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基金:2017年度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助的国家科技部“海洋划界决策支持系统研发与应用”项目“周边海洋权益争端和战略利益博弈模型研究”(项目编号:2017YFC1405503);2019年度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项目“印太战略、海洋联盟与美国印太海洋联盟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9HZK020)的阶段性成果;
全球化时代是海洋的时代。马克思曾经精确预言:“太平洋就会像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水路交通线的作用;而大西洋的地位将要降低,而像现在的地中海那样只起一个内海的作用。”① 不仅太平洋如此,印度洋也在日益成为世界的中心。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人类文明的中心逐渐发生由大陆到海洋的变迁,作为陆海连接处的“边缘地带”承载着新的历史使命。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对海洋权力的博弈更加突出,大国地缘战略博弈的重点已经从亚洲大陆转向了海域。2017 年上台以来,特朗普政府逐渐用“印太战略”的概念取代奥巴马时期的“亚太战略”概念,在战略层面上正式将太平洋和印度洋视为一个战略区域。无论是“亚太战略”还是“印太战略”,加强海上安全合作、打造海上安全联盟一直都是美国政府追求的地区战略目标。伴随着“印太战略”框架下印度和印度洋地位的显著提升,海洋安全议题的重要性进一步得到强化。正如海权理论家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Mahan)所言,帝国的地理枢纽不在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而在印度洋和太平洋,这两个大洋可以使相关国家沿欧亚大陆边缘投射所谓“民主国家海上联盟”。美国一再强调,加深联盟和伙伴关系是其优先事项,“联盟、伙伴关系对美国印度—太平洋战略至关重要” 。特朗普政府已经下定决心推行新的亚洲战略,构筑一个在海上围堵中国的安全网络。随着地区形势的发展变化,美国构建印太地区海洋联盟的进程将进一步加快。
一、美国印太海洋联盟的基本内涵
二战后,美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构筑了以美国为核心、以双边联盟为基础的“中心—轮辐”结构的亚太联盟体系。美国印太海洋联盟体系则是内嵌于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从中衍生出来并以此为依托的,两者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也有学者认为,两者几乎是同步产生的。该观点认为,美国为应对苏联的威胁,在二战结束后逐渐构建起主要由海洋国家组成的海洋联盟;而半个世纪后的今天,美国的威胁由苏联换成了中国,导致美国的海洋联盟又焕发出新的生机。
无论如何,这都说明,由于该地区的海洋属性,特别是全球化时代的海洋属性与美国超级大国的海洋属性,海上安全合作在美国的印太安全战略中占有较大比重。美国的印太盟国几乎全是海洋国家,无论是海洋安全还是海洋经济对这些国家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随着近年来印太热点问题中的海洋问题日益突出,海上安全在美国地区安全战略中的比重进一步提升。
美国的印太海洋联盟始于美国与盟友或伙伴之间的双边海上安全合作,发展于美国的盟友、伙伴之间的横向海上安全合作,致力于美国主导下的多边海上安全合作,最终形成完整的印太海洋联盟体系。因此,所谓美国印太海洋联盟体系,就是在美国主导下逐渐构建起来的,以应对所谓的共同海上安全威胁为战略目标,主要由印太地区海洋国家组成,以灵活多元的方式进行合作的所谓“海上民主国家集团”,旨在维护美国在印太海域的优势地位。比较而言,传统的美国亚太联盟主要关注国家层面上的“威胁”,美国印太海洋联盟则更加关注具体的议题领域,即海洋安全问题。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一环是加强美国的盟友与伙伴国之间的关系。严格来讲,美国印太海洋联盟并非严格的联盟体系,而只是一种准联盟体系,或者是一种松散的结盟形式。
从动态的视角看,美国印太海洋联盟是一种演化进程中的联盟体系,尚处于构建进程之中。真正的同盟关系要求成员之间签署具有法律属性的条约,规定享受安全权利、承担安全义务的条款,当前的美国印太海洋联盟则是部分基于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条约,部分基于共同对手的战略协调。它更多的是在共同塑造联合态势以及在局部问题上的有限合作。就连美国学者也承认,该体系中最为关键的美日印澳四国海上安全防务合作也“只是一个愿景而不是一种政策”。不过,统筹和协调联盟成员的关系只是美国管理印太海洋联盟的一种方式,美国的最终目标则是形成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印太海洋安全网络或是印太海洋安全共同体。
二、美国印太海洋联盟的基本特点
美国印太海洋联盟在功能特点上与美国的亚太联盟存在类似之处,也存在明显区别。具体而言,美国印太海洋联盟的基本特点可以从框架结构、主要目标和战略重心三个维度阐释。
(一)在结构上逐渐向网状结构转化
从框架结构上,美国印太海洋联盟呈现出从传统的中心—轮辐结构向网状结构转化的趋势。
一方面,深化美国与盟友之间传统的安全合作关系;另一方面,提升盟友和伙伴之间在安全领域合作的机制化,加强它们之间的安全合作关系,以小多边合作为代表,在一些地区核心议题上形成“集群”和“联动”效应。美国的战略愿景是主导地区安全合作,确保其对地区海洋安全事务的参与控制,形成美国领导下的区域海洋安全联盟。美国是印太海洋联盟的核心,其地位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可以取代。该体系以美国为核心向外辐射,旨在纳入印太地区各国(地区),包括条约盟友以及伙伴。前者诸如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韩国等;后者则包括印度、新加坡、越南以及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以及中国台湾地区这一非国家行为体。特朗普政府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着重强调,要在印太地区激活包括印度、澳大利亚、东南亚国家、中国台湾地区、日本及韩国在内的所有关键节点,组建全区域的安全网络。
美国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双边海上安全关系成为整个印太海洋联盟体系的基础和关键支撑。事实上,美国印太海洋联盟正是始于美国与盟友和伙伴之间的双边海上安全合作,在此基础上推动美国的盟友、伙伴之间的横向海上安全合作,从而构筑美国主导下的多边海上安全合作,最终形成完整的印太海洋联盟体系。
这种网状结构本质上仍是一种等级制的结构,结构中各个成员国的地位和角色并不一致。一方面,美国与其他成员的关系表现出强烈的不对称性,包括权利的不对称性和义务的不对称性。超强的综合国力决定了美国联盟外交的不对等性。在与他国结成的联盟中,美国不容置疑地成为联盟的核心,构筑了一种“等级制联盟”。另一方面,盟友的地位高于非盟友的地位,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的地位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其中,日本的地位仅次于美国,被称为“次轴心”。美日同盟是该体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被两国视为印太地区和平、繁荣、自由的基石。亚洲从未出现类似北约的安全架构———美国与其亚洲盟友仍然只能依赖枢纽与辐射线条式的联结,美国的盟友国家彼此间未有协议。
因此,美国希望在该地区建立类似北约的地区安全网络。2016 年 6 月,美国时任国防部长卡特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不断重复地区“原则性安全网络”的建议,美方希望东亚各国能打破双边协议的限制。美国积极推动其他网络成员之间双边
关系的发展,近年来取得较大的进展,特别是最为活跃的日本与印度、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家的双边关系不断得到强化,美日印、日印澳、美日澳等三边关系以及美日印澳四边关系都有显著发展。印太安全网络的价值追求推动美国将印太海洋联盟打造成以美国为核心、以双边联盟为基础、以多边为依托的网络结构。
(二)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目标
中国因素是美国印太海洋联盟形成和维系生命力的基础。中国崛起以及随之带来的印太地区海洋权力结构的快速变化是这种海上安全合作发生转向的重要推力,被认为“对美国和美国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盟友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挑战”⑦ 。2015 年3 月,美国国防部等部门联合发布《21 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宣称“中国在海上和空中变得更加咄咄逼人,这加剧了中国同许多邻国之间的领土争端。这种行为加上中国军事意图透明度缺乏,导致了紧张和动荡,这可能带来误判甚至冲突升级”。美国渲染中国海上威胁论,意在为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遏制中国、进一步扩大其战略影响力特别是在印太海洋事务上抵消中国影响力寻找借口。
大量的盟友和伙伴是美国在印太地区无可比拟的优势。“美国寻求加强与印度洋—亚太地区的长期盟友的合作,其中包括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菲律宾、韩国和泰国。并继续发展与孟加拉国、文莱、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巴基斯坦、新加坡和越南等国的伙伴关系。” 上述报告在强调盟友、伙伴重要性的同时,却着重指出中国在该地区的“海上扩张”和“军事意图不透明”构成了地区紧张局势。而在特朗普政府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称“中国在南海建立军事基地的做法危害自由贸易、威胁其他国家主权,并破坏地区稳定”② 。报告将中国视为“印太”概念的焦点,报告中但凡提到“印太”必同时提及中国。为了应对中国,其中一个方案就是加强与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的四方合作。澳大利亚军事学者罗里·梅德卡夫(Rory Medcalf)甚至明确表示,四国抱团都是因为中国的影响所致。
美国印太海洋联盟体系的成员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国家或是美国的盟友,或是美国的伙伴,在民主价值观、政治制度方面与美国高度一致。第二类国家或与中国存在领土或海上纠纷,或对中国存在安全担忧,或兼而有之。该体系中的主要成员多与中国存在竞争关系,中国是一个可以把各方都能有效整合起来的因素。例如,虽然美印日澳等国的战略构想存在差异,但是它们在联合应对日益崛起的中国海上力量方面具有共同利益。
(三)以海上安全合作为战略重心
在同盟的形成与维系中,对于文化、制度、规范等非物质因素的集体身份认同是重要推动因素。民主价值观是美国印太海洋联盟认同的一个基础,该体系中多数国家具有民主国家身份。类似或相同的海洋国家身份认同则是该体系的另一个认同基础,这些联盟和伙伴关系的支柱源于对“海洋自由”的基本信念。这导致美国印太海洋联盟以海上安全合作为重心。从历史来看,美国主导的联盟往往具有深刻的海洋性。它主要是海洋国家为了遏制或阻止亚欧大陆上出现一个霸主国家而形成的,维持着以“海洋航行自由”原则为核心的海洋秩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海洋联盟”(maritime alliance)。马汉在其《海权论》中曾指出,“英、日、美绝对是海洋国家,它们的军事力量主要在于海军方面。”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始终占据着世界第一海洋强国的宝座。美国印太海洋联盟体系中的日本、澳大利亚、印度、新西兰、菲律宾、韩国、新加坡、泰国等国都是海洋国家———或是群岛国家,或是半岛国家,或是沿海国家,海洋国家的属性是这些国家身份认同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这种海洋国家身份认同缩短了地理距离造成的隔膜,加深了地缘身份和地缘战略认同”⑥ ,为海洋联盟的打造奠定了基础。这些国家之间频繁的双边和多边军事演习,基本上都以海上军演为主。签署的军事合作协议也多以海上安全合作为主,军事援助则主要集中于增强海上安全能力建设。在它们发布的联合声明中,海洋安全和海上秩序通常是重要内容。就地域范围而言,它们共同关注的重点是印度洋和太平洋板块,格外重视中国日益频繁的海洋活动。核心国家美印日三国甚至自认为是天然的“民主伙伴”,三国构建“海洋民主同盟”有利于维护印太地区内外的和平、开放、公平、稳定和基于规则的秩序。2011 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印度时就呼吁印度“与美国一道建立亚洲海军民主同盟以消除‘专制的’中国在亚洲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因此,共同遏制所谓的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威胁”和“挑战”成为美国印太海洋联盟的基本战略目标,这些国家希望能够在印太地区建立对中国进行围堵的海上战略联盟。
三、美国印太海洋联盟对中国的潜在影响
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的对华政策逐渐转向竞争,在多个议题领域不断引发冲突。受此影响,中国外部安全环境迎来变数。美国构建印太海洋联盟,很可能在周边热点问题、海上安全环境和推行“一带一路”倡议几个方面对中国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一)强化中国周边陆海热点问题的战略联动性
美国印太海洋联盟涵盖印太地区多个重要国家,包括多个中国周边国家,而中国与这些国家存在不同程度的历史与现实纠纷。美国印太海洋联盟虽然以海上地缘政治为焦点,但是其效应却延伸至陆上地缘政治问题。中国周边热点问题开始出现联动、多点共振。海上热点问题的联动以及陆海热点问题的联动,可能导致中国周边海上安全环境进一步复杂化。中国不仅将在海上面对来自美国印太海洋联盟的战略压力,也将在陆地上迎来来自东北亚和南亚等方向的压力。海洋问题和陆地问题的联动,导致中国在多个战略方向面临压力。这可能会导致中国战略优先方向和次要方向的混乱,甚至导致战略透支。
日本借助该体系在南海推进美日防卫合作,拟推动实现南海与东海的联动。在美国和日本的积极推动下,自 2015 年起七国集团连续多年发表涉及东海和南海的声明,呼呼各方干涉东海和南海问题。因此,四方合作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日本与周边国家的海上安全合作并使之制度化,推动日本在该地区发挥主导作用。在南亚方向,增加了印度在边界问题上对中国的嚣张态度以及误判概率。
2017 年,美国接连在西沙和南沙海域挑战中国海上权益,同时在洞朗地区,印度和中国的边境对峙持续升温。在海上与中国对抗的美国是印度当时的主要倚重因素。今后,印度可能会在中印边界甚至是南亚地区更频繁地采取进攻性政策和挑衅性行为,使中国面临多线博弈的不利局面。除了印太地区国家外,特朗普政府也有意引入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域外势力,协同推进“印太战略”。英国、法国以及澳大利亚持续加强对南海问题的军事介入力度,南海问题开始成为中国与这些域外重要国家打交道时需要处理的问题。
(二)增加中美海上冲突风险和“准则”磋商难度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执政以后,放弃了前任政府的对华政策,妥善处理南海仲裁案的负面影响,并实现了中菲关系的转圜。双方建立了中菲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南海问题重回谈判磋商的正常轨道,中菲南海资源共同开发提上议事日程。受中菲关系改善影响,中国和东盟国家围绕“南海行为准则”(以下简称“准则”) 的磋商提速,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各方就以“准则”管控南海局势和加强海上合作取得广泛共识。2018年,中国和东盟国家首次进行联合海上军演,表明彼此互信取得重要进展。受此影响,美国等域外国家干预南海问题的重要抓手不复存在。为此,美国等域外大国以所谓的中国南海岛礁建设“军事化”为由,对南海的军事介入态势有增无减,特朗普政府也更加重视运用军事手段和组团方式塑造南海战略态势。美国及其盟友加大了在南海实施“航行自由行动”的力度和强度,频繁派遣舰机侵入中国南海岛礁 12 海里海域和上空进行抵近侦察和挑衅行动。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美两国在南海曾发生多次摩擦,甚至险些酿成重大危机,这种危险举动不仅严重威胁中方人员安全和主权权益,还使中美在南海方向出现军事摩擦的风险急剧攀升,增加了中美海上直接冲突的危险指数。此外,南海局势随着中国和东盟国家围绕“准则”的磋商明显向好,而“准则”磋商的持续、顺利进行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但是,美国及其盟友频繁在南海展示军事实力、制造紧张局势,严重影响南海地区的安全和稳定,成为影响“准则”磋商进程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事实上,域外大国因素不仅是“准则”磋商的重要议题,美国、澳大利亚等国也意图影响“准则”磋商的进程和方向。美国副助理国务卿帕特里克 · 墨菲 ( Patrick Murphy)曾公开表示,希望南海各方能够与包括美国在内的第三相关方磋商。美国及其盟友在南海地区的海上对抗势态必会增加“准则”磋商的变数。
(三)影响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受到沿线国家的普遍欢迎,并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但是,美国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严重损害其在相关地区的战略利益。作为一种战略性反应,美国通过打造印太海洋联盟,意图建立一个从西北太平洋到北印度洋的巨大弧形海上对华包围圈,和盟友一道借助海上安保和基础设施投资等手段,对冲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特别是“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实施。美国试图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与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国密切沟通,商讨推出一个联合的新版地区基础设施计划,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竞争,以抗衡中国在“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影响力。在南太平洋方向,美国指责中国的投资项目使对方国家陷入“债务陷阱”,同时加大了与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在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合作。2018 年 10 月 2 日,美国和澳大利亚发表加强“地区基础设施”合作的声明。11 月 17 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宣布,美国计划与日本等主要盟国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投入 17 亿美元用于电网建设,并与澳大利亚合作建设海军基地。12 月 11 日,美国加入由其盟友构成的、不包括中国的太平洋地区基础设施集团(Pacific Region Infrastructure Facility,PRIF)。在南亚和北印度洋方向,美国利用印度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疑虑,旨在借印度之手阻碍“一带一路”的实施。中国在马尔代夫、斯里兰卡等国的投资受挫事件中,印度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带一路”倡议的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也一直遭到印度的质疑和反对。在东南亚和太平洋方向,为应对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和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造成的中美影响力消长,美国继续强调对东南亚地区的支持。2018 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出席印度—太平洋地区工商论坛 ( Indo - Pacific Business Forum)时,宣布美国将在印度—太平洋地区投资1. 13 亿美元,用于推动数字化、能源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蓬佩奥还在东盟系列会议上宣布,美国将为东南亚国家新提供 2. 9 亿美元作为美国致力于印度—太平洋地区安全承诺的一部分。这些资金将用于加强海上安全、人道主义援助、维和能力和打击跨国威胁,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等南海周边国家被列为该计划的优先国家。
四、中国的因应之策
印太海洋联盟能否按照美国的意志塑造地区海上安全态势仍然面临诸多不确性因素和内在困境,中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加以应对。
(一)一国一策:分化美国印太海洋联盟
美国印太海洋联盟并非牢不可破,美国与盟友或伙伴之间以及美国的盟友或伙伴之间都存在诸多矛盾。首当其冲的是,作为美国印太海洋联盟体系根基的美日印澳四国各自的战略观并不一致。印度总理莫迪在 2018 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强调印度不把“印太地区”概念视为针对任何一个国家,印度连续两年拒绝澳大利亚参加美日印“马拉巴尔”军演并顶着美国制裁的压力购买俄罗斯军火,这些都充分说明,构成美国印太海洋联盟关键的四国机制并非铁板一块。从根本上讲,印度是一个印度洋国家,印度真正的利益来源和安全挑战主要在于印度洋而非太平洋。因此,印度将是印太海洋联盟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与之类似,在 2018 年下半年中美关系紧张之际,中日关系却出现较强的改善势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任内首次正式访华,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逐渐转为积极,两国关系重回正常轨道。最重要的是,作为“印太”从概念到战略的元老级推动者和参与者,日本随后以含糊其辞的“印太构想”取代咄咄逼人的“印太战略”用词。中日关系改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国印太海洋联盟给中国带来的地缘政治压力,也说明了该体系中各个国家与中国的利益关系、战略平衡关系和对中国的依赖程度都有很大的差别。不仅是日本,各国均具有不同的利益和地区优先事项,尤其是彼此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和信任赤字的时候。
日韩两国深层次的分歧影响着美日韩多边安全合作场景。尽管两国已经正式签署了《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韩国仍然拒绝与日本分享除朝鲜的核与导弹项目以外的其他情报,包括有关中国在南海的“军事活动”的情报。正如韩国军方学者所言,美日韩三方现有海上合作旨在应对朝鲜威胁,在印太地区海上安全领域与美日等国结成联盟围堵中国不是韩国的战略目标。这将对美国打造更广泛的印太海洋联盟体系产生影响。美日印澳之所以能形成四国机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中国崛起和影响力提升的担忧,对中国日益扩大的国际和地区影响力进行防范是美日印澳四国发展准同盟关系的核心基础。但是,印太地区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在内,在安全上主要采取一种“避险/对冲策略”,即与中国保持经济和政治接触,同时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关系。“海上民主国家联盟”成员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对美国的印太战略采取高水准的追随战略,并接受因此而导致的对华经贸关系受损,仍是一个未知数。甚至有观点认为,除了制衡北京外,各方加入美国印太海洋联盟的另一个目的是约束华盛顿,因为美国的诸多盟友都不确定特朗普政府是否“靠得住”。
中国应该利用这种机会,积极寻找该体系成员之间的战略分歧,争取从内部分化瓦解美国的印太海洋联盟。将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政策与对美政策区别开来,坚持一国一策,针对不同国家采取不同的策略。同时,积极寻找中国与该体系成员国家的利益共同点,夯实双方的现实利益特别是商业经济利益基础,构建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积极、健康、理性的双边关系。
(二)双边对话:推动中美海上安全合作
美国是印太海洋联盟的核心和根基,也是中国应对美国印太海洋联盟的关键和难点。一旦中国可以在美国身上打开突破口,该体系对中国产生的战略压力将随之减轻。全球化时代的大国关系是一种全局性的高度复合相互依赖关系。世界许多重大事件离不开中美两国的共同参与,中美之间具备发展以“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条件。中美海上合作日益成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议题,需要将中美海上合作纳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布局和总体框架之中。双方应秉持新型海上安全观,采取积极务实举措,以沟通消除猜疑,以合作取代对抗,携手共建和平发展的海洋环境。一方面,要加强多领域多层次的沟通交流。特别是充分发挥高层往来对于中美海上安全合作的引领作用,促进中美两国在海洋问题上的相互理解,尊重和照顾彼此的重大利益和关切,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通过高层会晤以及其他外交渠道,不断开拓中美海洋战略对话、涉海人员互访、涉海政策协调与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等领域的合作新途径。在领土领海主权等重大原则性问题上,中国既要坚持原则立场不动摇,也要保持战略性克制,最大限度地避免与美国发生海上摩擦和对抗。另一方面,要深化开放务实的海上安全合作。积极寻求中美海上安全的利益交汇点,稳步推进双方在海上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两国在联合军演、打击海盗、人道主义救援减灾等方面的合作,共同维护海上航运安全畅通。通过释放足够的善意,减少美国对中国发展海洋力量的疑惧,避免与美国及其海洋联盟直接对抗。
总之,重点是加强对话、管控分歧、扩大共识、深化合作,以保持两国在海洋安全领域的合作,稳定化解来自美国印太海洋联盟的战略压力。
(三)中俄协作:加强中俄海上安全合作
在加强海上安全合作以应对美国印太海洋联盟的压力方面,中俄拥有共同利益。中俄领导人多次指出,两国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这是两国加强海上安全合作的有利条件。众所周知,俄罗斯持续受到来自美国的海上压力。近年来,美国一直积极推进北约东扩,其地缘战略目的主要在于全面挤压俄罗斯在大西洋的战略空间,将俄罗斯彻底挤出传统海洋势力范围。为了遏制俄罗斯海上力量的扩张,美国海军意图重建第二舰队。该舰队的行动范围将主要在美国东海岸与大西洋北部海域。2014 年乌克兰危机后,面对美国和西方的制裁,俄罗斯希望加大对印太地区事务的参与力度。俄罗斯逐渐将海洋战略重心东移,强化其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部署,这势必要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在印太地区,俄罗斯与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也存在战略竞争和海洋争端。美俄两国均有意获得越南金兰湾海军基地的使用权利,越南已然成为美国、俄罗斯海军相互角逐的一个战略支点。俄罗斯与日本存在南千岛群岛争端,这一争端已成为长期影响两国关系的关键障碍。俄罗斯在印度尼西亚东部的比亚克岛设有空军基地,给澳大利亚造成了一定的安全压力。因此,俄罗斯在印太的军事存在特别是海上存在,有助于平衡美国印太海洋联盟给地区安全格局造成的压力。面对美国及其海洋联盟针对中国的海上行动,中国应积极推动具有自身特色的“结伴而不结盟”的交往新路,主动寻求深化发展和俄罗斯的“功能性”海上安全合作,积极打造中俄海洋安全利益共同体,共同推动建立多边海洋安全合作机制,对美国的印太海洋战略形成牵制。
(四)多边约束:发挥其他多边机制的对冲作用
面对美国主导的印太海洋联盟,中国应该利用国际或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框架,通过参与和支持多边海上合作机制的方式,弱化美国海洋联盟对海洋秩序和海上权力结构的主导作用和结构性压力。利用多边机制的平台合理拓展中国的海上影响力,推动现有海洋秩序向更加符合中国的利益诉求的方向发展。积极参与由东盟主导的系列多边海上安全合作机制是中国的首选。为应对纷繁复杂的海上安全问题,东盟积极同域外的利益相关国进行接触与合作,以期保持东南亚海域的安全与稳定。通过机制生成和成员扩充,东盟构筑了东盟主导下的多层次海上安全合作机制。中国利用这些多边机制和平台既可以缓和与美国在印太海洋安全领域的利益冲突和对抗关系,又可以维护南海安全局势,捍卫中国在南海的正当权利。中国发起成立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合作机制,都应该成为中国重点考虑的机制选择。这些机制目前正向综合性的合作机制发展,成为成员国在多领域积极合作的平台。无论是应对海上安全挑战,还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海上安全合作都是下一步国家间合作的重要领域。中国应依托现有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合作机制,积极开发两个组织的海上安全合作功能,推进海上安全合作向深化发展,逐步构建全面多元、持续发展的海上安全对话和合作机制。此外,中国也应该加强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积极建立一种新型海上安全合作关系,打造有别于联盟和对抗的“海上安全共同体”和“海洋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