃的时间、物力和人力成本。即使中国和相关国家之间在外交等政治领域取得较强的互信,比如黄海勇案所涉及的秘鲁——两国外交关系良好并且已经签订引渡条约多年,法律领域的诉累仍然可能是程度惊人的耗时、耗力。

  因此,客观上,必须重视境外追逃、遣返引渡工作中的人权因素,逐渐提升中国国内相关工作的应对经验和水平。随着中国国内法治和人权事业的进步,应该更好地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并努力让国际社会包括相关国家的行政和司法部门了解和信任中国的法治与人权保障水平,为境外追逃创造更为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中国境外追逃追赃工作是反腐工作中的重要环节和内容,需要在案例积累的基础上,不断总结和推进[17]。黄海勇诉秘鲁案典型地反映了境外追逃特别是遣返、引渡工作中遇到的人权因素。美洲人权法院的司法判决反映了国际人权法在相关领域的法理发展,更表现出该区域性人权司法机构相关的权威性和专业性。我们参与诉讼的成功经验值得总结,其案例价值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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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08日 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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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界对拉丁美洲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