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问题研究 理论研究

欧洲极右翼政党对欧盟的“政治利用”策略透析

——以法国国民阵线为例

胡小文

2018年03月08日 12:00

段明明
《欧洲研究》2018年03月

 在欧洲政党政治研究中,欧盟是一个重要概念。围绕欧洲一体化这一政治理念形成的政治分野是学界关注的主要问题。然而,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演进,欧盟对欧洲政党政治的影响绝不仅限于提供了意识形态之争的阵地,而是成为一个系统性政治资源供给者。考察欧洲政治行为体如何利用欧盟提供的政治资源实现政治目标,不仅有助于把握欧洲政党的政治活动规律、组织运作方式以及结构演变趋势。而且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欧盟治理体系的认识,进而在更广阔的视野上探究西方民主政治的本质。要考察欧盟在欧洲政党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欧洲极右翼政党是最具代表性的群体:它们以疑欧主义为政治纲领,反对欧洲一体化;以脱离欧盟为政策主张,鼓吹恢复成员国主权。但与此同时,它们又十分积极地参与到欧盟层面的政治活动中。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这一政治现象?欧盟对极右翼政党的真正价值是什么?

 作为欧洲极右翼政党中发展较快、影响较大的典型代表,法国国民阵线已经成为欧洲政治中一支主要的反欧力量。同时,在国内政治格局中,它也以第三大政党的身份参与到夺取执政权的政治竞争中。在2002年的法国大选中,让·玛丽·勒庞(以下简称“老勒庞”)出人意料地进入第二轮选举,引发了法国政治“大地震”;而在2017年的法国大选中,其女马琳·勒庞(以下简称“小勒庞”)更是以21.53%的得票率在第一轮选举中高调胜出,并在第二轮对决中历史性地赢得34.5%的选票。在国民阵线的强势崛起中,欧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本文将从政党活动经费、生存空间、身份构建、政治影响以及党内控制等方面探讨法国国民阵线对欧盟政治资源的利用策略及其相应实践。

  一、欧盟与欧洲政党政治:一个“政治利用”理论的新视角

  欧洲一体化是战后西欧社会最重要的政治制度变革,一直是西方政治学研究的焦点之一。传统政治学研究范式通常致力于分析欧洲一体化背景下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形式,其主要流派——新功能主义和自由政府间主义——的研究目标,都在于揭示国家间合作的稳定机制以及超国家层面公共政策产生的机制。在欧洲联盟成立后,解释“欧洲大厦”建设的复杂性开始成为研究的重点,多层级治理理论成为主要的分析框架。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欧盟已超越作为政治理念和国家间合作机制的简单、抽象的存在,成长为一个复杂、具体的政治实体和组织机构,并开始对成员国国内的政治生活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尽管欧盟层面的公共政策仍是施加这些影响的主要载体,但与此同时,相对而言更深层次、更为隐性的影响则是通过政治行为体与欧盟的互动来实现的。要把握这些影响,一个重要的视角就是从微观层面把政治行为体看作欧盟和成员国国内政治的中介,关注其社会互动战略和行为。这与公共政策研究中的认知理论分析范式的目标是一致的。认知理论分析最大的优势在于把政治学对国家的理解社会学化,它可以让我们“自下而上地观察国家,注意到一些细节,而不是自上而下地把国家作为一个整体”。①

  在认知理论的社会学视域下,雅科(Sophie Jacquot)和沃尔(Cornelia Woll)就欧洲一体化对成员国国内政治影响提出了“政治利用”(political usage)的概念。②“政治利用”指的是通过综合利用欧盟政治、制度、组织及意识形态机会,进行自我调整和自我定义的政治实践和政治互动。这些政治实践和政治互动发生在政治行为体往返于欧盟层面与其实施行动或希望行动的国家、地区或行业层面的过程之中,创造了一种相互影响的情境。“机会”指的是欧盟作为制度供给者提供的有形和无形的资源和限制。无论一个特定机会的具体性质是什么——政治的、财务的、制度的,还是象征性的——它都只有在被政治行为体利用并转化为政治行动时才具备实际的价值。“政治利用”是一套复杂行为战略共同作用的结果,其目的在于实现某个特定的目标。但有意识和理性的行为并不要求这个目标必须在行动之初就完全固化,而最终的收益在事前也并不能够被完全预知和掌控。③因此,“政治利用”体现的不是一种预设的战略行为,而更多的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投机行为。“政治利用”理论的提出旨在引导欧洲一体化对成员国国内政治影响的研究,使其聚焦点从宏观层次的制度结构转向微观层次的政治行为体,从而剖析公共政策中的政治关系的实质。

  雅科和沃尔认为“政治利用”存在三种类型:战略利用、认知利用和合法化利用,每种“政治利用”都对应相对特定的资源要素、政治行为体和政治目标。

 所谓战略利用,主要针对有形的政治资源。为了实现国内政治竞争中的特定目标,它会针对性地调动欧盟层面的物质资源,并将其转化为竞争优势。认知利用,主要体现在对政策的解释和说服方面。它指的是利用欧盟作为一种价值观体系或政治理念的资源,为某种政治主张造势,从而推动或阻碍国内公共政策的实施。合法化利用,从本质上说是战略利用和认知利用的混合形式。之所以将其单独列出,是因为一种特别的政治现象:以“欧盟利益”和“欧盟限制”为理由对国内公共政策进行合法化论证,从而形成了一种政治上与“美国修辞术”④类似的“欧盟修辞术”。

  欧洲一体化在战后欧洲政党政治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随着其规模扩大和程度的不断深化,它不仅成为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政党需要正视的路线层面的议题,而且间接推动和强化了欧洲政党政治格局的分化。自20世纪90年代欧盟正式成立以来,其作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政治实体对欧洲政党政治产生的影响呈现出系统化、结构化、制度化的趋势;与此同时,它也在客观上为欧洲政党政治提供了更多的政治资源。有计划、全方位地获取、运作欧盟提供的政治资源,增强自身在国内政治竞争中的实力,成为欧盟内部各国政党越来越倚重的政治策略。“政治利用”正是基于对主流执政和参政党的研究而被提出的。尽管欧盟成员国的所有政治行为体都对欧盟实施了不同形式和程度上的“政治利用”,但疑欧主义,或者说反欧洲一体化的行为体无疑是一个更加特殊的群体。一些对疑欧主义政党政治作过系统梳理的研究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变化趋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欧洲一体化步伐的明显加快——无论是内部融合还是外部扩张——疑欧主义政党力量从游离于欧洲共同体(欧盟)体系之外向主动进入欧盟体制之内发展,且政治纲领由单纯的反对欧盟演变为在反欧旗帜下的综合党建,终极的政治目标是夺取执政权。⑤在这一被称为“政党政治欧洲(盟)化”⑥的背景下,反欧已在事实上被工具化。⑦

 按照反欧的程度——“硬反欧(鼓吹直接脱欧)”或“软反欧(基于成员国国家利益考虑的有条件反欧)”——疑欧主义政党大致可以分为极右翼政党、极左翼政党及保守势力集团。在这三种疑欧主义政党力量中,欧洲极右翼政党是最为特殊的一类。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欧洲极右翼政党在各自国内的政治生态中既难以跻身主流政党行列,又难以与主流政党建立联盟,基本处于完全孤立、封闭和边缘化的状态。受制于这一政治上的“先天不足”,极右翼政党无论是在党际政治竞争中,还是在党内组织建设中,都较其他疑欧主义政党更难获取与其政治愿景相适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在这一背景下,欧洲极右翼政党对“政治利用”欧盟表现出更为积极的态度,其利用策略也更为战略化、系统化和组织化,且更具有典型性。近年来,欧洲极右翼政党的“政治利用”策略越来越多地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这主要是缘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欧洲极右翼政党在欧盟成员国国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呈迅速上升的态势,在一些国家成功接近权力核心;另一方面,欧洲极右翼政党在欧盟选举中也表现出强劲的政治实力。欧洲极右翼政党与欧盟的关系成为欧洲政党政治研究中一个新的议题。⑧但总体而言,相关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对欧洲极右翼政党的“政治利用”策略分析主要停留在政治理念、身份标签等无形资源上,欧盟的角色性质也基本上是象征性的。显然,现实中的欧洲极右翼政党的“政治利用”要系统、复杂、精密得多,因此,需要将研究视野扩展至所有欧盟提供的可供“政治利用”的资源,以及政治行动者可能采用的方式。

二、国民阵线在党际竞争中对欧盟的“政治利用”

  在国内政治的党际竞争中,国民阵线对欧盟的“政治利用”主要是通过参与欧盟选举和进入欧洲议会的方式获取欧盟的物质和象征性资源,以及借助疑欧主义加强自身的政治存在。

  (一)物质资源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包括国民阵线在内的法国中小政治派别都陆续首次获得了欧洲议员的席位。国民阵线一直十分重视欧盟选举,平均每次都能获得5至10个席位;而在201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国民阵线更是赢得了24个席位,成为法国在欧洲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团。在物质资源领域,国民阵线对欧盟的“政治利用”主要体现在财政资源和组织资源上。

  (1)财政资源

  国民阵线积极投入欧盟选举所看重的首要资源是欧盟的财政资金。⑨在法国现有的多数选举体系中,无论是获得国家的竞选经费支持,还是赢得国民议会的席位,对于中小政治党派来说都是十分困难的,尤其是处于政治孤立的国民阵线更是如此。⑩尽管从20世纪90年代起,新的选举法案(11)使中小党派获得国家的选举和政治经费支持更为容易,但主流大党与中小党派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12)政治资金的缺乏对于国民阵线这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家资助的政党(13)是最现实的发展障碍。国民阵线通过欧洲议会获取财政资金较为稳定的渠道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欧洲议员领取数额不菲的工资和津贴;另一种是欧洲议员雇用党内成员为议员助理领取报酬,从而为非议员的高级干部支付酬劳。尽管具体的相关数据难以获取,但根据现行的欧洲议员和议员助理的收入水平可以估算出,国民阵线每年从欧盟议会获得的资金支持相当可观。(14)

  除此以外,国民阵线还热衷于通过创立或参与欧洲议会中的党团联盟来获得欧盟的财政资助。这主要是利用欧盟关于资助“欧盟政党”的相关制度:欧洲议会中的党团联盟一旦达到一定的规模,就可申请“欧盟政党”的待遇,从而有资格获得欧盟的财政拨款。2012年2月,国民阵线发起创立的欧洲民族运动联盟(AEMN)获得“欧盟政党”地位,从而得到了欧盟每年30万欧元的政治经费。同样,国民阵线参与的其他欧洲议会党团联盟(见表3)也都在缓解财政危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组织资源

  作为第二种可利用的资源,欧盟选举为国民阵线的高级干部提供了重要的政治职业化平台。由于缺乏进入国内各级权力中枢的机会,国民阵线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将欧盟选举作为高级领导干部的“孵化器”和“训练营”,在其获得足够的政治经验和资历后,委以重要的领导职务。一般而言,只有政治局级别的干部才会被纳入这一培养体系。因此,国民阵线的欧盟选举候选人通常是政治局成员。国民阵线的这一组织建设策略非常明确,以至于除了个别选举年份出于党内权力斗争的需要外,政治局成员全部拥有欧洲议员的身份。(见表2)与其他中小党派相比,领导层中欧洲议员占比较高是国民阵线的一个鲜明特色。(15)作为全职代表的欧洲议员身份使国民阵线的高层领导人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政党政治活动中,而不必同时从事其他职业。从而大大加强了国民阵线作为政治组织的专业化与正规化水平。

  

  (二)象征性资源

  除了财政资源和组织资源,国民阵线对欧盟的“政治利用”还涉及非物质的象征性资源。在国民阵线领导人看来,欧盟选举是民意的试金石,更是一种象征性的政治跳板,通过它可以大大增加本党在国内政治竞争中的合法性和政治能见度。

  对于国民阵线而言,参与欧盟选举、进入欧洲议会并非完全出于其反欧政治的需要。这是因为欧洲议会的特殊性质所致。欧洲议会的运作模式完全不同于国内议会,疑欧主义政党力量的增长改变不了其在欧洲议会内部的边缘性地位。(16)它既不会造成欧盟组织机构运作上的困难,更不会触及欧盟存在的政治实质。国民阵线积极参与欧盟选举,主要还是服务于其国内政治竞争需要。作为一个游离于权力核心之外的边缘性政党,国民阵线必须证明其参政、议政乃至执政的能力和合法性。国民阵线声称自身在法国政坛长期被“污名化”甚至被“妖魔化”,一直以现行政治体制“反叛者”和“挑战者”的形象自居。能够在欧盟选举中取得好的战绩本身就是对这一形象最有力的支撑,是国民阵线政治可信性的证明,也是对抗“污名化”的武器。欧盟选举作为国民阵线政治垫脚石的角色在2014年发挥到了极致。2014年欧盟选举期间,被各种民调看好的国民阵线誓言要成为法国在欧洲议会的“第一大党团”;而党主席小勒庞甚至公开宣称,一旦目标实现,就立刻要求总统解散国民议会,进行议会选举。(17)

  此外,在欧盟选举中获得的选票也可以转化为与其他欧洲极右翼政党建立政治联盟的筹码。对于国民阵线的领导人而言,开展与其他欧洲政党的政治合作是打破国内政治孤立的重要手段,何况是有机会获得领导职位的党团联盟。因此,国民阵线将与党团联盟的合作关系视为一种政治象征加以炫耀。传统观点认为,欧洲的极右翼政党很难形成稳定的联盟,(18)但国民阵线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积极参与到创建欧洲议会党团的活动中去。为了尽可能地扩大党团范围,国民阵线甚至在冷战刚刚结束的20世纪90年代,就预见性地与中东欧国家的极右翼政党建立了联系。表3列举了自20世纪80年代起国民阵线参与创立的欧洲议会党团。

  

  (三)反欧:自我区别的工具

  对欧洲政党来说,至少在目前的政治结构下,欧洲问题本质上是从属于国内政治的,而在欧洲问题上的立场也是服务于国内政治竞争的需要。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欧洲政党在欧洲问题上的立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甚至是前后截然相反的,这种立场上的变化必须与国内政治竞争态势联系起来才能得到全面解读。

 与其他疑欧主义政党一样,国民阵线也面临“适应困境”:一方面,它要努力作出调适,以进入主流政治的领地;但同时又不得不满足其立场强硬的核心成员的要求,保持一个不同于其他政党的清晰的轮廓——保持极端立场。为此,国民阵线一直将欧洲问题作为在国内政治中与竞争对手相区别的主要战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种通过反欧的手段达到自我区分的战略一直是疑欧主义极端政党政治活动的主旋律以及解读其政治行为的一条主线。(19)实际上,在成立之初,国民阵线在欧洲问题上奉行的是亲欧立场。老勒庞在其著作《法国人优先》中曾明确指出:“因为我们谈论的所有的邪恶——移民、不安全、失业、恐怖主义、出生率下降——既是法国的,也是欧洲的,因此需要制定共同的政策来应对。”(20)国民阵线在欧洲问题上的立场由最初的亲欧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疑欧和反欧的变化,与当时同为右翼的国内主要竞争对手保卫共和国联盟(RPR)的立场变化不无关系。以1976年为界,保卫共和国联盟对待欧洲一体化的态度出现了由反欧(盟)到亲欧(盟)的转变:戴高乐时期的保卫共和国联盟奉行绝对主权主义,坚决反对任何超国家的联盟;到了希拉克时期,这一立场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渐被调整,对1986年《单一欧洲法令》的支持标志着“保卫共和国联盟”在欧洲问题上完全转变为支持欧洲一体化。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国民阵线开始对向《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迈进的欧洲(即欧盟)表现出批评的态度。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随着一批疑欧主义者进入领导层,国民阵线对欧洲一体化的反对态度与保卫共和国联盟支持欧洲一体化的态度一样逐渐被强化,在国民议会对《单一欧洲法令》的表决中,国民阵线议员投了弃权票。

  自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以来,国民阵线的反欧态度有较大幅度的升级,对欧盟的批评逐渐走向极端化:从脱离欧元区、废除申根协定重建法国边界管控直至最近的脱离欧盟,以小勒庞为首的第二代领导层选择将“硬反欧”作为国内政治竞争中的“招牌”政策。对于这一明显的立场变化,政治竞争对手的态度演变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从21世纪之初开始,法国主流大党——左右翼均包括在内——对欧盟的态度由坚定的拥护与支持逐渐过渡到批评与不满,形成了“建设另一个欧洲”的改革呼声。2005年,法国对《欧盟宪法条约》的否决标志着这一态度已经成为法国政治在欧洲议题上的基本立场。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更强化了这一基本立场:在200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人民运动联盟(UMP)和社会党的竞选口号分别是“欧洲必须改变”和“现在就要改变欧洲”;而两党的领导人在竞选的许多场合都采用几乎一致的口吻宣扬“另一个欧洲是可能的”主张。(21)在这种背景下,国民阵线选择继续提高自己立场的强硬程度,以保持在这个拥有政治“优势”的领域对竞争对手的“领先”地位,同样的现象也可以在中东欧国家观察到。

 三、国民阵线在党内竞争中对欧盟的“政治利用”

  与任何一个政治组织一样,国民阵线也面临党内的组织建设问题:党内成员尤其是高层领导成员围绕着政治路线、权力分配、职位安排展开或明或暗的激烈竞争,企图夺取组织的控制权,并由此形成大大小小的党内利益集团,这既能为政党的生命提供活力,也有可能带来致命的损害。在党内的权力竞争中,国民阵线领导人也把欧盟视为主要的政治资源加以利用,形成了以欧盟作为平衡器的调节机制。

  (一)作为“黏合剂”的反欧立场

  与主流政党相比,国民阵线的组织文化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集体主义和家族化特征,其组织结构更加紧密。这不仅表现在勒庞家族对领导权的控制上,更表现在组织成员加入国民阵线的动机上:它更多的是一种“社会心理的需要”。(23)国民阵线的党员都将党组织视为可以找到归属感的一个“大家庭”或较为密闭的俱乐部型的“社交空间”。因此,国民阵线组织建设的使命就是通过不断强化组织凝聚力,来满足组织成员的身份认同感需求。对于以极端化和区别化为竞争策略的结构较为严密的政党而言,意识形态的象征作用就尤为凸显,它是确保党的团结统一的中心要素。(24)

  作为国民阵线意识形态路线的两大支柱,民族主义和主权主义并不对应一个严格的观念和政策体系。因此,党内成员对它们的理解和认识存在较大偏差。在现实中,民族主义和主权主义时常以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修正主义、历史否定主义甚至是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等法国社会谴责和唾弃的意识形态形式出现。这不仅严重损害了国民阵线作为负责任政党的形象,也导致其内部经常性地出现思想意识和政治实践上的混乱。(25)在这种背景下,反欧成为唯一在党内形成广泛共识的命题。对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为自己铸造的反欧特征,国民阵线一直精心维护,并成功地使欧盟(问题)成为法国国内政治的核心议题之一。由此,反欧成为国民阵线唯一占据主动并使法国社会普遍认可其合法性的政治主张。正是由于反欧具备的唯一性、主动性和合法性,它在成为国民阵线号召选民的旗帜的同时,也是党内宣传的强大工具。(26)

  小勒庞在2011年的权力更迭中就成功地运用反欧这一工具。树立和巩固了自己的领导地位。在就任国民阵线主席之初,由于坚定推行旨在塑造国民阵线“普通政党”形象的转型战略,小勒庞在党内一直被认为是将会改走温和路线的“改良派”领导人,广受包括老勒庞在内的党内主要领导人的质疑。面对党内的非议,小勒庞不得不有所回应。但回到老勒庞激进主义路线的老路上显然会使转型战略半途而废,继续让国民阵线游离于权力核心之外。在这种两难情况下,小勒庞选择在反欧主张上提高声调,以更加强硬和激进的态度表达立场;而在其他议题上表现出更多的缓和与灵活。(27)在反欧立场的表述上,小勒庞的激进程度甚至超过了她的父亲。例如,在2012年国民阵线暑期论坛上的讲话中,小勒庞把欧洲稳定机制形容为“人民的牢笼”和“超级种姓”实施的“金融专政”。通过抨击欧盟作为“超国家行为体”对法国的“奴役”,指责自由贸易会导致威胁法兰西民族生存的“全球化政府”,捍卫一个“由政权国家组成的欧洲”,小勒庞充分地展示了自己继承国民阵线意识形态传统路线的意志和能力,实现了巩固自己权力和重建党内团结的目标。

  如果说对于其他政党尤其是左翼政党而言,欧盟(议题)通常或成为党内分裂的重要因素之一,或成为组织整体革新的催化剂的话,(28)像国民阵线这样的极右翼政党反而能够把欧盟(反欧)作为政治身份的一部分,并不断加以强化,进而有效地防范党内凝聚力稀释的危机。

  (二)作为党内控制工具的欧盟

  如前所述,欧盟选举为国民阵线的高级干部提供了主要的政治职业化平台。也正是通过这个平台,国民阵线的最高领导人实现了对党内控制权的牢牢把持。尽管属于“次级选举”,但对于欧洲政党来说,欧盟选举仍然是一次重要的政治考验。这不仅是因为选举结果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个政党政治机体的健康状况,更是由于选举往往会伴随党内力量平衡的打破与调整。(29)对于主流大党是如此,对于像国民阵线这样在国内政治竞争中处于边缘地位的极右翼政党,就更是如此。除了欧盟选举对于极右翼政党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外,国民阵线的政治结构和权力运行方式也是导致欧盟成为党内控制工具的关键因素。

 与大多数欧洲极右翼政党类似,国民阵线的组织架构呈现明显的集权化和等级化特征。这种集权化和等级化的结构以党主席为权力内核,形成了突出领导人个人绝对权威的家长制与家族化的组织文化。根据国民阵线党章的有关规定,党主席拥有直接任命中央委员会(大部分成员须经选举产生)部分成员、党的政策执行机构——政治局组成人员的权力,提名副主席、总书记、总财务官的专属权(提名人选需经中央委员会同意或投票表决通过)。这样的权力集中度几乎等同于个人独裁。除了党内一般性工作外,遴选、确定欧盟选举名单成为巩固党主席权威的主要抓手。国民阵线创立之后,作为党主席的老勒庞对欧盟选举名单一直拥有绝对的裁量权。尽管国民阵线的欧盟选举名单并不是由党主席一人独自决定的,党内的力量对比也是必须考虑的因素,(30)但围绕欧盟选举候选人的提名却形成了一个由老勒庞完全掌控的“投桃报李”的政治游戏,并由此强化了党内高级干部对党主席的依赖关系。国民阵线在2004年正式成立了“选举提名委员会”以规范地方和欧盟选举候选人提名的决策,但在实践中老勒庞仍旧保留了绝对裁量权。对此,国民阵线副主席、2011年权力更替时小勒庞最大的竞争对手布鲁诺·哥尔尼奇(Bruno Gollnisch)曾有这样的描述:“理论上讲,有一个提名委员会……在确定市镇、地区议会候选人名单时,讨论也是非常激烈的。但勒庞牢牢把持着欧洲议会选举提名名单。他说:‘不要通过提名委员会,因为有意愿参选的几乎都是提名委员会的成员,这就成了自我审核。我要求政治局给我授权,给我信任,让我去定这份名单,因为要作取舍。’由此,他拟定一份名单交给提名委员会审议。不过,提名委员会的人基本上没有人会提出反对意见。”(31)

  如果说几乎每次围绕欧盟选举提名,都会伴随党内激烈的权力斗争,那么1999年和2004年的两次欧盟选举无疑最具代表性。通过这两次选举的提名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老勒庞是如何利用这一工具约束、提携高级干部,打击持有政治野心者以及排除异己的。围绕1999年欧盟选举提名,老勒庞与党内第二号人物副主席布鲁诺·梅格雷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角力。其实,二人围绕党的领导权的争斗由来已久,并且都把1999年欧盟选举提名看作最后的决战。1998年,布鲁诺·梅格雷出版了《新欧洲——为了法国和民族的欧洲》(32)一书,欲借此在老勒庞因煽动性言论面临被剥夺政治参选资格的情况下,占领党内在欧洲议题上的话语权,继而主导选举提名。为了阻止梅格雷的计划得逞,老勒庞千方百计地排挤他,甚至不惜以自己毫无政治经验的妻子替换,将梅格雷的名字从国民阵线候选人提名名单上删除。作为回应,梅格雷以“民族运动”的名义推出了自己的候选人提名名单。尽管这次内斗最终导致了国民阵线遭遇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分裂,政治力量也因此大大削弱,但却使得老勒庞作为党魁的绝对领导权得到巩固。围绕2004年欧盟选举提名的党内斗争同样激烈。党内元老级人物史提伯(Marie-France Stirbois,让·皮埃尔·史提伯之妻)和贝尔纳·安东尼(Bernard Antony)为在任欧洲议员,无论从资历还是经验角度来看都是欧洲议员竞选提名的最佳人选,但由于对老勒庞的独断专行和小勒庞党内地位的迅速上升表示不满,他们最终均被排除在提名名单之外。之后,两人相继离开国民阵线领导层,此举也被视为老勒庞为了女儿能够顺利接班所做的一系列铺垫的开始。

2009年和2014年的欧盟选举被认为完全是为小勒庞顺利接手国民阵线领导权和巩固领导地位服务的。2009年,老勒庞与一些党内元老人物及国民阵线副主席布鲁诺·哥尔尼奇的支持者在候选人提名问题上产生重大分歧。分歧的焦点在于小勒庞“空降”西北大区,成为该区的候选人。1994年起连续三届当选欧洲议员的卡尔·朗(Carl Lang)明确反对这一决定,拒绝让出选区。斗争的结果是,老勒庞强行将卡尔·朗从候选人名单中除名,卡尔·朗愤然退党。此外,老勒庞还擅自提名亲信空降法兰西岛和西南大区,取代党的副主席让·克洛德·马尔提内(Jean-Claude Martinez)及其支持者成为候选人。这最终迫使让·克洛德·马尔提内退党,而此前他已经宣布竞选党主席。在这一过程中,一些持不同政见的干部在老勒庞的安排下,被2008年11月召开的执行委员会暂停职务,而这距离党主席选举仅有1年多的时间。在2014年欧盟选举中,自1989年起就一直担任欧洲议员、竞选党主席失败的布鲁诺·哥尔尼奇没有出现在国民阵线的候选人提名名单中,这标志着小勒庞接手领导权最大的威胁被彻底排除;与此同时,弗洛里安·菲利波(Florian Philippot)这个小勒庞倚重的政治亲信获得了东部大区候选人资格,这被看作小勒庞的地位完全得到巩固的标志。

 四 结论

  通过对法国国民阵线的“政治利用”策略和实践的系统分析,我们发现,无论对于党际竞争还是党内竞争,欧盟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政治杠杆作用,并且成为领导人不可或缺的权力工具。国民阵线的“政治利用”以战略利用为主,辅以认知利用和合法化利用,通过介入欧洲议题、参与欧盟选举和组建欧盟党团这三种形式,全面利用欧盟的物质和非物质政治资源,较为成功地实现了获得政治资金、拓展生存空间、构建政党身份、扩大政治影响、加强党内控制等目标。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政治利用”是国民阵线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因为较为特殊的政治处境、组织文化、组织结构及权力运行方式,欧洲极右翼政党的“政治利用”需求更加强烈,方式也更加系统和多样。疑欧主义的极右翼政党借助欧盟的政治资源求得政治存在和发展,这看似冲突的现象恰好揭示出欧洲民主政治的某种困境,进而引导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思考政党政治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

  第一,“政治利用”会进一步助推欧洲极右翼政治势力的壮大。如果说“政治利用”对于欧洲亲欧的主流执政和参政党是一把“双刃剑”,(33)那么它给欧洲极右翼政党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则要小得多。在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秩序调整引发的“‘去民主化’的欧洲政治的转型趋势”(34)下,欧盟因为“民主赤字”问题会继续承受民众的不满,而主流政党因为或多或少都是欧洲一体化的助推者,在民众眼中难免成为“民主赤字”困境的“帮凶”。本来相对边缘且没有历史责任的欧洲极右翼政党,反而可以毫无顾忌地利用民众的不满。毕竟,在欧盟遭遇诸多危机的当下,相对于亲欧者必须苦苦寻求现实的解决方案,反欧者只需在“政治利用”过程中把欧盟塑造成负面的象征性资源,即可通过批判欧盟来最大化其“政治利用”的收益,不断壮大自己,直至获取执政权。

  第二,“政治利用”会加大欧洲治理体系内部的结构性压力。在现行的欧盟治理体系中,欧盟层面的政策制定过程主要还是由亲欧的“精英”和“技术官僚”所组成的决策和执行机构主导,代议机构——欧洲议会的法律地位虽然不断得到加强,但对欧洲政治的影响力仍然存在局限性。然而,随着自身实力不断增强,加上欧洲议会拥有大量可被“政治利用”的资源,反欧的极右翼政党会更加倚重欧洲议会这个唯一可以利用的渠道,更为主动地介入欧盟事务,以增强自己的话语权。这势必会加大欧洲治理体系内部的结构性压力,逐渐影响欧盟层面政策制定的方式和走向,甚至引发欧洲治理方式的改变。

第三,“政治利用”会加剧欧洲双层民主结构的矛盾。在欧洲政治中,欧盟层面和成员国层面并存的二元民主结构本来就体现了不同的政治导向,前者更关注欧盟整体利益,后者更关注成员国利益,这是现有欧洲政治生态下不可避免的一种伴生性矛盾。在亲欧主流政党承担两个层面之间中介主体的情况下,这一矛盾能够处于较温和的状态。而伴随着“政治利用”,极右翼政党把欧洲(反欧)成功地置于成员国内政的核心,并占据主动,不断强化。出于国内竞选政治需要而被迫跟进的亲欧主流政党的中介主体地位随之逐渐弱化,这就给极右翼政党鼓吹的民粹主义让出了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层面和成员国层面的矛盾会更多地以民众与欧盟直接对立的形式出现,且势必会变得更加尖锐。

  笔者认为,如果欧洲一体化按照现有的轨迹向前推进,欧洲极右翼政治势力极有可能会随着欧盟的壮大而壮大,这显然是欧洲一体化的设计者没有预料到的。“政治利用”虽然不是欧洲极右翼政党崛起的唯一因素,但欧盟这个以让渡民族国家部分主权为代价来克制民族主义恶性膨胀的政治设计,却成为鼓吹民族主义和主权主义的极右翼政党发展壮大的平台,这恐怕是一个制度设计上的失误。如果未来真像一些学者判断的那样,欧盟对于欧洲极右翼政党而言更多地只是一个政治工具,(35)欧洲一体化总体上自然会受益于“政治利用”产生的民主政治活力。然而,历史地看,政治制度的演进似乎很少按部就班地遵循设计者的初衷,魏玛共和国的失败即是一例。如果欧盟现行的民主制度和治理体系不能对极右翼政党的“政治利用”策略作出恰当的回应,那么这种“政治利用”将会给欧盟政治的未来带来哪些不确定性?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

2018年03月08日 09:51
79
当前欧美民粹主义的根源及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