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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俄制裁案”和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未来

胡小文

2018年09月11日 01:39

冯绍雷
《欧洲研究》

  当特朗普刚刚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世界舆论为之一震时,不少国际学者预言:美俄关系走向将是2017年国际局势发展的热点。虽然,而后的美俄关系远不如某些预测那么乐观,但这一对双边关系确实成为国际事务中受到舆论热炒的焦点之一。不仅在美俄国内激起巨大反响,同时,也对整个西方和俄罗斯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此后一年多来,被认为最耸动视听的关键性事件,乃是“通俄门”、“黑客干预”、美国随之发起的对俄罗斯新一轮制裁以及由此引发的纷争。

  美俄“制裁”危机涉及国际国内相当复杂的原因与背景。这场危机所激发的各种严重后果,有的已经暴露,有的还在不断酝酿中。但是,鉴于这场危机所蕴含的深层动因、非同寻常的危机处理过程及其多方面的广泛影响,本文试将这一波初显阶段特征、但仍处于不断变动中的进程,作一初步归纳和分析,力图揭示其所蕴含的机理和背景,梳理处于急剧变动中的各方意愿和选择,探讨这一危机影响之下大国关系的可能路径与前景。

  一、美俄“制裁”危机的过程、背景与缘由

  美俄“制裁”危机的爆发,从外部来看,乃是迅速变换中的国际力量对比的一个鲜明体现;从内部来看,则是全球化背景下国内阶层结构和利益集团影响消长的一个总体反映。从稍长历史阶段做一回顾,可以看到,这依然是冷战式意识形态沉渣泛起、各国和各方地缘政治目标对峙、国际转型期的“帝国综合征”复发、国内事务和对外战略的错综交织、各国精英与民众的心态变迁等各方面因素相互交织之下的产物。问题在于,上述各类动因和背景,都已经存在很长时段,为什么所有这些因素都在2016年年末之后的这一年时间内集中爆发?是什么因素促使它们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作用,接连不断地把美俄关系中的各类已有的问题推向风口浪尖,并不断加以扩散?

  冷战终结后,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开始于2014年乌克兰危机。围绕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黑客干预”,美国对俄罗斯发起一波又一波的制裁。其中,以2017年7-8月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并由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对俄制裁法案”最为严厉。

  可见,“美对俄制裁案”有长时段历史发展趋势、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利益,甚或思想范畴争议等方面的深刻背景。同时,事件发展的各个阶段变化多端,曲折复杂。笔者认为,如果能将这两者,即“对俄制裁法案”事件过程和上述宏大背景的长时段叙述相互结合起来,或许有可能对当下扑朔迷离的事态描绘出一个更清晰的图景。从以上视角出发,本文尝试从以下几个侧面,展开对美俄“制裁”危机的背景与缘由的探讨。

  (一)“黑客干预”、“通俄门”和“对俄制裁案”的大体过程

  早在2015年秋天,美国大选尚未正式开始之际,美国联邦调查局称,已经发现了民主党总部电子邮件系统被黑客入侵的迹象。当时,这一信息几经辗转,民主党负责部门直到几个月后才获得正式报告。2016年4月,美国情报机构开始指责俄罗斯通过黑客干预美国大选。美俄双方、特朗普和民主党之间围绕此事展开激烈辩论,直至11月8日大选结束,特朗普当选总统。然而,关于黑客入侵一事的争论,非但没有告罄,相反是波澜迭起。即将卸任的奥巴马总统于2016年12月29日发表声明:因大选期间“利用黑客手段入侵美国政治团体”,对俄罗斯国家情报总局和联邦安全局等两个机构宣布实施制裁,宣布驱逐35名俄罗斯外交官,并收回俄罗斯在美国两处房产的使用权。奥巴马表示:“我们是在对俄罗斯政府私下或公开多次发出警告后,才采取这些行动的。这是对违反国际行为规则、伤害美国利益的行为所做出的必要且适当的回应。”①一般认为,奥巴马制裁令对此后事态的升级埋下深深的伏笔。其中的用意之一,通过对俄制裁法案来牵制新任总统特朗普对俄政策的可能的重大调整;之二,通过“通俄门”和“俄罗斯黑客干预案”为民主党希拉里·克林顿的败选挽回面子并留待未来的机会;之三,进一步全面打击普京政权,特别是为即将开始的俄罗斯总统大选打进楔子。

  特朗普在美国国内建制派一片怀疑和批评声中正式就任后未到两周,刚刚上台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弗林“因私下会见俄罗斯大使,并误导副总统彭斯”而被宣布辞职。围绕着特朗普竞选团队在大选期间与俄方交往的种种事端,一时被冠以“通俄门”的流行语激起轩然大波。不久,新上任的司法部长塞申斯因曾与俄方交往,被要求回避有关的调查。2017年5月9日,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也因所谓“通俄门”调查事件,被特朗普解除职务,成为当时的爆炸性新闻。直至特朗普团队的关键人物、一直大力主张发展对俄关系的班农也被彻底清除出总统顾问班子,以及特朗普家族成员接连遭到审查。这一连串涉人事变动,把有关“俄罗斯黑客干预美国大选”和“通俄门”的争议推向了美国国内乃至国际舆论的漩涡中心。

  7月初汉堡峰会之际,美俄总统的首次会见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舆论尤为关注的是,普京和特朗普在7月7日进行超出原定时间的两个多小时正式会见之后,又在招待各国元首的晚宴期间举行了一个多小时的“私下会见”。这是各国参会政要都能看得到,但是听不见他们谈话内容的引人注目的会见。这一次会谈期间,仅一位俄方翻译在场,并没有任何美方的翻译、记录或官员参与。本来,美国舆论对特朗普和俄罗斯方面交往已充满疑虑,而汉堡会议的上述信息更是大大激怒了建制派及相关媒体。

  也正是在此期间,特朗普民意支持率大幅下跌。美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于7月10-13日所进行的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率从4月份的42%降低到36%,58%的民众对特朗普表示不信任,其中48%对其行为持极端负面评价;近48%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的全球地位被削弱;60%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曾企图干预美国大选;三分之二美国人不信任特朗普与普京会谈时的举动。②

  上述一连串事态的变化,一步一步地营造着要求美国政府进一步对俄施压的舆论环境。事实上,两党议员早已开始联合行动,并于6月12日提交制裁法案,不仅主张对俄罗斯与伊朗、朝鲜一同实施制裁,而且力主法案被通过之前不得放松已有因克里米亚争端发起的对俄制裁。汉堡峰会上的事态更是为建制派做出强硬决定而火上浇油。7月25日,美国众议院以419票同意、3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批准了此前两党之间多时未能达成协议的一项法案,发起对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的新制裁。紧接着,7月27日,参议院以98票同意、2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该制裁法案。③8月2日,实际上已没有太多其他选择的特朗普,不得不勉强签署这一法案,美俄关系又一次跌入冰点。

  随着对俄制裁法案的逐步执行,9月底,特朗普签署法令延长向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一系列国家的文化教育交流提供资助的禁令。10月27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对39家俄军火企业进行制裁。11月28日制裁案生效后,美国财政部又进一步宣布冻结俄罗斯9家实体和21名个人的资产。2018年1月29日,美国财政部发布“克里姆林宫报告”,提出一份至少涉及210人的名单,暗示美国可能会制裁这些“与普京总统关系密切的人”。2月中旬,负责调查俄罗斯干预大选问题的美国特别检察官米勒首次以“企图非法干扰美国的政治程序”为由,对13名俄罗斯公民及三家俄罗斯机构提出正式指控。对此,前俄罗斯财政部长、著名经济学家、俄罗斯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库德林的看法是:鉴于当前事态发展,美国对俄制裁“可能延续十年”。④

  与此同时,美国“通俄门”调查不断升级,10月底特朗普竞选团队前主席马纳福特被起诉,竞选外交顾问帕帕佐普洛斯宣布承认隐瞒与俄方人员联系的事实,包括特朗普的长子和女婿库什纳都成为媒体紧密跟踪和爆料的对象。特朗普的民意支持下降到30%左右的水平。面对“通俄门”调查的升级,特朗普多次反击,痛批“通俄门”调查是对他的政治迫害,表示相信普京所说没有干预美国大选是“真心话”。⑤

  对人们普遍关心的俄方是否确实参与黑客入侵问题,一直到2017年深秋,也即对俄制裁案确立之后几个月,美国媒体和政府也未对此作出公开和事实充分的说明。直至2017年10月底,美国社交媒体“脸书”、“推特”和“谷歌”才向参议院汇报“它们的平台是如何被俄用来干涉美国政治的”,公开所谓“俄罗斯渗透”的证据。然而,早在制裁法案被通过之前的5月31日,普京接受法国《费加罗报》的采访时就对黑客干预大选问题作过说明。他指出:“西方媒体提到了俄罗斯黑客。但他们的根据是什么?特朗普总统说得完全正确:可能这并非来自俄罗斯,而是有人插了一个有俄罗斯公司名字的USB。如今在虚拟世界做什么都行。俄罗斯从未发动黑客袭击。我们不需要。没有好处。……那些输掉选举的人一心通过指责俄罗斯插手来补救对自身现状的绝望。”⑥在另一个场合,普京还曾说到,这可能是俄罗斯“爱国主义者”所为。⑦但是,并非如《华尔街日报》评论文章所认为的,这是间接地承认这一事项。相反,普京强调,这是在大选失败之时,类似于曾经出现过的把一切罪过都嫁祸于犹太人的历史教训。⑧一年来,俄罗斯政府从议长、外交部长到总统新闻发言人等所做的多项声明,断然排除任何俄罗斯官方参与黑客袭击的可能。

  无论关于黑客入侵美国大选进程的调查会有怎样的结论,犹如在历史上的诸多重大疑案,很可能会是一场延续很长时间、难有共识和明确结论的控辩。问题在于,未等到美方单边调查结果最终公布,这项制裁法案就已仓促出台。这一迹象似乎说明:事实本身已不再那么重要;而有关黑客入侵激起的激烈辩论、由此引起的舆论和政治压力,以及通过制裁等手段确保美国现行体制的安全,才是关键所在。“后真相”的时代特征在“对俄制裁案”中表露无遗。

 (二)“对俄制裁案”的背景与缘由

  鉴于“黑客干预”、“通俄门”和“对俄制裁案”相关内容与过程异常复杂,尤其还包含着大量未被公开披露的内幕信息,因此,有必要从一个更为宽广的视野下来审视深刻影响当下国际政治转型的这一重大事件。

  (1)“黑客干预”和“对俄制裁”是转型期国际政治现象的独特反映

  随着21世纪以来世界形势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舆论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国际政治的历史性转型正在到来。其一,原有国际规范以及维系该国际规范体系的国际权威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全面挑战:伴随着“黑客袭击美国大选”这一罕见现象,一方面,出现了来自俄罗斯和相当部分国际力量对新世纪西方霸权现象的抵制和不满;另一方面,一直自以为能号令天下的西方政治体制居然脆弱到经不起网络黑客的砰然一击。其二,国际转型期重要特征之一——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的紧密关联性,首先体现于西方的头号大国美国。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和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曾围绕俄罗斯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前者主张改善对俄关系、放松对俄制裁、对普京持相当肯定的态度;而后者则主张对俄采取全面强硬立场。在上述不同政治理念的对垒中,“黑客袭击”和“对俄制裁”自然非常容易被推上前台。其三,在“后真相”时代,高速发展的网络信息条件使得国际转型期的主权、党争、意识形态和对外战略的博弈充满了前所未见的戏剧性色彩。西方的传统媒体影响大幅衰退,公众人物以一己偏好哗众取宠,传统政党政治和宪政体制面临巨大挑战,作为头号大国的美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出现重大裂痕,包括支撑着西方现代化进程数百年来的强劲意识形态传统走向式微。这一切都反映在“对俄制裁案”中。其四,维系霸权的典型手段——结盟关系,也成为当下事态的一个重要推手:美国通过制裁,离间并防范欧洲与俄罗斯可能出现的接近,但遭到了欧洲主要大国的批评;以对俄制裁方式,对紧密合作的中俄关系“敲山震虎”,但结果却是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不为所动地进一步深化。鉴于以上诸种现象的相互叠加和相互交织,“黑客干预”、“通俄门”和“对俄制裁案”不失为国际范式转变中复杂情势的一次集中体现。

  (2)美国国内政治的急剧分化是美俄“制裁”危机的重要缘由

  2016年12月23日,普京按惯例举行每年一次的大型记者招待会。招待会上,俄罗斯公共广播电视台的一位记者曾向普京提道:奥巴马曾说,在美国共和党的选民中对普京的支持率达到37%。所以,民主党阵营甚至认为,普京影响了美国大选。对于这一提问,普京当场就表示:逾三分之一的共和党选民支持俄罗斯总统这并非他自己的功劳,“这一切都表明,美国现政府自身存在制度性问题”。普京说:“民主党不仅输掉了总统大选,还输掉了参议院和众议院的选举,这难道也是我干的吗?”⑨

  无论外界对普京上述立场作何评论,无可置疑的事实是,美国内部分化严重。至少,就对俄立场而言,美国大体分成了三派意见:第一派,特朗普及其亲信曾大力主张对俄调整关系,暗中赞赏普京治理国家的成效,但其支持者较少;第二派人数不多,主张以美国国家利益为导向,同时也批评俄罗斯的外交内政,但主张以理智和合作态度对待俄罗斯。2017年年底之前的蒂勒森及其执行团队可以作为代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包括基辛格和刚刚过世的布热津斯基等“前朝老臣”。在种种压力之下,这一派希望美国对俄关系有所建树,但难以成事;第三派拥有建制派精英、国家强力部门、相当一部分传统媒体的支持。这一派内部流派众多,但总的说来,不仅倾向于严厉惩处俄罗斯,而且更倾向于把美俄关系议题视为美国国内政治权力斗争的工具。⑩

  对俄立场的分野,从根本上说,反映的是特朗普和美国建制派之间的深刻矛盾。建制派阵营大将、曾是新保守主义派“旗手”的罗伯特·卡根和一批前官员、学者、智库和媒体专家,于2017年2月以布鲁金斯学会的名义发表研究报告,提出“二战以来美国外交政策建制派的两党合作外交政策,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外交政策之一”,但目前建制派受到了“粗暴对待”,特朗普的做法可能使美国变为一个“超级流氓政权”。(11)而更为全面地对特朗普对俄立场展开理论上尖锐批评的,则是当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性人物、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在他看来,特朗普对普京的赞扬乃是“对自由民主的朋友和独裁的竞争对手”不加区分。伊肯伯里提出:特朗普修正主义思想非常危险,因为它攻击支撑美国全球地位的核心理念,包括国际主义、对外开放贸易、对多边规则和机构的支持、崇尚多元文化和开放性、坚持民主国家所具有的独特的协作精神。(12)伊肯伯里和卡根的尖锐批评表明,特朗普政权和建制派在观念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度对立,意味着支持美国国际地位的理论原则的核心力量已经受到挑战。

  特朗普与建制派之间的深刻矛盾最直接的表现之一,是这位新任总统和美国议会之间争夺外交主导权的斗争。与1973年相似,当时的国会制定了《战争权力法》,以制止总统在没有得到议会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发动战争的权力。而这一次,参众两院通过的对俄制裁法案实际上是要限制总统可能取消对俄制裁令的权力。“国会想减少总统自由行使权力的余地”,这才是美俄制裁危机的关键之所在。(13)与此同时,共和民主两党围绕2016年选举结果的争论事关两党政治前途,总统与媒体、信息情报系统之间的尖锐分歧,则进一步反映出美国政治系统内部的深刻矛盾,所有这些纷争与角逐都会趋向于在一场树立外敌的博弈中寻找出路。

  (3)“对俄制裁案”是美国本身的“帝国忧患综合征”的集中反映

  为什么是“对俄制裁案”,而不是任何其他国际事件成为牵动俄美关系全局的主线之一,值得做进一步的解释。

  首先,俄罗斯不仅在乌克兰危机之后以强硬姿态直接回应美国的巨大压力,而且从新世纪开始以来,就一直坚定并强劲地在各个领域抵制美国的霸权。虽然美俄之间综合国力差距巨大,但美国耿耿于怀的还是俄罗斯足以威胁本国的军事力量。自特朗普主张对俄调整关系以来,俄罗斯方面在有所呼应的同时,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毫不放松国防力量建设。正当2017年6月美国两党议员联合提出对俄制裁的关键时刻,美国国防部情报局提交了一份题为“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建立一支支持大国雄心的军队”的报告。该报告指出,俄罗斯国防开支出现惊人增长,已达到后苏联时代的最高纪录。美国《外交政策》期刊网站发表“五角大楼:俄罗斯对美国是一大威胁”的评论文章,认为这篇报告“描绘了一个视自己为与美国针锋相对、并且拥有强烈愿望令这个国家再度成为冷战时期的超级大国领导者的俄罗斯”;文章分析道:“正当特朗普总统在盛赞俄罗斯总统普京,而且,据报道他正忙于与普京举行首次会晤前准备向莫斯科让步,此时国会却选择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更为强硬的方针。”(14)国防部情报局的这份报告目的明确,就是要在“对俄制裁案”和“通俄门”等事件的关键时刻,为建制派提供“炮弹”。直至2017年年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把俄罗斯视为“竞争对手”,其主要的背景就在于俄罗斯从不示弱的立场,加之拥有能与美国直接对抗的军事战略力量。就此来看,作为最大“国际反对派”的俄罗斯,被美国建制派看作最主要的打击对象,是难以避免的。

  其次,从竞选开始后特朗普团队所持政治立场正表现出从意识形态的保守派转向文明保守派的微妙变化。这一趋势为美国建制派中的新保守主义、传统自由主义等多种势力所难以容忍,也直接导致了“对俄制裁案”的形成。美国新保守主义政治观,强调把美国与苏联(俄罗斯)之间的较量视为自由和集权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从共和党议员麦凯恩到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都持有此说。而特朗普在就任演说中突出强调的“文明世界”而不是“自由世界”的提法,虽仍语焉不详,但其总体政策思路的变化——从坚持美墨边境筑墙,到夏洛茨维尔冲突表态中坚持不批评白人种族主义,从一再强调首要战略任务是“打击伊斯兰国”,到颁布反对接受穆斯林人群向美国移民的禁令等等表现——折射出其对种族问题的复杂态度。此外,对美国建制派而言,更难以接受的是,曾经是特朗普战略设计师的班农明确提出:普京和欧盟的全球主义者不同,他重视“主权”,而这些使他成为美国的文明之战中的宝贵盟友。(15)一方面,班农虽已离职,但特朗普本人在没有班农辅佐的情况下,也未必会全然改变其立场,包括已经明确载入“就职演说”中的政治倾向。另一方面,尽管俄罗斯的政治精英明确把普京的政治立场与特朗普划清界限,卢基扬诺夫就曾经断言,普京和特朗普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类型的政治家。(16)但客观上,俄罗斯在欧洲各国的广泛影响依然存在。在美国建制派的眼里,特朗普与普京立场的“相互接近”、普京在欧洲盟国和新兴国家中的政治影响的扩展,将会削弱美国意识形态中新保守主义势力的政治影响,也会导致建制派阵营的进一步分化。意识形态、文明认同与残酷政治斗争的相互交织,是“通俄门”和“对俄制裁案”的一个深层背景。

  再次,对冷战后国际关系演进的历史稍作回顾,可以看到,尽管东西方冷战式对抗已经结束,奥巴马也曾经公开表示:冷战无胜负;但事实上,美国从未真正“从政治上接受俄罗斯”,这是美国发起“对俄制裁案”的又一深层动因。带有官方性质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网站早在2016年年底苏联解体25周年之际就刊登了詹姆斯·戈登盖尔的一篇文章,题为“解体二十五年之后”。作为一篇对当代重大历史问题的总结性文章,作者这样写道:“四分之一世纪之后,曾在1991年圣诞节感受到的那种狂欢情绪早就烟消云散。冷战后的进程对美俄关系而言并不是以大欢喜的结局收场,这一关系目前处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但是,我们不应该表现得很吃惊,而应当认识到这种关系急转直下的种子,其实在更早时候就在双方萌芽了。”作者进一步明确地指出:“尽管克林顿和叶利钦之间有过‘熊抱’,但美国从未完全接纳过俄罗斯。美国从一开始就在防范俄罗斯的复仇。尽管向叶利钦政权提供援助,但美国的决策者仍然担心一旦民族主义者掌权,俄罗斯就有可能重新崛起为一个敌人;毕竟,苏联曾是美国长达40年的主要对手。目前俄罗斯最高层仍然涌动着强烈的反美情绪,特别是在军方、情报机构以及议会内部。美国官员提防着莫斯科可能朝着另一种方向转变。”(17)

  2016-2017年间,全球出现一系列重大国际变化,包括英国脱欧、欧洲难民危机、乌克兰和叙利亚的冲突久拖未决,而中俄合作稳步推进等等,都令美国建制派日益为其领导地位受到挑战而感到焦虑。此时加速并加大对俄罗斯施压,以儆效尤,看来是一个能够得到美国有关利益集团深层考量并予以支持的举措。

 (4)“胜利者”的傲慢与偏见严重伤害了“失落者”的尊严

  冷战终结以来,国际政治理论与大国关系实践中多少被忽略了的一个重要范畴,乃是“尊严”。特别是大国交往中的相互尊重和对于各自“尊严”的维护。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学者理查德·内德·勒博近年在其所著《国际关系文化理论》这部影响广泛的著作中提出:除了利益、财富、权力和安全等追求以外,与自尊、荣誉、美德、地位、荣耀、威望等范畴相关联的“精神”乃是国际行为体的重要动机。当时代的变迁使得财富、权力甚至安全等目标已不能完全和充分地作为衡量和体现个人和社会群体成就的标准的时候,对于自尊和荣誉的精神追求,就会不期而至。勒博认为:“当精神居于主导地位时,且行为体借助荣誉、地位或自主权来寻求自尊,行为体为了实现某些目标,时常愿意冒险,甚至牺牲自身或其政治单位。”(18)无独有偶,在美国的俄罗斯学者出版的专著《俄罗斯与西方:从亚历山大一世到普京》明确提出,俄国对外关系史上起到巨大作用的一个范畴,就是“尊严”。无论是1812年抗击法国拿破仑的入侵,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顶住希特勒大军压境的压力、力挽狂澜、最后打败了德国法西斯的光辉业绩,都是因为“尊严”这个范畴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正是这种出自独特历史环境中养成的对于民族的、国家的乃至于人种的、个人的尊严和荣誉的追求,使得俄国人能够在难以想象的极其艰难条件之下,绝地反击,战胜顽敌。(19)

  资深的俄罗斯前外长伊格尔·伊万诺夫在“美对俄制裁案”被炒作得如火如荼之时,曾经发表了一篇值得关注的文章。他认为:“华盛顿发起的最新反俄制裁是史无前例的。其内含的杀伤力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将会远远超出美俄关系范畴。”这位老外长依据其丰富的经验,意味深长地指出:“过去几年中,俄罗斯对欧洲进程的反应,更多的是出于情感而非实用主义态度。如果看一看俄罗斯是如何回应欧洲对它在乌克兰危机中所采取行动的谴责,这一点就更为明显。当最初的怨恨变成了一场激烈的运动,它使每个人相信,欧洲的价值观,以及与欧洲有关的一切,都与俄罗斯天生地格格不入。而俄罗斯则代表着一个独立的文明,应该标示出自己的道路。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陷入僵局,若干重要领域的互利合作倒退了好几年。”(20)伊万诺夫清晰地挑明了:“情感因素”乃是近年来俄罗斯处理乌克兰危机和西方关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果说,这位老外长的表述比较含蓄和留有余地,那么俄罗斯瓦尔代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则更为直接:特朗普上台以后,美俄关系“幻想破灭”的首要原因,在于美国对俄罗斯的“轻视和不够尊重”。他评论道:“特朗普完全按照自己的宗旨行事。无论竞选还是大选前,其政治言论的主旨都是——我们应当得到尊重(指美国)。如果有人不尊重我们,就强迫他们尊重。打击叙利亚基地意在向所有人表明,混乱和谦让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国也在参与博弈,俄罗斯和其他国家不能当其不存在。在这方面,特朗普和普京的心理如出一辙。”(21)卢基扬诺夫在其他场合也从相反的角度证明,围绕着民族和国家尊严的情感因素,始终左右着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的对外政策走向。早在“美对俄制裁案”发生的一年多前,他就撰文指出:“为使俄美关系进入另一个阶段,需要转变视角,克服冷战后出现的惯性。对美国来说,这个惯性是高高在上的傲慢观念,即俄罗斯无权‘固执己见’,应当接受自己的区域性国家的地位。而且,其边界线不是由俄罗斯说了算,而是在更重要的玩家所允许的范围内。对俄罗斯而言,这个惯性是把一切不幸怪罪到美国头上,虽有些痛苦但几乎相信美国占据了统治地位。这种潜藏的情结也是根源于冷战的结束。”他更明确地补充道:“俄罗斯应放下自卑情结,不要再力图证明自己。”(22)在卢基扬诺夫看来,俄罗斯人的“自卑情结”正好就是渴望“尊严”与“荣誉”的另一面。而且,这种卑怯和自傲相辅相成的心态在美国也有同样的表现。正如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所指出的,对于美国而言,其高傲自大的另一面,就是在“黑客案”、“通俄门”直至“对俄制裁案”中表现出来的“恐俄症”。他认为:“俄美关系因‘恐俄症’而在走下坡路。”(23)

  其实,美国学者中也不乏头脑清醒者。哈佛大学谈判项目高级研究员布鲁斯·阿林曾在“美对俄制裁案”的白热化阶段撰文指出:在美俄关系中,“我们从一个又一个案例中看出,不单单是利益,而且人类基本情感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并导致着一个又一个的行动和心理反应的循环。普京总统感到气愤的是,美国向来只想给予俄罗斯的不是盟国而仅是‘附庸’的地位。”他还特别强调:“亚伯拉罕·林肯有句名言:‘我不喜欢那个人,但我必须要更好地了解他。’即使在我国内战最激烈最痛苦的时候,林肯自己也能人性化地善待南方人,称他们是‘犯了错误的同胞’。”(24)

  对国际关系中“尊严”、“荣誉”等一类范畴如何影响国际行为体的思想与行动作出严格科学判断,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但是,围绕“美对俄制裁案”问题,各方资深外交官和学者所提出的应该从“人类基本情感”着手分析原因的观点,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后冷战时期的特殊历史条件之下。既然,很难仅仅以武力争胜,那么围绕“尊严”和“荣誉”一类的精神需求就很容易成为日常国际交往的重要内容。同时,身处现代信息社会的环境中,巨量而异常迅速的媒体传播,使得“尊严”、“荣誉”以及包括“颜面”和“形象”等这样一类通常未必被充分重视的问题,也成为国际竞争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美俄双方在新老媒体上事关双方颜面和形象尊严的口舌之争,就不由自主地代替了当年战场上的殊死搏斗。

  二、2017年美俄“制裁”危机的若干特点

  与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和西方对俄罗斯的多次制裁相比,2017年7-8月间启动的这一轮制裁反映了当下美俄双方以及国际政治变化的若干新态势。

  (一)前所未有的严厉制裁

  2017年度新一轮对俄制裁法案(25),较之前所有对俄制裁措施的政治态度更为明确,涉及范围更为广泛,执行措施要严厉得多,具体的程序性规定也更为周详。

  第一,该法案强调,2017年对俄制裁案是对自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的2014年3月和12月、2015年4月、2016年7月等奥巴马时期发起的一系列对俄制裁案的延续,当然也包括特朗普已胜选之后民主党政府于2016年12月29日对俄实行的最近一轮制裁案的所有内容。

  第二,该法案明确表明,是按照美国情报部门的报告中所指明的“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于2016年命令发起的旨在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的有影响力的行动”,才决定采取相应的一系列制裁措施。作为美国国会正式通过的单边制裁法案,指名道姓地把俄罗斯总统普京作为“罪魁祸首”,可见其积怨之深。

  第三,该法案特别明确地规定了一系列针对可能发生的美国总统旨在改变制裁法案内容的限制。其中包括美国总统在任何拟议行动之前,须向合宜的国会相关委员会详细报告所有行动的内容、目的和原因等事项,并具体规定:如果总统的行动涉及美国对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的任何重大改变,以及改变对俄制裁法案中对俄罗斯有关人员和机构的制裁内容,必须首先分别向参众两院的外交委员会报告,举行听证,并需经过相应程序的同意。而美国国会可以在30-60天的时间内拒绝总统的上述任何改变。实际上这是对美国总统的外交权力,特别是对俄决策的权力做了重大限制。

  第四,该法案针对所有具有以下行为的人员和机构进行制裁,其中包括:代表俄罗斯政府破坏美国网络安全;对俄罗斯能源出口管道进行一定程度的投资;与俄罗斯国防和情报机构进行“重大”交易;承诺或协助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重大”腐败行为;为叙利亚政府提供武器支持。另外,在提出制裁法案的美国两党议员看来,俄罗斯政府任何国有资产私有化可能不公平地给政府官员或合作人带来好处,因此,在一年内对此类私有化进程投资或促进投资1000万美元以上的个人或者机构实施制裁。由此看来,美国对于俄罗斯国内私有化进程的立场也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

  第五,新制裁法案还提出,要求按照美国国务卿和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的指令,由财政部长提交有关年度报告,针对接近普京本人和执政精英的俄罗斯核心政治人物和寡头,将其年度收入水平,包括夫人、子女、家长等亲属状况,以及所有这些人士的公司股份、投资、商业利益、资产、创收、连带海外开设企业的状况一一查明上报。同时,制裁法案呼吁限制俄罗斯在欧洲和欧亚地区的影响,要求美国总统必须提交关于“受俄罗斯政府监控和资助的媒体”报告,说明这些媒体如何在欧洲和欧亚地区国家政治选举中发挥影响,包括支持政党、候选人、游说集团及非政府组织的信息。此外,国会还通过了2018-2019年度的名为“反俄罗斯影响基金”的2.5亿美元专用预算。(26)

  就对俄制裁法案的内容来看,以下三个方面尤其值得关注:其一,该法案的严厉程度大大超过以往;其二,该法案几乎是一个专门针对美国总统本身的明确而周详的权力限制;其三,该法案不仅是针对某一事件,而是对俄罗斯整个普京体制的系统性打击。

  (二)俄罗斯在高压之下的克制和隐忍

  自从有关俄罗斯干预大选的信息被披露以来,美国政界和媒体的口诛笔伐接连升温。尤其在2017年春“通俄门”事发后,美国朝野舆论不断“发烧”。7月两院通过对俄制裁法案,美国反俄舆论升温达到了一个全新高度。相形之下的一个鲜明反差是俄方的冷静态度。实际上,特朗普参选并提出调整对俄政策的意向以来,无论是俄罗斯政府官员还是民众,无论是议会党团还是媒体学界,反应都比较稳健谨慎。俄罗斯受压多年,对一度可能出现的美俄关系缓转,未必真会无动于衷。但自特朗普参选总统这幕大戏一开场,不仅俄罗斯主流精英一再告诫舆论,美国大选的不确定因素殊多,美俄关系调整的前程艰难,不容乐观;甚至议会党团中的日里诺夫斯基、久加诺夫等非执政党领导人都一再表示:“不要美国人一有表示,我们马上就跟着转,显得俄罗斯无足轻重。”(27)

  2016年年底,奥巴马宣布对俄制裁之时,俄罗斯不仅没有对应的回击,普京反而邀请美国外交官和家人到克里姆林宫做客共迎元旦。2017年7月参议院通过制裁案的当天,普京表示:“如你们所知,我们已足够地耐心和克制。但我们需要作出回应,不能无休止地容忍(美国)对俄罗斯蛮横无理的行为。”他说:“我们一直等待了很长时间,也许事情会朝向好的方向发展,我们希望这种情况会发生,但看起来好像不会在不久的将来发生变化——我决定,现在是表明我们不会无动于衷的时候了。”(28)尽管俄方充分意识到:“这早已不仅仅是新一轮制裁,而是对整个普京政权的更为严厉的态度。”(29)但普京所使用的词语,从“等待”到“无动于衷”,从“也许”到“向好发展”,似乎都不像在遭受无端打击下的激烈反应,而是力图把反应烈度控制在有限范围之内。舆论注意到:俄罗斯的反制措施,实际上是半年之前本该对奥巴马的制裁做出的一个迟到的反应而已。尽管俄罗斯的失望不言而喻,但俄方舆论始终寄希望于未来的转机。正如俄罗斯联邦议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科萨切夫所表示的:“继续恶化不可避免,但是,并非没有出路。”俄罗斯评论家斯塔诺瓦亚认为,在这一时刻,克里姆林宫还是希望在美俄之间,“不要烧断(保持交往的)桥梁”。(30)

  直到8月2日特朗普正式签署对俄制裁法案之后,梅德韦杰夫总理通过“脸书”发表了措辞尖锐激烈的评论:“希望与美国新政府改善关系的希望已经完全破灭”,“一场全面贸易战将被引发”。他特别强调:“特朗普政府以最丢脸的方式将其行政权力拱手让给国会,表现出了完全的无能”;还警告:由于“制裁法案经整个法律程序而形成,除非奇迹发生,这一法案将在今后几十年中发挥作用,因此,……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将会非常紧张。”虽然,梅德韦杰夫的声明措辞强硬,但还是可以观察到,俄罗斯总理是以个人“脸书”信息的形式,而非任何正式的官方文件发表自己的观点。同时,梅德韦杰夫“脸书”声明发表后,俄总统的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明确做了补充说明,除了已有的反制裁措施,俄方将不会有任何新的反制裁举措推出。外长拉夫罗夫又进一步声明:“我们还是要对俄美两国在所有互利和有利于国际安全、包括地区冲突领域的合作,持开放态度。”(31)这包括在2017年秋后美国宣布有关限制和制裁俄罗斯在美使领馆和外交人员活动,以及对《今日俄罗斯》等俄罗斯媒体作出处罚决定之后,俄罗斯的对应举措相对还是不那么激烈,仅限于就事论事。总体看来,在美国异常严厉的制裁措施之下,俄罗斯的克制和隐忍,成为本次“制裁”危机的一个特点。同时值得指出的是,一旦对美国执意推出“对俄制裁案”不抱幻想,俄罗斯对包括战略武装力量在内的全面重新部署,同样也显示出强硬对抗到底的决心。

  (三)“对俄制裁案”引发进一步的国际分化

  鉴于“对俄制裁案”不仅针对俄罗斯一家,而且广泛涉及欧亚、中东、欧洲地区的相关国家,因此,法案公布之后,其他许多国家反应强烈。

  首先,这一对俄制裁法案,把俄罗斯与伊朗和朝鲜置于同一层面,比之奥巴马曾把俄罗斯并列形容为伊斯兰国、埃博拉病毒等“三害之一”,有过之而无不及。俄罗斯评论家苏斯洛夫提出:最新的对俄制裁法案,“事实上,把俄罗斯捆绑在一个与朝鲜和伊朗在一起的新的‘邪恶轴心’之内,这是一个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新冷战格局的提升。虽然,新的制裁不会对俄罗斯经济造成比早先的一揽子计划更大的损害,但是,这一举动标志着美国国内外政策和整个国际体系的一个分水岭。”为什么对俄制裁法案会成为这个分水岭呢?(32)美国新制裁法案把俄罗斯、伊朗、朝鲜归为同一类惩处对象,大大强化了人为进行敌我画线的恶劣倾向,从而成为提升“新冷战”现象的一个突出标识。

  其次,“对俄制裁案”出台前后,欧洲盟国表现出对这一法案的强烈不满。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Jean-Claude Juncker)在一个措辞严厉的声明中抨击华盛顿,他说:“美国优先并不意味着欧洲的利益无关紧要。(欧盟委员会)今天得出结论,如果我们的关切没有得到充分考虑,我们随时准备在几天之内采取适当行动。”德国外交部发言人马丁·舍菲尔斯(Martin Schaefer)星期三(26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制裁)不仅事关德国工业……对俄制裁不应成为美国维护产业政策利益的工具。”法国外交部也发表声明表示:对俄新制裁是“治外法权”,“违反国际法”;“这项法案如果生效,无论美国是否受到影响,都有权采取措施针对欧洲自然人或法人。为了保护自己免受美国立法(或任何其他立法)跨境影响,我们需要修改国家立法和完善欧盟的应对措施。(33)苏斯洛夫指出:“这是又一个前所未见的变化。此前,反对多边主义的口号,主要来自与美国传统体制并无太多关系的‘麻烦制造者——特朗普’。但是,现在局面又一次倒转了过来,国会山的建制派似乎成为颠覆传统大西洋盟友关系的祸首,而特朗普反倒变成为一个‘传统的’总统——关心美国公司和美国盟友的利益。这再一次的颠倒说明:几十年来,华盛顿和布鲁塞尔在实施国际制裁方面一向有着严格协调其政策的传统,包括2014年以后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的对俄罗斯制裁;但是,这一次,美国和欧盟之间几十年来第一次因国际制裁问题而出现分裂。这是大西洋关系崩裂的又一个清晰证明。”(34)他指出的美国传统伙伴关系领域出现的混乱迹象,预示着人心向背的重大变化。

  事实上,“多中心世界”加速形成,其直接原因就在于“美国传统的建制派完全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一事实,也完全不准备去认真反思2016年11月大选失败的真正原因,当然,也不会允许对国内和国际议程中的任何过失有任何反悔和体察之心”。(35)

 (四)对俄制裁直接关系到美国的宪政之争

  8月2日,特朗普正式签署对俄制裁法令之前,观察家们曾有不少分析:其一,特朗普如果断然否决新的制裁法案,会是一个严重的失误。因为,这是绝大多数两党议员投票支持的国会制裁法案,特朗普的否决毫无疑问会被推翻。一般情况下,美国总统不会想以破坏自己权威的方式升级美国的政治危机;其二,这是新一轮的“通俄门”。但是,特朗普的最亲密盟友及其家庭成员在被指控与俄罗斯“勾结”的情况下,不想成为“俄罗斯保卫者”,也不试图修改法案或彻底将其埋葬。这只会使特朗普处于困境,甚至遭弹劾的可能性更大(36);其三,另有人建议:让制裁法生效然而不附加总统的签名——但这又会给人造成印象,似乎特朗普比较软弱,并且是束手无策。

  因此,对特朗普来说,目前的做法可能是一个别无出路的选择:一方面签署法律,不至于因此而与整个国会系统的两党议员闹翻;另一方面,通过发表一份总统声明,明确而理性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尽管,此举也会激怒对手,但与其他选择相比,可能显得较为有利、体面、平衡和留有余地。人们发现,不仅这份总统声明经过律师的精心制作,而且,相当接近国务卿蒂勒森有关对俄制裁问题经过深思熟虑的表态。

  特朗普在声明中明确表示:“我赞成采取严厉措施惩罚和阻止德黑兰和平壤流氓政权的不良行为。我也支持表明,美国不会容忍干涉我们的民主进程,我们将支持我们的盟友和朋友反对俄罗斯的颠覆和不稳定。”他说:“这就是为什么,自上任以来,我已经颁布了对伊朗和朝鲜的新的严厉制裁,并支持现有的对俄罗斯的制裁。”同时,特朗普话锋一转:“由于这是首次推出这一法案,我担心国会的许多方法,正在不恰当地侵害行政权力,使美国企业处于不利地位,并伤害了我们欧洲盟友的利益。”(37)

  特朗普特别强调:“该法案仍存在严重缺陷,特别是因为它侵犯了行政部门进行谈判的权力。经过七年的讨论,国会甚至无法就医疗保健法案进行谈判。通过限制行政执行权的灵活性,这项法案将使得有利于美国的交易难以推进,反而推动中国、俄罗斯、朝鲜更紧密地走到一起。我们的宪法制定者们把外交事务交到了总统手中。这项法案将证明,这是一个智慧的选择。”他表白道:“尽管有这些问题,我还是出于民族团结的考量而签署了这项法案。因为,它代表了美国人民希望看到俄罗斯采取措施改善与美国关系的意愿。我们希望两国在重大全球性问题上进行合作,以使这些制裁将不再必要。此外,该法案向伊朗和朝鲜发出了明确的信息,即美国人民不会容忍他们的危险和破坏稳定的行为。美国将继续与我们的朋友和盟国密切合作,以监控这些国家的恶意活动。”(38)

  特朗普相当自信而又不无揶揄地表示:“我确实建立了一个价值连城的真正伟大的公司。这是我当选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因而,作为总统,我可以比国会做得更好。”看来,相对于对特朗普的漫无节制的简单批评,这位新任美国总统还是交出了一张比较能够应付国内各方挑战的答卷。第一,特朗普的这一声明并没有直接和具体地批评俄罗斯,这意味着,声明暗含的意思是:俄罗斯并没有足以值得被进行制裁的行动。同时,这份声明明确把俄罗斯区别于朝鲜和伊朗。特朗普显然认为,后两者应该被处罚,而俄罗斯则不然。第二,该声明在字里行间中暗示,特朗普政府将寻求避免过度严格执法的措施,以免损害美国公司的利益和美国的欧洲盟友的利益。面对美国国内企业和欧洲企业对制裁的一片反对声,显然,特朗普的表述与美国国会通过的制裁案相比较,更在于挽回人心。第三,美国总统声明中最重要之点,乃是明确表示制裁法侵犯了宪法赋予美国总统的特权——美国总统才是国家外交政策的领导者。不少评论认为:特朗普签署法案完全不意味着放弃与国会的长期较量。其一,有关国会和总统之间的外交决策权力之争,始终会伴随整个“制裁案”而发生作用;一旦府院之争难以休止,最高法院出面干预是极有可能出现的局面。甚至有学者认为:美国宪政制度也难料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其二,特朗普不会甘心于这场府院之争中所受到的牵制,不会放弃一切反击的可能性。与此同时,“通俄门”的黑箱依然是特朗普头上的悬剑,特朗普团队和家族成员一个又一个被调查出局和限制自由,并非是好兆头,至少预示着2018年中期选举的血腥搏杀正在拉开帷幕。

  从特朗普对制裁案所做的正式反应来看,行政当局和国会之间的这场宪法大战实际上已经拉开序幕:问题已经远不仅限于是否需要对俄罗斯继续进行制裁,甚至也不仅仅关涉到底是美国总统还是国会具有更大的外交决策权,还在于美国大选的结果是否导致已经延续了几个世纪的美国决策模式的改变。

 三、“制裁”危机对未来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走向的影响

  在探讨“美对俄制裁案”会对未来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以及对国际转型带来何种影响这一问题之前,首先需要讨论的问题,乃是国际制裁的合宜性,而后才是这类制裁的效用问题,包括对俄罗斯以及今后大国关系的影响。

  (一)关于“对俄制裁案”合宜性问题的思考

  关于国际制裁问题,国际学术界有不少研究和争议。与本题相关的主要是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国际制裁的目的性。学界大体上有以下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制裁是针对一个或多个国家采取的强制性措施,试图强迫目标国改变政策或者至少表达制裁国对目标国政策的一种观点。”(39)另一种观点认为:“制裁是一种通过威胁或处罚影响不法行为者的消极措施。”(40)这两种观点的区别在于,后者针对的是“不法行为者”,而前者并没有强调受制裁国家的行为是否“非法”,而只是“试图强迫目标国改变政策”或者“表达制裁国对目标国政策的一种观点”。自18世纪中叶以来,制裁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通过惩罚来改变一种行为的手段,被制裁者是否违反法律,不再是制裁的前提条件。(41)换言之,无论受制裁对象国的行为是否合法,并不妨碍实行国际制裁。国际法领域的现状在国际制裁问题上留下了一个巨大的争议空间。

  第二,国际制裁的功能性问题。相当长时期内在西方制裁研究领域居于主流地位的“实力政治路径”理论,基于现实主义政治原则,持有这样的见解:制裁越有力、对制裁目标国须施加足够有杀伤力的惩罚,才能促使对象或者自己实行自我约束,或者在民众压力之下要么改变现行政策、要么被民众推翻,以实现制裁的目的。“公共选择路径”下的国际制裁理论认为:鉴于被制裁的对象一般为复杂结构的行为体,因此,需要精准选择制裁对象;选择的依据是以民主还是集权体制这样的意识形态划分方式。第三种“决策分析路径”,对制裁国,侧重于分析决策者和决策集团策动、制定、中止、结束制裁的动因;而对被制裁国,侧重于研究受制裁国的抗拒意志、对策和潜能。(42)总体而言,传统的制裁研究把侧重点放在制裁目的、制裁有效性、制裁时长、制裁后果等功能性问题之上。换言之,对国际制裁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之下是否合宜的问题,也并没有形成多少共识。

  第三,从国家行为实践的历史来看,在国家间的交往中,采用强制性经济制裁或行政制裁的做法,已经是作为发起制裁国认为受到不公或非法待遇时相当惯用的手段。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新颁行的国际法能够对此加以禁止。问题在于,冷战结束之后的现状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大量使用经济强制制裁以惩罚对手,似乎制裁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各国都可以接受的国际规则。(43)但实际上,制裁措施的运用,还存在大量争议。

  国际制裁具体功能问题的研究虽需要具体而实证的考察;一国对于另一国实行制裁或者反制裁,国际法的规范也的确没有提供普遍接受的共识。但是,如果忽略了首先需要关注国际制裁的合宜性问题,那么,在冷战后国际局势和大国国内局势异常复杂的条件下,其后果是难以估量的。

  “美俄制裁案”过程中的合宜性考量尤其不容忽视。当一国内部政治进程,特别是在大选或政治更替这样的关键时刻,一旦受到外来干预,无疑有必要严肃而坚决地加以反对。但从现有处理来看,在俄罗斯政府是否参与“黑客干预大选”问题上双方还存有尖锐分歧,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都公开表示相信俄方辩驳理由的情况下,都不分青红皂白地以前所未有的“全面制裁”+“精准制裁”方式对俄施压。这说明,这一类制裁一定程度上更在意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或是显现西方国家居高临下、以制裁作为合法工具维护其霸权和优势地位的未曾言明的动机。圣彼得堡大学康斯坦丁·库德雷教授认为:“对俄制裁法案,在国际制裁方面创造了一个非常罕见的先例。首先,由美国行政部门实施的国际制裁现在具有了法律效力。此外,该法还规定了一种扩大制裁的机制,可以对第三国的法人和个人实施制裁,事实上这些国家的个人与俄罗斯的关系并不适用于美国法律。但该法律规定:不迟于这一法律颁布之日起180天内,此后每年美国政府各部门和机构将向国会提交报告,提出对俄罗斯著名政治家、官员、商人和某些家庭成员实施个人制裁的理由。法律并没有说明这些报告中提到的所有人都会自动受到制裁,但实施制裁的机制是显而易见的。毫无疑问,报告中提到的所有人的国际活动都会遇到一些困难,而对他们实施的制裁可能是长期的,甚至是终生的。”(44)

  这里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制裁的公正性问题,也即是否有必要对类似的对一国内部政治进程的外来干预,都要实施一视同仁的制裁?专门研究谈判问题的哈佛大学教授布鲁斯·阿林曾坦言:“过去苏联人从未指责华盛顿干预他们的选举活动,因为,那时候苏联不存在认真严肃的选举。现在,俄罗斯人指责美国1996年侵犯了他们的主权,当时,美国人确实帮助叶利钦转败为胜,最终登上总统宝座。”这位教授补充道:“华盛顿在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克兰的‘颜色革命’中继续支持他们看中的反对派。俄罗斯人认为:乌克兰发生的‘颜色革命’是美国支持的异常‘政变’。”(45)这位哈佛大学教授至少提出了一个难以规避的问题:如果俄罗斯黑客干预了美国总统大选,当受处罚,那么,如此之多主权国家最高层的政治更替都确凿无误地受到了美国的干预,那么,究竟该如何处置?应该基于所谓现实主义“实力政治”的原则,谁更强大,谁就有权利对他者实施制裁?或者应该基于“公共选择路径”的原则,通过划分“民主”和“集权”体制来解决纷争?显然,在国际法领域对于国际制裁还存有大量争议、在“黑客干预”、“通俄门”等一类案件还有大量事实有待廓清,特别是在国际转型期如此复杂的国际国内多种利益交织的背景下,制裁措施的合宜性问题,事关重大而不容忽视。

  (二)“对俄制裁法”将如何影响俄罗斯内外进程?

  2017年夏天美国通过的对俄制裁法,标志着美国在最高层次上以最为集中的方式,并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对俄持有对立和压制的态度。

  首先承受压力的是俄罗斯经济部门,尤其是能源部门。一个非常实质性的变化是,冷战结束以后,美欧一直把俄罗斯能源部门视为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争议只是集中在俄罗斯天然气价格问题,甚至乌克兰危机之后,西方制裁只是集中于限制俄能源企业的设备进口。但是,页岩气革命之后,美国已经开始出口自己的液化天然气,俄罗斯能源公司正成为它的直接竞争对手。现在的争议问题已经不是价格问题,而是通过制裁整个取代俄罗斯能源的出口。

  来自西方的第二个打击是阻断俄罗斯的海外资金链。乌克兰危机爆发时,制裁主要表现为对俄罗斯海外融资能力的限制,据估算大约有600多亿欧元筹资来源在当时被切断。2017年美国的对俄制裁法案不仅出于经济原因,而且出于安全考量,对所有进入国际市场的俄罗斯企业,不分国有、私有一律采取限制措施,冻结银行账号、封锁贷款机会,进一步加深了俄投融资的困难。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发布了关于1991年至2015年俄产能下滑的报告,透露在这25年里俄全国固定资产损失幅度堪比二战期间损失,为了弥补这些损失,需要投资的总额达27-28万亿卢布(合4000多亿美元)。“对俄制裁案”在金融领域对俄罗斯的打击,至少使俄罗斯在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段内难以摆脱危机。(46)

  对俄制裁的经济后果显然受到政治影响的推波助澜。从较长趋势来看,“对俄制裁法”改变的是冷战结束以来美俄双方再也不把对方视为敌人的基本原则。在圣彼得堡大学康斯坦丁·库德雷教授看来,“不再敌对”这一原则是1989年美苏马耳他会晤、1992年戴维营宣言所多次强调的,也是1997年俄罗斯与北约基本文件中所规定的立场。而今的“对俄制裁法”则把俄罗斯视为与伊朗和朝鲜一样的敌人。(47)

  从外交和战略方面而言,“对俄制裁法”不仅承担责任保护北约和欧盟盟友,而且制裁法确认将帮助所有希望加入北约的国家:西巴尔干国家、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库德雷认为,文件尽管没有直说,但是很显然,美国会把这些国家发展成为虽不是北约正式成员但属于共同体的一分子。美国国会宣布,将永远不承认俄罗斯合并克里米亚,并要求莫斯科撤出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改变对乌克兰东部和德涅斯特河沿岸的政策,并停止对叙利亚的军事干预。这一清单比早先要求俄罗斯执行《明斯克协议》作为规范和解除制裁的条件要多得多。(48)

  诚然,俄罗斯经济的巨大潜能、普京继续主政后政治持续稳定的能力,包括俄罗斯强劲的军事战略实力和外交领域的丰厚积累都会有力抵御美国的制裁。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俄罗斯内外环境都处于外部沉重压力之下,不利于俄罗斯复兴和国际地位的恢复。诚如普京的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所言,俄美关系是2017年俄罗斯最大的失望。(49)俄罗斯人——从精英到平民——的尊严和心理所受的打击,也都会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影响其对美国和西方关系作出调整的可能。

 (三)对俄制裁案多大程度上影响美、欧、俄关系走向?

  美对俄制裁案生效后,显然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会受到全面的影响。在美俄关系下降到冷战后历史最低水平的同时,备受关注的欧俄关系将如何发展呢?“对俄制裁案”在对俄打击的同时,对俄罗斯与欧洲,特别是与德国的能源合作给予限制,这将在多大程度上,给欧俄关系带来调整的机会呢?

  一方面,直至2018年初,都不乏欧洲人士对美制裁俄罗斯的批评之声。建立于1952年的德国东方经济委员会的领导人沃尔夫冈·比歇勒认为:“自2014年对俄实行制裁以来,俄罗斯与欧盟方面共损失了超过1000亿欧元的资产。其中俄罗斯承担了60%,而欧盟承担了40%的损失。”在美国财政部“克里姆林报告”提出可能遭受制裁的200人名单之后,这位商界领导人进一步表示:“希望冲突能够降级,只通过外交,而不是制裁来解决分歧。”(50)俄前外长伊万诺夫也曾有明确的评论:“欧洲主要国家的政客们对美国宣布新一轮制裁并没有保持沉默,他们对这件事的看法很清楚。实际上,这和俄罗斯并没有太多关系。相反,倒是特朗普政府凸显并加剧了美国及其欧洲盟国的根本利益分歧。”(51)

  但是,另一方面,自乌克兰危机到“对俄制裁案”,一直有看法认为,美国对俄制裁伤及欧洲利益,因此,欧洲国家,特别是与俄罗斯共建北方管道的德国,会带头对美国的制裁提出挑战。然而,事实进程还是较之这样的简单推理要复杂得多。多年以来,欧洲与美国虽然相互间猜忌与批评不断,大西洋盟友关系也确实在衰减过程中,但毕竟还得以维持。而问题的另一面,欧洲国家在经历内部深刻动荡之际,仍然对俄罗斯在欧洲的政治影响扩展保持警惕,也继续实施乌克兰危机后对俄罗斯的一系列制裁措施。俄欧关系并没有因“对俄制裁案”而发生戏剧性的改变。俄罗斯资深战略家曾经断言:欧洲与俄罗斯的关系调整不太可能在最近的三四年中发生。(52)但与此同时,俄罗斯与欧洲出于相互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交织,依然处于相互之间斗而不破的状态。从2017年开始,随着双方经济逐渐复苏,俄欧双边贸易增长了四分之一,俄罗斯贸易流转的一半份额是面向欧洲。俄罗斯提交和获得申根签证的人数,依然处于第一位。来自俄罗斯的赴欧洲留学生依然超过世界上任何地区。尽管欧俄双边关系僵持,但文化、教育、科技合作还是开展得有声有色。总之,美国“对俄制裁案”既没有阻止大西洋联盟的传统合作的渐趋松弛,也没有遏制住欧洲希望发展与俄罗斯合作的总趋势。

  未来的俄罗斯与欧洲关系将会出现怎样的前景呢?虽然对欧俄关系预测的文献不在少数,但是相形之下,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主任科尔图诺夫教授最近提出以四种场景为基础的预测,较为全面地勾画了在2018-2024年这六年之中的未来事态发展的线索和路径,也较富创意地描画了多种取向的未来前景。这四种趋向虽然都不是实际的进程,却在过去和未来的内外事务的对接中,在不同外部环境和各自主观意志的驱动下,存在着可以被转化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同时,未来欧俄关系很难会是这四种模式的纯粹搬演,而是会在四种模式提出的事态发展的机理之下出现各种变异和转型。

  科尔图诺夫教授提出的第一种预测是:“无人主导的空间”。其内涵为:在今后六年中,俄欧有可能不准备对所面临的挑战作出任何具有历史意义的回应。欧盟依然虚弱、涣散、成员之间矛盾凸显,无力推进真正具有结构性意义的改革。欧盟最主要国家——德国将会更多聚焦于内部事务,而不是欧洲共同事务。俄罗斯将尽一切可能避免冒险,而把艰难的结构性改革推迟到2018-2024年这一政治周期的交替阶段。至于出现有利的能源行情、力求适应全球经济变化、优化进口替代政策和大部分居民支持继续实施社会政治稳定政策等目标,很可能会是整整下一个十年的俄罗斯的努力方向。在这样的条件下,推动欧俄合作的意愿受到限制,在较长时段内,会是俄欧双方“各自短拙之处的互相平衡”。当然,俄罗斯希望弱化来自欧洲的制裁,但2018年难有起色。因为制裁仍是推动欧盟政治统一的为数不多的象征。欧俄共同的邻居——乌克兰将会“遭殃”,甚至即使是顿巴斯获得暂时的停火,欧俄关系也没有多大发展空间。欧盟方面没有多少资源可用来投入乌克兰的“马歇尔计划”,而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计划几乎不可能实现。俄罗斯也尽量与这位难以预测并怀有敌意的邻居保持距离。欧盟实际上并不希望在欧洲安全问题上发挥显著的影响。因为在这一领域,还是美国发挥关键的作用。倒是在与中国合作这方面,欧洲和俄罗斯可以走得更近。

  科尔图诺夫提出的第二种预测:“新冷战:强大的欧洲vs惰性的俄罗斯”。这一预测包含着这样的场景,双边关系权重自然会偏向欧洲。但前提是,欧盟领导人能够扭转欧盟分化的颓势;英国顺利完成与欧盟的谈判,并依然是欧盟的好伙伴;先前的民粹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会遭受失败;欧洲政党政治体系能够有所起色;欧盟能从美国获得部分“战略自治”;欧盟经济将更富于创新和竞争力。而俄罗斯如果依然按照上述第一种情景演进,那么,欧洲将会采取“遏制”战略来对待俄罗斯,欧洲会加大与乌克兰、外高加索和中亚等地的合作,甚至会在叙利亚、伊朗乃至朝鲜半岛事务中进一步发挥影响。而俄罗斯居民处于欧洲边缘地带的心态就会继续强化,欧洲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的力量上升和俄罗斯的衰退将不可避免。

  科尔图诺夫提出的第三种可能前景:“分裂的欧盟vs改革的俄罗斯”。在这一模拟前景下,欧盟依然处于优柔寡断、分裂涣散的局面。而俄罗斯改革则取得突破性进展:公共管理大幅改善;腐败减少;企业活跃,每年经济以4-5%的幅度增长,在某些方面俄罗斯成为世界经济与科技创新的带头人。俄罗斯实力的恢复大大拓展了它在欧亚空间的影响、欧亚经济联盟得到巩固,并向欧洲地区扩展,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都能稳定,欧洲对俄制裁减轻。同时,俄罗斯将稳步向东方转移,中俄间的不平衡发展将会逐渐缩小,“大欧亚”与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会深化,中俄的发展对欧盟内部离心倾向的刺激会增大。俄罗斯在区域和全球事务中的力量上升。这时,平衡的权重倒向俄罗斯。俄罗斯的增长和欧盟的下滑将会同步发生。

  科尔图诺夫所描绘的第四种场景是指“两个大欧洲的同时并存:稳固的欧盟vs改革的俄罗斯”。这一组预测指的是可能出现一个克服自身困难、增加了自信的稳固的欧洲,同时面对一个经过改革焕发了力量、雄心勃勃谋求发展的俄罗斯。实际上,这一情况在新世纪短暂的时间里,并非没有出现过。即在21世纪之初,地缘空间急剧扩展的欧盟与在世界能源价格行情暴涨中获利的俄罗斯曾迎头相撞。历史表明,这种情况并非不能重演。但是,当下的欧盟经历了内外危机,已经没有了早年地缘空间和“普世价值”扩张时的志得意满,而俄罗斯历经打击,丧失了支持高速经济发展的能力。这种相同的境遇反而会推动双方开始在经济领域合作。因此,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一个重新稳固的欧盟和一个经过改革焕发活力的俄罗斯(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一起),成为大欧洲相互联系和支撑的两根支柱。尽管俄罗斯与欧盟之间有着诸种结构上的不均衡,但随着改革的推进,这种不均衡会逐渐缩小;俄罗斯会充满自信地承认一个强大而稳定的欧盟;而欧盟则会把欧亚经济联盟作为自己的天然伙伴。届时,乌克兰也会在欧洲两大巨人之间发挥真正的桥梁作用。当然,这一前景不会在2024年前到来,还需要好几个十年的时间。无论进展快慢,欧盟和俄罗斯将不仅在地区事务,而且会在全球事务中发挥重要影响。(53)

  虽然,科尔图诺夫的预测带有大胆想象的成分,但四种预测的推演逻辑,确实并非空穴来风。关键还是取决于欧俄关系实施的内外环境。一方面,美俄关系依然是一个左右欧俄关系走向的十分重要的因素。不太乐观的判断是,在以“对俄制裁案”为路标的美俄关系于相当长时段内难以恢复的情况下,欧俄关系很难有令人欣慰的进展。另一方面,正如哈佛大学教授、前副国务卿尼古拉斯·伯恩斯所指出:当“欧洲依然是美国在全世界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投资者和最大的盟友群”的时候,“88%的德国人说,德国的首要防御伙伴应该是欧盟而不是美国”;“62%的德国人对美国持负面看法”。(54)显然,这样一种局面还会对俄罗斯与欧美整个西方关系产生非常复杂的影响。

  总体来看,“对俄制裁案”还在推进和实施过程中,这一事件无论对美国宪政体制沿革还是对即将到来、几无悬念的俄罗斯总统大选带来何种影响,也无论会怎样左右大国关系的合纵连横以及作用于未来国际秩序的重构,都是新世纪国际变化中值得深入观察的一个重要领域。因为,这一事件进程聚合着国际国内复杂演变中许多新因素,比如网络空间的作用、“后真相式”的政治行为特征以及国际政治中久违了的“尊严”和“荣誉”这一类被遗忘的人类情感因素。而且,在这样的崭新背景之下,原来行之有效的国际机制的功能或者处于式微,或者几乎归零,甚至产生难以逆料的结果,比如国际制裁、传统价值观念形态和管理模式,以及传统的结盟关系;其中包括传统的战争形态都发生了变异。所有这一切都指向了一个面目全非的、难以辨认方向的新时期的渐渐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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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9月11日 0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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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政坛“多事之秋”马克龙改革前景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