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问题研究 理论研究

从概念变化的视角理解“俄罗斯世界”

胡小文

2020年05月19日 01:27

张严峻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0年第2期

引言

2014年春,正值乌克兰危机爆发之时,六卷本集体著作《20世纪的“俄罗斯世界”》在莫斯科出版。现在回头看,这两件事似乎存在着某种特定的联系。“俄罗斯世界”原指俄罗斯人生存的同一文明环境,强调以俄语作为交流工具。而现在,“俄罗斯世界”早已被一系列概念装备起来,成为更加宽泛的范畴。近十年来,它迅速地被纳入俄罗斯国家政治话语体系,试图建立一个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大文化共同体——基于东正教文化,拥有共同语言、历史文化和共同历史记忆的世界范围的共同体。“俄罗斯世界”的意义已辐散到全球,衍生出多个与之相关的项目,试图联络全世界所有俄语居民,并将对象扩大至所有俄罗斯文化的认同者。

一般认为,“俄罗斯世界”的来源可追溯至俄罗斯历史文化的起点——基辅罗斯时期(11世纪),基辅大公伊兹雅斯拉夫在献给罗马教皇克雷芒一世的赞词中首次提到了“俄罗斯世界”。1833年,在呈给尼古拉一世的报告中,教育大臣乌瓦罗夫谈及“俄罗斯世界”,并由此提出了著名的“东正教”“专制制度”和“人民性”三位一体纲领,后成为沙皇专制延续至20世纪初的基本国策。此后,斯拉夫派奠基人霍米亚科夫、白银时代哲学家索洛维约夫和别尔嘉耶夫分别提出了“俄罗斯精神”和“俄罗斯思想”概念,进一步充实了“俄罗斯世界”的精神内核。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俄罗斯世界”一度被理解为“俄罗斯及海外俄罗斯人群体的世界”,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构成了其核心部分。16~20世纪初,为了推行对外殖民扩张政策、开放边区及同化其他民族,沙皇政府多次向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地区、高加索地区、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迁移大批居民,总数达1100多万人,其中多数为俄罗斯族。到了20世纪20~30年代,为实现工农业大开发,苏联政府向波罗的海地区输送了大批工人,同时实行计划移民,鼓励各民族居民自由迁移。仅1926~1939年间,前往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移民就达到500万人。20世纪50~80年代,苏联政府按统一集中计划原则发展经济,在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继续实行计划移民政策,仅50年代,苏联政府就动员了100万人赴哈萨克斯坦开垦荒地、振兴农业。苏联解体后,约2500万俄罗斯人被新的民族国家疆界所分割,从原苏联最主要民族变成新独立国家的少数族群,成为了远离祖国的“外乡人”和原苏联地区最大的跨界民族。

20世纪90年代末,谢德罗维茨基(П.Щедровицкий)等学者首次将“俄罗斯世界”命名为一个思想概念体系,并赋予其当代定义:“‘俄罗斯世界’是一个由无数大大小小的团体构建的网络,这里的人说俄语、用俄语思考。”在2001年首届世界俄罗斯境外同胞大会上,普京首次在正式讲话中引用“俄罗斯世界”概念:“同胞……是个人选择的问题……心灵自决的问题……‘俄罗斯世界’远远超出俄罗斯的地理边界,甚至远远超出俄罗斯民族的边界。”此后,这一概念开始进入俄政界、学界的工作日程。2006年,普京在圣彼得堡“杰尔查文之家”接见知识界代表时首次从语言和文化层面解读“俄罗斯世界”:“‘俄罗斯世界’应当把这样一批人团结起来,他们珍视俄语和俄罗斯文化。”莫斯科及全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一世将“俄罗斯世界”的边界进一步扩大,指出这一概念实则超越了族群、语言、政治边界,旨在塑造“共同的价值观,达到精神层面的统一”。2007年6月,“俄罗斯世界”基金会正式成立,这一概念随即引起大范围的关注和讨论。目前,基金会已在70个国家开设了250多个“俄罗斯世界中心”和“俄罗斯世界工作室”。就在2014年3月克里米亚公民公投前夕,普京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公开表示,俄罗斯总统是“俄罗斯世界”安全的保障者。紧接着在3月18日这一天,普京在就克里米亚入俄的演讲中第三次提到“俄罗斯世界”,并寄希望于欧洲国家也能支持俄罗斯构建“俄罗斯世界”的决心。在2018年10月31日的第六届境外同胞大会上,普京再次强调了“俄罗斯世界”的重要性:“‘俄罗斯世界’聚集并团结了这样一群人,他们心系俄罗斯,感受到与俄罗斯在精神层面的联系,他们认为自己是俄语、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历史的传承者。”

在研究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的发展路径时,我们通常会更多关注俄罗斯与西方的直接博弈。然而当我们把目光更多转向俄罗斯自身为构建俄罗斯话语—叙事体系所作出的努力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经历的重大转变后,可以更清晰地观察俄罗斯在新时期的发展模式,以及这种发展模式最终呈现的变化和结果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当前,在推进以自身为主体的话语体系的构建中,“俄罗斯世界”以历史文化积淀来强调文明归属,俄领导层和学界在不同场合对这一概念所包含意义的强调与巩固,使得其所包含的讨论迅速与俄罗斯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绑上关系。在围绕“俄罗斯世界”概念本身及其范畴界定进行阐述的基础上,本文将对“俄罗斯世界”作为思想概念正式提出至今二十余年的变化与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并揭示其背后所反映的俄罗斯传统帝国心态、后苏联空间的应激反应以及俄罗斯境外族群认同等问题。对这一概念的梳理与剖析不仅有助于理解当代俄罗斯对外政策原则的转变与发展,也有助于理解俄罗斯构建自身话语叙事定位的新路径。

一 何谓“俄罗斯世界”?

(一)“俄罗斯世界”概念的理解路径

“俄罗斯世界”究竟指的是什么?在俄语中,“мир”同时具备“村社”“世界”“和平”等多种含义。表述为“世界”含义时,“мир”既可以被理解为“地球上所有物质形式存在的总和”,也可以解释为“根据历史、民族或社会属性进行结合的群体”。因而对该词进行外译时,机构名称、研究报告等选择使用“Russian mir”或“Russkiy mir”而非“Russian world”,以更为完整地呈现这一俄罗斯民族独有的时空观和价值观的特殊性。一种说法将“俄罗斯世界”指向“神圣罗斯”(Святая Русь)概念,俄词典编纂家达里曾指出“Святорусье”即意为“俄罗斯世界,土地,映照在罗斯大地上的光明与自由”。另一说认为,作为共同体的“村社”曾是农民依赖的公正、自由的“世界”,从这一层面来看,“俄罗斯世界”是拥有共同目标和价值观的人的聚合,代表一种宗教和社会层面的个人与集体的和谐状态。

“俄罗斯世界”在19世纪更多指向历史—哲学范畴。戏剧家奥斯特洛夫斯基认为“俄罗斯世界”是由“生活于同一信仰、礼仪和习俗中的人”构成的,乌克兰诗人库利什则称其为“古罗斯人民用同一种语言交流”形成的“最初始的俄罗斯世界”。19世纪中叶,历史学家科斯托马罗夫在《两种俄罗斯人民性》中曾指出“俄罗斯大地”(Русская Земля)、“俄罗斯世界”和“俄罗斯大陆”(Русский материк)这三个概念意义相似——它们都指向由基辅和诺夫哥罗德两支斯拉夫人构成的空间。

近年来,学界针对“俄罗斯世界”概念提出了多种理论研究视角,其中,由“俄罗斯世界”基金会主席尼科诺夫提出的四种分类获得较多共识。

一是语言文化视角。季什科夫(В.А.Тишков)、纳罗契尼茨卡娅(Н.А.Нарочницкая)等从语言符号学角度出发,认为“俄罗斯世界”倾向于建立一个以俄语使用者为主的生存环境;格拉基洛夫斯基、梅茹耶夫等指出作为社群的“俄罗斯世界”至少已存在了近150多年,当前主要任务是与俄境外族群及其定居国建立紧密联系并打造语言文化意义上的国家地区联盟。

二是地缘政治视角。早在20世纪,欧亚主义领袖萨维茨基就提出“俄罗斯世界”更可能指向的是一个“俄罗斯—欧亚文化空间”。杜金、斯托利亚罗夫(А.Столяров)、钦布尔斯基(В.Цымбурский)等认为,“俄罗斯世界”的边界首先服务于其“后苏联空间意识”,他们将它比作一个覆盖原苏地区的“俄罗斯岛”(Остров Россия),其目的是确保俄罗斯在大欧亚空间下的独立自主和国家安全。

三是地缘经济视角。坚持自由民族主义观点的谢德罗维茨基指出以俄境外同胞为主体的“俄罗斯世界”对于俄经济转型及构建新经济环境的重要性,尤其强调应借助网络和信息技术手段提升俄的国际竞争力。涅克列斯(А.Неклесс)、波洛斯科瓦(Т.В.Полоскова)、斯克里尼科(В.М.Скринник)等认为,应加强俄罗斯境外同胞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由他们帮助俄罗斯向西方国家获取技术资源、财务资源,再进一步与西方世界建立政治与文化联系。

不少学者从以文明为价值取向的角度理解“俄罗斯世界”。古谢伊诺夫(А.А.Гусейнов)认为“俄罗斯世界”“首先是一种超民族、跨国界的、以俄语和俄罗斯精神等作为具体表现的现象”。巴塔诺娃认为“俄罗斯世界”是“一个基于文明属性的、超民族的社会文化空间,它包含了近三千万俄语居民,从精神上认同俄罗斯特性,关心俄罗斯的命运与世界地位”。达连斯基倾向于将“俄罗斯世界”理解为“长时段以来处于俄罗斯文化影响下的共同体”。尼科诺夫本人也赞同将“俄罗斯世界”上升到文明构建的高度。按照季什科夫的说法,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凭空创造一个所谓全球意义层面的“世界”,“俄罗斯世界”所指的“世界”是“一个跨国、跨洲的共同体,它强调的是人们对俄罗斯、对俄罗斯语言和文化的依附性和认同感”。

(二)“俄罗斯世界”概念的范畴界定

探讨“俄罗斯世界”概念的范畴,必须提到其作用的最主要对象:“境外同胞”(соотечественник за рубежом),俄罗斯学界也习惯称之为“离散族群”(русская диаспора)、“俄罗斯侨民”(русское зарубежье)等。从俄罗斯相关法律政策和官方声明中可以看出,关于“境外同胞”的界定始终在调整和变化中(表1)。

如果依据1999年《境外同胞政策》法案的界定,俄境外同胞的范畴包含了原苏联国家的大部分居民,而这一人数已远超俄罗斯本国公民总数。“境外同胞”概念范畴定义广泛,但是否承认自己是“俄罗斯的境外同胞”仍取决于自身认同。例如据来自阿塞拜疆的索菲耶夫(Т.Софиев)称,实际上,17.5万出生于俄罗斯土地的阿塞拜疆人对于他们的这个“历史家园”并不在意。因此,2010年《境外同胞政策》修正案决定,不再将“除俄公民以外的原苏联公民及其后代”自动纳入“俄境外同胞”范畴。

定义的非规范性促进了学界的进一步探讨。马拉霍夫(В.Малахов)给出了“境外俄罗斯公民”“沙俄和苏联移民”“前苏地区俄语居民”“所有俄罗斯族人”和“所有前苏地区公民”五种类别。季什科夫认为,“俄罗斯世界”所涉对象应当“是那些关心俄罗斯,能感受自身与俄罗斯的某种联系,以及那些希望为俄罗斯带来改变的人……不论是历史上前往美国加利福尼亚罗斯堡的俄罗斯移民,还是侨居伦敦的政治异见者”。在季什科夫看来,那些不再认同俄语和俄罗斯文化的人并不是“俄罗斯世界”需要接纳的同胞。阿法纳西耶夫(А.П.Афанасьев)则进一步指出了俄罗斯公民和境外族群在文化层面的不一致性(“‘俄罗斯境外世界’是在境外族群的意志下形成的,它在地理层面与俄罗斯割离,因此俄罗斯与它的境外世界彼此都难以互相理解”),进而反对将俄罗斯与其境外族群世界混为一谈。总体来看,俄罗斯学界在讨论时更多倾向于“近邻地区的俄罗斯族同胞”“原苏地区的非俄罗斯族同胞”和“远邻同胞”这一分类法(表2)。

那么“俄罗斯世界”究竟属于学术范畴,还是一种意识形态,或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莫斯科大学政治学教授拉斯托尔古耶夫(В.Н.Расторгуев)认为,至今没有一种说法可以准确概括俄罗斯世界的含义,当这种未经学术锤炼的概念过多地出现在政治、媒体等利益暗涌的聚光灯下,就注定很难赢得共识。季什科夫认为,由于界定的不成熟和不完善,“俄罗斯世界”还无法与同类型的“法语国家组织”“葡语国家共同体”等跨国跨地区集合体作比较。另有不少学者指出,关于“俄罗斯世界”的俄语书写仍存在很大的分歧:是否需要引号?两个词的首字母是否都要大写?这是比确认定义范畴更为紧迫的基础性工作。

不过至少可以确定的是,“俄罗斯世界”想打造的并不是一个只有“俄语居民”和“境外同胞”的“世界”,它所覆盖的范畴远远大于“俄罗斯(民族)”或“俄罗斯(国家)”。尼科诺夫表示,“我们的基金会叫做‘Русский мир’(russkii,即民族、文化层面的“俄罗斯”——笔者),而不是‘Российский мир’(rossijskii,即政治层面的“俄罗斯”——笔者)……也不单单指的是‘русскоязычные’(俄语居民——笔者)。俄语居民与俄罗斯族人的区别在于,它还包括了相当一部分说俄语的非俄罗斯族群体,由于受到沙皇时期殖民扩张政策和苏联时期计划移民政策的影响,这一部分人口成为了操本民族语和俄语的双语者,有部分人甚至彻底抛弃了本民族语言。他们的存在使得苏联解体后盘桓于原苏联地区的“俄罗斯人问题”。超越了族裔范围,并自然延伸为与身份认同相关的问题。

(三)国内外相关研究

国内学界对“俄罗斯世界”尚不存在专门的研究。杨育才对“俄罗斯世界”概念进行了初步阐述,指出“俄罗斯世界”是俄境外同胞政策明朗化的长远打算,是为解决境外同胞问题提出的战略构想。冯绍雷认为,“俄罗斯世界”是俄在话语叙事构建层面的重要尝试,作为普京时期俄民族—国家认同构建的路径,“俄罗斯世界”背后反映的是近年来俄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的轨迹趋势以及俄罗斯国际影响力的日渐提升。宋博、吴大辉揭示了“俄罗斯世界”与俄民族思想内涵变化之间的逻辑联系,即新的俄罗斯民族意识构建应向更广泛历史空间层面拓展。其他相关研究多从软实力政策、文化战略或文化机制的角度,对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行过程及政策影响和效果进行描述,也有个别其他分析视角。但总体来看,国内学界对“俄罗斯世界”思想性的溯源以及揭示概念本身与俄政治思想、对外政策、国家建设、认同构建等之间的关系的探究尚有许多不足。

“俄罗斯世界”进入官方话语体系后,俄罗斯学界即围绕以下层面展开相关研究。一是对“俄罗斯世界”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回溯,并进行概念梳理和方法论层面的辨析。二是将“俄罗斯世界”作为俄境外同胞政策的体系框架和理论依托,一方面从组织制度角度研究相关政策的执行机制、效果和影响,另一方面从文化自治性质角度对“俄罗斯世界”框架下加强东正教文化、俄语和俄罗斯文化在境外传播推广的现象进行研究。三是强调将“俄罗斯世界”打造成更广泛意义上的具备文明属性的新模式,试图综合性地考察“俄罗斯世界”与俄对外政策以及其维护自身安全、保障自身利益、反击西方扩张的对外目标之间的联系,并从国家地区间关系、民族—国家认同等层面进行探究。近十年来,不少集体专著、文集相继出版,例如:俄罗斯社会研究协会(Ассоциация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ей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于2014年出版六卷本著作《20世纪的“俄罗斯世界”》,以丰富、详尽的数据和案例梳理了“俄罗斯世界”从19世纪后半期作为社群的起点到21世纪初期成为正式思想体系的全过程;“伊兹博尔斯克俱乐部”于2016年出版专著《“俄罗斯世界”理论》,从俄罗斯与原苏联国家之间的历史、现实关系出发,探讨“俄罗斯世界”所内涵的民族冲突、边界争议等问题。

西方学界最初对“俄罗斯世界”概念本身并未给予特别关注,也没有把它和俄对外政策实践、俄国家利益等因素直接联系起来。2014年俄乌冲突前后,对“俄罗斯世界”的研究大量出现,不少学者尤其开始关注“俄罗斯世界”作为俄对外政策和拓展自身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工具所发挥的作用。

二 “俄罗斯世界”:概念变化的三个阶段

从概念的初步构思到进入官方话语体系的过程中,“俄罗斯世界”概念本身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它的主体部分——俄罗斯境外同胞如何在“俄罗斯世界”的理论框架下被一步步“构建”?制度的操盘手和境外同胞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如何影响政策的制定与施行?本章的探讨将围绕以上问题展开,并将“俄罗斯世界”概念变化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1995~1999年为“俄罗斯世界”的初步构建阶段;2000~2008年,境外同胞政策渐趋明朗化,为凝聚境外群体,俄罗斯决心打造一个以俄罗斯精神文化为核心的空间;2008~2015年,“俄罗斯世界”所倡导的民族认同跨越了地缘边界,由“文化自治”走向了“再地域化”。

(一)1995~1999年:“俄罗斯世界”的初步构建

苏联解体初期,俄罗斯内部政治局势混乱,各界关于如何构建一个新型社会始终没有头绪。总统叶利钦、外长科济列夫等将希望寄托在西方发达国家身上,“自由主义”一跃成为当时的关键词。为应对大批移民回流的局面,1992~1993年,俄政府成立了联邦移民局并先后颁布《难民法》(Обеженцах)、《被迫移民法》(Закон о вынужденных переселенцах)等法案。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使俄罗斯无法分身对其境外族群实施有效的统筹管理,且已无法接纳更多回流移民。90年代初期的“俄罗斯世界”概念,一定程度上只是对俄罗斯境外群体的笼统概括,尚未有特殊含义和明确指向。

随着北约东扩的步伐越来越近,美国和欧盟不断向俄罗斯的战略后方施压,独联体内部离心倾向日益强烈。当意识到俄罗斯不能继续扮演美国和西方的“小伙伴”后,俄学界、政界逐渐认识到后苏联空间作为传统地缘政治势力范畴和俄战略缓冲的重要性,并决定加强推动独联体地区一体化的进程。作为对双重国籍政策的补充条例,俄成立境外同胞事务政府委员会,并先后出台多项针对境外同胞的保障和援助政策,甚至一度将“所有原苏联公民及其后代”划入俄罗斯境外同胞范畴。发挥境外俄罗斯人在原苏联地区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成为了90年代中后期的俄对外政策主导路线上的重要环节。

这一转变得到了俄学界、政界相关人士的集体助力。实际上,从1992年起,包括卡拉加诺夫在内的学者开始呼吁注重境外同胞作为俄罗斯拓展自身影响力的作用,俄右翼自由派领袖丘拜斯等在当时极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也开始呼吁对近邻同胞正当权益的维护,外长科济列夫在1993年联合国大会上强调俄罗斯对境外同胞负有特殊责任和义务,并希望联合国保障俄罗斯在原苏地区进行维和行动的首要资格。随着俄境内民族主义思潮愈发强劲,俄罗斯社会开始思考如何将境外同胞利益与俄罗斯国家利益结合起来。

谢德罗维茨基、帕夫洛夫斯基(Г.О.Павловский)等“俄罗斯世界”思想的最初倡导者先后通过创办俄罗斯研究所(Рус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1995年)、《俄罗斯杂志》(Русский журнал,1997年),集合相关领域学者合作撰写并出版文集《另一条道路:新型俄罗斯国家意识》(Иное.Хрестоматиянового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самосознания,1995年),探讨如何塑造新型民族与国家认同、打造俄罗斯新型文明模式。1997年,谢德罗维茨基和奥斯特洛夫斯基(Е.Островский)合作出版宣言《新千年前1111天的1111个符号》(1111 знаков за 1111 дней до Нового Тысячелетия),号召建立“一个新的俄罗斯世界——不是扩张、进攻的世界”,在这个共同体里,“俄罗斯境内外说俄语、用俄语思考的俄罗斯人将构成一个潜在的联合社会”,而由境外族群代表的人力、物力、财力串联成的“岛屿链”将为他们的祖籍国提供各种全球化信息和资源。1999年,谢德罗维茨基开始探究“是否需要通过改革高等教育模式,以防止受过良好教育的俄罗斯人迁居海外”的问题。然而他发现,只要他们始终保持对俄语和俄罗斯文化的认同,就无需担心这一点,这促使他开始思考俄语对于维持俄罗斯人共同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精神文化空间的重要性,并尝试对“俄罗斯世界”进行理论化构建。

1999年,谢德罗维茨基发表《“俄罗斯世界”与跨境俄罗斯人》,指出应淡化地缘政治边界和民族属性,加强行为体之间的经济互动,呼吁合理利用境外俄语族群所代表的人力和财力,将国内居民与境外族群,将国内经济政策与参与世界经济进程进行有机结合,在超越地理边界和族群边界的网络中寻求自身发展的稳固性。同年,格拉基洛夫斯基提出“俄罗斯岛屿”之说:“俄罗斯的坍塌推动了‘俄罗斯岛屿’的扩大和‘俄罗斯世界’的拓展”,这是一个由“岛上居民”,即近三千万俄罗斯境外同胞及其后代构成的生存空间。

谢德罗维茨基和格拉基洛夫斯基关于“俄罗斯世界”的概念化理解是对此前传统的“中心—边缘”结构论的极大修正。提出以русский(russkii)而非российский(rossijskii)指称“俄罗斯世界”表明了其所指认同的“边界”并不等同于帝国模式或民族国家模式限定的范围,而是一种文化多样、跨界跨区域的“俄罗斯特性”(Русскость)的表现。谢德罗维茨基等人的经济学背景表明学界提出“俄罗斯世界”概念的最初设想是建立一个“去地域化”的跨界跨区域的经济全球化空间。他们指出,俄罗斯应借助境外同胞群体这一“边缘群体”的力量重新崛起,境外同胞才是继承并延续俄罗斯核心精神文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1999年5月由俄国家杜马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境外同胞政策法》即承认了俄联邦作为俄帝国、俄罗斯共和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和苏联的法定继承者,并将“生活在俄联邦以外的原苏联公民均为俄罗斯境外同胞”正式纳入法律范畴。

(二)2000~2008年:“文化自治”阶段

原苏联地区政治进程的实践表明,90年代移民回流带来的俄国内人口问题已严重影响到俄国内的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21世纪初以来不断爆发的“颜色革命”导致包括境外同胞政策在内的俄独联体政策难以奏效并陷入僵局。普京政府对俄境外同胞政策再次进行调整。谢德罗维茨基拟定的境外同胞政策纲要得到了时任总统办公厅主任的沃洛申及其副手苏尔科夫的青睐。在吸收谢德罗维茨基和帕夫洛夫斯基的理念后,普京政府一方面根据国内现状和地区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推行新一轮“自愿移民”政策,同时抑制大批量对俄移民,另一方面决定通过文化、教育和精神层面的渗透,在帮助同胞进一步融入定居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前提下,试图打造一个以俄罗斯精神文化作为内核的境外文明空间。

“当下,身处何地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精神状态……也就是自我认同”,“当代俄罗斯境外族群在社会、民族、宗教成分上各不相同,但我们面临的任务是一样的:传承民族文化,维护人权,免受歧视”。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普京在2001年首届世界俄罗斯境外同胞大会上的讲话标志着俄罗斯境外同胞政策方向发生了这一根本性转变:一是帮助境外群体构筑以俄罗斯精神文化为核心的生存空间,二是维持俄罗斯在原苏联地区的影响力范围。

这一阶段,俄语开始发挥维护一个“文化共同体”的作用。自2006年从语言文化层面重新解读“俄罗斯世界”后,普京在2007年国情咨文中明确指出了俄语建设对于推广“俄罗斯世界”的重要性:“俄语……是成千上万生活在‘俄罗斯世界’中的人类的共同家园,这个世界远远大于俄罗斯本身”。俄政府先后出台《“俄语”联邦专项计划》《俄联邦支持境外俄语发展国家构想》等数十项语言专项政策和计划,设立全民“俄语日”,先后成立俄联邦政府俄语委员会和俄联邦总统俄语委员会,对内保证俄语发展,尤其重视对外保持和加强俄语、俄罗斯文化的国际地位,开展俄语语言文化国际推广活动等等。直到2017年俄联邦总统俄语委员会跨部门会议期间,国际合作署署长米特罗凡诺娃(Э.В.Митрофанова)还建议效仿法语国家组织在境外设立“国际俄语国家语言共同体”。当然,“俄罗斯世界”并未止步于打造“语言社区”的定位。为吸引更多同胞回流,2006年《俄罗斯国籍法》修正案规定,境外同胞只需满足“加入自愿移民计划,拥有在俄居留权”这两个条件即可申请俄罗斯国籍,与2002年《国籍法》“必须掌握俄语,有合法收入,且在获得居留权后至少在俄罗斯连续生活五年”条款相比,程序大大简化,这使得“是否会说俄语”成为了个人选择而非必要条件。这同样表明,与其说“俄罗斯世界”的形成与否取决于俄语在各国的法律地位以及俄语居民在各定居国的生存环境,不如说是取决于俄语在境外族群中使用和传播的广度与深度,更重要的是境外同胞对其所倡导文化和价值观的认同感。

在爱国主义和强国思想的引领下,俄政府开始呼吁共同历史记忆和传统价值观的回归,并试图弥合历史认知不同造成的分歧。例如,2000~2007年,俄政府先后为内战时期反革命组织者邓尼金(А.И.Деникин)、内战时期白军将领卡普佩尔(В.О.Каппель)、对苏维埃政权持批评态度的哲学家伊林(И.А.Ильин)、持宗教保守主义立场的文学家什梅廖夫(И.С.Шмелев)举行遗体安葬仪式。同时,俄罗斯东正教会加快了通过共同信仰凝聚境外同胞群体的步伐。自2002年修订两部新宗教法后,2004年东正教传统节日“喀山圣母日”被正式确立为俄官方节日“民族统一日”,2007年俄罗斯东正教会与海外俄罗斯东正教会恢复统一,为俄争取构建跨国界的统一精神文明空间提供了机遇。俄东正教会与“俄罗斯世界”基金会展开紧密合作,共同筹办论坛,为境外东正教徒提供宗教服务,并加快与邻国、中亚国家的东正教主教区的合并。2009年,全俄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一世重提“神圣罗斯”概念,指出“俄罗斯世界”是由“神圣罗斯”为核心、由东正教信仰、俄语和共同历史记忆构成的境外同胞生存空间,并多次在赴乌、白等地演讲时提到“俄罗斯世界”。“俄罗斯世界”超越了民族国家边界,为后苏联空间构筑身份认同提供了新的路径。

为团结境外同胞力量,并对其进行有效组织和构建,俄政府积极整合资源,加大财政投入,先后重组和设立了一系列公共外交机构:2007年成立“俄罗斯世界”基金会,2008年成立俄罗斯外宣领导机构“独联体和境外同胞暨国际人文合作事务署”(Рос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后又设立国际形象委员会(Комиссияпо формированию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имиджа,2009年)、戈尔恰科夫公共外交基金会(Фонд поддержки публичн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имени А.М.Горчакова,2010年)、“今日俄罗斯”电视台(Россия Сегодня,2013年)等,同时也催生了包括俄外交部主编的《俄罗斯时代》(Русский век)、面向波罗的海三国的《波罗的海世界》(Балтийский мир)、面向中亚地区的《差异中的统一》(Единство в различии)、面向欧洲的《Shirekrug》(Ширекруг)等多本官方纸媒和其他线上媒体,目的在于消除西方对俄罗斯大国复兴的疑虑,改善国际社会对俄不利的舆论。

(三)2008~2015年:“再地域化”整合阶段

虽然“俄罗斯世界”的文化自治性质决定了俄政府必须将境外同胞问题视为别国内务,不过在2007年5月由“俄罗斯统一基金会”和《俄罗斯战略》杂志举办的“俄罗斯世界:意义与俄罗斯战略”研讨会上,一向秉持自由主义思想的季什科夫在提到实现俄罗斯文化自决目标的下一步举措时也流露出了更加强硬的态度:“如果俄语无法得到平等的承认,俄罗斯应该采取以下两种文化自决模式:要么在俄罗斯人聚居地通过原苏联国家的联邦化而采取的民族地域模式,或者实行超地域的自治模式。也可能实行支持重新统一方案的战略,不过这种战略带有巨大的政治风险,只有在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较为现实”。

俄政府在2008年俄格冲突和2014年俄乌冲突的问题处理上有一定相似之处,即针对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指出相关国家在有关俄罗斯同胞的相关问题上存在明显不公正行为,以“保障境外同胞在定居国的合法权益”为由向所在国提出诉求。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就已在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等地推行当地公民入俄简化手续,类似举措在格鲁吉亚内部建造了一个“特殊空间”,并在境外同胞和现实地域间构筑了一条倾向于俄罗斯的“认知线”。2014年俄乌冲突中,俄方再次利用同一手法,对内利用“全民文化密码”为政治宣传提供道德高地,对外借助乌克兰意图取消俄语“官方语言”地位的由头,以“保护当地俄罗斯同胞正当权利”的理由进行干涉,不仅恢复在克里米亚行使主权,还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制造了乱局。类似“呼吁同胞与祖籍国建立精神文化联系”的方式,在情感上易引起更多共鸣,俄罗斯以此试图将乌克兰东部、克里米亚的居民划入“俄罗斯世界”所构筑的“圈地防线”内。

2008年7月,梅德韦杰夫宣布正式将境外同胞政策定为俄对外政策优先方向之一。这一阶段,俄罗斯治国理念与意识形态中对保守主义的强调,使得新保守主义者对“俄罗斯世界”的诠释逐渐引起各界的关注:“俄罗斯世界”致力于建立专属于俄罗斯的一套文明系统,它不急于追赶“现代化”,也不在意西方的审视。普京在2012年重返克里姆林宫后,对国际局势和俄罗斯接下来的发展道路做了明确界定:未来十年俄罗斯的发展路径,必须依靠俄罗斯自身的文明模式、历史地理及文化基因发挥应有的作用。“俄罗斯世界”的这一新变化在克里米亚入俄后引发了广泛热议。关于“俄罗斯世界”的讨论经历了急速膨胀:2014年5月前两周,“俄罗斯世界”在网络平台上共出现了2000余次,而彼时关注度同样非常高的“欧亚”概念只出现了1300次;从2015年2月22日~3月2日,“俄罗斯世界”共被提及40000次,“欧亚”概念只出现了600次。

尽管俄外长拉夫罗夫在2015年初的媒体见面会上驳斥了拉脱维亚记者有关“俄罗斯的目的是吞并更多新领土”的言论,但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俄罗斯世界”从寻求“境外同胞群体的聚合”开始趋向“俄罗斯土地的重新整合”,这与它最初强调“建立‘去地域化’的空间”的初衷相去甚远。杜金显然迅速抓住了官方话语的内核:“俄罗斯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认同模式,这种模式是无法在传统的西方现代性思维下生成的,它不是对传统保守主义思想的固守,而是提供了合法性来源的其他路径。

结合俄乌冲突来看,这里所指的“合法性的其他路径”,是基于“将俄罗斯不同历史阶段进行合并”,但不论其用意为何,它的过程与结果纷纷指向了以下路径:境外群体对俄语与国名民族语言同享官方语言地位的要求,到争取双重国籍所代表的特殊公民身份,再到争取属于境外同胞的地方自治权,以至最后追求与所在国的政治分离。而面对族群文化空间的这一“再地域化”可能最终走向地缘政治重组的警告,《波罗的海世界》杂志主编孔德拉绍夫(Д.Кондрашов)认为,“俄罗斯世界”并非站在全球化进程的对立面,实际上它淡化了与邻国在地缘政治层面的差异。“俄罗斯世界”走向“再地域化”的过程,是从法律层面的国家构建转向从文化层面宣誓主权,它强调的是俄罗斯与其他文明体(尤其是西方文明体)在文化影响力层面的较量。

三 “俄罗斯世界”:表象背后

(一)俄罗斯:帝国幻想的残存与复燃

昔日庞大国家边界消失后,俄罗斯一直在重新寻找自身的历史—话语新定位。苏联解体初期,俄一度以“甩包袱”的心态处理独联体问题,但俄罗斯思想中的“第三罗马”和“弥赛亚意识”,“成为世界强国”的传统外交目标和对俄罗斯国家利益的考量使得曾经的帝国心态很容易在这里重新生根发芽。

有说法认为,在“境外同胞”概念尚未正式成形前,已有迹象表明俄政府希望通过对境外同胞的进一步管理,加强俄对外政策的影响力和实现其军事行动目的。例如1991~1994年间,俄罗斯一度在从波罗的海三国撤军问题上犹豫不决,当时叶利钦“对该地区俄罗斯同胞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而感到深深的担忧”。1994年初,随着日里诺夫斯基率领自民党以高票进入议会,俄政界和学界掀起一股强劲的民族主义热潮,其主要观点已涉及对原苏联地区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相关的问题,并体现在接下来于独联体范围内谋求其主导地位以及俄境外同胞政策的决策与施行过程中。例如,1994年《境外同胞基本政策》、1995年《境外同胞保障声明》将“境外同胞”定义为“与俄罗斯有精神文化联系的所有原苏联公民”,并以“российская диаспора”(rossijskaya diaspora)强调对境外同胞的“俄罗斯公民性”要求等等,均已明显表现出对近邻国家同胞的“家长式”作风和帝国心态。

实际上,最初提出将“俄罗斯世界”作为一个体系的谢德罗维茨基,其论点中已隐约透露出某种新帝国主义的意味。他于2000年指出,欧亚范围内“正形成一个庞大帝国的边境区域”,俄罗斯应当依靠境外同胞这一重要资源在文化、人文领域加快发展,以谋求形成世界保护伞。不少学者指出,“俄罗斯世界”概念存在某种帝国主义观的复苏,例如费什曼(Л.Г.Фишман)指出其实为重建“苏联世界”,希马申科夫(П.Д.Симашенков)认为这是一个“苏联复兴计划”等等。近年来也可见不少大胆观点:乌克兰东正教会教士戈沃伦(К.Говорун)在《解析“俄罗斯世界”》(Интерпретируя “русский мир”)一文中称“俄罗斯世界”是“21世纪的‘德意志世界’”(这里指19世纪日耳曼民族曾大力推广德语和德意志文化的行动);有人称谢德罗维茨基的动机和丘拜斯提出的“自由帝国主义”并无二致;巴甫洛夫斯基(Г.О.Павловский)甚至创造了“俄罗斯复国主义”(русский сионизм)这样一个词等等。

至于“俄罗斯世界”在俄乌冲突中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政治形势中心主任切斯纳科夫(А.А.Чеснаков)指出,不少人实际上过度夸大了“俄罗斯世界”在克里米亚危机中的作用:“‘俄罗斯世界’早在2000年初就作为‘俄罗斯试图维护其自身作为一个保留传统和规则的历史文化空间’而受到关注,尽管从那时起这一概念本身就存在不少问题,例如,时常被诟病的——概念混乱、含义冗杂、理论研究和政治实践之间界线模糊等……不过‘俄罗斯世界’在2014年的危机中并没有承担任何政治战略任务”。尽管切斯纳科夫并不否认,“俄罗斯世界”在克里米亚入俄进程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显然,一些看似有教养的操盘手急于利用这一概念,为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变化找到一个挡箭牌”。

另一方面,不少人认为,当“俄罗斯世界”概念被大范围提及时,就已经作好了向政治外交领域拓展的准备。《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双月刊主编卢基扬诺夫指出,2010年莫斯科地铁爆炸案后,“俄罗斯世界”已从单纯的学术研究领域跳出,成为政治实践的工具之一,其所包含的讨论已直接和俄罗斯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绑上了关系。季什科夫也指出,“俄罗斯世界”概念“已发生了形态和意义上的转变,它既是一个新型的社会网络平台,也成为了国家政策实施和国际关系运转的一部分”。一个名叫谢穆申(Д.Семушин)的匈牙利新闻观察员在一篇长文中驳斥了切斯纳科夫的观点,称“俄罗斯世界”概念在最初创建时完全是基于“俄罗斯对后苏联空间的战略需求”,并在提出后“立刻被用来为政治目的服务”,且自始至终都是当前俄罗斯国家利益的体现。

2010年《境外同胞政策》修正案在一定程度上就当时俄罗斯所面临的“帝国心态复苏”的指摘作了回应:“境外同胞”被重新定义,除“境外俄罗斯公民”和“来自沙俄、原苏联和俄联邦的移民及其后代”外,“除俄罗斯公民外的其他原苏联公民”可自由选择是否成为俄境外同胞。2010版法案的颁行意味着俄罗斯试图从“后帝国中心观”跳出,转向一种强调历史、文化、精神层面联系的“文化排他性”的范畴。然而不论是政策的实际操作层面还是对意识形态的判断上都面临不小的难度,如何将所谓“精神层面的联系”落实到政策制定和实行层面,无论如何也无法令民族主义者和“帝国中心论”者都感到满意。

(二)后苏联空间:对“俄罗斯世界”的应激反应

冷战结束后,经历了艰难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和民主改革的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已相继进入“后转型时期”。作为传统地缘政治缓冲带,原苏联地区吸引了全球各方经济、政治、文化势力的介入干涉。美国、西方国家和其他地区大国对独联体地区的拉拢和干涉引起了俄罗斯的警觉。地缘政治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俄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在国力有所恢复后,俄罗斯加强了对独联体地区的控制和影响力的拓展,这一做法尤其体现在俄试图利用“俄罗斯世界”构想来凝聚境外同胞力量,用以制衡后苏联国家西向战略的目标上。随着一系列“颜色革命”和俄乌冲突引起的动荡,独联体地区对俄的离心倾向和恐俄心理进一步加强,以主体民族为主体展开民族国家进程的措施走向了对非主体民族的歧视和打压:剥夺作为少数族群的俄罗斯人在当地的政治参与权,出台国籍法限制俄罗斯人获取定居国国籍,设置国语以加强主体民族地位等。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原苏联地区意识到“俄罗斯世界”并不是如它表面上的“温和”且“仅具备文化自治性质”,它是俄罗斯文化的民族主义定位的新型表现,这种跨越国家边界的俄罗斯民族认同是无法为原苏联国家所容忍的。

在俄罗斯人问题最严重、境外俄罗斯人因素对地缘政治影响最大的乌克兰、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基辅于2014年后开始以东乌多个城市为目标实行“反恐行动”,颁布禁止与占领区进行贸易的法案,并将乌克兰语确定为唯一官方语言;近年,格鲁吉亚境内再次爆发大规模反俄示威活动,在格鲁吉亚境内的大批俄籍公民被驱离出境;基辅与拥有大量俄籍居民的德涅斯特河左岸的关系变得异常敏感,边境管控加强,贸易往来几乎中断。

在俄罗斯人问题严重但对地区政治影响不大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除了延续一直以来对俄罗斯人获取所在国国籍的严格限制政策和歧视性标准之外,近年来北约多国在当地频繁军演;不少象征苏军二战胜利的纪念碑和塑像被推翻;拉脱维亚也正拟立法禁止在公开活动中穿着苏联红军军服和展示苏共标志。

在中亚国家,为重建民族认同,哈萨克斯坦于近年完成了哈萨克语的“拉丁化”改革,并开始严肃处理双重国籍问题,严防国民“非法持有他国护照”;吉尔吉斯斯坦推出《新时代-40步》海外移民遣返计划,从2019年起向海外吉斯吉斯人提供“卡片地址”(Мекенкарт)服务,在俄吉尔吉斯人可获得“吉尔吉斯斯坦同胞证明”并享有部分吉公民权利(简化吉国籍获取程序,免签入境,以吉公民身份购房等)。

即便在俄罗斯人问题缓和、基本不构成对地区政治影响的亚美尼亚和白俄罗斯,“俄罗斯世界”同样引起了不小的争议。2011年3月,亚美尼亚革命联合会(又称达什纳克楚琼)前任主席阿瓦尼相(В.Э.Ованнисян)在亚美尼亚民族大会上表示,“俄罗斯世界”吸引了更多亚美尼亚移民外流到俄罗斯,此举恐将影响到亚俄两国关系。即便在俄白联盟的背景下,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也不止一次地公开表示对近年来俄罗斯将这一概念应用于其对外政策实践的不满。2015年8月他在接受采访时称,就连俄驻白大使也无法向他解释“‘俄罗斯世界’究竟指的是什么”,卢卡申科还表示,“‘俄罗斯世界’完全是‘一派胡言’”。

近两年,乌克兰因胜利日纪念游行一事爆发了平民与国家警察系统之间的直接冲突,乌前总统波罗申科和现总统泽连斯基先后发表讲话,指责“俄罗斯垄断了二战的胜利成果”。乌克兰早在2014年起就禁止本国民众在公开场合佩带乔治丝带,并将红罂粟(欧洲国家庆祝二战胜利的标志)作为纪念二战胜利日的新标志,同时宣布将乌克兰胜利日提前到5月8日。对苏联记忆尤其是二战记忆有强烈认同的白俄罗斯,为强调自身民族特性,也对曾经的共同历史记忆符号采取了选择性保留并进行了“去俄化改写”:创造属于自己的卫国战争纪念丝带——“伟大胜利之花”,并在胜利日期间号召人们参加“白俄罗斯铭记”游行以取代由俄罗斯发起的“不朽军团”游行。二战记忆曾是苏联遗产中争议最小、最能激发原苏联国家共同情绪的工具,如今已无法再帮助俄罗斯继续维持在后苏联地区的话语主导权。这一“历史情感维系物”及其符号体系在乌克兰危机后正面临比以往更大的挑战。

(三)境外同胞:多元认同形成的张力

苏联解体后,关于“俄罗斯人应当构建一种什么样的自我认同”的讨论就已进入俄罗斯联邦国家构建的方案中。从内部维度来看,季什科夫曾提出建设“俄罗斯民族”的战略构想,并建议在俄罗斯公民中确立一个明确的“俄罗斯认同”。进入21世纪后,俄官方迅速开启国家民族建设进程,并在《2025年前俄罗斯联邦国家民族政策战略》中把强化共同公民意识作为首要目标,具有代表性的是普京政府于2012年启动的“全民文化密码”项目。对外维度的认同伴随着俄罗斯作为一个国际主体逐渐成长的过程,如何将俄罗斯的大国形象真正转化成为其国际实力的增长和巩固,成为了转型时期俄罗斯在国际政治体系中谋求一席之地所必须面对的关键性问题。“俄罗斯世界”构想实际上显示了俄罗斯文化在对外层面上的民族主义定位,这源于其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层面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俄罗斯对自身文明归属的不断清晰的强调。

境外俄罗斯人的俄罗斯认同曾一度分为两类:“苏联”认同和“俄罗斯联邦”认同。苏联解体后数年,摩尔多瓦、乌克兰等地不少俄罗斯人依然保持了对苏联的国家认同。受曾经的“苏联公民”认同的影响,作为苏联合法继承者的俄罗斯的民族思想与认同自然有了“超民族”的大国意识成分,再加上部分新独立国家的歧视政策,不少人把对苏联的国家认同直接转嫁到苏联的法定继承者——俄罗斯联邦身上。苏联解体之初,除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外,多数前苏国家都相继给当地的境外俄罗斯人提供了所在国国籍,不过这不能证明他们一定接受了定居国认同。例如1996年调查显示,加入乌克兰国籍的境外俄罗斯人认可自己是所在国公民的不过半数;直到1997年,乌兹别克斯坦约半数俄罗斯人仍表示不认同自己的所在国公民身份。

随着时间推移,无论是对俄罗斯联邦认同还是对定居国认同的人数均呈现明显增长(认同定居国的人数呈现增长的原因中,不能排除有异见的俄罗斯人已向外移民或俄罗斯人试图谋求民族自治自决而与定居国暂时妥协的情况)。境外俄罗斯人已从最初“既无法融入定居国,又对祖籍国的认同产生迷茫”的“doubleabsence”(双缺失状态)转变为“既融入定居国,又保持对祖籍国的认同和紧密联系”的“doublepresence”(双存在状态)。不过,无论是对原苏联还是对俄联邦的认同,都反映了俄罗斯人与现实定居国存在不同程度的疏离和矛盾。

全球化导致现代民族国家认同出现了危机,但同时也给民族文化认同的塑造和凝聚留下了空间。“俄罗斯世界”的提出最初源于俄学界、政界对于构建这一个“新型俄罗斯认同”的期待,“俄罗斯世界”阶段目标的变化依赖于境外群体与定居国的疏离程度、对祖籍国和定居国的认同程度的差异。但无论曾被叶利钦寄予希望的“双重国籍政策”,还是普京时期依托“精神联系”和“文化自治”来构建一个独立文明共同体的设想,从目前来看,都未能给因地缘政治裂变而造成的境外俄罗斯人身份认同问题提供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案。

构建“俄罗斯世界”试图对俄罗斯构建自我认同的进一步发展起到支撑作用:“俄罗斯世界”与其说是为了框定一个俄罗斯“特性”,不如说是在拓展这种“特性”的边界,边界的大小远近完全取决于其正在争取的所有成员的态度与理解,即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能接受这个特性,又在多大程度上能齐心协力,共同促进俄罗斯文化的进步与发展。不过,语言因素、文化共性而非血统意义上的民族归属使得俄罗斯境外同胞的“民族认同”的界线变得非常模糊,因而很难判断这样一种超越常规种族意义的“认同”与祖籍国和定居国产生互动的模式将会向何种特定方向发展。

于是,当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时,全世界都无法料想到,这一“新型认同模式”最终指向了地缘政治层面的重组和整合,“俄罗斯世界”强调的“精神、文化层面的认同”,在俄乌冲突后成为对地缘政治模式的重新认可。这一考量在普京于克里米亚入俄讲话中提出著名的“俄罗斯民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跨界民族”后更为明显。而其他国家对于境外俄罗斯人寻求自身民族认同的行为的不予理解,其实也正是因为俄罗斯民族认同的力量超越了地缘政治边界,这也意味着俄罗斯对外政策原则发生了重要转变。

结语

“俄罗斯世界”自提出以来吸收了诸多要素,从政治讨论的边缘体成为一种可具体化为官方意识形态表现的产物,有说法称,未来不久“俄罗斯世界”甚至可能被直接称为“某种主义”或“俄罗斯版世界主义”。当前,俄罗斯话语叙事体系的构建正经历一系列深刻变化,“俄罗斯世界”始终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它指向的“俄罗斯”并不限于国界,它意味着,在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实体的俄罗斯和更广泛意义上的海外同胞范畴之间,需要建立起某种合法联系。

构建“俄罗斯世界”的思想最初产生于学术界,在普京时期随着境外同胞政策日益成熟而被纳入俄官方话语体系,这意味着俄对境外族群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也表明“俄罗斯世界”由最初“即兴与应对”阶段进入“长远、明朗化”的、且被赋予政治色彩的“文化自治”阶段:“俄罗斯世界”正在促成境外族群从跨界民族向离散族群发展,在凝聚境外族群的举措和拓展势力范围、参与大国竞争之间找寻一个可以促成共赢的结合点。

2018年10月第六届世界境外同胞大会上,普京特别强调了一点,即“‘俄罗斯世界’是建立在族群、宗教、文化层面上的,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意图”。俄罗斯的未来发展尚不完全明确,其两难抉择不仅体现在从20世纪90年代发展至今的境外同胞政策的矛盾上,也体现在“俄罗斯世界”所代表的“超民族”、“跨地域”的发声中。是成为一个边界稳定的现代民族国家,还是做回以重建“超民族”帝国边界为目标的野心家?是继续通过境外俄罗斯人的凝聚力在各个周边争议地区达成一系列地缘政治目标,还是与帝国情绪的过去做一彻底告别?未来,“俄罗斯世界”是否能成功打造一个由空间成员本身自由进行自我确认、自我认同的空间?“俄罗斯世界”正在争取的公民,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能接受其所倡导的文化和价值观?如何能保证他们足以齐心协力,共同促进这一个共同空间的进步与发展?俄罗斯能否凭借“俄罗斯世界”在国际舞台上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一切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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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5月19日 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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