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问题研究 理论研究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困境、进展与前景

胡小文

2017年12月01日 12:00

刘丰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7年第20171期

   无论是在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领域,理论往往被视为知识体系最为核心的内容。许多研究者穷其一生,致力于构建和捍卫一套逻辑严密、事实清楚的理论体系,以诠释那些被认为是重要的现象、事件和行为。在任何一个社会科学学科领域,理论创新在知识生产中都占据首屈一指的地位,理论家的工作备受关注和推崇。然而,近年来一种国际关系理论衰落的论调在学界颇为流行,诸如“主义无用”、“理论终结”的讨论颇为引人关注。然而,唱衰理论的观点对于认识理论的价值而言明显有失偏颇,因为我们在认识国际关系现实时,仍然高度依赖已有的理论、概念和知识。不可否认,一些好的理论抓住了国际政治中某些具有本质性的特征和因素,展现了跨越时空的穿透力,因而流传经久且被人们广为运用,成为国际关系学科最主要的知识积淀。

   在国际关系的现实世界里,各种新的现象和问题仍在产生和发展,对以往支配性的理论视角和思维模式构成或大或小的挑战。面对国际体系正在发生的调整、大国竞争态势的变化以及诸多全球性挑战,我们需要更加完善的理论工具和思维模式,而不是简单地否定理论的价值,或是完全抛弃既有的理论。因此,一种对待理论的理性态度应该是对现有理论中有价值的部分加以发展和延伸,以便涵盖这些理论初创时并未关照到的新现象和新事实,创造出更具解释力和启发性的理论模型。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放缓是事实,与人们对理论的期待有所脱节。但是,如何从学术发展规律的角度认识这种状态,在现有努力的基础上为今后的理论创新奠定更坚实的基础,更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国际关系理论的终结?

   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国际关系的理论创新显得乏善可陈。从学术发展周期来看,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似乎处在一个波谷阶段,“范式间辩论”不再流行,重大理论鲜有突破的迹象。这种状况在国际学界引发了一场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的地位和学科发展方向的讨论,甚至有学者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存在价值提出了质疑。通过梳理主流国际关系期刊的专题研讨和相关论文,我们可以发现三种代表性的论断以及由此引发的争论。

   一是“主义”无用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是当今理论界占据主导的三大流派,在教学和研究中也成为三个固化的阵营。①2011年,戴维·莱克发表《“主义”为何有害?》一文,对国际关系学界以“主义”为阵营的不同派别以及在认识论上存在根深蒂固分野的状况提出批评,认为这种状况对于知识增长而言是有害的。莱克主张,我们应该打破主义的藩篱,以利益、互动和制度三个核心概念重新界定国际关系,同时在认识论上走向综合和互补。②

   二是国际关系理论终结论。2014年,《欧洲国际关系》期刊组织了一场题为“国际关系理论是否终结”的专题讨论,蒂姆·邓恩等三位主编指出,目前国际关系学界的理论论战趋于沉寂,对“主义”的热情日渐下降,大多数学者从事着理论检验而非理论创造的工作。③对于这种学术生态,参与讨论的学者存在明显的意见分化,有学者认为不再以“主义”为中心是学术界走向成熟的表现。④但也有学者对这种状况表示担忧,强调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目标仍然是贡献“大理论”、产生“大思想”,而不是进行琐碎的假设检验。⑤“理论终结论”显然过于极端,正如下文将要论述的,今天仍有许多学者在从事构建理论的活动,当然,这种论调的出现也反映出一部分理论评论者对现状的焦虑和不满情绪。

   三是国际关系学科衰落论。持这种观点的论者认为,国际关系研究存在着偏离现实、难以为政策提供指导的问题,导致这个学科不被重视,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都在下降。⑥在学术界,理论与政策之间的鸿沟是一个广受关注的话题,争论由来已久。对于理论与政策的关系,国际关系学者大体上存在三种不同的立场。批评者认为,理论偏离现实和政策,国际关系研究越来越脱离现实世界,理论产生不了有价值的政策。⑦辩护者却主张,二者的分离是合理的,理论家迎合政策反而会损害理论的纯正性和解释力。⑧调和派则强调,二者之间的分歧被夸大了,理论能够与政策相容,决策者的政策考量自觉或不自觉地依赖理论,而政策也会为理论提供素材。⑨有学者对数百名曾负责美国国家安全决策与执行的高级官员进行调查后发现,国际关系理论对这些官员是有影响的,但仅局限于一小部分理论。⑩

   上述三种观点既涉及对学科发展现状的讨论,也有对现状背后深层原因的探究。这三种观点侧重点不同,但都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反映现实世界,打破几大主义的分野,只是对于如何进行理论综合或者加强政策相关性研究,学者们并未取得多少共识。实际上,尽管认为“主义”无用,但戴维·莱克本人的研究似乎也未能完全摒弃自身的理论立场。亨利·诺在评论莱克时直言,莱克的主张暗含着明显的自由主义理论倾向,偏爱能动性甚于结构、利益甚于认同、互动甚于主权、制度甚于无政府。(11)莱克提出国际关系的等级理论以非正式契约和关系性权威作为核心支撑,自由主义立场也十分鲜明。就此而言,那种认为主义已经没有用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我们阅读大多数学者的论著,都会发现其中明显的理论底蕴和方法论取向。笔者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创新趋缓是事实,理论衰落或终结却是一种错误认知。那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理论创新为何趋缓?这是一种正常现象还是反常现象?

   二、理论创新为何放缓?

   从知识社会学角度来看,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是外在动力和内在动力双重作用下的结果。具体到国际关系学科,外在动力主要是国际政治现实的变迁、来自政府和其他机构的需求和资源投入以及技术的发展,内在动力主要来自知识共同体内部,包括学科化和专业化的需求、对其他学科知识体系的引进和借鉴、理论之间和理论内部的争论等。(12)根据这两个维度上的要素来观察,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看似趋缓是由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导致的。

   第一,现实世界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难以为知识增长提供足够空间。理论不是单纯的思想创造,归根到底是对我们所面对的现实世界的反映,是对那些重要社会现象和行为的描述、解释和预测。因此,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是国际政治现实中出现的新事实、新现象,而动力则是原有理论和知识在回应这些事实和现象时面临的困境。人们误以为当代国际政治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能够为理论创新提供足够多的现实素材和坚实的实践基础。然而,在冷战终结之后的二十多年里,现实世界并未出现重大的颠覆性事件。由此,理论构建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实世界中旧有的趋势和模式。

   今天,国际政治中有影响的要素和力量主要是由冷战终结这一结构性变化所释放的,而现有的矛盾和冲突也是如此。冷战结束后,许多个体性要素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活跃,确实提升了国际关系的丰富性,打破了传统上较为单调的以国家为中心、军事安全为中心的国际关系议程,尤其是让诸多国内政治和社会性因素更受关注。冷战终结所释放的影响持续至今,许多在我们这个时代被认为新鲜的现象,其实只是延续和发展了旧的趋势。全球化的扩展、相互依赖的加深、互联网的兴起通常被认为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但是这些要素已经持续几十年,它们的影响已经被各种既有的社会科学理论所揭示。2001年的“9·11”事件以及2008-2009年从西方世界内部爆发的大规模金融危机的确是国际政治中的巨大冲击,不过,这些事件很难与国际结构的根本性变化相提并论。“9·11”事件之后,恐怖主义、反恐战争重塑了部分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但恐怖主义始终是一种弱者的武器,并未改变国际政治的延续性。某些变化的确在发生,但它们的方向并不明确,也很难在一个较长时期里支撑足够的理论创造。比如,中国崛起能否重塑一种新的国际关系?逆全球化浪潮是否会扭转全球化的支持力量?欧洲是否会走向分裂?宗教和族群的冲突是否会改变国际政治的面貌?这些问题还都在发展之中,一时无法从理论上获得答案。如果从一个较长历史时段观察,我们会发现国际政治的延续性超过了人们对变迁性的预期。

   与此同时,新的现象和事物只有表现出经常性和系统性的特征之后,才能从理论上加以概括和反映。由此,我们也要避免那种用现实世界中某个突发现象来检验(特别是否定)理论解释力的思维模式。复杂多样的社会现象决定了我们对其进行解析的视角绝不是单一的,而科学理论的目的又要求我们在社会现象中寻求规律性、统一性的知识,二者结合在一起,既产生了社会科学各个学科间的分工,也带来了某个学科内部不同理论视角之间的区隔。因此,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与理论的简约性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紧张和矛盾,也决定了所有理论都只能反映现实世界的某个局部,或者只涵盖某一类现象、事件和行为,或者只是揭示了这些现象背后的某一种驱动因素。这也意味着,每一种理论都必须限定其适用范围,其解释效力也只能在这一范围之内加以检验。那种动辄用某个突发性国际现象来否定国际关系理论或者以一场经济危机爆发来否定经济学理论的做法,既犯了卡尔·波普尔意义上的“判决性实验”的错误,也误解了社会科学理论的目的。正如肯尼思·沃尔兹所指出的,“只有当不同的对象与过程、行动与事件、行为与互动构成一个就其本身而言能够加以研究的领域时,理论建构才成为可能……理论将一个领域从所有其他领域中分离出来,为的是从学术上对其加以研究。分离一个领域,是建立一种解释其内部运行的理论的前提条件。”(13)概言之,只有当新的现象和事物落入某种理论的范围之内,对它进行研究才能达到增进知识生产的目的。

   第二,理论创造本身需要较长周期,有生命力的新理论推出趋于缓慢是正常状态,而且原有理论的发展压缩了新理论的空间,使得理论创新只会更加困难。那种认为新理论可以轻而易举涌现的观点明显犯了短视的错误。在任何一个学科,理论创造都并非易事,各种新理论竞相登场的局面在知识共同体中并不常见,即便出现也难以持久。在国际关系学科中,大的理论进展通常需要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如果我们接受“范式间辩论”的学科史叙事,那么在国际关系成为独立学科的近一个世纪里,也只不过经历了四五场大辩论,每一场辩论涵盖二三十年的时间周期。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可能是国际关系理论史上少有的密集发展的时期。(14)这一时期涌现的理论包括:1977年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系统阐述的相互依赖理论;肯尼思·沃尔兹在1979年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开创的结构现实主义;1981年,罗伯特·吉尔平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一书中提出了霸权更替理论;而“民主和平论”以迈克尔·多伊尔在1983年《美国政治学评论》的两篇连载文章为代表;1984年罗伯特·基欧汉的《霸权之后》奠定了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议程。直至今天,这些理论仍然在这个学科占据重要地位。但是,从理论发展谱系来看,理论如此高产的时期是例外而非常态,如果考察各个流派内部的理论更新,我们会发现经历的时间更长。从汉斯·摩根索到肯尼思·沃尔兹和罗伯特·吉尔平,再到米尔斯海默,他们代表性论著的出版横跨了几十年。

   与科学发明和技术革新等创造性活动相似,构建理论并不是一项高投入、高回报的工作,相反,知识生产也会呈现边际效益递减的态势。在某个阶段,时间和资源的投入会带来较为丰厚的回报,产生一些新的理论发现。但随着时间流逝,理论创新会变得越来越难,即使加大投入也不会产生多少回报,由此,理论创造很难跟得上现代社会的快节奏,契合普通大众的期待。正所谓“板凳要坐十年冷”、“梅花香自苦寒来”,这其实是一个简单而易见的道理,但往往又被忽视。

   第三,从事理论构建本身是少数人的工作,在越来越多的从业者挤入这个学科的情况下,这部分人更显稀少。理论创造的工作看似位于学术分工体系的顶端,但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少之又少,而且常常需要耗费比一般性研究工作更长的时间。学术界从来都不乏新概念和新理论的制造者。但是,那种生硬创造的理论并不具有太大的学术影响力,也不会为知识共同体广泛认可和接受。根据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的理论,一项具有生命力的核心理论在提出后,会吸引许多学者围绕这一理论展开研究,为这一理论增加保护带,从而形成一个系统的研究纲领。(15)由于后来者的大量使用和维护,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规范建构主义等理论都发展成为有影响力的研究纲领。少部分人创造理论,更多的人使用理论,这反映了知识生产的分工原则。根据研究的性质,与理论有关的研究工作可分为构建理论、应用理论和评论理论三种。其中,第一条路径是原创性最高的工作,旨在从社会现象中发掘新的规律和模式,并通过适当的概念化和理论化,发展出新的理论,或者至少借鉴和改造既有理论。第二条路径基本上是经验导向的,是为了运用已有的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尽管这种研究工作不会创造新理论,但可以将已有理论的逻辑进行延伸,在经验上拓展其适用范围。第三条路径是专门对已有理论进行梳理、评介和批评。以从业者数量而论,无论在哪个学科领域,看似处于学术分工体系金字塔的顶端,但构建新理论的学者从来都是凤毛麟角,大部分人从事的是第二类和第三类工作。就理论评论工作而言,如同音乐和文学评论一般,严肃的理论评论和批判工作可以帮助理论的改进和完善,但评论者较少从事真正的理论研究和创造工作。评判别人的理论好不好是一件易事,但理论构建不是喊口号,需要扎实而具体的工作。

   第四,“大辩论”的学科史叙事误导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路径和演进模式。作为一种支配性的学科史叙述方式,“大辩论”让人们误以为国际关系理论会不断推陈出新。各个理论从提出到发展、从兴盛到衰落,彼此之间展开论辩与竞争,这一脉络构成了理解学科史的重要线索,不过,明确地以“大辩论”的方式来书写学科史的社会科学学科并不多见,而国际关系学科的历史谱系就被概括为一次次理论之间的重大论战。(16)近年来,已经有一些学者对国际关系学科史的叙事进行了批判,尤其是将第一次大辩论解构为一场并未发生的辩论,已经表明了这种叙事方式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正是“大辩论”的学科书写方式让人们错误地期待又一场理论论战将会出现。从逻辑上看,如果这种学科叙事是合理的,而且应该继续得到遵循,那么就会有第五次、第六次甚至更多的大辩论,但是,对又一场大辩论的期待本身就有问题,因为理论创新和发展的动力不是来自外在的辩论,而是经验事实的出现以及理论内部对新事实的回应。在这个意义上,学科发展不是库恩式的范式革命,相反,拉卡托斯关于研究纲领内部不断扩展和完善的论述更符合学科发展的面貌。这也意味着,国际关系理论史需要有更好的替代性写作方式,不过这个问题超出了本文探讨的范畴。

   托马斯·库恩关于科学革命的结构的论述是否适用于描述社会科学尤其是国际关系领域的理论进展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如果借用他的概念来对这个领域做大致的描绘,我们大体可以说今天处在一个常规科学阶段,而非科学革命阶段。在这个时期,几个支配性范式并没有遭遇根本性挑战,至少没有一个更具竞争力和吸引力的替代性范式出现。这一状况令人沮丧,但有其合理性。一方面,范式转移由重大国际关系事件所驱动,尽管国际关系面临不少新的挑战和问题,但整个国际体系并未受到重大冲击,或者说,这些冲击并未超出既有范式的视野和解释范畴。另一方面,理论突破受制于学术生产规律,经历了20世纪几十年的突飞猛进后,理论突破的空间已经被大大压缩,新理论的产出变得愈发困难而艰巨。

   三、常规科学阶段的理论努力

   其实,考察当今国际关系学界的理论研究,现状并不完全像“理论终结论”所描述的那样一潭死水。通过梳理,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种理论研究的典型路径。

   ()寻求地方性知识

   人们普遍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由美国和西方所主导,反映了一种知识上的霸权。由此,在全球其他地区的知识界,寻求非美国或非西方理论就成为一种潮流。发掘地方性知识的努力首先出现在欧洲,尤其是以英国学派和哥本哈根学派为代表。这种趋势也出现在亚洲、非洲和拉美等其他地区。当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界引入国际关系理论时,就已经有了关于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或者中国学派的探讨,近年来,这种趋势变得愈发流行。

   在这种地方性知识的探寻中,有两个典型趋势。一个趋势是介绍美国和欧洲以外地区的国际关系研究现状,探究这些地区为何没有产生系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如何通过挖掘这些地区的思想传统和经验事实来构建系统性理论。国际学术界出版了多项著作和专题探讨,比如阿米塔夫·阿查亚和巴里·布赞召集一些亚洲学者探讨了亚洲主要国家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状况,阿琳·蒂克纳和奥利·韦弗主编的著作则考察了全球各个地区和主要国家的国际关系研究。(17)第二个趋势是把非西方体系的经验作为一种新的经验类型,或者原本存在但受到忽视的经验,用来进行理论检验和修正,或者拓展现有的理论。在时间和空间上,一些研究突破了以欧洲和西方为中心的民族国家体系的经验,拓宽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范畴,把古代类国家实体之间互动的案例引进来,比如,从不同地区、国家的经验中考察均势政治、联盟政治的适用性。(18)

   在诸后发展地区中,亚洲各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参与更为突出,因此,亚洲特别是东亚的思想传统和历史经验对构建新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启发意义,引起了国际关系学界的更多关注,在这方面,海外中国问题专家和部分中国学者的努力尤为突出。有的学者侧重于对中国历史经验的发掘,比如用春秋战国的历史来修正均势理论,(19)或者用朝贡体系的经验来研究等级体系或不对称关系。早在2003年,康灿雄就强调东亚历史体系与欧洲国际体系的差异性,呼吁用新的分析框架而非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来看待东亚的历史经验。(20)此后,从国际关系理论视角探讨东亚古代朝贡体系成为一项重要的研究议程,康灿雄、张锋和布兰特利·沃马克等人都依据这些经验发展出系统性的理论论断。(21)另一些学者则将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引入到理论构建中,秦亚青的“关系理论”和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最具代表性。秦亚青在发展建构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引入了中国文化中的“关系”(relationality)概念,与西方文化中的“理性”概念形成对照。他认为,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影响到东西方在全球治理模式上的差异,中国从中庸文化发展出“关系治理”的理念,而西方则强调“规则治理”。这种区分是对治理概念进行新的类型化的有益尝试,也为理解中国的外交政策行为提供了新的见解。(22)阎学通主要发掘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先秦时期荀子的思想,通过区分王道和霸道以及主张“仁、义、礼”等思想,构建了道义现实主义的理论。(23)

   在引入地方性知识的同时,还有一种值得关注的知识诉求,即打破美国和西方在知识生产中的霸权地位,推动国际关系学科的全球化,这种努力旨在弥合不同地区的国际关系发展存在的不平衡以及在知识分工链条上的位置不平等。在2014年国际研究协会的主席致辞中,阿米塔夫·阿查亚呼吁在世界历史的基础上,以多元主义的态度容纳不同地区的经验和不同理论的价值,从而建立一种全球国际关系学。(24)

   ()发展中层理论

   有关理论终结或停滞的论断只是将关注的视线聚焦于“大理论”、“大思想”的创造,由此忽视了国际关系学科中许多有意义的知识生产活动,尤其是中层理论的构建以及范式内部的争论。如果将视野放宽,我们会发现近些年国际关系理论界并非一潭死水,在一些具体议题领域,中层理论发展方兴未艾,理论的融合、借鉴与创造产生了不少有影响的理论模型和框架。比如,大卫·莱克挑战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无政府状态”假定,提出了“等级”理论,这是宏理论层次颇具特色的创新。莱克认为,国际关系的现实并不符合完全的无政府假定,某些国家之间存在着明确的等级关系,其中主导国提供安全保障和经济福利,而附属国愿意服从主导国的权威。(25)莱克的等级理论基于自由主义的契约理论和非正式权威的概念,在理论视角上有其局限性,但他的研究启发了不少后续的讨论,一些研究者试图提升等级概念的理论化程度,并且用不同历史情境和地区体系的经验来丰富关于等级的研究。(26)

   在分析国际争端、冲突和谈判中的国家行为时,“观众成本”理论近年来经常得到引用和讨论。(27)新古典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范式内部争论产生的突出成果。这一理论强调将体系要素与国内要素结合起来,发展出一种更具解释力的外交政策理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对外政策分析研究涌现出大量的新古典现实主义成果,其中包括多部具有影响力的专著。(28)新古典现实主义之所以吸引了许多追随者,产生了大量的应用性成果,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将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较好结合的分析框架,让研究者们能够在具体的历史案例和情景中探讨国家内部结构和过程如何影响领导人评估威胁、制定对策、动员社会资源以及执行战略选择。最近,几位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代表性学者试图将该理论发展成一种既能解释国际政治后果、也能解释外交政策行为的普遍性理论。(29)这项成果是否会引起更广泛的讨论,尤其是后续的经验研究,还有待观察。

   ()开展理论对话和综合

   理论对话有两个层面,一是发起一些共同的项目,不同流派的学者共同挖掘一些重要的、基本的概念,诸如单极(unipolarity)、地位(status)、威望(prestige)、国际秩序(order)、认同(identity)、合法性(legitimacy)、声誉(reputation),并就这些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概念和议题继续展开研讨,推出相关专题或专著。比如,约翰·伊肯伯里等人主持了一项关于单极体系的研究,邀请来自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不同理论流派的代表性学者对单极这种独特体系结构的后果及其对联盟、军事干涉、核扩散等国家行为的影响展开讨论。(30)与之类似,保罗等人召集了一批学者对“地位”这一概念及其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做了深入探讨,以反映新兴大国与主导大国以及彼此之间开展地位竞争的实践。(31)这类共同项目并不产生系统化的理论成果,而是为了展现不同理论在一些重大概念和经验问题上存在的分歧。不过,这种努力厘清了不同立场的理论家们在看待同一问题时的出发点和关注点,提供了比较这些理论的适用性和解释力的基础,也激发了后续的系统性理论研究。

   另一个层面是在理论的交叉地带寻找一些结合的空间,比如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交叉,彼得·卡赞斯坦的分析折中主义和戴维·莱克所倡导的利益、互动与制度三者结合的分析路径。交叉或者搭桥不仅仅是在理论之间,而且出现在一些传统上相互分离的概念之间,比如在不同分析层次或者在结构与施动者之间,形成多层次、跨层次理论。在分析路径上,彼得·卡赞斯坦等学者一直倡导以问题研究为导向、综合不同理论合理成分来解释国际关系现象的分析折中主义,近年来取得了一些广受关注的理论和实证成果。分析折中主义并不试图构建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而是强调在分析具体的经验现象时,选择性地将不同的理论倾向和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从而更好地反映社会现象的因果复杂性。(32)尽管这些理论路径的兴起不及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宏理论之间的论战那么令人瞩目,但却吸引了大批研究者围绕它们开展具体的经验研究,在不同层次上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

   ()跨学科借鉴

   国际关系中的许多概念和理论都来自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这种跨学科借鉴也是理论发展的重要路径。传统上,国际关系的知识来自于历史学、哲学和法学。在经历行为主义革命之后,不少国际关系理论,包括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都借鉴了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前景理论是行为经济学中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成果,它结合运用经济学和心理学,研究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规避损失和承受风险倾向对行为的影响,近年来不少学者从这种视角研究国家在战争和冲突中的行为。(33)一些学者还尝试从自然科学的不同学科中寻找理论和概念上的支持,近年来发表了不少相关的研究成果。比如,亚历山大·温特对物理学中量子理论的借鉴,兰德尔·施韦勒从热力学中借鉴“熵”这一概念来描述国际秩序从有序到失序的状态,以及唐世平对生物学进化论的借鉴和发展。(34)此外,一些年轻学者本身的学术训练就跨越多个学科,他们在方法上更加多元,技术上非常前卫,善于运用精湛的分析技术和研究方法。

   从上述几个方面来看,理论界并非了无生机,而是静水流深,不少学者一直在开展扎实而具体的理论工作。需要明确的是,理论的形成不像是戏曲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而是需要较长时间的沉寂和酝酿,对于研究者和观察者而言,多一些耐心,多做真正的、扎实的研究,理论的突破仍然可期。

   四、走向新的理论化

   国际关系理论或许正在经历一个沉闷期,在这个阶段,我们对理论创新不那么乐观,但也不必太悲观。理论创新是一项艰难的工作,不仅仅是简单地提出新概念、新框架,而是要满足逻辑自洽和经验有效性,还要为人们所认可和接受,可以相信,假以时日,某些理论一定会脱颖而出。在此,笔者试图阐述几项理论创新的原则。

   第一,区分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决策者和公众通常期待理论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面临的现实问题,提供行动指南,然而,理论可能无法很好地履行这项任务,这是因为,理论与政策基本上是两项不同性质的工作,二者在基本目标、时间尺度、价值关怀和评判标准等方面都大相径庭。尽管现实世界和社会实践将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但理论是知识导向的,而政策是行动导向的。理论旨在为我们认识复杂世界提供一个简化的框架,解释社会运行的基本逻辑和模式,任何理论都是对现实的高度抽象,但理论从来不能还原所有的现实,它只能从现实中抽取出局部、也是最重要的局部,呈现给大众,帮助人们找到理解复杂现实的门径。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种理论都有关注的焦点和范围。好的理论评判标准是解释力的强弱,能否用较少的要素帮助我们理解最重要的、最大范围的现实。相比之下,政策研究的评判标准在于能否帮助决策者解决紧迫的现实问题,实现其所设定的最优或次优目标。

   追求政策相关性或者提供直接的政策处方,对构建理论而言可能有害无益。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政策研究大多关注短期的应急性事态,而理论关注的是长时段的普遍性现象;二是政策研究服务于具体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从他们所处的位置、环境和目标来提供针对性的解决方案,这与科学理论尽可能保持客观和价值中立的原则相冲突;三是政策研究旨在按照某些人的意志改变和塑造现实,但理论提供的答案可能表明,现实难以受到个人意志的支配。

   理论与政策分离,并不意味着理论会脱离现实。相反,理论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实,但可能无法改变现实。好的理论会产生一定的政策启示,却难以给出具体的政策建议和行动方案。在现实中,理论家也会自觉不自觉地从理论中推导出一些政策建议,但这种建议与决策者的期待可能相去甚远。比如,肯尼思·沃尔兹基于对核威慑效用的研究,主张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越多越有助于维持国际体系的稳定,甚至主张伊朗拥核也不是坏事,这种建议显然与核不扩散的国际规范和美国决策者的政策偏好相悖。(35)

   面对这个时代的一些基本性问题,比如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或者地区层面出现的动荡和混乱,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些现象和问题的发生、演变和发展趋势,但可能无法帮助我们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大量关于危机和危机行为的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诸如朝鲜核危机等事态为何升级或降级,但都无法为主要大国的决策者应对和解决这一危机提供可操作的建议。反过来说,即使无法提供行动方案,如果理论有助于理解现实、积累知识和预判方向,那么它的价值也得到了实现。

   第二,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寻找平衡。理论化过程本身就意味着普遍化,而非特殊化,这是因为,构建理论意味着抽象出一套概念,而有意义的概念必然不是特指一个对象的概念。即使在经验上仅出现过一次,它也必定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概念,能够指涉尽可能广泛的经验现象。实际上,“知识的积累是通过从特殊到一般,再带着新的假设和更加完善的概念从一般回到特殊的运动过程来实现的”。(36)难以想象,一个好的理论仅依赖于某个国家的经验,也仅适用于某个孤例。在一个追求个性的时代,不少人热衷于发现差异,似乎一丁点差异就可以提升到理论的高度,殊不知,理论的目的是为了某一类现象存在的普遍性,即使某个国家在一段时间表现出特殊性,那它也应该是一个普遍性框架中的特殊取值。

   对于倡导引入中国理念和经验来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们而言,也存在着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立场差异。强调特殊性的学者认为,中国的经验本身是独特的,西方的概念和理论不能反映这种特殊性,因此有强调中国概念的必要性。相反,强调普遍性的学者认为,中国概念也反映出对普遍经验的概括,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存在共通性,因此能够被扩展到其他经验的分析之上。比如,秦亚青的关系理论强调了中国行为逻辑的特殊性,而阎学通则主张将中国的经验和理念进行普遍化,由此建立的理论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其他国家。

   正如有学者指出,中西差异在大多数时候不是某个概念是否仅适用于西方或仅适用于中国的问题,而是这个概念在不同时空背景下的取值差异。(37)以阎学通所论述的王霸思想为例,由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对王道和霸道的区分,霸权在中文语境下是一个贬义词,相反,霸权在西方话语中是一个中性词,而根据霸权的合法性高低可以区分为仁慈霸权和邪恶霸权,(38)由此,东西方关于霸权或权威的理论有充分的空间进行对话和融合。再以秦亚青的关系理论为例,在这个理论中,关系性是一个核心概念,与西方的理性概念相对。根据定义,它是指“任何社会人做出决定和采取行动的基本依据是关系,是依其此时此地所处的关系网络中的位置以及这一位置与关系网络中其他行为体的相对关系来判断情势和进行决策的”。(39)据此,我们可以发现,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其对外行为的驱动因素也包含关系性考量。举例来说,美国官方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明确区分了北约盟友、非北约重要盟友、一般盟友、安全伙伴以及友好国家等不同层次。(40)这表明,美国政府非常清楚国家间关系的亲疏远近,而这种亲疏关系不完全基于短期利益考虑。反过来,中国的对外行为也无法排除理性因素的作用,完全不去考虑成本与收益的行为是难以想象的。这也意味着,无论是理性(利益的算计和考量)还是关系性(关系网络和身份位置)都可能是影响个体行为的动因。在不同国家处理不同议题时,二者的权重及其效应会存在差异。由此,理性和关系性可以作为二元变量理论的核心,观察这两个变量(或要素)的组合如何描述和解释中国、美国和俄罗斯等大国的行为,形成一个更完整的、更普遍的国家行为理论。

   可见,从非西方的历史经验和思想传统中挖掘可供理论化的资源,的确是一条值得鼓励、有可能产生知识贡献的路径。但也需要注意,引入这些历史与思想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强调一个地区、国家、民族的特性,而是为了在某个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光谱中找到这个国家、民族和地区所在的位置,并且与其他对象形成参照,从而更好地理解为何它们的位置存在差异。好的理论之所以具有穿透力,通常在于它能够构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坐标系,超越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国家的独特经验,从更广阔的视角和有纵深的视野来揭示复杂现象背后的本质。

   第三,发掘多因性与条件性。不少学者都指出,由于国际政治现象的复杂性,每一种理论都有其价值,但同时也都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性。由此,正如上文所述,进行理论综合和采取折中主义路径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颇为流行的呼声。李少军就指出,“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之间不应该是一种类似‘零和’的关系,而应当是一种共存的互补关系,每一种理论都应有自己的地位和功用……在把理论应用于现实时,却应考虑采取综合的模式,即兼收并蓄,用不同的理论组合解决不同的问题”。(41)这种倡导理论综合的研究路径的确具有合理性和吸引力,因为大多数的社会关系和个体行为都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很难像自然科学那样通过受控实验来进行单因分析。为了更完整地理解社会现象,研究者们有必要从那些广为接受的理论中抽取合理的因素,进行多因分析。但也要注意,好的社会科学研究不能仅仅罗列可能的影响因素,而是要揭示几个不同要素如何形成一个有机的、缜密的因果链条,这些因素的效应又各自占据多少权重。

   随着分析理念和工具的提升,社会科学研究者对因果关系的认识也在发展,从过去研究两个或者少数变量之间的因果影响转向研究多个变量之间的因果机制,从而更好地反映社会现象之间的复杂联系。这意味着,我们不能简单地采取折中主义分析路径,只是将各个要素从不同理论中提取出来,拼凑在一起。为了构建出一个综合的、有机的解释路径,研究者必须揭示多项因素之间的因果机制(causal mechanism),挖掘理论命题成立的条件性(conditionality)。从因果机制的角度厘清因果关系,是为了揭示从原因到结果之间的过程和路径,把握不同驱动要素在具体情景下的组合方式。(42)

   举例来说,现实主义内部长期存在着两个分支:假定国家追求安全最大化的防御性现实主义和假定国家追求权力最大化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然而,从经验层次考察,国家追求多少权力会影响到安全的实现,即权力大小和安全程度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围绕制度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制度究竟起多大作用的争论,对于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而言也是如此。问题的关键不是制度受权力支配,或者制度不起主要作用,而是在哪些条件下,制度会具有高度的自主性,而在哪些情形下,制度的自主性较低。(43)再如,相互依赖与战争、和平之间的关系,也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是,从逻辑上看,相互依赖意味着利益攸关度的上升,也增加了摩擦和冲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相互依赖也为进一步加深合作开辟了空间。在特定的条件下,国家会为高度的相互依赖而感到不适,也会为这种依赖中的获益而满意。在这些领域,未来的理论探讨不应该延续以往阵营分野和观点对立的状态,而是挖掘每一个命题的使用范围和成立条件。

   五、结论

   本文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变得愈发困难,但由此断言国际关系理论走向衰落,甚至进一步说国际关系学科已然衰落,是一种错误认知。一定意义上,理论研究无所谓繁荣与萧条。在人类的知识谱系中,那些经久流传的理论之所以具有生命力,是因为它们至少把握了人类行为中某种重要的驱动性因素,揭示了社会关系最为本质的内容。从理论演进的角度来看,今天的国际关系理论界正处在一个常规科学阶段,或者是多个研究纲领并存的阶段,这既是一个理论创新的平淡期,也是一个理论复兴的孕育期。当前,国际关系学界中的许多研究成果的确是“假设检验式”而非“理论创造式”,但这样一种学术生态也有其合理性,毕竟理论创造是少数人的工作,而更多的研究者是理论的消费者,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检验和应用既有的理论,以便增进人们对现实世界中的诸多经验困惑的理解。随着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和全球化,今天全球范围内的从业者越来越多,而理论研究者特别是创造者在庞大的从业群体中就显得愈发稀少。经历了此前几十年的理论大潮,现实世界又没有多少根本性变化,新理论的增长空间已经被大大压缩。凡此种种,都导致我们今天处在一个知识生产的沉闷期。

   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至新世纪初期的十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曾经历过较为活跃的理论引进阶段。在这波热潮过后,中国学界理应通过对既有理论的消化吸收,熟悉基本的理论概念、理论话语和理论思考的模式,对各别理论的优劣得失加以批判性总结,进而走向理论的修正、完善和创新阶段。现实也是如此,在不同代际的学者中,都不乏严肃的理论研究者,其中既包括秦亚青、阎学通等资深学者,唐世平等中生代学者,不少年轻学者也在作出同样的努力。通过与国际学界的紧密互动,用通行的学术概念和话语将中国学者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和把握阐释出来,并且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平等的交流与对话,这种努力能否构建起逻辑自洽且具有经验解释力的理论,并最终得到更广泛的学术承认,还需要时间来检验。最后,要说明的是,理论构建并非社会科学研究的全部,由于学术偏好和分工的不同,甚至也不会被视为最重要的工作。在中国崛起和国际体系转型的背景下,外部需求和资源投入与日俱增,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正在迎来一个更加繁荣的时期。在这样的热潮之中,理论创新的速度与外部期待之间可能并不匹配,巨大的政策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理论研究的空间。对此,理论工作者们需要有平常心,在遵循知识生产规律和准则的基础上开展扎实而严谨的研究,用科学方法对历史与现实加以理论化。唯有如此,理论之树才能长青。

   本文曾在20161118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举办的“国际制度竞争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研讨会上宣读,感谢陈志瑞、董青岭、李巍、田野、吴文成等与会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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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01日 0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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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民族主义与中国在拉丁美洲的投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