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问题研究 理论研究

世界大变局与中美日三国战略选择

胡小文

2020年05月20日 02:28

刘江永
《东北亚论坛》2020年第03期

2019年是日本的令和元年,也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日关系进入新时代。2020年将是具有过渡性、转折性的一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在全球蔓延,世界经济下行,国际油价走低,各国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第三产业和虚拟经济均遭重创。防止疫情传播成为各国政府的第一要务。此外,英国脱欧、美国大选、中东局势动荡、国际金融市场震荡、国际恐怖袭击、局部地区冲突仍时有发生。与此同时,朝鲜半岛局势相对稳定;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而延期至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需要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努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国际格局继续发生深刻变化。中日两国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对国际政治、经济具有重要影响。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20年代的起点,本文立足当前,侧重从世界大变局和长远的国际战略格局演变趋势出发,探讨新时代中日两国的战略选择及中日关系的未来。

一、战后国际格局演变的主要标志:“世界老二”易位

以往,一些国际关系研究者在观察国际战略格局变化时,习惯于关注和谈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兴衰。然而,战后70多年来国际体系演变的历史表明,引起国际战略格局剧烈变动及国际政治、经济版图深刻变化的,与其说是世界第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兴衰,不如说是世界第二大国的跌落或易位。

如果以国家为单位观察国际格局,可以看到,战后以来国际格局曾发生两次重大变化:第一次是1991年底苏联解体;第二次是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战后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两次世界格局重大变化的共同特点是,在和平条件下美国保持着世界第一超级大国地位,而世界“老二”则先后易位。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新的“老二”之后,必然面临一个重大战略挑战,即如何规避战略陷阱,化解战略风险,力避成为战后世界第三个失败的“老二”。

纵观这两次国际格局演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即当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达到美国70%左右,成为“世界老二”时,就会遭到来自美国的打压而被最终整垮。这一现象有三个特征:一是作为“世界老大”的美国联合各种可以联合的力量,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持续集中打压“世界老二”;二是没有硝烟的战争,但激烈与残酷程度不亚于一场战争;三是美国一贯把有可能对其世界主宰地位构成挑战的国家或国家集团视为最大的安全威胁,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敌手还是盟友,谁成为“世界老二”,就必然遭到美国的打压。二战中的盟友苏联如此,战后的盟友日本都不例外。战后,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无论世界战略格局风云如何变幻,其全球霸主地位一直没有改变。为了维持其“世界老大”对国际事务支配的权威,美国决不容忍“世界老二”坐大,形成对其权威的挑战,总会以综合手段全力加以打压。

(一)战后第一个“世界老二”苏联和平解体

苏联作为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曾是战后美国全球主宰地位的头号挑战者。战后,苏联快速发展,据苏联公布的数据,1982年与1950年相比,苏联国民收入增长了8倍以上;工农业总产值分别增长了12倍和13倍;在世界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也从1950年的12%升至1982年的20%;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达到7.4%;国民收入总量从相当于美国的31%升至67%,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当时,美国为搞垮苏联推行冷战遏制政策,在战略上全力围堵苏联。美国抛出“星球大战”作战计划,迫使苏联耗费巨额军费发展太空武器,而无力改善经济和民生。在意识形态方面,对苏联大搞思想文化渗透,从内部分化苏联及其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加之苏联国家模式的弊端与领导人的重大战略失误,导致苏联很快从“世界老二”滑落下来。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造成国力严重透支,伤亡和失踪的官兵高达6.4万人。1985年,苏联国内总产值降至世界第6位,仅占世界经济的4%,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信仰动摇,最终于1991年底和平解体。

(二)战后第二个“世界老二”日本和平衰落

战后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轻军备、优先发展经济”的治国之道,通过贸易立国,于1968年便成为西方第二经济大国。1994年,日本经济达到巅峰,其GDP约达4.7万亿美元,同期美国为5.3万亿美元,日本经济规模相当于美国的88%。美国的军产复合体国家模式与日本贸易立国模式的竞争结果,导致美日之间剧烈的贸易摩擦。美国经常敲打日本。从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便不断利用日本在军事安全方面依赖美国,通过各种渠道向日本施加贸易压力。包括指责日本在安全上“白搭车”,要求日本增加防卫费,购买美国武器,承担更多的驻日美军基地经费。在贸易金融领域,通过1985年9月在纽约广场饭店召开的五国财长会议,达成迫使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削弱了日本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同时,动辄启动301条款对日本企业进行贸易制裁调查,要求日本企业集团进行系列改革,自主限制对美出口,通过政府谈判规定日本进口美国产品的比重,对日本实行“管理贸易”。在经济方面,向日本推销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导致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及最终破灭。苏联解体后,美国一度认为其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日本经济威胁”。为继续削弱日本的经济竞争力,同时维系日美同盟,美国又推动日美安保体制由“针对苏联型”向“地区安全控制型”转变,继续分担美国的战争负担。在1990年海湾战争期间,日本便不得不支付总额为130亿美元的巨款。结果,不久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经济发展陷入长期持续低迷。平成年代30年,日本的和平衰落一直没能翻过身来。日本GDP规模于2000年下降到美国的50.5%;2010年又下降为35%,并被中国超过,失去了“世界老二”的地位;2019年进一步下降到美国的23.3%。

(三)作为世界格局中重要“一极”的欧盟也出现类似现象

欧共体1992年签订《欧洲联盟条约》后建立起欧盟。然而,28年后世界上经济一体化水平最高的欧盟则出现英国脱欧,欧盟从巅峰状态持续下滑,向心力下降而离心力上升。战后以来,美国通过北约组织和大西洋伙伴关系,与西欧国家建立起同盟关系。冷战后,欧洲一体化进程加快,伴随北约和欧盟东扩,原有东欧国家也纷纷加入其中,欧盟一度拥有28个成员国。同时,作为世界一大力量中心,欧洲也在谋求自身在国际政治、经济、金融领域地位的提升,从而推动了世界多极化发展。从1997年起,欧盟当时15个成员国的GDP总和约为8.8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直到2008年,欧盟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仍为30.4%,居世界第一。法国、德国作为欧洲一体化的牵引车,在国际事务中积极主张多边主义,积极发展同中国的关系。这些令美国颇为不快。如何控制欧洲、日本,是美国全球联盟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导致欧盟由盛到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欧盟国家内部自身的问题,也有来自美国等外部因素。例如,2008年美国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导致2009年欧盟各国经济衰退及欧债危机的爆发。低经济增长率、高失业率、高负债率困扰着欧洲。北约的欧盟成员国在冷战后跟随美国介入多场局部地区战争,造成希腊、意大利等国财政赤字上升。法国、比利时、德国、英国等国,国际恐怖主义袭击频发。欧盟国家最初支持美国的“颜色革命”,结果从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到叙利亚,出现“多米诺骨牌”式的政治动荡或内战,导致难民潮不断冲击欧洲国家。2015年有100万难民涌入欧洲,形成战后以来最严重的难民潮。根据《申根协定》彼此废除边界并实现人员自由往来的国家,开始重新加强边境管理。欧盟内部分歧加大,民粹主义抬头,不信任感上升,2013年表示不信任欧盟的受访者达60%。2012年欧盟GDP在世界的份额降至23%,2020年有可能降至15%。英国脱欧,将进一步削弱欧盟的发展和在全球事务中的地位。

正如法国总统伊曼纽尔·马克龙2019年10月所指出的,“在西方国家内部,美国在面对危机中的多次选择错误,都深深动摇着我们的霸权。注意,这不只是从特朗普政府开始的,早在特朗普之前,美国的其他总统也作出了其他错误选择。例如,克林顿的对华政策、小布什的战争政策、奥巴马的世界金融危机以及量化宽松政策。这些美国领袖的错误政策,全都是动摇西方霸权的根本错误,另一方面,我们却又极大的低估了新兴大国的崛起。”北约作为冷战时期的产物本来已失去存在的必要。法国等欧洲部分国家对美国通过北约控制欧洲深感忧虑,希望建立独立的欧洲防御力量,但这在短期内难以实现。对于21世纪的北约来说,当务之急是如何适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从根本上放弃“暴力多边主义”,首先可以就新冠病毒的防疫展开合作,成为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与可持续安全理念的践行者。

(四)世界战略格局正发生重大变化

1971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谈到未来世界五大力量中心(美、欧、苏、日、中)时,中国只不过是个潜在的力量中心。然而,就是这个处于各大力量中心末位的跟跑者——中国,经过两代人的奋斗,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力量中心,华为的5G技术甚至已经成为世界的领跑者。美国政府以所谓安全为由在全球封杀华为,如同在一个赛道上落后的选手不惜采取犯规动作也要扼杀领跑者一样。苏联、日本、欧盟由盛转衰的根本原因在于内因,而美国的打压及误导则是主要外部因素。如今,仍保持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实力地位的美国,与衰落、分裂的欧洲和经济增长乏力的日本相比地位仍在上升,但与中国和新兴国家等多元力量相比则有所下降。美国对世界的控制力趋于减弱,不得不做些局部收缩,但对日本等盟国进一步控制和利用的欲望反而增强。这主要表现为动员北约及亚洲盟国增加军费和基地负担,承担更多海外军事行动。例如,2019年特朗普便要求北约欧洲成员国将国防费增至GDP的2%至4%,要求韩国、日本将驻韩、驻日美军基地分担费用分别提高5倍和4倍。美国加紧联合盟友,主要目的是集中对付崛起的中国,并可能在某些方面得手,通过迟滞中国发展进程,削弱中国壮大势头,维持美国世界“一超”地位。2020年全球防疫过程充分反映出中美两国发展模式的优劣。这也会对未来的世界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二、中美关系与世界格局的前景

对于中国来说,如何避免成为战后再度失败的“世界老二”,打破国际格局演变的原有规律,是真正的战略问题。2019年,美国的GDP为21.4万亿美元,保持世界第一;中国大陆为14.4万亿美元,排名第二;日本约为5万亿美元,世界第三。美、中、日三国GDP规模的比值是4.3∶2.9∶1。据2019年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称,中国目前已是世界科研人员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服务贸易第二大国、使用外资第二大国、对外投资第二大国。与美国、日本相比,中国已摆脱中低收入国家行列,但仍是发展中大国,就人均GDP而言,2019年美国约为6.5万美元,日本约为4万美元,中国首次突破1万美元。美、日、中三国人均GDP比值是6.5∶4∶1。在人均GDP方面要达到美国或日本的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据日本大和综研最新预测,若新冠病毒疫情久拖不绝,2020年日本经济增长率将为-7.6%,欧元区为-7.3%,美国为-6.1%,中国为-1.2%。从总体上看,中美关系与世界格局可能出现以下几种前景。

(一)未来是否会出现中美两极对抗格局

据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估计,中国的GDP将在2030年之前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笔者认为,中美两国未来10年的发展前景,将受到中美两国经济增长与汇率变动等复杂因素,以及“黑天鹅”事件等不可测因素的影响。作为大概率,未来10年至20年,即便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但届时中美两国综合国力仍将存在差距。即便中国能获得经济总量的“世界冠军”,但在军事、金融、科技等其他领域,则未必能与美国并驾齐驱。未来10年至20年,世界格局是演变为“中美两极对立”还是“中美两超与多元力量并存”,仍有不确定性。

 一方面,伴随中国经济规模接近并超过美国,而美国要维护霸主地位,中美两极对抗似乎难以避免。因为中美两国社会制度不同,美国打压“世界老二”的战略本能难以改变,所以美国挑起对华贸易摩擦的实质是美国正不择手段地遏制、削弱中国的发展,并利用中国与周边邻国存在的领土、领海及海洋权益争议,在南海和东海编织反华“包围网”。中美在长期对立中形成实力接近,便容易形成类似美苏两极对抗体制。在美国权力政治与现实主义决策逻辑不变的情况下,一旦中美成为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必将导致两极世界的出现。

另一方面,以下因素也不容忽视。第一,中国模式与苏联模式的根本不同。中国既不称霸也不结盟。2020年3月2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表示: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第二,中美经贸关系与美苏经贸联系不同。中国对外开放40多年,吸引了1000亿美元以上的美国来华直接投资,同时是美国最大的或第二大债权国,苏联则搞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与美脱钩竞争。第三,中国并非世界第二军事强国,尚难以取代俄罗斯军事实力及美俄战略对抗因素对世界军事格局的影响。第四,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影响在增大。美苏两极体制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弱小,而今则不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希望看到出现所谓中美两极格局,迫使它们“选边站”。一些国家既不愿在安全方面得罪美国,也不愿因为丢掉中国市场而影响本国经济。当然,也不能排除个别国家乐于利用中美“两极”相争从中渔利。

如果我们重新翻阅1946年2月22日乔治·凯南从莫斯科发给美国国务院的长篇电报,会惊奇地发现这篇关于对苏遏制冷战政策的献策报告中的一些观点非常有趣。其中首先引述了斯大林1927年对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讲话,指出苏联认为未来将形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中心。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战争,它们还会为干涉社会主义而发动战争。笔者发现,或许正是由于这些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的正确结论在战后没有修改和发展,才被当时的凯南作为针对苏联采取遏制政策的根据。凯南反而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互利的和平共处是完全可能的。”1948年8月1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20/1号文件《美国对苏联的目标》中指出,要改变莫斯科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就要促使苏联接受以下概念:1.平等的主权国家之间完全可能和平共处、相互合作和不企求统治对方。2.冲突未必总是国际生活的主要内容;各民族可以有共同的目标而不必具有完全一致的意识形态。3.根据对等原则,绝不干涉别国内政;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光明磊落。4.国际合作能够并且应该促进双方的利益,即使双方的意识形态并不相同。5.跨越国界的个人之间的交际是需要的,有助于人类进步的,应该受到鼓励。对照70多年后的中美关系,以及中美两国关于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可以看到美国当年的这些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与当前中国的外交主张有若干相同之处。因此,如果美国的当政者能重温上述战后美国外交理论的初心,与中国平等相待,和平共处,互利合作,中美两国就完全可以避免在未来形成类似美苏两极的对抗体制。

(二)中美“两超”竞争合作的“两超多元”格局

这可能是未来20年中美两国的发展态势与理性选择。中国作为经济崛起国,与守成大国美国之间的关系,在经历剧烈竞争的赶超“错肩期”摩擦后,有可能逐步进入相互适应的竞争与合作的新时期。罗马俱乐部创始人之一、挪威学者乔根·兰德斯(Jorgen Randers),于2012年撰写的预测报告《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指出,未来中国的发展速度仍将是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并把未来世界力量的发展前景分为美国、中国,以及中美以外的其他国家。乔根·兰德斯以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为3.5%的增速测算,2052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达到2012年的5倍,相当于届时美国的3.5倍及经合组织(OECD)33个成员国,即发达国家的总和。中国人均GDP将达到5.6万美元,相当于同期美国7.3万美元的3/4。美国经济总量将降到全球的10%,失去昔日超级大国的地位。

从更长远的战略眼光看,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领跑的时期,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大国的群体崛起等世界多元力量,将进一步改变世界格局的面貌。新时代将证明,所谓后起大国以武力挑战守成大国或守成大国以武力遏制崛起大国的“修昔底德陷阱”历史,将难以重演。

其实,早在1916年列宁撰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简称《帝国主义论》,1917年第一版书名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中曾指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后起的帝国主义为争夺殖民地必将通过对原有宗主国的战争,重新分割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据此,列宁准确地预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必然性。列宁认为,“当非洲十分之九的面积已经被占领(到1900年时),全世界已经瓜分完毕的时候,一个垄断地占有殖民地、因而使瓜分世界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特别尖锐起来的时代就不可避免地到来了。”在帝国主义时代,列宁的论点完全正确,那也可以说是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另一种解释,但深刻得多。列宁从时代角度揭示了世界大战爆发的根源,我们同样可以从时代变化角度解释中国和平赶超的历史必然性。

当今时代早已发生根本变化。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广大殖民地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19世纪形成的世界殖民体系彻底瓦解,加之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全球逐步形成两种社会制度并存与多种国家模式竞争的时代新特征。任何大国不可能通过战争夺取殖民地称霸世界。帝国主义的霸权战略思维依然存在,并导致战后以强凌弱的地区局部战争,但并未发生崛起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战争。战后德国、日本都实现了和平崛起,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同样可以实现和平崛起。因此,无论是教条地理解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还是盲目轻信“修昔底德陷阱论”,都是落后时代的。未来的中美两国竞争而非战争,合作而非合霸,有利于形成具有建设性的国际体系,符合中美共同利益。即便在安全领域,反恐、网络安全、生态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共同安全利益,也会驱动双方展开合作。

在未来的世界,只有中美关系稳定,并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才能防止国际格局形成碎片化的多极对立,避免国际秩序失控与局部冲突频发。中东地区已出现这种碎片化的多极对立。这与力量对比无关,而主要表现为国际行为体之间相互交叉对抗甚至冲突的局面——敌人的敌人还是敌人。大国军事对抗加剧,将导致国际裁军、军控和防扩散体系失灵。美国及其盟国扩大绝对军事优势,并对某些中小国家加大军事压力,导致军事安全严重失衡,也可能增加核扩散的风险。例如,朝鲜将拥核而难弃核;伊朗则可能成为跨越核门槛的国家;日本的核物质基础、核技术条件早已具备,拥核主张也可能抬头。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在亚洲部署“中导”,向中国的台湾地区出售军火等,都可能把中美军事对抗因素转嫁出去,形成新的地区对抗因素。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无视《联合国宪章》,对主权国家发动战争,以及利用关税牌、经贸牌,迫使别国就范等做法,也会对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造成破坏并被某些国家效仿,最终导致多极对立格局的形成。国际恐怖组织作为非国家、非政府行为体,也将成为碎片化多极对立世界格局中“隐形的一极”。

(三)多元共存走向多元一体,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事物的结构法则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的结构都是“一分为多”“多合为一”的,任何事物作为一个系统,其结构都是“多元一体”的,国际体系也不例外。如果从太空回望地球,也许才能真正领悟到地球是全人类唯一的共同家园。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地球作为一个人类命运的共同体,本应得到人类的珍爱与呵护!但是,由于各种人为因素,特别是一些国家领导人错误决策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地球原有的多元一体的结构正受到肢解。人类发明制造出的各种高科技武器,把地球表面一块块地摧毁,把人类中的一部分淹没在战火与血泊之中。其目的就是控制地球上的某一块土地或像宇宙之神一样统治地球。这是何其愚蠢!2019年以来,世界发生的生物安全与生态安全危机,给各国政府敲响了警钟: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靠全人类共同维护。

第一,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危机。1918年西班牙曾暴发大流感。100多年后的2020年首季,一场百年未遇的全球传染病新冠病毒(COVID-19)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蔓延,患者人数超过150万人,相当于2003年非典(SARS)患者的180倍以上。一时间,全球进入“大疫情”“大隔离”“大防疫”时代。世界各国政府都把防疫等公共卫生安全,作为最优先的当务之急。疫情无情人有情。当中国武汉疫情蔓延,最需要防疫物资时,世界各国及海外华人华侨、留学生纷纷筹集医用口罩、防护服等大量防疫物资捐赠给中国。“中国加油”“武汉加油”成为许多国家人民的心声新语。日本遇到同样困难时,中国也向日本伸出援手,及时向日方捐赠了核酸检测试剂盒和大量防护口罩等。由于防疫需要,日本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日的原定计划不得不顺延,但在防疫过程中两国人民互施援手,也体现了自古以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的友好传统和精神。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军事同盟则没能为共同应对疫情,相互提供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发挥作用。在防疫方面,特朗普政府也保持着“美国优先”原则,没有再出现2011年“3·11”大地震时日本政府宣扬的所谓的日美“朋友作战”。

第二,全球生态安全与气候变化危机。20世纪,世界的一些科学家、政治家认定工业化人为因素导致了碳排放增加,从而引发了地球气候变暖和极端天气的出现,开始强调全球治理与节能减排的重要性。这固然不错,但国际社会似乎意识到这种努力的实际效果并不大。这是因为,事实上冷战后巡航导弹等精确制导武器被接连不断地应用于局部地区战争,导致大量城镇基础设施和植被遭到“精准破坏”,这种战争碳排放对气候变化的恶劣影响很可能大于同一地理空间工业碳排放五到六倍。战争碳排放与国防碳排放不同,它包括军工碳排放+武器使用碳排放+摧毁基础设施碳排放+战后重建碳排放+身残救助碳排放等。“战争碳排放”至少应包括三层含义:其一,某一国家或国家集团对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在武器、装备、弹药、补给系统的研发、生产、储存、运送、使用全过程所造成的碳排放,以及长期大规模内战造成的碳排放;其二,这种战争行为造成的城乡建筑、基础设施、工矿企业、油气设施、森林草原的破坏,以及人员伤亡救助和战后重建全过程所造成的碳排放;其三,当别国国内或国家之间处于战争状态时,对战争的某一方大量出口武器、装备、弹药所造成的碳排放。可以认为,“战争碳排放”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远比工业碳排放大得多,更应计入参与战争国家的碳排放总量。欧盟是倡导人类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旗手,而北约则是所造成战争碳排放的祸首,两者自相矛盾。21世纪以来出现经济发展对石化能源消耗要受到限制,而战争碳排放及能源消耗则大行其道的极不合理现象。人类应该尽早认识到减少工业碳排放量只是扬汤止沸,而制止战争碳排放才是釜底抽薪。

然而,人类的疯狂必然遭到惩罚。近年来,气候变化速度加剧演变为气候异常,气温上升不断创历史新高。从俄罗斯的暖冬到大阪横遭台风袭击,极端天气已拉响警报。干旱少雨导致美国加州、巴西亚马逊雨林、大火严重破坏了长期形成的自然植被。持续的大火燃烧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碳排放,森林植被原有吸收二氧化碳的功能遭到毁灭。接近南极圈的澳大利亚山火在2019年盛夏足足燃烧了220天。这造成2020年初南极气温异常,上升到20度以上,常年白雪覆盖的冰川和冻土层融化,一些传染病毒也会随之复活,很可能给人类带来新的威胁。如何应对上述危机,迄今北约也好,日美同盟也罢,都没给出任何解决问题的答案。过去,东亚国家一谈及地区安全总习惯地认为欧洲多边安全机制比较健全,东亚也应建立类似的多边安全机制。然而,现实问题是,尽管欧洲有欧安会、北约组织等,但欧洲并未解决好自身地区安全问题,甚至还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不安全因素。最根本的原因之一是,这些多边机制缺乏符合时代变化的新安全观。因此,欧洲没能给世界树立安全的楷模,对全球的影响力下降。2020年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国际安全论坛的主题是“西方的缺失”,这绝非偶然。俄罗斯顶级智库报告也指出,未来20年世界将发生改变的一系列观念包括“如何构建国际关系的原则与形式,如何保障全球主要行为体的安全,以及这一安全概念的内涵。”

东亚地区虽然没有欧洲如此健全的多边安全架构,但由于和平多边主义在东亚地区占据上风,包括日本和朝鲜半岛在内,东亚国家没有卷入暴力多边主义的军事行动,所以在战乱频发的世界并未发生战争与冲突。中国首倡的可持续安全观突破了传统西方国际安全理论的范式,有可能成为指引21世纪全球安全治理的一座灯塔。未来国际安全治理的目标之一应该是恢复地球多元并存、多元一体的本来应有状态,通过树立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理念,使世界主要国家领导人决策的国际安全理论与实践发生具有进步意义的改变。除自卫以外,主权国家之间必须杜绝武力和武力威胁,减少战争碳排放。全球安全治理的重点应放在共同应对跨国传染疾病的蔓延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现实威胁;通过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健全法制,消除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对战争碳排放(不含必要的国防碳排放)加以国际法方面的限制;以联合国为中心在全球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观,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确保世界各国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安全。

三、世界潮流的走向与中日未来的战略选择

未来的世界格局前景将影响中日两国的战略选择;中日两国的战略选择也将影响未来的世界格局。日本在和平宪法下,是和平多边主义的积极参与者,在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同时,日本作为美国的重要盟国,也面临未来滑入暴力多边主义行动的危险。在21世纪20年代,日本做出何种战略选择,将对未来的世界与中日关系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一)世界面临两种多边主义潮流:和平发展还是暴力强权?

早在2004年,在笔者主持的一次研讨会上,中国国防大学教授江凌飞便指出,世界上的多边主义有两大类:一类是服务于对抗的、支配型的多边外交;一类是服务于合作的、协商型多边外交。前者如北约、华约等,后者如上海合作组织、欧盟等。其实,美国从来都是把多边外交与单边外交交替使用的,甚至更多的时候是搞“多边主义”。这种“多边主义”实际是美国推行其“新霸权主义”的合意工具,徒有多边主义的外表,实质上还是为美国单边主义和单极霸权服务的。新华社高级记者钱文荣也指出,“美国推行的单边主义有时候采用多边的形式。”2003年,美国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卡恩发表的《美国式的多边主义》一文称,美国的多边主义就是“在单边主义的铁拳外,套上一层多边主义的丝绒手套”。

冷战后,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较量一直在继续。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战后国际秩序、国际规则受到单边黩武主义的严重冲击。未来单边主义还会横行,但伴随世界多元力量和多边主义的发展,单边主义将难以得逞。不难预料,未来的单边黩武主义很可能演变为各种形式的暴力多边主义。事实上,世界上早已存在两种根本不同的多边主义:一种是和平多边主义,另一种是暴力多边主义。前者有利于形成多元共存、多元一体的国际格局,后者则有导致碎片化多极对立或两极对立的危险。2018年以来,朝鲜重返无核化与伊朗核问题出现反复这两种恰成对照的不同发展趋势有力地说明,双边或多边和平对话有利于促进无核化,而单边或多边军事压力则将促退无核化。

和平多边主义的思想源流可以追溯到1795年康德撰写的《永久和平论》。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帝国主义暴力多边主义导致的,而两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都开启了和平多边主义的努力。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20年成立的国际联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成立的联合国。前者是帝国主义时代由少数大国操控的,但不久便受到后起列强所结成的法西斯集团的冲击,没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者则是在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下形成的最权威国际组织。今年是国联成立100周年、联合国成立75周年。在世界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国际社会从这一视角总结百年历史的经验教训,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迄今,中国倡导并积极参与的国际组织、国际机制都具有和平多边主义性质。例如,联合国、20国集团(G20)、亚太经合组织(APEC)、上海合作组织(SCO)、东亚峰会(EAS)、东盟地区论坛(ARF)、亚欧会议(ASEM)、亚洲合作对话(ACD)、亚信会议(CICA)、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合作、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等多边合作机制。其特点是,通过对话协商、和平合作,促进世界各国互利共赢。例如,2020年3月26日召开的20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视频会议),以及世界卫生组织(WHO)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股潮流也有利于形成多元共存的国际格局。

与其相反,美国主导的军事集团与多国联军则是暴力多边主义的工具。其特点是,军事集团或多国联军仰仗军事优势,入侵或军事打击其他主权国家。在历史上就曾有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帝国主义列强争霸引发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25年后,德意日法西斯军事集团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美苏两大军事集团对立,导致全球冷战局面的出现和代理人战争频发。北约原本是冷战时期针对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的军事同盟,冷战后则成覆盖全球的世界最大军事集团。30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动或介入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等六场高烈度的局部战争,平均每5年一场。除伊拉克战争以外,美国发动的战争大多不是单边黩武,而是动员北约各国部队行动。这种暴力多边主义行为不仅没能确保参与国的可持续安全,反而造成二战后实现经济一体化的欧洲国家,频遭恐怖袭击,债务危机严重,难民潮涌入。这不仅导致英国脱欧,北约也出现裂痕。因此,法国总统马克龙指出,“北约已脑死亡”,欧盟也要反思。特朗普搞“美国优先”,在经贸领域搞单边主义,不断“退群”,脱离和平多边主义,但并未脱离北约或任何一个同盟体系,而是在强化暴力多边主义的整体军事机能。事实说明,暴力多边主义难以形成多元共存与和平共处,而可能促使世界格局走向两极或多极对抗。现阶段,北约的主要对手仍然是俄罗斯,并不愿与中国为敌,但在美国的影响下,2019年首次开始把中国视为“挑战”。日本有些人则似乎对北约与俄罗斯的矛盾不感兴趣,而更愿意看到北约把中国纳入战略应对的视野。

2019年12月4日,在伦敦举行的北约组织成立70周年峰会发表的《伦敦宣言》称,“俄罗斯的侵略行动对欧洲—大西洋安全构成威胁;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仍然是对我们大家的持续威胁。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挑战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我们边界以外的不稳定也助长了非正常移徙。我们面临网络和混合威胁。……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和国际政策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我们需要作为一个联盟共同应对。”

值得注意的是来自日本的某些反应。尽管北约内部有不同声音,但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冈崎研究所”报告称,这次北约峰会的重要成果之一是针对中国的共识。这次北约峰会首次从正面提及中国崛起的威胁问题,认为有必要作为北约的问题加以应对。这是一件大好事,对于日本来说是值得欢迎的进展。该研究所报告进一步指出,中国的问题是太平洋的问题,同时也是欧亚大陆的问题。2019年12月5日金融时报的菲利普·史蒂文斯在该报刊登社论《Crisis,what crisis?the us needs NATO as much as ever》指出,美中竞争仅限于太平洋基本上是错误的判断,北京最重要的方向朝西。“一带一路”横跨俄罗斯,使欧洲接近亚洲,旨在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富有、人口最多的地区、欧亚地区的卓越力量。美国从欧洲撤出将使中国实现最重要的战略野心。“冈崎研究所”报告赞同这种看法并认为今后的世界形势,美中的对立会成为主轴,这其中就有北约可以发挥的作用,美欧日联手的倾向将加强。这对日本来说不是坏事。网络问题等新技术问题、宇宙问题等也在此次北约首脑会谈中被提到,这是恰当的。日本也开始致力于网络、电磁波、宇宙的新领域,如果有机会和北约合作的话,日本可以推进。从日本网民跟帖评论看,支持这种看法的为绝大多数。鼓噪应该建立对中国的包围圈。这些看法绝非所谓“少数右翼势力”的主张,而是安倍对华战略的社会基础。

目前,中日两国虽然都表示坚持多边主义,但实际上安倍晋三首相所说的多边主义与中方倡导的多边主义不尽相同。安倍着眼中国推进的“俯瞰地球仪外交”强调双边、多边外交相结合。在安倍看来,北约军事集团(NATO)和世界贸易组织(WTO)都是多边主义。日本要坚决支持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多边安全体制。早在2006年安倍便提出,如果日美同盟难以应对中国崛起,日本就须联合澳大利亚、印度,共建“日美澳印四国联盟”。近年来,中国继续发展壮大,美国影响力相对下降,印度则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在这种情况下,安倍宣称,“中国投入巨额经费增强军力,试图在东海和南海单方面改变现状,日本在国际上不发挥作用就难以保卫日本及地区安全。”这种主张在日本有较为广泛的社会认同。

于是,安倍2013年再度执政后又开始推进所谓“俯瞰地球仪外交”,在全球范围针对中国构筑有利于日本的国际战略格局。北约现有29个成员国。根据北约组织规定,针对缔约国一国的攻击将被视为对北约所有成员国的攻击,将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权。因此,安倍期待未来日本能与北约形成相互支持的军事遏制力,以“确保日本的安全”,但客观上可能使日本再度卷入暴力多边主义泥潭。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也迫使美国放弃了美韩联合军演而转向请求韩国提供防疫支援,为暴力多边主义的转型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二)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后的战略选择

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早在近100年前推翻帝制、实现共和后便思考过这个问题,当下的中国人更应该思考它。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后绝不搞霸道,而要行新时代的王道。这绝非现代人的发明创造,而是自先秦时期传承至今的中国战略文化决定的。中国较为完整的王道思想体系,产生于2600多年前春秋时代齐国宰相管仲(约公元前723~645年)。中国南北朝时期(公元420~589年)史学家周兴嗣撰写的《千字文》中记载了“桓公匡合,济弱扶倾”。其大意为,春秋时期齐国国君齐桓公在宰相管仲辅佐下,不以武力便赢得其他诸侯国敬重,靠的是扶助弱小和处境困难的小国。这就是行王道。

孙中山继承了中国古代圣贤的王道思想,于1924年便提出,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一等强国后要奉行王道,反对霸道,“济弱扶倾”,这是我们民族的天职。孙中山认为“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讲仁义道德,是由正义公理来感化人;讲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

与此同时,孙中山主张向欧美学习科学技术。他在广州演讲时曾激励中国人:“日本学欧美不过几十年便成为世界列强之一,但中国的人口比日本多十倍,领土比日本大三十倍,富源更比日本多,如果学到日本,就要变成十个列强。到那个时候,中国便可以恢复到头一个地位。但是中国到了头一个地位,是怎样做法呢?中国古时常讲‘济弱扶倾’,中国有了这个好政策,所以强了几千年,安南、缅甸、高丽、暹罗那些小国还能够保持独立。现在欧风东渐,安南便被法国灭了,缅甸便被英国灭了,高丽便被日本灭了。所以,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如果中国不能够担负这个责任,那么中国强盛了,对于世界便有大害,没有大利。中国对于世界究竟要负什么责任呢?现在世界列强所走的道路是灭人国家的;如果中国强盛起来,也要去灭人国家,也去学列强的帝国主义,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们的覆辙。所以我们要先决定一种政策,要济弱扶倾,才是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上的列强要抵抗他。如果全国人民都立定这个志愿,中国民族才可以发达。若是不立定这个志愿,中国民族便没有希望。”孙中山这些富有远见的政治遗言,既有利于中国为推行王道而继续增强综合国力,也有利于当今世界正确理解中国的战略文化和未来发展前景。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孙中山的遗志。孙中山的上述理想正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政府付诸实践。从毛泽东、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一直在领导中国人民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中国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对世界的贡献明显增大。2013年首倡各国共建“一带一路”,通过合作共建,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促进互联互通与世界经济增长,造福人类。截至2019年,中国已同137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97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国将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努力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2018年,与“美国优先”,大搞贸易制裁恰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为扩大开放和进口,在世界上首次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2019年,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国际进口博览会演讲中主张,各国应该坚持人类优先的理念,而不应把一己之利凌驾于人类利益之上。我们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举措,共同把全球市场的蛋糕做大,把全球共享的机制做实,把全球合作的方式做活,共同把经济全球化动力搞得越大越好,阻力搞得越小越好。

2020年3月7日,应伊拉克红新月会请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派遣志愿专家团队奔赴巴格达,携带核酸检测试剂盒等医疗用品和设备、中成药等人道救援物资,支援伊拉克防疫。同时,中国还应邀向伊朗、意大利派出医疗队员,运去大量防疫物资和呼吸机等对方急需的医疗器材。中国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刚得到控制,武汉仍在救助大量病患的情况下,就在世界上第一个向境外派遣了防疫救援队。截至同年4月10日,中国向包括欧美国家在内的约130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了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物资。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上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搞霸权。这就是“济弱扶倾”的中国。可以相信,中国实现完全统一和民族伟大复兴后,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必将携手同心,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济弱扶倾”,共同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的可持续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三)日本面临的历史性战略选择

早在近1300年前日本的奈良时代,圣武天皇(701~756年)便酷爱中国唐朝文化,开启了古代日本同中国“山川异域,日月同天”的友好交流史。“天下泰平、国家安全”的中国古代安全思想,从唐代开始便传入日本。然而,在近代,日本明治维新后,开始加入帝国主义列强,曾经放弃国际社会刚刚萌芽的和平多边主义,而选择了暴力强权的结盟称霸战略。这是导致中日经历了一段不幸历史的发端。在帝国主义时代,日本为侵占中国东北,于1933年退出国际联盟,并与纳粹德国和意大利结盟,参与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的民族灾难,日本民族也濒临灭亡。这一历史教训极其深刻。

战后以来,日本在和平宪法下走和平发展道路。中日两国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1978年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日本通过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重要贡献。已故大平正芳首相等日本友人的功不可没。战后迄今,日本之所以得以偏安一隅,主要是由于日本在和平宪法下走和平发展道路,没有参与美国主导的地区战争等暴力多边主义行为。在国联成立100周年、联合国成立75周年之际,明智的日本决策者有必要正确地回顾百年历史,立足当前现实,思考未来正确的战略选择。

在21世纪的今天,日本在经济方面视中国为最大发展机遇。大量中国旅游者赴日活跃了日本经济。同样,中日两国发生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重创了两国的旅游业,也充分说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现实。2008年中国发生汶川特大地震,2020年中国武汉暴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日本都伸出援手,赢得中国社会普遍好评。2011年日本发生福岛核事故,中国也赠送三一重工的长臂吊车前往救援,并提供2万吨油料等日本急需物资。2020年3月,在日本新冠肺炎开始蔓延时,中方也表示根据需要向日方提供援助,在自身防疫的关键时期也向日方提供了上百万个防护口罩等防疫物资。未来中日关系发展的潜力巨大,中日和平友好是两国唯一正确选择。

也许不少日本人都会发自内心地庆幸,正是由于有《日本国宪法》,日本才能既维持日美同盟又未被美国卷入针对别国发动的战争。然而,并非日本所有政治家都意识到这一点。安倍首相仍决心在2021年9月任期结束前完成修宪。目前看来其难度增大。关于中日关系,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壮大,是日本能否制定正确的对华战略的关键。21世纪以来,日本始终存在“中国威胁论”。其根源是日本政治右倾化导致右翼势力的对华战略观念抬头,以及在新形势下日本当政者仍错误地认为中国领土钓鱼岛列岛属于日本,企图在中国真正强大起来之前实现日本对这些岛屿的控制及其带来的后续影响。与此同时,“中国机遇论”也在抬头,但尚未形成日本社会和媒体的主流认识。

日本正面临决定国运五大战略选择:第一,是继续在《日本国宪法》下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参与和平的多边主义,还是修改宪法,成为西方“能战国家”的一员,再度加入暴力强权的多边主义?第二,是坚持开放的地区主义与国际协调,还是搞排他经济集团,远交近攻,以中国为竞争对手?第三,是利用中美对立从中渔利,还是促进中美协调而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第四,是从中日两国关系大局和长远利益出发妥善处理两国围绕钓鱼岛归属认知争议和台湾问题,还是重走历史老路或与反对中国大陆的“台独”势力为伍?第五,是囿于冷战思维和传统权力政治、地缘政治的现实主义决策逻辑,同中国搞战略对抗,还是树立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新安全观,与中国合作建立具有建设性的安全关系?这就要看日本政府、国会和国民做出怎样的抉择了。

日本早在明治维新之后的1874年就曾第一次入侵中国台湾地区,1895年又在甲午战争中秘密窃占中国的钓鱼岛,然后通过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对台湾全岛及其所有附属岛屿(含钓鱼岛列岛)进行了50年殖民统治。1924年,面对当时的日本,孙中山曾发出肺腑之言:“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为避免重犯时代错误,这些话放到今天的日本难道不是同样适用吗?日本何去何从的上述战略选择,有可能将关乎未来30年的中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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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5月20日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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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概念变化的视角理解“俄罗斯世界”