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问题研究 理论研究

我们正面临世界秩序的第四次变迁

胡小文

2018年03月13日 12:00

袁鹏
北京日报 2018年03月12日

不管承不承认,这个世界已经变了。只是这种变化不是靠世界性战争实现的,而是一种改良式、渐进式、“温水煮青蛙式”的变化,在量变和质变之间甚至看不出明显的界线。但是,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处在一个新的时代、新的世界。回溯过去,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一战”后华盛顿—凡尔赛体系以至“二战”后雅尔塔体系,再到冷战后漫长的过渡式“后冷战时代”,我们今天正面临第四次历史性变迁,我们正见证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重构,正所谓四百年未有之变局!人们内心其实都在呼唤一个更加与时俱进同时富有活力的新世界秩序的到来。

  400年来,世界秩序出了什么问题

  对于各国的决策者、执政者而言,所谓世界秩序、国际秩序、国际格局、国际体系等,无外乎就是如何把握世界大势的另类表述,而不太在意严格区分这些概念之间的微言大义,更多是不求甚解、大而化之。

  在这个问题上,我比较倾向于基辛格的态度。在他看来,世界秩序其实更多是一种理念、一种构想、一种愿景,与既有的国际秩序不尽一致。理由很简单,因为真正的世界秩序到今天并没有存在过。今天绝大多数国际政治学者往往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作为现代国际体系的起点,主要原因在于它确立了现代国际体系的基本准则,比如,主权独立、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这些准则虽然此前不同程度地存在过,但并没有像威斯特伐利亚条约那样被明确地规范,进而超越区域而成为所谓的普适性的准则。但从历史的大视野去看,一方面,这个体系所规范的相关国际关系原则是不全面的,更多是建立在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和经验之下的。另一方面,它规范的更多是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准则,而对非国家行为体则没有做明确的规定,可是今天的世界已经是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共同组成的新世界。更重要的是,在欧洲各国1648年构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时,世界还存在几个并行的体系,比如中国的朝贡体系、以中东为核心的伊斯兰体系,而此时的非洲、美洲、大洋洲板块,则远离这些体系,尚未全面觉醒。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规范的只是欧洲部分板块,对世界并没有广泛的约束力。

  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的秩序观、体系观自成一格,是不争的事实。中西方之间在所谓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发展道路等方面的矛盾、冲突和隔阂由此变得更加深刻,也是源于两种不同秩序在不同轨道上的自我演进。等中国开始走向现代化,尤其是跟美国、欧洲主要国家在“一战”和“二战”战场上并肩作战时,两种体系才有了正式的正面互动。然而,这种互动对西方而言是主动的,对中国而言则是被动的。虽然中国也以战胜国身份参与了华盛顿—凡尔赛体系的共建,但仅分得西方列强的残羹冷炙,遭受的却是更大的屈辱。“二战”后构建的雅尔塔体系,中国终于能与美、英、苏等列强共建联合国,并成为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但这是建立在西方对中国未来政治方向的一种不切实际的期待之上的。而一旦中国的国内政治方向出现另一种面貌,西方的脸色即为之一变。新中国仍然被西方视为旧世界,被孤立在美国主导的所谓国际体系之外。

  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曾经一度给美国人和西方人再次带来期望,认为中国从此走上融入西方体系的不归路。但历史的发展往往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中国的命运始终还是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几十年之后,中国既没有“西化”,也没有“分化”,中国虽不再是那个封闭的中国,但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另一方面,中国不是苏联,虽在崛起,却坚定地奉行和平崛起;虽坚持独立自主,却不全面挑战既有国际秩序;虽没有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性质,却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对外开放的道路上走得比西方更坚决。对于这样一个中国,美国人和西方人既爱又怕,想全面接纳却心有不甘,想全面遏制又难以做到,想放任自流却风险太大。怎么办?美国战略思想界人士都在不同程度地思考,但迄今却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答案。

  不论怎样,必须承认一个基本事实: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威胁多元化,将世界各国历史性地拉近,使得全球第一次可以开始思考共建一个世界新秩序。

 如何构建新世界秩序

  相较美、欧、俄、印、日等诸强,中国的优势是明显的。不仅经济发展态势最好,而且政治社会总体稳定,更重要的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40年坚持正确的战略选择,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盛一日。2015年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它标志着中国人发起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步伐。这是继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之后又一标志性事件。这似乎印证了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新现实:美国的经济在复苏,但国际影响力却在下降;中国的经济在减速,但国际影响力则在上升。综合评估实力对比,中升美降的总趋势没有改变。

  然而,中国也有中国的问题,集中体现为所谓“老二综合征”。既要面临来自“老大”的挤压,也要适应来自“老三”之后诸强的羡慕嫉妒恨;既要继续跨越新兴大国崛起进程中的“中等收入陷阱”,也要努力超越与既成大国美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防范在中亚、西亚、北非一度上演的“颜色革命陷阱”,更需处理一系列国内、周边问题交织混杂的“成长中的烦恼”。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始终强调自己是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而不会成为颠覆者。

  如何构建新秩序?既然没有一家能主导新秩序的构建,就只好依赖国际社会的再度合作。但现实情况是,除少数战略思想家在思考这个问题外,各国政要多忙于政务,疲于应对各种不同的挑战,没有时间去顾及这个过于形而上的问题。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中美在新秩序的构建过程中是合作者还是竞争者抑或对抗者,将直接攸关新秩序的成败。为此,包括基辛格、布热津斯基、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等在内的国际战略家们纷纷建言献策,从不同侧面勾画中美合作的蓝图。但同时也有不少学者、政客以旧的思维预测甚至鼓噪中美冲突的未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不同场合提出“合作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等新理念、新思想、新倡议,体现了在世界秩序重构进程中中国人不同以往的包容、大气、主动、自信,在国际社会引起极大的反响,相信在各国共同努力下一定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袁鹏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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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3月13日 0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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